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兵皆罢归家：重建帝业汉代初期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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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为争夺国家统治权而发生的楚汉战争。在经历秦末一系列暴政及秦汉之际战争的影响后，全国经济凋敝，物价腾涌，田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即使贵为皇帝，也备不起一驾由四匹纯一色马拉的车，一些将相大臣只能乘坐牛车。如何恢复生产，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重建帝业，如何巩固帝国，是汉初统治者必须面对、思考、解决的问题；反思历代兴亡，特别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成为汉初君臣确立统治思想、制定国策之出发点。
面对汉初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汉初君臣，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重建、安定社会秩序，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兵皆罢归家，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汉书高帝纪》）。天下初定后，刘邦罢遣军中士卒，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者，免徭役12年，回关东者免徭役6年，以示战争结束，恢复发展生产。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二十等爵之第五级）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对罢遣归家的军吏士卒，政府给予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优待：即依据爵位高低，授予数量不等的田宅；即便是没有爵位的公卒，以及司寇等刑徒，也被授予一定数量的田宅。大批农人出身的兵士复员，成为复苏农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推动力，西汉王朝存在、统治之社会基础因此得以奠定。
西汉时的政局演变复故爵田宅，即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林川泽的人返乡，恢复他们故有的爵位及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高帝纪》），即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民；自占书名数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19页。，使那些不在籍的流亡者在规定的30天内，到县、道官府登记；如不在县、道官府登记，一旦被官府抓获，要受刑罚之苦，藏匿者与之同罪。这些举措使战乱中大量流亡山泽的民众重新回归政府控制下，使得一定数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也使西汉政府实际控制的编户齐民数量增加。
在租税方面，刘邦一度实行十一之税，后又减为十五税一；惠帝时，才把十五税一正式固定下来。在提倡农业生产的同时，汉初君臣又推行抑商：不许商人穿丝、毛织品的衣物，不能乘车骑马，不能携带兵器，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做官，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抑商也是为了重农，鼓励百姓弃末务本。
汉初的这一系列举措，一方面使国家的统治秩序重新得以安定，一方面也使劳动力与土地再结合，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复苏。
汉初君臣论治时，辩士陆贾经常在刘邦面前讲《诗》论《书》，不学无术的高祖很是厌烦，谩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答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陆贾列传》）接着，陆贾引证古今，慷慨陈词一番，说明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邦听后大受启发，命陆贾著书论说秦亡汉兴之原因，以及历代兴亡之道。陆贾就历代兴亡之道写了12篇文论呈送高帝，每奏一篇，刘邦连连称善。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君臣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才能巩固新建立之统治。这样就形成了汉初黄老无为的政治局面。高祖至文景时的与民休息的诸措施，如反对残酷、苛刻之法，政令宽缓，避免苛繁扰民，等等，正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
高帝十二年（前195），刘邦去世，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刘盈时年16岁，生性懦弱；惠帝七年（前188），刘盈去世。刘盈子即位，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吕后四年（前175），吕后废少帝，立刘弘为帝，自己继续执政。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吕后实际执掌着西汉帝国的权力。吕后为人刚毅，但妒忌心强，性格残忍。惠帝去世时，吕后胁迫大臣请封吕台、吕产、吕禄等为将，统兵居皇宫，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氏权由此起，号令一出太后（《史记吕太后本纪》）。汉初，高祖刘邦与功臣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吕后执政时，封诸吕为王为侯，宫廷大权都掌握在诸吕及亲信手中，形成吕氏外戚势力；还赋予吕氏宗亲一定的特权，比如在刑罚减免方面，吕氏宗亲如当受刑及为城旦舂者，可减轻刑罚，耐为鬼薪白粲《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45~146页。按：吕宣王是吕后之父，吕后元年（前187）追封父吕公为吕宣王；内公孙、外公孙是刘氏宗室及外戚之孙；内公孙耳玄孙，即内公耳孙、内公玄孙，耳孙或解说为曾孙。。
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等统领诸军；去世前，又任命吕产为相国。综观吕后执掌朝政的15年，执行的仍是刘邦确立的休养生息、恢复民力的政策，社会生产及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司马迁曾说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
吕后去世后，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刘姓天下处于危殆之中，故有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合对付诸吕之事。汉初是典型的功臣政治：朝廷要职几乎全为功臣列侯担任，郡国守相中功臣列侯也占60％之比重。廖伯源：《试论西汉时期列侯与政治之关系》，见氏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7页。功臣列侯势力强大，自高祖、吕后至文景时，不仅礼遇功臣，重要政事及人事任命，都需听取功臣集团之意见。继萧何、曹参等人后，周勃为太尉，陈平为丞相，是当时功臣列侯集团之代表。针对吕氏专横、擅权之举，周、陈舍弃前嫌，阴相交接，为日后诛灭诸吕奠定基础。功臣集团之所以对诸吕有怨言，是因为吕氏以外家恶而幾危宗庙，乱功臣（《史记吕太后本纪》）。安定刘氏天下为真，但夺权并报受吕氏压制之仇，才是功臣集团的首要目的；刘姓宗室之所以起兵反吕，一则是因血亲关系而捍卫刘姓政权，二则是有觊觎皇位的非分之想。
当诸吕欲为乱时，齐王刘襄发兵西进，欲诛诸吕。此时拥重兵屯守要地的汉将灌婴，与齐王相约，一旦有变，立即合诛诸吕。京师长安，陈平、周勃及朱虚侯刘章（齐王刘襄之弟）等，先用计夺取吕禄兵权，周勃号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汉书高后纪》），霎时军中皆左袒以捍卫刘氏，诸吕残余势力很快就被荡平。
诸吕势力被荡平后，由谁来继承帝位，一时成为焦点。齐王刘襄以诛吕为名而觊觎皇位，其本人是高帝长子刘肥之嫡子，又得到朱虚侯刘章等宗室支持，毫无疑问是皇位继承人的有力人选。高帝子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也是继承帝位的可能人选。在废杀少帝刘弘（据说非惠帝子）、拥立新帝过程中，功臣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废少帝，是担心少帝长大用事而报复功臣；齐王刘襄母家凶恶，一旦拥立齐王，等于重新拥立了诸如吕氏的外戚势力，恐重蹈吕氏覆辙，再次危害到朝廷安危及功臣集团自身利益；淮南王因年少且母家凶恶，不在可选之列；迎立代王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样，经过汉初这场惊心动魄的宫廷喋血，代王刘恒就被百官宗室拥立为新帝，是为文帝。
文、景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在这近四十年间，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看作治世的典型，史称文景之治。
文、景时，重视农业，屡诫各级官员劝课农桑，减轻田租，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文帝二年（前178）、十二年（前168），朝廷宣布将田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前167），朝廷下诏免去本年全部田租；景帝元年（前156），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为避免谷贱伤农的现象，政论家晁错上《论贵粟疏》，向文帝提出入粟拜爵的建议，号令富人（主要是商人）买粟输边，依据运输量之多少授予爵位；他还建议若边塞粮食充足，可以入粟者输于郡县，郡县储藏积粟如已充实，则可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提议的实行，对奖励农业生产、改善农民处境，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文帝时，减轻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40钱；还把丁男为官府服役的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汉书贾捐之传》），即每三年征调一次，减轻负担三分之二。长期减免田租徭赋的政策收效明显：汉初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至文景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农业的恢复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楚汉战争时，有米斛万钱（《汉书高帝纪》）的记载；文帝时，粟谷每石数十钱。商业也活跃起来。文帝十二年，取消过关用传（过关津的信物凭证）之制度，有利于商旅往来与商品流通。在汉初开放私人煮盐、采矿的基础上《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92页。，文帝又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开放属于皇家专有的山林川泽，为解决民众温饱提供一些便利条件，对促进私营盐铁业的发展也大为有益。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规定，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
文帝提倡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史记孝文本纪》）。文帝打算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得知要花费百金后，文帝说：百金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家财产之和。自己继承先帝营造的宫室，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露台呢？结果作罢。每逢荒灾年，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文帝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本人平常穿普通的衣物，宫中的帷帐不施纹绣，为天下做敦朴节俭的榜样。营建霸陵时，文帝力倡节俭，规定随葬品使用陶器，墓室不用奢侈装饰，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临终时，他在遗诏中重申薄葬意愿，并具体规定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但霸陵考古所见与文献记载有异。
文景时，法律制度也有重大变革。文帝废除黥、劓、刖、宫等残酷肉刑，以笞刑代替之；景帝时，又进一步减轻笞刑。文帝时，延续战国以来渐已出现之有期刑的事实邢义田：《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重论秦汉的刑期问题》，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91~214页。，一改秦法中大多数罪人无期刑之制，按罪行情节轻重而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免为庶人。文帝还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认为这一罪名使得臣下不敢直言，皇帝本人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文帝还废除三族（父母、妻子、同产）连坐之罪。这个时期的许多官吏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
汉初近70年的历史，不仅是恢复、发展经济生产的历史，也是削弱王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还是缓和与匈奴、南越关系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地方上的强大势力。故而，刘邦听取娄敬建议，将六国旧族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至长安附近。这样做既是为了充实关中，也是为了加强对其控制，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强之分裂活动基本被控制。汉初的另一割据势力是诸侯王。汉初功臣为王者七人，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诸王的封地，大致相当于汉疆域之半，他们拥兵自重，专制一方，威胁统一与皇权稳固，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从高帝六年（前201）起，刘邦采取断然举措，陆续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唯有长沙王封国僻远，地处汉廷与南越之间，可起到缓冲的作用，故得以延续至文帝时。
刘邦认为秦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同姓王国捍卫中央政权，故在消灭异姓诸王之同时，在其旧土上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同姓王国辖地有35个郡，朝廷直接管辖之地才15郡。为控制诸侯王国，中央政府派遣太傅辅王，重申无朝廷虎符不得发兵。王国可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诸侯王国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仍处于半独立状态。诛诸吕时，同姓诸王立有功劳；有识之士如贾谊者，清醒认识到这种强干弱枝的局面潜藏危机，向文帝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藩。景帝时，晁错又上削藩建议，他说诸侯王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
景帝三年（前154），景帝采纳晁错之策，开始削夺诸王国封地。吴王刘濞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当七国打出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的旗号时，景帝竟听信爰盎（晁错政敌）谗言而诛杀晁错，并以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等为交换条件，希望达到朝廷与七国息兵停战之目的。结果事与愿违，吴王刘濞非但不撤兵，反而声称要夺取帝位。叛军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被梁王所阻，景帝命周亚夫统率汉军东进平叛，三个月内战乱被迅速平定。刘濞为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平定战乱后，景帝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改由听命于中央的内史治民，减损王国机构，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并降低王国官吏的品秩、职权。诸侯王强大难制之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逐渐巩固。
汉初威胁北边安危的是匈奴。高帝七年（前 200），刘邦率众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史称白登之围。脱困后，鉴于国内初定、不宜兴兵之情形，刘邦采用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并开放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文景时期，继续推行和亲政策，厚予馈赠，匈奴却不断侵扰边境，抢掠人口，毁坏庄稼。但大体上汉、匈双方维持着相对和平的局面。高帝十一年（前196），汉廷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命之安抚百越，赵佗接受汉封号而为藩辅。吕后时，汉与南越关系恶化，汉出兵攻南越。南方暑湿而流行疾疫，汉兵不能越南岭。赵佗乘机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地方万余里之大国，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相抗礼。文帝时，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总之，汉初这一阶段，统治政策调整，与民休养生息，故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发展，国家积聚了相当充实的财富。《史记平准书》载：如不遇水旱灾荒之年，百姓家给人足，各地官府仓廪皆满，府库充裕；京师之钱累聚巨万，穿钱之绳朽断而钱散不可胜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而露积于外，以致腐败不可食用。这就为开拓进取之武帝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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