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的理由是：

其一，翻阅《史记·越世家》《国语·越语下》等正史，其中都记载了吴越两次交战，也都写了勾践失败后到吴国为奴以及后来报仇雪耻之事，但都未提及西施。《史记》中还记载了范蠡的结局：勾践复国后，范蠡“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而行，终不反”;范蠡“出齐……父子孜产……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但是，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国语》《史记》离春秋时代较近，却未记录为越国灭吴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西施，可见传说不是事实。

其二，西施是古代美女的通称，不是实指某人，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屡见不鲜。早于吴越争霸两百年的《管子》中就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其三，所有与西施有关的先秦典籍，都不曾提到“美人计”。到了东汉的《越绝书》中，西施才开始于吴越争霸挂靠，书中说：“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此后，西施作为春秋末年的历史人物，开始出现于民间传说。而《越绝书》是一部连作者都无法确定的作品，其内容多采传闻异说，所以此书的资料不太可靠。

其四，关于《越绝书》的作者，最常见的说法是东汉的袁康、吴平等人。与袁康同时代的赵晔在《吴越春秋》中完善了《越绝书》中文种献西施给吴王的故事，使整个美人计更加完整。后代人根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大加宣扬，对如今我们熟知的西施故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一些地方志如《吴地志》《姑苏志》《会稽志》等，对西施传说亦作了种种杜撰，更增添了西施这位古代美女存在的可信度。

让人疑惑的是，如果离春秋时代较近的《国语》《史记》都没有记载西施，五百年后的袁康、赵晔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其五，否认西施存在者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一到国家败亡，就会找一名女子来当替罪羊，夏桀有妹喜，商纣有妲己，周幽有褒姒，不一而足。因此，吴越争霸中的美人计，也不过是“红颜祸水亡国论”的变种，是封建社会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惯用伎俩，西施则是为这种观念特意杜撰出来的一个文学人物。

唐代诗人罗隐在《西施》一绝中说得中肯：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综合以上各种证据，一部分人认为并无西施此人，也并无美人计其事。

还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施是存在的，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

其一，《管子》一书，并非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之作，而是由后人不断补充完成的，因此，用它来论证西施有无不足为据。而战国时期的《墨子》《孟子》《庄子》都曾对西施的“美”交口称誉，西汉初年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苑》、刘安的《淮南子》更是言之凿凿。因此，西施确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

其二，施行美人计或者误中美人计，都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因此，西施之事不见于正史，是因为吴、越两国史家讳言。秉笔严谨的司马迁因无正史所依，故未将西施纳入《史记》，不足为奇。然而这富于传奇色彩的人和事，必然在吴越地区广为流传。此事首先由籍贯吴越的作家袁康、赵晔分别披露，正是其存在的证据。

其三，浙江绍兴曾出土两面汉代制作的吴越人物画像铜镜，画像内容题款有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二女。画中吴王怒视伍子胥，伍子胥则慷慨拔剑作自刎之态，越王与范蠡窃窃私语，暗自得意，那宽袖长裙、亭亭玉立、风姿绰约的二女，当然就是西施和联同进献的美女郑旦了。况且，为西施教习歌舞的土城山遗址尚在，供西施居住游览的姑苏台、馆娃宫、西施洞、玩月池等遗址尚存，由此可证明西施其人其事真实存在。

历史争论往往是因为有证据却又不是铁证，所以公婆都有理。但根据双方的辩论，显然，西施不存在的可信度更高，因为故事和遗迹都是可以杜撰的。然而，我们更愿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心系国家的绝世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