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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宗朱祁钰，史上多称为“景泰帝”，是宣宗皇帝的次子。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

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 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 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结，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架 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孙皇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 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成王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成王奉命在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 (即后来的朱见深)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张太后的受意下成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

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

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 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大臣门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 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 积怨之深。

景泰帝即位之后，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治为之一新，同时在于谦的指挥之下，开始了京城保卫战的准备工 作，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编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

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和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也先率领大批瓦剌骑兵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景泰帝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

景泰帝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 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

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不惜自己变卖家产贿赂也先的亲信们，竟将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景泰帝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 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英宗回归之后，景泰帝派人严加看管，果然如南华苑路55号于谦所说英宗的回归没有影响到景泰帝的帝位。但景泰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英宗的太子朱见浚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

景泰帝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朝臣门不愿公开反对景泰帝，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太子朱见浚被废为沂王，景泰帝的亲子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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