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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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的上是朋友?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中都有对朋友的定义。庄子曾今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而亚里士多德则说:“挚友就如异体同心一般。”真正的朋友是以心相交,真诚相待,互相认可,互相欣赏。真朋友是相濡以沫,是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朋友会分享你的喜悦,也能为你挡风雨,分忧愁。

在古代,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友情故事,如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祢衡与孔融的忘年之交、左伯桃与羊角哀的舍命之交等。在这些关于友情故事中,触动最大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生死情谊,感人肺腑,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朋友”二字。

从相识到相知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他俩都出生于官宦世家,相比而言,柳宗元的家世更好,柳氏是河东望族,柳宗元的母亲来自于范阳卢氏,也是豪门望族。

公元793年,朝廷举行了一场科举考试,恰好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榜的进士会举行庆贺活动,亦会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还会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这些活动促使了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相识,并且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

进士及第后,两人各奔前程,这一别就是十年。公元803年,缘分让他们俩同在御史台为官共事,相处的时间长了,了解也更深了,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想要革除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旧弊,进行改革。共同的追求让他俩的友谊更加深厚,正如葛洪所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这位帝王颇具雄心,要进行大胆的革新,而一贯主张改革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受到了重用,大展身手。但是这场革新运动不到半年,便惨淡收场,唐顺宗退位,改革派都被贬官,刘禹锡贬去了朗州,而柳宗元贬了去永州。

在唐代,朗州和永州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可这一贬就是整整十年,期间两人常常互通书信,互相点评对方的诗文,在患难中彼此鼓励,相互扶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峰,写出了不少千古闻名的佳作,如刘禹锡的《秋词》、柳宗元的《江雪》。

公元815年,唐宪宗下诏召刘禹锡和柳宗元回京,他们的人生似乎迎来了转机,看到了希望,两人都十分的激动。柳宗元在北归途中经汨罗江时,写下了这首《汨罗遇风》,诗中写道:“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足见其内心的欣喜,准备一展抱负。

可是回到长安不久,因为刘禹锡在长安玄都观赏桃花时,即兴写的一首诗,惹怒了权贵,他们双双又被贬,只是这次贬去的地方更远,条件更苦。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而刘禹锡贬为播州刺史。

当时的播州十分的穷苦,条件异常的艰苦。柳宗元向朝廷提出了“以柳易播”,愿意以柳州刺史之职来换刘禹锡的播州刺史之职。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在柳宗元诸人帮助下,唐宪宗格外开恩,将刘禹锡从播州改任连州。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同南下,远赴他乡任职,因为他俩有很长一段的路途相同,结伴而行,诗酒相依,互赠诗文,他们之间的情谊比亲兄弟还深。到了衡阳,两人要分别了,各奔东西,临别之际,柳宗元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中写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而刘禹锡在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中写道:“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谁也没有料到衡阳这一别,两人此生再也无法相见。

柳宗元到柳州后,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差,加之心情不佳,身体每况愈下。在柳州的第四个年头,柳宗元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七岁。临死之际,柳宗元嘱咐将其所有的书稿交于刘禹锡。

当刘禹锡听到柳宗元的死讯时,号啕大哭,悲痛万分,其在《祭柳员外文》中写道:“南望桂水,哭我故人”。之后,刘禹锡倾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稿,并编纂成集。

“二十年来万事同”,从最初的相识到相知,刘禹锡和柳宗元同甘苦,共患难,在逆境中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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