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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两节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感觉到：中日两国在其发展史上，都不约而同地缺失了一种东西，或者说一个过程，这就是思想启蒙和思想成熟。

我们先讲中国人喜欢革命。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革命？著名学者邱震海先生把它归结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精英存在着一种集体的茫然、焦虑和骚动。近代史上几次变法图强的失败，使一些怀有救国救民抱负的知识分子感到富强之路的艰难。他们把改良的失败归结于守旧势力的强大，认为旧势力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唯有革命，改朝换代，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就把这种想法付诸于以推翻现有统治为目的的暴力革命，不愿意静下心来去做引导、教育民众，开官智、开民智的事情。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45年抗战结束后，如果国共两党能彼此多一点宽容，能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历史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仅从各自党派利益出发，那么，中国可能会避免一次骨肉自相残杀，历史也许会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其实，在这种茫然当中，在这种都自认为代表民族最高利益的认识下，在蒋介石先生那种“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情结中，双方很难携起手来。这种设想，只能是后人的遗憾和不解。

重要的是，当我们民族整体已走向富强时，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并没有呈现出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成熟与思索精神。2013年底，我应邀出席由某报刊组织的高层论坛。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些专家学者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及所处的国际环境提出的各种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时听到诸如“合理的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应强力介入国际事务，什么叫不干涉别国内政，该干涉的就要干涉！”这类的声音。听到这里，我不禁为我们的知识界感到担忧：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华民族在崛起，中国在强大，我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思想精英们是不是也应走向成熟？我们思考问题的方位角度是不是更全面一点，更高一点？我们是否更应该汲取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我们是否应该和这个世界走得更近些？

中国太需要一次全民族的思想启蒙和思想成熟了。

诚然，我们有过辉煌的文明。但须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观，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经建立起一种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它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洋务运动中我们追求了物质层面的变革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虽然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其三十年的努力给我们留下的物质基础无疑宣告了中国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开端。但洋务运动没有在思想领域提出任何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理念。

戊戌变法，匆匆一过，虽然在文化教育领域提出一系列变革主张，但只是形式的改变，何况根本没有得到实行。

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你方唱罢他登场，根本不可能出现全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开始，我们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家文化全盘否定。传统的东西被扔掉了，引进的东西又没能真正融会贯通。于是，全民族的思想进入到一个盲点。

以后的年代里，我们极力以“无产阶级道德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武装全国人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极力地追寻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源，以求重建我们新的道德理念与标准。直到近几年，我们才逐渐明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每一个公民所追求并遵循的核心价值目标。

日本也是同样。明治维新使日本完成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但却没有完成思想的现代化，甚至使其走入了误区；在引入“文明”、建立“文明”、推广“文明”的理念下，将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这一点，我们在上节对福泽谕吉思想分析当中已经论及。爱国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最后滑向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有时，真理多向前一步，就走向了反面。

这种思想的不成熟，首先表现在两个民族都不愿意反思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待历史更愿意歌颂：泱泱大国，千年文明，四大发明，举世瞩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我们对待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坎坷、挫折，甚至是错误，缺少集体的、全民性的反思。以对待近代史而言，过去，我们总是肤浅地沉浸在歌颂与批判之中。歌颂以林则徐、邓世昌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批判慈禧、李鸿章的卖国求荣。却不知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失败的原因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的强大，一种蔑视对手、仇恨对手、抚摸伤疤、急于复仇的狭隘民族情绪在一些人中悄然而起，并且经常影响着大众情绪。再以“文革”为例，为什么会出现“文革”？“文革”中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人性堕落，荒诞不经的现象？难道只是因为主要领导人犯了错误？只是因为被所谓“四人帮”反党集团利用？在分析上述原因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有一份责任呢？

希德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要负责，纳粹党要负责，德意志民族也要负责。因为希特勒和纳粹党人是德国人民用双手把他们抬上去的。在希特勒发动的侵略战争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在为这场战争尽力。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日本天皇有罪，东条英机有罪，冈村宁次有罪。但参与战争的那些日本青年，那些为孩子安心打仗而在国内承担起繁重劳动以支持战争的老人，还有那些甘愿以自己的肉体来鼓舞杀人士兵士气的妇女，难道不该为这场战争承担点责任吗？

德国人对自己作了反思，虽然这种反思在民间还不能说是十分彻底，但还是得到了全世界赞扬。勃兰特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人没有进行这种反思。同样是在那次高层论坛上，当讨论到钓鱼岛中日争端时，日本驻华官员极力为日本的挑衅行为及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辩护。面对这一情景，一位中国学者当场指出，这位日本官员的态度是当今日本的典型代表，即明摆着已经错了却死不认错，不懂得反思，不愿自我批判。这位中国学者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日本，靖国神社中还摆放着二战中甲级战犯的牌位。每年日本政界领袖甚至首相都去参拜，我们也经常为此发出抗议。其实，这些人的参拜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特别是日本青年去参拜。如果说作为日本的领导人每年去参拜是一种政治错误的话，那么，把给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极大伤害的战犯当做英雄放进靖国神社，则是日本民族的错误。

再看看我们自己。在那个疯狂的盲目崇拜的年代，我们集体迷失了自己。我们把个人甚至民族的命运寄托于某一个人身上，把整个民族至于危险之地，整个民族失去了思想，近乎于疯狂，也由此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回首看看那段历史吧，我们有多少教师不堪自己学生的批斗、侮辱而选择了放弃生命；我们上演了多少老舍、傅雷、林昭、张志新式的悲剧；我们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诚然，在那个年代认识到错误，公开反抗不仅需要知识、能力，还需要勇气；但珍惜生命、尊重老师、爱护文化只需要良知，为什么很多人在那时丧失了良知呢？为什么有些人现在也不愿意为当时的行为道歉呢？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一次“集体逃遁”？

写到这里，我要多加一笔。近期，从互联网上看到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先生，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女士回到他们的母校，公开向“文革”中曾经受到他们伤害的老师、同学道歉，我深深为他们这种反省、勇敢所感动。其实，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深刻反思、勇敢道歉的何止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迫于种种压力和诱惑，众多职业思想家纷纷抛弃了思想，临阵逃脱，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不是思想家的人去孤立地支撑我们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头颅。”（陈少京《张志新蒙难之后》）当我们哀叹商品经济的大潮使我们的社会道德丧失；当我们谴责金钱、权力在侵蚀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是否意识到，“文革”是对我们心灵和人性最大的伤害者和破坏者。试想，逼死自己的老师、伤害自己的同类、破坏民族的文化、摧毁别人心灵的家园可以不受指责，可以不思悔改，那现在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

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际，曾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讲话，他说：“德国人民对于当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仅仅谴责恶魔希特勒是无法解释集中营那种恐怖的。因为，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并非突然产生。思想上的残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纳粹意识形态是人民自愿接受并且予以执行的。”他指出：“记住民族社会主义时代及其罪恶是一种道义责任。”

我们需要一种正确的反思观，需要在一个历史事件和民族创伤中不但看到整体的责任，还要看到个体的责任。

而中日两国由于在其成长历史上都缺少这种对历史的“记住”和深刻反思，从而缺少一次民族思想的启蒙，也就缺少了思想的成熟。一个民族只有不回避自己思想精神的缺点、盲点，才能最后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绝不能仅以物质发展的水平来论，如不能以完成思想启蒙和思想成熟为标志而建立现代文明，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一百二十年里，中日两国曾有过两次血肉相拼，客观地讲，这两场战争都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甲午战争已成为历史，十四年的抗战也成为历史。当前，中日两国都步入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在甲午一百二十年之际，中日两国都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深刻反思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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