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传: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杜如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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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时度势待价而沽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一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吃曾任隋昌州长史一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支部人才选拔,支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率职,补任为涂阳县尉。
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茶。先是山东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如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宾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准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淦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大原留守,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等向南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一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场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旧唐书·杜如晦传》卷六六)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居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荣、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和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克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巴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军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阔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阔,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阔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阔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阔,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社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已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李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日:“建平文雅,体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二、玄武事变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民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民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24),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尬蹑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诬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良臣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李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元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手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一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已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支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支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询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进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净臣看做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语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厂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大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征)善译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动,封英国公)、卫(指,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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