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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过古稀的海瑞起 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此时他已闲居16年。本来明代南京的中央机构，自永乐北迁后多为闲秩，而海瑞复出不久，就向万历上疏，“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 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要求在万历之世行洪武酷法治贪，罔顾情势变迁，引得朝议纷纭，万历不得不出来息事宁人。

这事发生在海瑞身上，并不奇怪。这 位以“尸谏”嘉靖闻名的直臣，在隆庆三年(1569年)巡抚应天时，就不识时务地力遏土地兼并，乃至不惜开罪前首辅徐阶，搞得官怨沸腾。官场的评价是海瑞“滞不达政体”，然而作为道德模范“镇雅俗，励颓风”，则“未为无补”。

万历首辅张居正对海瑞的看法亦大抵如此。然而张居正甚至对海瑞“镇雅俗，励颓风”的作用也视而不见，当国十数年，“惮瑞峭直，卒不召”。海瑞赋闲之时，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使得明代俨然有中兴之象。“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的识见与胸襟自然远非辽宁工业大学一卡通以指摘谋进身的言官可比，然则中兴名相为何也容不下道德模范?

分歧在于对待“祖宗之法”的态度上。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但“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而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

张居正作为“儒而有为者”，虽然尊重祖制，但稽古而不泥。他以干济才入主文官系统，“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经济上清查土地，改革税赋，军事上起用戚继光等名将整饬边务，开创“万历新政”。比如改革官僚体制、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制度创新“考成法”就脱胎于朱元璋的“祖宗之法”，化腐朽为神奇， 吏治因之澄清。

海瑞追慕成法，心系民生，但不愿意应时权变，见形施宜。他巡抚应天时虽“锐意兴革”，使得“民赖其利”，但所秉者唯“刚劲之性”，操之过 切，终于半途而废。其实儒学虽然因循守旧，但又强调旧邦新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张居正得“祖宗之法”要旨，因势利导，终能起衰振隳;海瑞执着 “祖宗之法”形相，求治心切，反而难有作为。

对于海瑞的症结，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在给海瑞的信中他说：“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他认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因此，虽然张居正和海瑞都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但一个是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抵牾在所难免。

我们可以从李贽的说法中管窥一斑。李贽是当时有名的异端，其思想取道阳明心学而近禅 宗默观，在他看来，非但朱熹、二程不足论，连孔孟老庄也与常人无异。这样一位狂生如何评价海瑞和张居正呢?李贽认为，海瑞虽清，不过“万年青草”，张居正 却是“宰相之杰”，乃是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看来李贽虽热衷“酷评”，在这个判断上却不失公允。

用现在的眼光看，张居正对于“祖宗之法”的灵活态度，无疑显得比海瑞更“理性”，而海瑞方凿圆枘，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但不应就此忽略张居正和海瑞的共通之处，他们“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张居正和海瑞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边事有俺答、倭寇之患，内则灾害频仍，民生凋敝。

就改善民生、振作国威而言，张居正和海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上下求索”、“以天下 为己任”的优秀传统。“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里侯”，张居正早年即对边备不修忧心忡忡;海瑞以六品户部主事冒死上疏，直斥嘉靖迷信方术，罔顾民生，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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