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溪-徽学兴起亲历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屯溪-徽学兴起亲历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徽学兴起亲历记

徽学之称，早已有之，如“文公为徽学真传”等说法，其所指乃是朱熹开创的新安理学，与当代所称徽学之内涵并不相同，二者显然不是同一概念，不可混为一谈。关于当代徽学的界定与起源，目前学界有多种说法。我个人认为，徽学是以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典籍文献、徽州文物遗存为基本研究资料，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进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当代徽学的缘起，有的学者认为，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许承尧、黄宾虹为代表的学人对徽州文化的关注和所做大量工作，其可视作徽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或预备阶段。的确，黄氏已提出了至少具有近代学术内涵的“徽学”这一概念，值得注意。又有学者认为，徽学是自20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大量面世以来产生的一门新学问。这些说法都有其道理，应认真考虑。不过，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和学问，其正式兴起，恐怕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我是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本科毕业，考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张政烺先生。当年张先生一共招了二名学生，另一位是北大毕业的陈绍棣师兄。那时，历史所只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进毕业生，我是因为考研究生才进历史所的。同年考取历史所研究生的还有王宇信，导师胡厚宣先生；吴泰，导师陈乐素先生；周绍泉，导师杨向奎先生；孟祥才，导师侯外庐先生。大约在1963年底，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周扬有个讲话，精神是要加强和扩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那一年历史所招的研究生在文革前是最多的，进的毕业生也很多。
来到历史所以后，暂住学部大院历史所三号楼办公室内。记得很清楚，在所内只呆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随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下乡搞四清去了。地点在山东省海阳县。一年之后，所里其他老同志返所，而我们这些新考入和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还必须继续留在原地劳动锻炼，直至1966年春天才返回历史所。回所以后，又被派到北京郊区门头沟参加了近两个月的四清工作。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就这样，虽然是以研究生名义进历史所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整个在读期间根本无法学习，连个学习计划都没有订。1967年研究生肄业，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我们这批研究生才正式留在所内。文化大革命期间，学部闹得很厉害，是有名的重灾区。打倒四人帮之后，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1978年前后才开始恢复业务，此时64年来所的同志，即使年轻的也已近不惑之年了。
文革后恢复业务时，历史所曾有一次组室调整。我考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本是学先秦史的，因遭遇文革根本没有学习，这次调整时就从先秦史室调到了明史研究室，但仍然跟随张先生编中国历史文物图谱，我负责清代部分。编历史图谱，接触到部分文书图片，使我对文书档案产生了兴趣。1980年，历史所科研处在所内组织了一个日语学习班，每周学习三次，请的是北大张京先老师，她是我国着名日语专家陈涛先生的爱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水平很高。文革之后，大家学习热情很高，记得日语班首次开学那天，历史所三号楼小礼堂座无虚席，参加者几近百人。这个学习班是初级班，从五十音图学起，接着院里又办了一个高级日语学习班，这些学习班在外语培训方面颇有成效，功不可没。我的日语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习的。
改革开放以后，来历史所访问的外国学者多了起来。1982年9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鹤见尚弘教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历史所研修4个月，因当时我正在学日语，研究室遂派我负责具体接待。鹤见尚弘先生是日本学界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特别是在鱼鳞图册的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业绩卓着。他来所之后，即指名要看鱼鳞图册。当时历史所藏徽州文书尚未整理，只从中检出了4本鱼鳞图册，而鱼鳞图册属于文书档案，不能借出，鹤见先生就在阅览室看，由我负责文书的出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徽州文书。
历史研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主要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中国书店购置来的，而中国书店则是从徽州屯溪古籍书店收购上来的。当时北京地区的徽州文书，多数是经中国书店之手转卖到各收藏单位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店还存有一大批鱼鳞图册，我和当时在历史所图书馆工作的夏其峰同志（原在中国书店工作），还专门几次到中国书店看过这批文书，并从中为历史所选购了几册。后来这批鱼鳞图册据说都转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了。除历史所外，五、六十年代北京购买徽州文书的主要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本院经济研究所等几家。当时历史所具体主管购买图书的是副所长熊德基先生，据说在购买这批文书时，因为历史所是搞古代史的，所以挑了时代靠前的，而经济所则侧重选取了近代方面的文书。如今，历史所已成为徽州文书的最主要收藏单位之一，不仅种类多，而且价值高，特别是其所藏数量颇多的宋元明时代文书，弥足珍贵。
60年代初，这批文书的一些散件曾被初步整理，将其编号并分装于纸袋之中。参加这一工作的是历史所资料室的李济贤、牛继斌、霍适之等同志。其后，所内的刘重日、曹贵林等先生，所外的傅衣凌、韦庆远、叶显恩等先生，在其论着中亦曾分别利用过这批文书的少部分资料。但从整体上来说，80年代以前，这批文书并没有被认真整理、研究与利用，很长时间都是束之高阁的。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其间遭遇到文革的缘故。文革后当我接触到徽州文书之际，不免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历史所还藏有这么多契约文书！既然外国学者这么重视它，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利用呢？
1983年，历史所老专家、着名学者王毓铨先生在明代江南地区经济讨论会上曾说，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往往有这样的做法，为论证某种观点则乱点鸳鸯谱，任意采摘文献，饾饤缀合，而编织成篇。“饾饤缀合”四个字，形象而深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确，回顾以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多有将时间、地点、背景各不相同的一些文献记载片断饾饤缀合，以论证某种观点。这样做似乎在所难免，无可厚非。但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来说，此类做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方面的限制。其后不久，鹤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过同类的话：“我一直痛感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即使是在前近代也有必要进行定量分析，否则将陷于独断，缺乏说服力。但是，实录、政书、地方志所登载的计量史料，与其说正确地反映地方实情，还不如说是由地方官和胥吏们在书房里编造的产物，后者性质更强，竟有将过去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录下来的情况。再加上经常所指出的那样，还有度量衡不统一的问题。因此，无批判地使用这些数字是不允许的。这样，我们所能利用的所谓文献资料，是受到极大限制的。如果想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无论如何有必要从文献史料范围内走出一步，对作为第一次史料的原文书的利用，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二位先生所言大大坚定了我利用文书档案资料研究社会经济史这一方向，使我决心在寻找文书档案方面下一点功夫。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及安徽省博物馆四个单位共同协议，各自将其所藏徽州契约文书整理出版。同年，历史所成立了由刘重日、刘永成、胡一雅、武新立负责的徽州文书整理组，参加的有（依姓氏笔划为序）：孙白桦、李济贤、何墨生、张雪慧、陈柯云、周绍泉、钟遵先、栾成显、曹贵林。不过在80年代初我主要还是在跟张先生搞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尚未完全转到整理徽州文书的工作上来。
1988年，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接着，1990年历史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集亦由该社出版。具体承担该书编辑工作的是周绍泉、李济贤、张雪慧、陈柯云、孙白桦，最后由周绍泉负责全书的加工整理。这是有关徽州契约文书资料的首次出版发行。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负责编选的那一本据说已经成稿，但至今尚未出版；而经济所编选徽州文书的工作实际并未展开。
随后，在当时历史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以前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将历史所收藏的万余件徽州契约文书，做了全面的整理与考订，重新定名编号，从中编选了研究价值高、具有代表性的契约文书散件4000余件，簿册200余册，鱼鳞图册16部，与花山文艺出版社合作，于1991年出版了大型文书档案资料丛书《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当时，图书馆的负责人王钰欣、罗仲辉二位热情很高，多方策划；罗仲辉同志不怕脏累，首先对近万件的文书以时间为序爬梳排列，做了大量先期性工作。随后，王钰欣、周绍泉、罗仲辉、陈柯云和我集中在所内一起工作，全力以赴，连续作战，时而分工编选，时而集中审订，虽然十分紧张，可亦有苦有乐，每忆及此，难以忘怀。此外，历史所图书馆的袁立泽、潘素龙、梁勇和苏向群等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该书首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由王钰欣、周绍泉任主编，栾成显、罗仲辉任副主编，张雪慧、陈柯云等任编委。全书40卷，分“宋元明”和“清民国”上、下两编，各20卷，均为八开精装本，用纸优良，装帧精美。其所编选的资料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和代表性，数量大，价值高。所选文书多为首次发表。该书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其所选各类文书，并非像以前那样只重新抄录、登载其文字资料，而是直接拍摄原件影印制版，电子分色印刷，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幅清晰准确、完整的原文书照片，观此书即可睹其原貌，为研究者利用原文书提供了最大方便。
提起文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自20世纪初敦煌文书被发现以来，它为研究中国历史上那久远而漫长的时代（北凉至宋）提供了文献记载上所没有、价值极高、数量颇多的珍贵资料，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并投身到对它的研究中去。迄今为止，有关敦煌文书的大型资料已出版数十种，洋洋大观，研究论着达数千种，不可胜数，在它的周围集结了世界各国的众多的研究学者。如今，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如果说，敦煌文书为中国历史上北宋至凉这一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那么，徽州文书则为宋至民国这一时代的研究同样可以提供价值极高的史料。即徽州文书与敦煌文书一样，对于其所处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具有同等的历史价值。而且不止于此。敦煌文书现存6万余件，其中可用于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方面的所谓社会文书有1万余件；徽州文书现存30余万件，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文书类文书，其中相当大部分所保存的资料十分完整，所以，若从其遗存数量和保存完整性方面来说，徽州文书是大大超过敦煌文书的。然而，迄今人们对徽州文书的研究和利用则远不如敦煌文书方面，徽州文书的重要价值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出来。究其原因，或由于人们对徽州文书的价值还不太了解；或虽有了解，但困于难以看到徽州文书的原始资料等等。后者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将徽州文书系统地、完整地、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世，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它的原貌，只有先走出这一步，才能创造出利用徽州文书的条件，才能推动徽学的研究和发展。《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编辑与出版，即是将一批珍贵的徽州文书公布于世，使人们了解它的研究价值，为广大学者研究利用它提供方便，以期推动徽学研究的发展。这就是当年编辑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的本意。
该书出版以后，中外学者纷纷购置。仅日本学者很快就买走了10余部。售价万元以上、印刷数百部的大书，如今已近售磬。中外学界对该书的出版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徽学研究史上，乃至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鹤见尚弘先生评论说，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中世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要成就，一件划期性的事件。其意义，可与曾给中国古代史带来飞跃发展的殷墟出土文物和发现敦煌文书新资料相媲美。它一定会给今后的中国中世和近代史研究带来一大转折”。《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河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它在徽学的发展史上是永远值得大书一笔的。
1993年，周绍泉、赵亚光整理的《窦山公家议校注》出版，为学界广泛利用这一重要资料提供了方便。他们对该书的整理下了很大功夫。该书荣获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其后，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出版的基础上，历史所图书馆的王钰欣、罗仲辉、袁立泽、梁勇等同志又继续努力，数度寒暑，将该所收藏的总计14，137件（册）文书分类编目，于2000年出版了《徽州文书类目》一书，并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亦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好评。
除了徽州文书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之外，我和周绍泉、陈柯云等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还连续五、六年多次到徽州各地以及安徽、江苏等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探寻文物古迹，了解风土民情，搜集有关研究资料，所获匪浅。这些有关徽学研究的考察，当年是在经费十分有限、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称不上筚路蓝缕，但亦颇尝艰辛。一次考察，往往要超过一个月以上。
当时，不用说没有从北京直达黄山的列车，就是从合肥出发，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屯溪。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徽州，早晨自合肥启程，坐了一上午火车，来到了芜湖对面的长江北岸。那时安徽境内的长江段，还没有一座跨江大桥，花了一个多小时坐上轮渡过江，才到芜湖。接着又从芜湖坐火车，到达屯溪已是万家灯光了。天下着小雨，在朦胧的夜色中，从火车站走了一大段路来到了新安江畔。白墙黛瓦，山水相映，徽州的古风古韵仍不难寻觅，置身这里，确有一番不同感觉。那情景与感受，终生难忘。
在徽州地区（大体相当于今黄山市），我们基本考察了原徽州所属各县。在屯溪，我们参观了戴震纪念馆、程大位纪念馆，考察了程氏三宅等；在休宁，看到了该县档案馆收藏的鱼鳞图册；在祁门，考察了六都、贞一堂、古戏台；在歙县博物馆查阅过一些族谱；在绩溪访问了有关人士等等。
考察之中，我们访问过当时徽州地区博物馆馆长朱开霖、歙县博物馆馆长胡承恩、绩溪县文化局的余庭光等，探访了徽州文书的由来、流向与收藏情况。余庭光在50年代曾是屯溪古籍书店的负责人，是当年收购与转卖徽州文书的主要当事人，也是1958年《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发表的《歙县发现明代洪武鱼鳞图册》一文的作者。文中称“最近在歙县溪南乡发现了明代‘洪武鱼鳞图册’。这本册子仅残存百余册（原文如此），残破不堪，但却是一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并附有照片。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却下落不明，直到那次访问时仍不明了。当我们问他，当年是如何发现洪武鱼鳞图册的？他回答说，记得在册子上什么地方有“洪武”二个字。不久，90年代初历史所在整理徽州文书的过程中，这本鱼鳞图册被重新发现。将该鱼鳞册与《文物参考资料》上的照片核对，可确认这本鱼鳞册即是余庭光文中所说的洪武鱼鳞册。册中许多叶书口处原刻之“洪武”二字，清晰可辨，这也印证了访问余庭光时他所说的话。该册现存计169叶，由此可知余文中所说“这本册子仅残存百余册”实为“百余叶”，最后一个“册”字当是误排。余庭光还向我们讲述了有关徽州文书由来和流向的其它一些情况。他说，当时徽州地区面世的契约文书非常多，屯溪有个造纸厂，一麻袋一麻袋的文书，被作为造纸原料毁掉了很多，屯溪古籍书店收到的文书和古籍也相当多，我们挑捡出来的契约文书，多被北京方面的中国书店收购走了；而上海方面则看中了古籍和族谱，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走。
在合肥，我们曾多次去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以及安徽省档案局等单位搜集与抄写徽州文书资料，得到黄山书社的赵国华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彭克明二位同志大力协助，永记心间。还曾到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阅读文书资料，受到安师大以张海鹏校长为首的诸位先生及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等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实不敢忘。
我们还访问过安徽省博物馆的石谷风先生。他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徽州为博物馆搜集文书及其它资料。他说，徽州的契约文书在土改时毁掉了一些，但不厉害，最厉害的是在文革期间，黄宾虹等人的画，三个画轴架起来可以烧一顿饭，那时候是各家自己拿出来烧，毁掉无数。文革前黟县有个藏书楼，收藏者当作宝贝，爱之如命，天天守在楼上，不肯离开一步。每次吃饭，儿媳妇把做好的饭菜放在楼下筐里，他自己吊上来吃，就连家人也不得随便上楼窥看。我也想去探个究竟，给了好大面子，只允许上到二楼的楼梯口张望了一下，满屋子古书，其中宋元版本恐怕不在少数。文革后我再去探访，不但主人不在了，整个藏书楼都化为平地。石先生还向我们展示了他收藏的明清时代徽州版画，真可谓精美绝伦，叹为观止。
正是在这些考察之中，有重要的新资料发现。1989年10月，我在安徽省博物馆查阅文书档案时，发现该馆所编有关鱼鳞图册的目录中，有一号题为“万历二十七都五图契约底册四本”，借出一看，实为明代黄册底籍抄本。这是有关一个图（包括几个自然村）的连续四个大造之年（万历十年至四十年）的人口与土地资料，其不仅对于黄册研究，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都是极为难得的文书档案资料。也是这方面资料的首次发现。要对其进行研究，就必须掌握全文。然而，博物馆所藏均属文物，不得复印，只能抄录。这四册黄册底籍连同二册相关文书，共有六册，计约80余万字，将其全部抄录下来，绝非易事。但我还是下了这个决心。次年10月，只身一人来到安徽省博物馆，每天专门抄录这些资料。其间，曾得到当时博物馆的保管部主任丁邦钧、副主任黄秀英及保管部的刘晶泉、郝颜飞等同志的鼎力相助，都来帮我抄写。他们的热情帮助，永生难忘。当时我住在合肥三孝口附近的纺织厅招待所，住处包伙，一日三餐共1元2角钱。每日往返于招待所和博物馆之间，一直干到12月份，终于将那些资料都抄了下来，并且核对了一遍。当我穿着一件毛衣、背着重重的行李回到北京时，已是寒风袭人的冬季了。
在安徽省博物馆抄录的这批资料，实为拙着《明代黄册研究》所用资料的核心部分。此前，1983年我首次发现了明初的黄册抄底。此后，又在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国内外有关单位，尽量搜集有关明代黄册的文书档案，总计达百万字以上。《明代黄册研究》一书即是以利用这些较为系统的黄册文书档案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而写成的。该书出版以后，荣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主任周绍泉，副主任栾成显，成员有张雪慧、陈柯云、阿风。1994至1996年，中心在历史所多次举办了徽学研讨班。参加者还有日本、韩国学者多人，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徽学的影响。以有关徽学的研究成果而言，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中心成员共发表徽学研究论文近百篇，整理资料3种，出版专着1部。其中有两种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四种获所优秀科研成果奖。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初来所参加中心工作的青年学者阿风，已写出10余篇在重要刊物上发表的徽学论文，成绩显着。
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徽学”的名义召开过4次学术讨论会，即1993年在屯溪召开了“全国徽学学术研讨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讨论会”，1994年在屯溪召开了“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5年在屯溪召开了“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8年在绩溪召开了“98国际徽学研讨会”。以98会议为例，来自海内外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来自日本京都大学、京都橘女子大学、大正大学、关西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福冈大学、早稻田大学、韩国高丽大学的学者14位，有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2位，还有来自日本的一位华侨学者等等，中外学者济济一堂，堪称一次国际学术盛会。这4次会议其中有3次是由历史所签头发起组织的。这些会议对徽学研究的发展与交流，对扩大徽学的影响，加速其走向世界，无疑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与笔者长期在一起共同从事徽学研究的周绍泉先生、陈柯云先生都已不幸因病去世。每忆及此，令人怅然！撰写此文，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纪念吧。
最后必须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的兴起，当然是中外徽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所徽学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本稿不是全面阐述徽学兴起的论文，仅是为纪念历史所建所50周年而写的一篇忆文，加之篇幅有限，故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若能得到理解和原谅，十分感谢。
200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