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陈昂父子与《海国闻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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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昂父子与《海国闻见录》


陈昂、陈伦炯父子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军事将领,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对海防事尤为留心,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颇有感受。雍正八年,陈伦炯积父子两世之阅历,撰写了《海国闻见录》。这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地理名着,对后来的海洋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影响颇大。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十分贫乏。《海国闻见录》的问世难能可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此书颇为重视,出版了《海国闻见录》校注,发表了数篇论文。[1] 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陈伦炯的生平事迹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介绍较为简略。对陈昂关注不够,很少研究。本文依据《清实录》、清宫档案、清人文集和地方志等史料,对陈昂、陈伦炯父子的生平事迹进行考察,对《海国闻见录》的特色略作分析。
一、陈昂的生平事迹
陈昂,字英士,福建同安人,世居高浦,顺治年间因迁海令,徙居灌口。他的生卒年未见记载。清代学者方苞在《陈太夫人王氏墓表》中指出:“夫人姓王氏,陈赠公讳健之继室,广东右翼汉军副都统昂之母。……海寇滋蔓,迁滨海居民徙灌口,赠公时年六十余矣,生计一倚长子光。光死,赠公大恸,寻卒。昂年始十有一。……太夫人卒于康熙辛未年,后赠公之卒凡三十一年。”[2] 康熙辛未年即康熙三十年(1691年),此前31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年)。这段记载表明,陈昂之母卒于康熙三十年。陈昂之父卒于顺治十七年,当时陈昂11岁。古人记年皆为虚岁,由此推算,陈昂生于顺治七年(1650年)。
另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陈昂》和道光《厦门志》、民国《同安县志》皆称:“朝廷颁布南洋禁航令,陈昂欲上言,力争之,会疾作,将终,命其子以遗疏进。卒年六十八。”南洋禁航令颁布于康熙五十六年。《清圣祖实录》卷277记载,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原任碣石总兵官陈昂条奏。这是我们目前所见陈昂的最后条奏,而“原任碣石总兵官”的称谓,有可能是陈昂此时已不在人世。由此推算,陈昂生于顺治七年(1650),可能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底。
陈昂11岁时,父兄相继去世,家境贫困。史料记载:“虚室中惟鸡一栅,母子号泣与鸡鸣之声相应,哀动邻里。凶饥寇乱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漉厚者饲子,次及女,自啜水浆,饥不可忍,则更急束要带。”[3] 孤儿寡母艰难度日,陈昂不得不放弃攻读,从事海上贸易。因屡经风险,来往于东西洋,熟知其风潮土俗,地形险易。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抵达厦门,准备攻打台湾。陈昂受到施琅的召见,他的人生道路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江日昇称: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闽视事,即咨会姚启圣修造战船,但未知澎湖情形如何。忽传闻有同守高浦人陈昂,其母在厦,迩日从台来。十三日,琅急召入密室,询问澎、台情节。昂详陈‘郑经已死,长次争立,权臣执政,悍将恃威。自闻大老爷奉旨出京,兵士莫不胆战心寒。’……又画澎地形势呈上。琅曰:‘彼将可湾泊之处,设立炮台,我师岂不艰于停泊收舟宗?’昂曰:‘刘国轩必紧守娘妈宫、东西峙、内外堑诸屿,至于八罩、花屿、猫屿等虽有哨船,亦是无几之兵。大兵一至,彼必自走, 则任我们寄碇收舟宗。’琅曰:‘宜用何风信?’昂曰:‘澎坐东北,当用西南风可去。’琅见昂言语诚恪,颇有经济,遂用为督理坐驾外委把总。”[4]
陈昂的儿子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称:“康熙壬戌(二十一年),圣祖仁皇帝命征澎、台,遣靖海侯施公琅提督诸军,旁求习于海道者。先公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定计候南风以入澎湖。遂藉神策庙算,应时戡定。”[5]
陈昂墓志铭及地方志提出第三种说法。墓志铭称:“康熙癸亥(二十二年),上命闽浙总督姚启圣经略台湾,遣靖海伯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公入见,时制府以水战宜乘上风,公独谓北风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舟宗,不若南风,解散可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6]《厦门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征台湾,闻其名,召与计事,指划南北风信、港澳险夷,了如指掌。置麾下,参密划,定计以南风攻澎湖。”[7]《同安县志》记载:“康熙癸亥,姚公启圣奉命总督闽浙,经略台湾,遣靖海侯施琅统诸军进战,求习于海道者。昂应征入见。制府以水战宜乘上风,昂独谓北风剽劲,非人力可挽,船不得成舟宗,不若南风,解散可按队而进。施意合,遂参机密。”[8]
显而易见,方志是沿袭墓志铭之说。而墓志铭的作者方苞与陈昂并不相识,据他在墓志铭中所说,是因“公之子伦炯介吾友杨君干木请铭”。他所依据的材料很可能是由陈伦炯提供。他们的记载皆为事后追忆,似将清军进征台湾之年与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混为一谈。陈伦炯的生年不详,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记载,伦炯卒于乾隆十六年。[9] 民国《同安县志》记载,伦炯“卒年六十有四。”[10] 以此推算,伦炯当生于康熙二十七年。清朝收复台湾时,他尚未出生。他的《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距清朝收复台湾已近半个世纪,他的记忆似已不太准确,写成了康熙二十一年。
墓志铭、《海国闻见录》和方志的记载,均有不确切之处。如称施琅为靖海伯、靖海侯,称姚启圣为闽浙总督等等。施琅被封为靖海侯系收复台湾以后的事,此前他虽被授以伯的爵位,但并非靖海伯。姚启圣时为福建总督,而非闽浙总督。《同安县志》称:“康熙癸亥(二十二年),姚公启圣奉命总督闽浙,经略台湾,遣靖海侯施琅统诸军进战。”也与史实不符。施琅征台非姚启圣所遣,而是康熙帝授权专征,一人领兵进剿,姚启圣与福建巡抚同心协力,办理粮饷,确保军需。[11]
比较起来,《台湾外记》的记载较为可信。其言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日,施琅抵闽视事,即咨会姚启圣修造战舰。”记载施琅抵闽上任的时间和所做的事,都与施琅本人所言相符。且所记施琅召见陈昂的时间和经过,都十分具体,并载有他们交谈的详细内容。
综上所述,陈昂进见施琅的时间以康熙二十年十月较为合理。当时的情况是: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来厦门探母,立即召见。陈昂向施琅详述:台湾郑经已死,长次争立,权臣执政,悍将恃威。得知清军即将攻台,士卒胆战心惊。且台湾粮食歉收,米价飞涨,灾异频现,讹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范,将所有熕船、战舰一概修整;镇将有眷属者,皆移于安平居住,令其统兵来澎湖防御;其无眷属者,拨守不紧要地方。陈昂又聚米为山,指画澎湖形势,提出:大兵一到,澎湖可取。若得澎湖,则台湾自危。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有郑军设立的炮台,但刘国轩必紧守娘妈宫、东西峙、内外堑诸屿,至于八罩、花屿、猫屿等虽有哨船,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逃走。清军战船可泊于此处。
时福建总督姚启圣主张在冬季乘北风攻打台湾。陈昂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和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轻。澎湖位于东北,应乘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与施琅相合,遂被置于麾下,参与机密,任督理坐驾外委把总。翌年三月初一日,施琅在《密陈专征疏》中提出: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坐浪,攻打台湾。[12] 七月十三日,在《决计进剿疏》中,他再次强调在夏季乘南风进取,风轻浪平,将士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上游,势如破竹,可一鼓而收全胜。[13] 得到清廷的批准。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大军,由铜山启航出征,进军澎湖,陈昂随行。途中,氛雾冥冥,他利用天气的特点,向施琅进言:“此杀气也。将军毋以父兄之仇欲效楚伍员倒行而逆施乎?” [14] 施琅表示决不以私仇而致多伤生命,并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各有伤亡。十七日,施琅将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二十二日,清军与郑军决战,大获全胜。
攻占澎湖后,施琅履行誓言,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被俘官兵予以口粮,放其归台,又向郑氏的亲信人员郑重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15] 不久,郑氏投降,台湾收复。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招访郑氏遗人,前后达五年之久,叙功授职。[16]
三十八年,陈昂任苏州城守营游击,[17] 寻调定海左军,[18] 后任总河督标副将。五十四年四月,擢为广东碣石镇总兵。[19] 五十六年十月任广东右翼副都统。[20] 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陈昂十分重视海防,警惕西方势力。
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南洋华侨与日俱增,清廷十分不安,惟恐出现郑成功第二。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至海外。”[21] “海外有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两处地方。噶喇吧乃红毛国(指荷兰)泊船之处。吕宋乃西洋(指西班牙)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预为措置。”[22] 加之通过与罗马教廷的矛盾冲突,康熙帝体会到西方教会势力的骄横,觉察到西力东渐的潜在威胁。他为国人敲响了警钟,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23]
五十六年四月,陈昂疏言:“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蔓。”[24] 此时因礼仪之争,康熙帝对入华传教士及其天主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清廷采纳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明确宣布:“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25]
随即,陈昂又根据他对日本、暹罗(今泰国)、噶罗巴、吕宋等国的观察,条奏指出:“臣详察海上日本、暹罗、广南、噶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惟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最多,如文莱等数十国尽皆小邦,惟噶罗巴、吕宋最强。噶罗巴为红毛市泊之所。吕宋为西洋市泊之所。而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和荷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祗许轮流贸易。” [26] 这一建议未获批准。史料记载:“碣石镇陈昂疏请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炮,方许进口贸易。部议不行。”[27] 但是,陈昂加强海防的思想受到了两广总督及兵部的重视。五十七年二月,广东广西总督杨琳疏言:“粤东沿海地方,东连福建,西达交趾,南面一路汪洋,诸番罗列,素称险要。请于通省沿海泊船上岸之处,据高临险,相地制宜,修筑炮台城垣,添设汛地,建造营房,分拨官兵,以靖海洋。”兵部议复:“应如所请。”康熙帝批示:“从之。”[28]
在华传教士则对陈昂的奏章十分反感。冯秉正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广东省一位总兵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及我们的宗教活动。”“人们可把他的奏章归纳为两个要点:其一是怀疑到中国经商的欧洲商人;其二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行。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见过这些国家吗?对它们又了解多少呢?在他经商的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察每个国家的情状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某个欧洲海员仅到过广州一次,在港口逗留的两三个月中或许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返回欧洲后却炫耀道:我,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和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能不嗤之以鼻吗?” 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二百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人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而且伴驾出巡,宫中和外省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以前只有杨光先轻率地诬蔑他们,如今的陈昂则以同样的轻率重弹着老调。”[29]
陈昂对中西交往持有疑虑,建议朝廷禁止天主教;洋船入港,先行查取大炮,方许进口贸易。但是他了解沿海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深知海外通商的重要性,主张在加强海防的情况下发展对外贸易。五十六年,清政府颁布南洋禁航令,明确宣布:“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30] 陈昂得知后,感慨地说道:“滨海生民业在番舶,今禁绝之,则土物滞积,生计无聊。”[31]“滨海之民半失作业。”[32] 他欲上疏建言,为民请命,但疾病发作。临终前,命其子以遗疏进。
二、陈伦炯的生平事迹
陈伦炯,字次安,号资斋,陈昂长子,康熙二十七年(1688)生,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又博览群书,尤留心外国情况,由荫生恩赏蓝翎侍卫。长身玉立,须眉整然,见多识广,受到康熙帝的关注,曾召询互市诸国情况,奏对明晰,悉与图籍吻合。六十年四月,擢三等侍卫。
此时,因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激起“众民怨恨”[33],朱一贵举起义旗,率众抗清。旗上书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字样。[34] 起义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台湾府治,占领全岛大部分地区。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为王,建元“永和”,布告天下。康熙帝得知后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颁发谕旨,剿抚兼施。伦炯向康熙帝奏称:“刻日可平。”[35] 并详陈所以易平状,引起康熙帝的重视。六月,南澳总兵蓝廷珍率大军抵达澎湖,与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会师。清军攻打台湾。七月,伦炯被发往福建以参将用。十月,署台湾南路参将。[36] 时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伦炯到任后,严纪律,抚疮痍,恩威并用,整理有方。
雍正元年(1723)七月,伦炯署台湾协副将。十一月,升澎湖协副将。二年,调台湾水师协副将。四年三月,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索琳等人验阅台湾兵马,伦炯率兵于初八日在陆地操练,十九日在水上操练,均受好评。索琳在奏折中赞道:“陆操,则步伍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37] 时浙闽总督高其倬奏称:台湾总兵林亮不能胜任职责,现在浙闽总兵之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雍正帝朱批:“台湾地方又必熟谙水师之员,方始合宜。朕所知者,惟陈伦炯一人。伊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姑暂行委任。”[38] 十月,伦炯升台湾总兵。他洁己率属,以至出现“总镇清廉补破靴”之谣。五年,凤山县发生农民起义,高其倬饬伦炯立即会同研审,究出同党,加紧严缉,逐一捕获,主谋之人,一经审明,即当众正法。伦炯接到来文,立即行动,严厉镇压。将起义首领陈三奇当众处死枭示,林居、黄允、黄万三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裕等人予以监禁。[39] 同年,台湾地区考察军政,伦炯揭报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婪赃,纵兵聚赌,废驰营伍。高其倬据揭题参,林子龙因此被革职究审。
五年十二月,伦炯调任广东高雷廉总兵官。[40] 高州、雷州、廉州,壤接越南,中外贸易活跃。公事之余,伦炯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其国俗,考其图籍,积累了许多世界地理知识。七年十一月,署福建总督印务吏部侍郎史贻直奏称:林子龙从前效力戎行,颇着劳绩,人材壮健,应对明白,陈伦炯所揭各款,似属冤抑,若遽令罢斥,甚为可惜。[41] 雍正帝谕:陈伦炯之举劾颠倒,实与公是公非相左。其受圣祖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朕又深加任用,不思至诚报效,仍复苟且营私,反之于心,何以自问?命史贻直传旨询问,确取口供具奏。林子龙仍留闽省,以参将、副将酌量题补。[42] 伦炯因此被下部议处。寻议降二级调用。仕途受挫,伦炯并未消沉。他回忆父亲的教诲,结合自己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开始着书立说。雍正八年,撰成《海国闻见录》。
九年四月,伦炯署大荆营游击。翌年正月,署福建澎湖协副将。闰五月,调署兴化协副将。六月,调署台湾水师营副将。十二月,雍正帝谕曰:“郝玉麟奏称征剿台番参将李荫樾智勇出众,事事争先。查李荫樾原系记名上等之人。今台湾地方紧要,副将陈伦炯未知胜任与否。李荫樾既着有劳绩,或将伊补授台湾副将,陈伦炯调用内地,是否人地相宜?据实回奏。” 玉麟回奏:“李荫樾才力兼优,惟从前俱在陆路,水师似未谙练。至陈伦炯先任台湾副将,升台湾总兵,该地风土向所熟悉,水师船务亦称谙练,更兼抚驭有方,番民至今感颂。该员自本年任事以来,办理尚属妥协。”[43] 疏入,伦炯得以实授台湾水师协副将。
时清朝水师将领人才难得,伦炯的才能引人注目。十一年,直隶总督李卫奏言:“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涟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询问及臣。臣遵查李涟老成勤谨,历练营务,但系北方之人,未娴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查有陈伦炯世习水师,历任有年,前因台湾要地,不便移动。今思水师总兵原难多得,若闽省欲求一好副将,转移之间谅不至于乏人。”得旨:“台湾要地,陈伦炯何可移动。”[44]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台湾水师将领职位十分重视,对伦炯在台湾的政绩颇为满意,不肯轻意调动。此后,从全局考虑,雍正帝终于决定将伦炯转至江南。十二年,擢伦炯为江南苏松水师总兵。[45]
在苏松,伦炯仔细了解当地情况,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十三年,他提出:“吴淞海口为苏松门户,南北商艘出入骆驿,而各船遇风收泊,舍此更无他处可以寄椗。奈此口并无高山大阜可为了望标准,每逢黑夜,船只停泊外港,猝遇风浪,无所逃避。兹巡洋目击情形,随查勘吴淞港口有炮台两座。北属吴淞,南属川沙。可于各台上设立高竿,悬挂明瓦号灯二盏,以为港口南北标识,使黑夜收风船只望为准绳,以便入口。”[46] 清廷认为此议实于海洋黑夜收口船只大有禆益,予以批准。
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伦炯奏称:“闽省动拨江西湖南仓谷三十万石。伏思江西湖南二省从内地至闽必由长江至江南换海舶方可出口海运。臣身任江南水师,闽省又系桑梓之地。请躬亲督运,庶免闽省委员远来守候稽迟。”[47] 得到清廷批准。翌年三月,伦炯圆满完成督运任务,仓谷全数到闽。乾隆帝特颁旨嘉奖,下部议叙。六年(1741)二月,伦炯调任狼山镇总兵。七年十月,伦炯奏巡视江海各汛弁,并拨兵巡查被灾各处。乾隆帝嘉其办理妥协,擢为浙江提督。九年,入觐,赏戴花翎。十二年,因失察兵丁为盗,部议降三级调用。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赏识伦炯的才干,希望他能留闽就近补用。十三年八月,喀尔吉善在奏疏中高度评价伦炯的才能,明确指出:“水师镇将中求其稔悉洋面形势,熟谙岛夷番情者甚难其人。闻原任浙江提督陈伦炯深明舟师事务。臣留心谘访,因伊父陈昂积久贩洋,后为水师将官。伦炯少时亦曾随往日本,由侍卫历任台湾总兵,于外番情形,水师训练,无不熟悉。臣于去年冬巡历漳泉时至厦门接见,看其年逾六旬,精神矍铄,询以洋务,无不洞悉底里,与臣所访无异,洵为水师中难得之员。”因此,喀尔吉善向乾隆帝建议:“伦炯因母老难以远离,呈请终养,再行赴部候补。查闽省海洋甚属紧要,陈伦炯请留闽就近补用。”[48]. 奏入,乾隆帝谕曰:“陈伦炯系降调之员,自应赴部候补。乃请留闽补用。在陈伦炯或以候补无期,有所请托,则喀尔吉善此奏大为不合。傥因陈伦炯熟谙水师,留闽补用,于营伍有益,尚属为人材起见,亦应奏明将伊送部引见,候朕酌量发往委用。”九月,喀尔吉善复奏:“实无请托之事。陈伦炯可否给咨送部引见?”得旨:“既云亲老,着俟之。”[49] 十六年,伦炯去世,终年64岁。
三、《海国闻见录》
《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撰,成书于雍正八年。有清乾隆刻本、昭代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等。全书分上下2卷。上卷“记”8篇,题为“天下沿海形势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记”和“南澳气记”。下卷图6幅,题为“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和“琼州图”。
关于这部书的撰着经过,陈伦炯在自序中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首先,他评价了其父陈昂的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指出:“先公少孤贫,废书学贾,往来外洋,见老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叩以形势则茫然。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先公所至,必察其面势,辨其风潮,有非学力所能造者。”接着,他述说了其父对自己的教诲及影响,指出:“伦炯自为童子时,先公于岛沙隩阻盗贼出没之地,辄谆谆然告之。”随后,他谈到了自己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少长,从先公宦浙,闻日本风景佳胜,且欲周谘明季扰乱闽、浙、江南情实。庚寅夏,亲游其地。及移镇高、雷、廉,壤接交址,日见西洋诸部估客,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合诸先帝所图示指画,毫发不爽。乃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50] 由此可见,《海国闻见录》一书虽名为陈伦炯一人所撰,但其父陈昂的航海经历和海洋知识对他着书有很大帮助。他自幼受父亲的教诲,熟悉海道形势,留心外国情况,重视海防。康熙四十九年亲赴日本考察。雍正年间任职于广东沿海,又向外国商人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努力了解外部世界。《海国闻见录》一书积陈昂、陈伦炯父子两代人的航海经历和调查研究而成,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以生平闻见着为此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51]
在自序中,陈伦炯还说明了着书的目的:“盖所以志圣祖仁皇帝暨先公之教于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海国闻见录》全书的内容,就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海岸地理和世界地理着作,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多方面的问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52]
《海国闻见录》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色鲜明。首先,由于陈昂、陈伦炯父子是着名的水师将领,长期任职于滨海之地,对海防事尤为留心,因此,该书详于军事,注重海防。如在“天下沿海形势录”中,伦炯着重强调了东南地区的海防事宜。明确指出:江浙地区,“唯乍浦一处,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剑山,外则汪洋。言海防者当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马迹为界,山北属江,山南属浙。而陈钱外在东北,俗呼尽山。山大澳广,可泊舟百余艘。山产水仙,海产淡菜(蚌属)、海盐(小鱼),贼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师更当加意于此”。伦炯还分析福建沿海形势,认为“闽安虽为闽省水口咽喉,海坛实为闽省右翼之扼要”。金门为泉州之下臂,厦门为漳州之咽喉。“泉、漳之东,外有澎湖,岛三十有六,而要在妈宫、西屿、头二港,八罩四澳,北风可以泊舟,若南风不但有山有屿可以寄泊,而平风静浪,黑沟白洋,皆可暂寄,以俟潮流。” 伦炯又论述广东海防形势,指出:“广省左捍虎门,右扼香山;而香山虽外护顺德、新会,实为省会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盗,内河缉贼,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门,外防番舶,与虎门为犄角,有心者岂可泛视哉。”[53]
该书的又一特色是开眼看世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多局限于中国周边的邻国。明清之际,随着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来华,世界地图和世界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但是,新知识的传播十分有限。总体来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贫乏,对欧洲各国的发展变化几乎一无所知。陈昂、陈伦炯父子长期任职于海疆,对域外世界了解较多,对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颇有感受。前已述及,早在康熙末年,陈昂就曾疏言:“臣详察海上日本、暹罗、广南、噶罗巴、吕宋诸国形势,东海惟日本为大,其次则琉球。西则暹罗为最。东南番族最多,如文莱等数十国尽皆小邦,惟噶罗巴、吕宋最强。噶罗巴为红毛市泊之所。吕宋为西洋市泊之所。而红毛一种,奸宄莫测。其中有英圭黎、干丝蜡和荷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敕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 [54] 《海国闻见录》中,陈伦炯不仅论述了中国周边的邻国及亚洲,而且论述了非洲和欧洲,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国的地理情况,记载了他们的殖民扩张活动。指出:非洲“沿海亦有通舟楫贸易者,各国以争斗攘掠为事。所掠人口,活者俟红毛经过,售买为奴”。[55] “葡萄牙者,澳门之祖家也。……是班牙(西班牙)者,吕宋之祖家也。……荷兰者,噶喇吧之祖家也。”[56]“戈什塔东之沿海,地名有三:曰网礁腊,系英机黎(英国)埔头;曰房低者里,系佛兰西(法国)埔头;曰呢颜八达,系荷兰埔头。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曰网买,皆英机黎埔头,其地俱系红毛置买所建也。”[57] 噶喇巴“原系无来由地方,为红毛荷兰所据”。“荷兰建城池,分埔头。中国人在彼经商耕种者甚多。年给丁票银五六金,方许居住”。[58] 书中还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比较,认为欧洲人“身长而心细巧,凡制作皆坚致巧思。精于火炮,究勘天文地理”。[59]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60]
陈昂、陈伦炯父子的奏疏和着述,表明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对欧洲殖民势力东渐的警惕。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海疆尚属平静。国门外,殖民狂潮波涛汹涌,国门内,人们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陈昂父子觉察到西力东渐的威胁,致力于加强海防的事业,可以说是具有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的。正如史书所言:“时互市诸国奉约束惟谨,独昂、伦炯父子有远虑,忧之最早。”[61]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思想的束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海国闻见录》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入华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汤若望的《坤舆图》中,已经明确指出世界有五大洲。但《海国闻见录》中的外国地理部分,只有东半球。书中的附图,基本上仍属于示意图,不够精确。书中的叙述也有失实之处和迷信传说。《四库全书总目》也曾指出:“所记七州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番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62] 尽管如此,《海国闻见录》的历史价值仍然值得肯定。它是18世纪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珍贵文献,对此后我国的海洋地理、世界地理研究影响颇大。鸦片战争以后出版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书,都参考引用过《海国闻见录》。
(文章出处:《清史论丛》2012年号)



[1] 参见:(清)陈伦炯撰,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陈代光:《陈伦炯与〈海国闻见录〉》,载《地理研究》1985年第4期;邱敏:《〈海国闻见录〉与〈海录〉述评》,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陈超逯:《试评〈海国闻见录〉》,载《东南亚》1988年第1期。
[2] 方苞:《方苞集》上册,第390——3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方苞:《方苞集》上册,第3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9——320页。
[5]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73,《陈昂》。
[7]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列传》上。
[8]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9]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10]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11] 《清圣祖实录》卷102,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905页。
[12] 施琅:《靖海纪事》,第5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 施琅:《靖海纪事》,第63——6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林学增:民国《同安县志》卷30,《人物录》,《武功》。
[15]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05页。
[16]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7] 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11,第22页。势力社力可挽,应乘南风进取,与施琅意合,遂被置于麾下,参与机密。
[18]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第12页。
[19]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丙子。
[20] 《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丁未。
[21]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22]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23] 《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24] 《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25] 《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戊戌。
[26]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丁亥。
[27] 《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294页。
[28]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庚寅。
[29]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集,冯秉正神父的信,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98、205页。
[30]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31]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
[32]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73,《陈昂》。
[33] 《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朱一贵谋反残件》。
[34] 《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朱一贵供词》。
[35]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12。
[3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37] 《朱批谕旨》卷42,《四库全书》本,第418册,第251页。
[38] 《朱批谕旨》卷176之5,《四库全书》本,第423册,第741页。
[39] 《朱批谕旨》卷176之7,《四库全书》本,第423册,第784——785页。
[40]《清世宗实录》卷64,雍正五年十二月庚寅。
[41] 《朱批谕旨》卷207上,《四库全书》本,第424册,第598页。《清世宗实录》卷88,雍正七年十一月丁酉。
[42]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88,《四库全书》本,第415册,第377——378页。
[43]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4]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另,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11,第40页记载:“伦炯十三年任镇守苏州水师总兵官。”很可能《江南通志》的记载,是伦炯到任的时间。
[46]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7]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8]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49]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4,《陈伦炯》。
[50]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1]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4——635页。
[52]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4——635页。
[53]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天下沿海形势录》。
[54] 《清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丁亥。
[55]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56]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57]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小西洋记》。
[58]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
[59]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大西洋记》。
[60] 《四库全书》史部11,地理类10,《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
[61] 《清史稿》卷284,《列传》71,《陈伦炯》。
[62] 《四库全书总目》卷72,《史部》,《地理类存目》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