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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顾燮光两部晚清新学书目初探
顾燮光（1875—1949），近代着名学者，字鼎梅，号崇堪，浙江会稽人。光绪中廪贡生，官度支部主事，任职于财政处、监法处。顾氏常怀期古之志，喜金石之学，着有《古志新目初编》、《古志汇目》、《两浙金石别录》等书。顾氏生逢晚清“西学东渐”之世，时人多谈西学，其两部新学书目《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即此而作。
《增版东西学书录》成书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乃增补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之作，体例依仍其旧。阅两年后，顾氏又新见西学之书千余种，踵其前书而成《译书经眼录》八卷。两书于编纂体例、类目设置方面创见颇多，尤以所编书籍提要价值最大。一中国古典目录学在编纂结构上形成了名目、序言、提要三项基本内容。[1]顾氏两书于此各有特点。
名目项是目录书基本项目，它通常包括书名、卷数、版本、作者等内容，反映书籍之外部特征。顾氏两书于书名下皆标明卷数、版本、册数、作者，着录完备。古典目录特于作者项区分为编、撰、注、辑等。如《郡斋读书志》于《莱公勋烈》条下曰：“右皇朝寇宗奭编”《三礼义宗》条下曰：“右梁崔灵恩撰”《唐月令》条下曰：“右唐明皇帝删定，李林甫等注”又如《清朝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于《观古堂汇刻书》条下曰：“叶德辉编”《百将图传》下曰“丁日昌撰”《昭代丛书》条下曰：“沈楙德续辑”等。顾氏两书又据新书特点，于着者外加录译者、述者项。《增版东西学书录》电学第十四《电学》一书下着为：“英脑挨德着，英傅兰雅译，徐建寅述。”声学第十六《光学》下着为：“英田大里、西里门同辑着，美金楷理译，赵元益述。”又《译书经眼录》哲理第十八《社会主义》一书下着为：“日本村井知至着，侯士绾译。”译书虽撰者相同，但因译者、述者才识不同而效果迥别，顾氏增列此项，有益读者甄别。
序言上，沈桐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有《东西学书录总叙》于每一类前皆有小序以辨析学术源流，而徐氏于光绪二十五年所编《东西学书录》一书新学类目不出沈氏范围，故其书每类皆无序言。顾氏沿其体例，亦于此省略。然其辨析学术多在提要之中。
在提要编写方面，顾氏两书特点如下。一是辨析学术源流。《增版东西学书录》对《重学》提要云：“重学分为两科，曰静重学，曰动重学。而其理之最要者有三：曰分力，曰并力，曰重心。为动、静二学之枢纽。盖万物以重心为定，若二力加于一体，令之静，必定于并力线；令之动，必行于并力线。故知分力、并力与重心三端，凡环绕摄动诸力之理，皆由此出。”指出力学源于重学之理。《译书经眼录》在《哲学原理》提要云：“哲学为诸物理中之物理，以研察物质体源为主，与理学之以实验、声色、形质不同，为为心之学。古者其学专恃理想或不免涉于空虚，今则借事物于理学相证，固能互相发明也。故考其源，实与理学、宗教同时并起。而时间、空间之论，即本书所云物、心、神之实体。故纯正哲学其范围极大，而东西洋印度各派遂因之以分矣。”辨析了哲学古今之异及其学术源流。《论理学》提要曰：“论理为推论形式法则之学。其原创于希腊，盖本几何之公理，比较二物而定其三之作用，即西人之名学、辨学类也。其学虽以知觉运动为宗，而归其作用于心，究与心灵学有异。东人名为论理，洵为定名。”追溯了论理学发展源流。
二是指出学术功用。《增版东西学书录》在《地学稽古论》提要云：“以混沌未开之先为极古，既开之后为荒古。动植物生为太古，人类生为近古。欲知地球古事，莫如考究地学，以有层累之可寻。明此学则考土性以便农田，验地脉以识矿产，辨石质以利工程。”指出了地学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译书经眼录》有《欧洲各国比较财政及组织》提要曰：“读是编者，勿惊其收入之宏富，当观其条理之密；勿讶其征敛之苛，当知其分布之公。国计于是觇，预算法于此立，或亦可以为借镜之资乎！”指出该书可以为我所鉴的学术功用。
三是揭示图书主旨。《增补东西学书录》在《物竞论》提要中指出该书据生物进化论，“以验天赋人权之说，以发明强权之理”的宗旨。《译书经眼录》揭示了《社会通铨》的主旨：“是书提纲凡四，列目十四。据天演之例，以考社会之阶级；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其所发明宗法社会，谓由豢扰禽兽，至于种人群制，再进而为耕稼民族，又进而为工贾行社。虽言我国社会事绝少，然多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指出该书主旨在于诠释社会发展变化。
四是评价译着优劣。《增版东西学书录》中《心算教授法》提要云：“是书属单级教授法。单级者，合四种学级之生徒而一，教师课之于一时也。书中按级设题，甚便学者。”指出了该书编选特点。而《知识五门》提要则指出了该书不足：“此书即明五门知觉之理，以显其动变之才能，然尚未详备。”又《译书经眼录》中《微积学》提要曰：“是书与李氏善兰所译之《代微积拾级》一书原本同出一手，然详略迥异，各章俱有增益，末章以微积推重学为推算物理学之要术，为前译所无。盖据英文最新之增订本也。”说明该书优于李书。
五是提示入学门径。《增版东西学书录》有《电学纲目》提要云：“初学宜先读脑挨德之《电学》，复以此书作门径，推究其妙理最为有益。”为读者指明了学习电学的入门书。《译书经眼录》有《地文学问答》提要曰：“迩来地理之书译者日众，惟地文学则阙如。然地文为天然之科学，凡欲研究地质学者，不可不先求诸地文。若空中之水分，陆界之组成，生物之分布，皆地文学之显而易见者。”指出地文学是地质学的基础，学者当从地文而入地质。
可见两书提要的编写揭示了图书学术主旨和用途，起到了指导读者阅读的作用。但顾氏在某些提要中受“西学中源”说影响颇深，如对《教育心理学》提要云：“于心理、神经、感觉、教育各理缕晰言之，以此自修存心养性之功，或亦不无小补。吾儒所谓不动心诸说，彼盖有所窃取也夫。”其将西学强行比附于中学，有待商榷。二
两书在类目设置上，进一步完善了新学书目的分类。晚清学术翻新，“新学”成为当时学人追寻的取向。梁启超便曰：“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2] 故其在《西学书目表》中首先实践，将新学之书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目。然其类目归属失当，姚名达便云：“梁先生明知‘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而又‘强为区别’。乃至并‘农’、‘矿’、‘工’、‘商’等实业亦视为‘政’之一项，未免作茧自缚。”[3] 随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又将新学分十五门，每门下又划分子目。但“理学门”中强纳“心理学”、“伦理学”，而将“财政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家政学”入“政治门”更显唐突。至于将“茶汤书”、“将棋书”、“占筮书”入“美术门”则不在情理之中。
继《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后，顾氏两书进一步完善了对新学书目的分类。《增版东西学书录》共设置31个一级类目，下又分二级子目总计81个。其图书分类如下：《增版东西学书录》的图书分类
史志第一：通史、编年、古史、专史
政记、战记、帝王传、政治、臣民传记
政治法律第二：制度、律例、刑法 学校第三：学校、礼仪
交涉第四：公法、交涉、案牍 兵制第五：陆军、营垒、海军、船舰、枪炮、子药
农政第六：农务、蚕务、树艺、畜牧、农家杂艺 矿务第七：矿学、矿工
工艺第八：工学、塘工河工路工汽机总、杂工、续编、杂艺
商务第九：商学、税则、会例 船政第十：船坞、船制
格致总第第十一： 算学第十二：形学、代数、三角八线、曲线、微积、算器
重学第十三：重学、力学、重学器 电学第十四：
化学第十五：化学、化学器 声学第十六：声学、音学
光学第十七：光学、光学器 气学第十八：气学、水学、火学、热学、器具
天学第十九： 地学第二十：地理学、地志学
全体学第二十一：全体学、心灵学 动植物学第二十二：植物学、动物学、虫学
医学第二十三：内科、外科、药品、方书、卫生学图学第二十四：图算、测绘、画学、画器 理学第二十五：理学、书目 幼学第二十六：幼学、体操学
宗教第二十七 游记第二十八 报章第二十九
议论第三十：通论、论政、论兵 杂着第三十一：杂记、小说、琐录
相比《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顾氏书目分类特点鲜明。一是学科分类更加细化、独立。将《日本书目志》的“生理门”细化为“动植物”、“医学”；将《日本书目志》的“图史门”分立成“史志”、“地学”、“图学”；将《日本书目志》的“理学门”分立成“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理学”。《西学书目表》将“游记”、“报章”、“议论”之书收录到“杂类”，而顾氏书目则将它们分别作为一个学科独立成一级类目。
二是子目的分类趋于合理、简明。如《日本书目志》的“财政学”、“社会学”、“风俗学”、“经济学”、“统计学”、“家政学”等17个类目入“政治门”下，不尽合理。而该书于“政治法律门”下仅列有制度、律例、刑法三目，更加合理、简明。再如《日本书目志》“兵书门”下类目为：马政、航海书、铳猎书、兵书。而该书“兵制”下类目为：陆军、营垒、海军、船舰、枪炮、子药。显然更符合西方近代军事发展的实际。
三是分类尤重实业性学科。《日本书目志》设有“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此五类注重对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培养，需要持久长期熏陶。而《增版东西学书录》中此般类目所占比例非常小，有的退入二级子目，有的没有设置。诸如“农政”、“交涉”、“重学”、“电学”、“声学”、“医学”时效性强的学科则占据了31个类目中的20余个。
再看《译书经眼录》，其一级类目分为22类，二级子目共计74个。
《译书经眼录》的图书分类
史志第一：通史、专史、编年、帝王传记、臣民传记、女史、政记
法政第二：政治、宪法、财政、经济、警察、法制、法学、法律
学校第三：学制、教育、教授、文学、蒙学
交涉第四：公法、交涉
兵制第五：陆军、营垒、船舰海军、枪炮、子药器械、战术
农政第六：农务、树艺、农家杂法 矿物第七：矿学
工艺第八：路工 商务第九：商学、会例
船政第十：航务类 理化第十一：物理、化学
象数第十二：算术、形学、代数、微积 地理学第十三：地文、地志、地图
全体学第十四：全体、心理、生理
博物学第十五：博物、植物、动物、昆虫 卫生学第十六：卫生、方书
测绘第十七：测绘、书学 哲理第十八：哲理、社会、名学
宗教第十九 体操第二十 游记第二十一 报章第二十二
议论第二十三：通论、政论、论学
杂着第二十四：琐录、丛编、政治、科学、探索、儿女、冒险、神话
《译书经眼录》比《增版东西学书录》类目设置上更为精炼。《增版东西学书录》一级类目“史志”下设有“政治”一目，这便与同在一级类目中的“政治法律门”互相重复，故《译书经眼录》将此二级子目在“史志”中去掉。再如《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议论”下设有“论政”、“论兵”，但这两类本可以归入“政治法律”类和“兵政”类下，故《译书经眼录》将之去掉不置。
《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的图书分类虽尚待完善，但毕竟较为全面概括了新学发展门类，为后来新学书目所参考借鉴。陈洙于1909年编纂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一书，其图书分类便未出顾氏两书大概。三
顾氏两书受“西学东渐”之风影响，记录了大量反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并利用书目提要的形式重新评介了晚清以来兴起的诸多新学科和新思想，时代色彩颇浓，学术价值甚大。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对于自然科学技术不甚重视，至近代这种思想依然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之初，许多国人都将之视为蛮夷之技。顾氏打破了国人对自然科学的偏见，介绍了相关理论知识。他认识到自然天体运行的规律。《天文启蒙》提要中论述了地球、月球及太阳所属天穹诸星、恒星等天体的运行规律，并在《谈天》提要中对西方天体学说进行了评价：“西人谈天善求其故，故歌白尼知地球与五星皆绕日，刻白尔知五星与月之道皆为椭圆，奈端又以为皆重学之理由是论定，而中国旧说更觉无谓矣。”[4] 指出了中西对天文学认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文观。地理学方面，介绍了地球表层的构成和功用：“大旨以地球全体均为土石凝结而成，其定质虽为泥、为沙、为灰、为炭，而皆谓之石类，均有逐渐推移之据。观地中生物之形迹，可知当时生长既有水陆湖海之不同，又有冷热凝流之各异。故地层累不明，无从察金石之脉。”[5] 进而又对地理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做了评价：“日本以三岛立国，强起亚东，虽政治之维新，实地理之扼要。英以海水热流灌注而强；日本亦以印度、太平两洋之注射而吸得欧美之文明。此日本地理讲新学者所宜注意者也。”[6] 认为了解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指出了地理科学有利于国家自强独立，可谓真知灼见。
重农轻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思想，顾氏一反传统，将商业看作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产业。在《经济通论》提要中，论及了自然劳动力、资本、货币、汇兑、租赁等经济要素，评论它们“于生财用财之道，生利分利之原，均能阐发精微，研究本末。苟取而法之，与民生国计，亦或不无小补矣。”[7] 还介绍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一些实践方法论。如《欧洲各国比较财政及组织》提要介绍了预算法，《英国度支考》提要介绍了理财法，《国债论》提要指出了国债的意义。这些经济思想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的重农抑商思想，有利于国家实现富强。
三纲五常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基础。随着近代社会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旧有三纲五常思想面临挑战。顾氏肯定了自由平等思想：“皆发明政治上、宗教上、自由真理，而以专制、迷信为社会之公敌。其言侵害他人利益，法律得干涉之，真理以压力而愈助其成。”[8] 但自由并非无界限之绝对自由：“欧学东渐，自由说盛。然所谓自由者，必有限域。我国社会骤闻其说，遽尔昌言，往往不知权界，侵人损己，流于狂恣，则由于未明其说之本源也。”[9] 可见顾氏对自由的理解十分深刻。民主不仅需要人民自由，更需要民众参政议政。顾氏便在《议会政党论》、《美国民政考》、《普通选举法》三书提要中分别评介了建立议会政党、实行三权分立、争取选举权的主张。这些西方近代自由民主学说的引入为国人探索政治发展新途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此外，顾氏还在算学方面，对积分、微分的概念作了解释，介绍了圆锥曲线三种形式。重学方面，论述了物体相吸、力之分合等原理。电学方面，介绍了电性、摩电气、吸铁气、化电气以及发电器的常识。光学方面，讨论了光与影像的关系。气学方面，介绍了气质、流质、定质得热而涨之理，物质涨大之公式。哲学方面，对进化论有了初步的理解，认为它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还应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教育学方面，介绍了有关西方教育的类型、教育历史的沿革。法律方面，强调法律对于维护权利的重要性，指出了法律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意义。
顾氏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开拓了国人视野，增强了民众对新学的理解，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新学的社会文化功用。
晚清以来，“新学”思潮渐成一种文化时尚。以往研究者，多以近代官界、学界名流及一些思想启蒙家之言论、文集为据，然其在近代社会的传播速度、普及程度却颇值玩味。[10] 顾氏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量新学书籍编纂成册，其面对的读者也是一般大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民众对近代新学思潮的认知程度。故两书不仅为研究近代社会和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还为研究近代新文化在近代社会中的传播速度与深度提供了新视角和新素材。
（文章出处：《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1] 周少川：《古籍目录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3]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4] 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卷三天学《谈天》一书提要，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
[5] 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地学类《地学浅释》一书提要。
[6]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五地理学《日本地理志》一书提要，民国十六年上海石印本。
[7]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二政法《经济通论》一书提要。
[8]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六哲理《弥勒约翰自由原理》一书提要。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六哲理《群己权界论》一书提要。
[10] 参见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代前言“晚清西学流行程度的一个视角”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