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第十九章 论南宋“名公”的审判精神――读《名公书判清明集》有的相关内容：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建设的封建王朝，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非常详密的法律，体现出“自立一王之法”的鲜明特征。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又制定了严密的程序法

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制建设的封建王朝，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制定了非常详密的法律，体现出“自立 一王之法”的鲜明特征。为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又制定了严密的程序法。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详备的审判程序和严格的监督机制；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务 限”、诉讼“时效”、诉状的书写、书证的作用、审判“时限”、官给“断由”等规定，都是以前少有的。但是宋代的民事审判程序并不严格，也没有刑事审判中的 约束机制，反而深受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尤其到南宋后期理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之后，儒家德教思想在民事审判中的支配 作用更为突出，致使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愈来愈大。现存《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大量判例，集中的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本文拟通过对南宋“名公”在民事案件审 判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分析，展示出他们的审判精神。 一、“宁人息讼”的审判原则

在中国以宗族为本位的封建社会里， 一家一神鸣公主的无邪户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父子兄弟、亲邻戚朋的和睦共处，是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宋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刺激了人们对财利的追求， 冲击了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追财夺利，好利忘义，喜争好讼之风，严重的破坏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儒学的生存与发展，宋 儒提出了“天理”说。用这一理论附会儒家的伦理纲常，使之成为“天理”的体现；为了维护儒家的纲常礼教，把一切违犯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和行为斥之为“人 欲”。并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从而加强了儒家伦理纲常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宋儒提出“去人欲”的目的是要继续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和 稳定社会秩序。而社会现实中的好利忘义，喜争好讼，既伤害了儒家一直倡导的教化，又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也是与封建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为了美教化、 厚风俗，南宋名公把“宁人息讼”作为他们审理民事争讼中的指导原则。

名公们为“宁人息讼”，对兴讼之弊发表了不少议论，尤其对因小利 而兴讼的利弊谈论最多。真德秀说：“兄弟宗族恩义至重，不可以小利致争，乡党邻里缓急相须，不可以小忿兴讼。喜争斗者，杀身之本；乐词讼者，破家之基。” 黄干认为，只有“父子轻于相弃，夫妇轻于相离，兄弟轻于相讼”，才能安定团结，和睦相处，否则将会造成“转徙饥饿，不安其生”的后果。胡石壁对兴讼之弊论 述最为精辟，他说：“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奸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 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名公们如此深刻地剖析兴讼之弊，目的在于让人止争息讼，以厚风俗。

名公们为了“宁人 息讼”，特别强调法官在审理词讼时，必须“公其是非，正其曲直”，如果“不审其理之是非，不察其情之曲直”，不但不会息讼，而且会造成竞讼纷起，天无宁 日。在名公们看来，一个优秀的审判官，并非是在审理民事争讼中如何严格地适用法律，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能够用伦理纲常对当事人进行息讼教育。他们是这样认 识的，也是这样做了。蔡久轩（蔡杭）曾经表白说：“本职以明刑弼教为先，名分尤所当急。”真德秀（真西山）也说：“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淳晓之。” 胡石壁（胡颖）说的更明确、更具体，他说：“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为了对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 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任恤。”所以他说自己是“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名公们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的说教，亦是为实现“宁人息讼”这个根本原则的。

二、调判结合的审判方式

南宋名公们在对民事争讼案件的审理中，从“宁人息讼”的原则出发，采用了调解与判决相结合的审判方法。为了对诉讼当事人“教之以人伦，以感发其天理”，收“美教化”之功，名公们确实非常重视调解的作用，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各持己见，调解无效时，才采用判决的形式。

从名公们众多书判中可以看出，调解亦分两种，一是官府直接进行调解，二是责成亲邻劝和。无论哪一种调解，也都是为了“宁人息讼”。

（一）官府调解

官府调解的诉讼案件，多是一方违法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果依法判决，并不一定能收到和亲睦族，宁人息讼的效果。这类案件多由司法官亲自晓之利害，多 方劝导解决。真德秀讲：“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这说明官府调解争讼，既符合美教化的原则，也是颇有成效的。如刘 克庄在审理谢迪女悔婚诉讼案时，“若据条法，止得还亲”，但刘克庄没有“以文法相绳”，而是采取多方劝导。一方面令悔婚的谢迪父女“推详法意，从长较 议”；另一方面劝导刘颖母子，“既已兴讼，纵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见”；同时令“乡曲亲戚”进行调和。前后经过六次劝导和“两下从长对定”，终于调解成功， “各给事由”。即发给了调解书。

又如吴千二媒娶吴重五之女为妻。吴千二又以同姓为婚不便，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之子为妻。吴重五知道后， 复夺其女嫁与李三九。致翁七七经县有词。依法吴千二卖阿吴和吴重五夺女再嫁，均属违法，当将阿吴责还翁七七之子。但阿吴再嫁李三九后已怀身孕。对此，刘克 庄没有简单的依法决断，而将翁七七引至当厅，喻之利害，他说：“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之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经刘克庄劝导 后，翁七七“欣然退归，听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礼”。通过调解，圆满的结束了这起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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