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实用追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嘉靖帝-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实用追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晚明经世类书编纂的实用追求

一、引言
从中明开始，具进士头衔的士大夫在处理政务之余，搜集、整理他们认为对处世或治世有用的资料，命以“经济”、“经世”之名，刊刻出版；到了嘉、万时期，在科举路上奋斗、欲跻身官场的士子中，也有从事类似事情者。编纂成的书，多以类书形式，包含的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加之成果数量可观，渐而演成了一股风潮，被后世研究者称为一种时代的新发明。[1]
这些书的编者背景各异，对编纂事情及编成的着作，期许也不同。除了与书名所示一致，确实关係经邦济世的一类外，託名经济却行应对科考之实的一类，所占份额也不少；此外，尚有用意模糊，以致面貌也模棱于关注当世和服务应试两者之间的一类。
长达百卷的《经济类编》便产生于当时这股经世类书编纂的风潮之中，此书是官至万曆朝礼部尚书的冯琦遗着，在冯琦逝后次年，即万曆三十二年（1604），由其族弟冯瑗联合冯琦的几位门生编纂完成，并被刊刻于浙江虎林。由于编者冯琦立身行事，自有一套因善于处理朝政难题、行事也和顺妥当的风格，且“学以经世为主”，不喜为浮夸，[2]故而，《经济类编》也成了为当时及之后关注经世之术、经世之学者所看重的着作。
《经济类编》被当代学者关注，也是缘其内容丰富，并在编排上具有特色。与晚于此书辑成的着名经世类书《皇明经世文编》被学术界使用的情形一样，列于《经济类编》中各类目之下的名臣贤士的政论时评，对当代的学者查找使用，仍然便捷，该书被作为论据引用的频度，因此也高。[3]学术界对此书的专门研究，以故多从文献学角度展开。有将《经济类编》与《北堂书钞》、《册府元龟》等前代大型类书从分类及收录文字角度进行比较的，指出《类编》除了搜罗和胪列史料广泛，还有校勘文献上的价值。[4]有从分析《类编》的收录内容入手，发现了冯琦对司马光（1019-1086）政论尤有关注等特点。[5]
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考虑《经济类编》的类目、卷次及内容，并将之与前代大型类书对比，可见明代学者对此前知识的整理及在类书体系中显现的传承、流变等问题，但对整理者冯琦出于何种考虑启动其事，并如何甄别、摘录可入选的内容等思想史上的课题，却有疏漏之失。这对《经济类编》这部并未成于动议者冯琦之手的类书，所失较之所得，尤其明显。因为此书除了包含的文献丰富，能获得时人及后人的好评，有在文献学意义上的价值，它还是冯琦对当时经世类书编纂风潮的看法和应对性改善做法的展示，在思想史领域便也有细緻分析的价值。
揆诸冯琦生平，他的仕宦经历是明代高级文官培养模式中循阶升迁的典範。但他早逝，未能获得入阁董理全国政治的机会，个人广泛涉猎并运用精熟的知识，由于见闻之故，是以历史典故和史鑒式的经验积累为特色。该书所示冯琦择别阅读的历代典籍并作摘录的原则与内容，便必然以其所经历和关注的时代问题为限；内容则除了能反映他对历代史实的把握，更可见他就当时政事的说话。由此，借分析《经济类编》来了解冯琦的思想，便须在文献学研究所关心的该书在辑佚、校勘等方面的价值外，更要分析其编纂动机、成书宗旨与摘录文字的原则，并通过参校同时编成的同类他书，及综合冯琦的学思言行等多方面资讯，考究此书的选文特色，进而研究冯琦编纂此书的寓意和赋予它的政治期许。循此思路，下文我们先看《经济类编》问世的时代裏，经世、经济类书籍大量産生的情形及时人与后人对之的负面评价。
二、编纂
1、晚明经世类书籍的编纂与存在的问题
晚明书业兴盛，地方书籍市场也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蓬勃之势，[6]书籍的产量与乐于从事其事者，也日渐增多；书籍价格不太高，普通民衆对感兴趣和关係日用的书籍，也有能力购买。[7]在这趋势中，丛书的刊刻之风兴盛，[8]类书的编纂与刊刻数量也渐增。虽然由于编者的用意不同，成果的形态也因以有异，但以“经济”或“经世”标示书名者，不在少数，只是各书在编纂体例和收录文字上间有差异，目的也各有侧重。[9]
明代人好着书，在后代人眼中，却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了当时文教事业兴盛的好事。相反，有人持“明人学无根柢，而最好着书，尤好作私史”的看法。还认为那些“以累朝人物彙辑成编”之书，大多“冗杂氾滥，不免多所抵牾”。[10]但从明代人所处的实况看，造成这种情形，有当时人对整编知识、编纂图书，在对人、对己上深有益处的共识为基础。晚明博识多产的福建籍学者谢肇淛（1567-1624）就曾结合自身经历，这样评价着书事情：“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着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11]认为从着书中，至少能穫取积累知识和学有所用两项收益。
与之相应，搜罗各类知识，编纂大型类书，也是时人认可及推崇的博学表现，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高级的知识拥有者所必当具备的素质。此一共识的成因及在各地、各人上的反映等事情虽然複杂，但可以清代学者李慈铭一番评论《明儒学案》的说话，来概观儒学士子对博学问题的一般看法，他说：
愚谓致良知之学，不过为下愚设教，使知人皆可希圣贤耳。论者谓其高明之过，非也。高明必由博学，故孔孟教人，皆以积学渐至为功，无一蹴而几者。由阳明之教，斯王心斋以不识字之人，即可提倡天下，下至樵夫农夫，一言有悟，已列儒林。于是越中之学，一变而为周海门、陶石篑、陶石渠，泰州之学，一变而为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鬼怪狂禅，无所不有，此阳明门墙广大之害也。[12]
这话虽是爲了说阳明正学发展到不读书的泰州学派，偏离了正途，但铺陈的思路是从知识或学术内裏的传衍角度，将积累知识以成博学之士的过程及意义，赋予了达至孔孟正学的高度来申论。认为非厚积博学，便不是达至正途的可行路径，而可能走到误人、误己的路上。四库馆臣对此事的论调与之相同，但评说的角度有异。馆臣在为邓伯羔的《艺彀》及《艺彀补》撰写提要时，除了指出此书在考订上有失误之处，也说：“隆庆、万曆以后士大夫惟尙狂禅，不复以稽古爲事。”而邓伯羔此书，却“广徵博引，足备参稽”，是当时能显示笃实之学的特出代表。[13]很明显，这也是认为能编撰广徵博引之书，是学问笃实的结果；若能显示在稽古考核上的功力，就更是笃实之作中的精品。
从社会层面看，在类书中收纳当代或前代名贤文论的通行做法，还有类似表彰盛世，彰显昭代人才众多的意涵。这说法在明初王祎（1322-1373）的一篇赠序中有所表露，他说这类“顾汲汲以采选天下文章为己任，图以彰国家气运之盛而表斯世人才之多”的行为，是有志向之举。他进而明确地说：“抑采之非难也，而选之为尤难”，故当时人鲜有挑选当下之文的举动。但惟有此举，读者方能“识气运之盛衰”，“别才气之远近”，达到表彰国家文气之盛、人才之多的目的。[14]这类说法颇可与中晚明以来出现众多编纂类书的事情，构成互相照应的完整阐述关係。
然而即使如此，从知识获取的途径看，通过阅读原着来掌握知识的条件，其实受到诸如书籍的刊刻数量和流通範围等因素的限制，以致多有仅闻书名，难覩其书的窘境。晚明的刻书家王肯堂（1589年进士）即说，在当时“购书之诏，希阔无闻，东阁之藏，蕩析殆尽，将使万世之下有遗议焉。恐不可以为迂阔不切事情之务而忽之也”[15]。
我们从一些为新刻书籍撰写的跋中，可管窥此类问题的普遍情形。在卓发之为《有用道学编》撰写的跋文中，就说到当时虽然王学正在发展的高峰，但获取王阳明的着作阅读，却并非易事：“然良知宗趣所归，虽屡经提倡，名理常新，而文成公微言既绝，所藉着述永垂加被后学乃全集，刻板旧藏学台公署，学者多未获披覩。钱御冷宗伯移文请贮祠中，久而未至，便欲撮其要语，镂刻于此，以便流通。”[16]不论卓发之此说是爲了力证刊刻王阳明着作的必要性而有意为之，还是其他当代名人也有这种着作缺乏的尴尬，至少书籍流通不广，与读者需求不符的情况，在当时并非少见或特殊突兀的问题，否者卓发之不会以此说来论证阳明之书理当刊刻。这样的状况无疑促使了大量类书在晚明出现，以提供更多的、便捷的知识获取管道。虽然这些类书的刊刻和流传，尚需细緻研讨，才能準确判断它们的实际流通情形是否就与编纂者为读用者提供有用知识的初衷吻合。可以肯定的是，冯琦选编文献，并有将之编纂成书的设想，是与此潮流相呼应且互成因果的事情。
上文提到，在当时大量出现的类书中，冠名“经济”或“经世”者，有相当的部份，是为应对科举考试出现的制举用书。[17]这类书在后世获得的评价不高，从思想学术和读用效果角度的批评，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从性质上看，认为这些类书的编纂目的，是为取便举业和场屋对策，其实与书名标榜的经济实务无涉；与此相关，这些书在形式上也多是辗转贩钞，聊无新意。为了明确冯琦选编后来见于《经济类编》的文献时的类书编纂环境，以及他刻意迴避的问题，下面各举例来看这两类获批评问题的具体情形。
供举业之便，是晚明杭州人张文炎（字维谦）在所编纂的《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凡例”中，就明言了的编书目的。张文炎说：“此编取便举业，非当今急务，则博雅新闻，其详略并无轩轾。”[18]由于其立意和取材均不高，故后世评价也不高，该书被认为“本为场屋对策设问，或足资考证，而冗杂者居多”。[19]
万曆年间成书的邹泉辑《古今经世格要》被视作是在“圣天子方笃意教化”的背景下，以称实学而适世用的成果，[20]但四库馆臣在讚赏其“颇有条理”之余，还指摘其“所采掇大抵不出《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补》诸书，为程试之具则有余，备考古之资则不足也”。[21]崇祯时吕一经编的《古今好议论》，辑“汉唐以下迄于明季诸儒议论”，分“经学”和“经济”两门标榜，在清人眼中，也仅为“盖以备场屋策论之用者”。[22]
供应程策之书，在代表了盛清学术之官方评判视角的四库馆臣眼中，例来受到轻视。张云鸾纂辑的《五经总类》受到的评价可为例证。此书取五经及《周礼》、《孝经》中的文字分门排比，以“经济”、“学术”为目，釐为两卷，因为“不过为举业之用，本不为经义，立言亦无足深论，[故]今退置类书类中，庶核其实焉”。[23]在馆臣眼中，虽然取材经典，但却旨在应对科考，价值不高，因此被归入子部类书中。
天启年间陈其愫辑成的《皇明经济文辑》的问题，是属于内容辗转贩钞上的。编者在凡例中说：“是集固重经济，亦从文字中辑之。故事宜载而无文者略，然具文而于事无关切者亦略。”[24]该书入《四库全书》总集类存目，提要称：“书成于天启丁卯（七年，1627），所录皆嘉靖、隆庆以前之文，大抵剽诸类书策略，空谈多而实际少，其斯为明人之经济乎！”[25]其中借感慨来批评明人将辑录的这类文字视作事关“经济”的末句，存于《四库全书总目》，而失载于《四库全书》本书前的提要，可见也是馆臣在完善各书提要阶段，特别提示出的问题。
以上借助四库馆臣的眼光审视明人纂辑的经世类书，是为取其从读者的角度和后世学术眼光的评论之便，循此我们的判断便不会受这类书籍普遍都有的高赞序言所左右。[26]前文提到，四库馆臣对《经济类编》的学术大体持肯定态度，那么馆臣对明人经济类书的集中批评之处，依理便不包含该书，或至少不以该书为上文所论问题的特出显现者。从此角度综合考究《经济类编》，便可发现其在内容上，确有与清代学术不甚满意的晚明经济类书示异之处。
2、取材不录昭代与关照当世
《经济类编》在《四库全书》中属子部类书类，馆臣特别强调它因“兼录文章”而与“惟隶事蹟”的北宋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不同，还肯定其“网罗繁複，大抵采自本书，究非明人类书辗转裨贩者比”。[27]这是依收录文字的取材角度，将《经济类编》与晚明出现的类书或冠名“经世”、“经济”类书籍，作初步比较后的认知。但从这些文献的适用角度，却另有疑问。《经济类编》是冯琦逝后纂成的，他并未说明或解释该书的编纂用意，也未交代採录先贤政论或历代典则的原则，故而要明了此书收录文献的共性特点及冯琦选录文献的用意，是否与当时经济类书编纂的风潮有异，便只能将之与同类书的选材和编纂单作比较。
前述为取便举业和场屋对策的张文炎所辑《国朝名公经济文钞》，“杂选明代之文，分十一类”[28]，所收录者，是陈建（1497-1567）等有关宗藩的文论，被归入“宗藩类”；许论（1495-1566）等有关九边的文论，被归入“北虏类”；邵宝（1460-1527）等有关运法的文论，被归入“河槽类”；如是，相似者还有“圣学”、“天文”、“地理”、“官制”等8类。这与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取“我朝诸先正文，择其有裨于实用者，汇而读之”[29]的编纂原则类似，所关注和取录者，均为有明一代的名臣言论。
辑录本朝名臣的述论文字，冠以“经济”之名，以成专书，在嘉隆之后颇为盛行。嘉靖间黄训（1529年进士）辑成的53卷《名臣经济录》，便是这类书中着名的一部。后来张瀚（1510-1593）以之为本，并仿宋《名臣奏议》体例，辑成《皇明疏议辑略》37卷[30]；接续其后者，另有张卤（1523-1598）辑的22卷《皇明嘉隆疏钞》、[31]顾尔行辑的12卷《皇明两朝疏钞》等数种。[32]
但从中明之后朝论的性质、所反映高层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贡献给当时政治的价值等角度，后世学者并不认可明人奏疏，认为晚明士林风气和朝廷政治都日渐败坏，为品论时政的上言，价值也低。代表性的观点，如说：“明至世宗以后，纪纲日弛，议论日多。当时诸疏或忿争诟戾，使听者不平，或枝蔓冗遝，使读者欲卧。士大夫淳厚忠朴之风，自是渐坏。其间忠义激发，非为名计者，亦参杂其中，然混淆而不能别矣，是则世运为之也。”[33]这是四库馆臣就顾尔行所辑《两朝疏钞》的说话，却涉及和反映了中明以降较长时段中朝政的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当时编选明人奏疏而成的类书，并不易获得好评，它们冠有的经济或经世之名，也成了文质不符的虚名。
与这种类书性质相似的是晚明出现的大量选编昭代名臣言论的史部着作，这些属私撰本朝史性质，却未以史书命名的书，获得的评价也不高。[34]沈德符（1578-1642）以“本朝史氏失职”来解释晚明出现大量当代史着作的原因。全祖望也说明代的私撰史书“多芜秽不足录”。[35]沈长卿更点名批评，说：“《皇明大政纪》、《吾学篇[编]》、《宪章录》多耳食、多苛论、多仇笔，不足示信后之修史者，毋据为成案可也。”[36]钱谦益（1582-1664）的见解类似，认为当世史学有三谬：读史之谬、集史之谬和作史之谬，其中“作史之谬”是说：“不立长编，不起凡例，不谙典要，腐于南城（邓元锡）《皇明书》，芜于南浔（雷澧）《大政纪》，踳驳于晋江（何乔远）《名山藏》，以至于盲瞽僭乱，蟪声蚋鸣者皆是也。”[37]这类看法暗示了当时关心本朝史修撰的文化界与学术界的共识，即晚明虽然从事私修史书之事者多，成果也不少，但质量却不高，以致别有立意的评论者对採撷本朝故事来编纂史着的做法，都持审慎的态度评论。我们无法断定这类带有流行性的看法产生的具体年代，但在晚明士大夫中具有共性，其共识性却毋庸置疑。
上述两点提示我们，在晚明士大夫看来，搜集本朝名臣政论或其奏疏，并非董理本朝史或整编本朝行政经验的明智之举，能从中借鑒的知识也有限。从学术风尚和士林风尚的角度，清人的看法与此无异。由唐顺之（1507-1560）初纂，后经万曆间南京国子监祭酒刘曰宁补缀的《右编》，便可作为例证，来看这问题。四库馆臣说：“盖明自万曆以后，国运既颓，士风亦佻，凡所着述，率窃据前人旧帙，而以私智变乱之，曰宁等之补此书，亦其一也。”[38]看来盛清官方学术的贬斥之意，集中在这些类书及经济类文辑徒以无新意的贩钞方式编纂，眼光仅局限在对时政并无多大补益和借鑒价值的当朝大臣之空疏言论上。
综合来看，晚明出现的经世类书籍引起时人及后人批评的问题，在编书目的和选编原则两方面都存在。这些类书部头大，也方便易检，但彼此多以辗转贩抄的方式编纂，即使冠以经世、经济之名，然后出者新意少，面目也因此可憎。加之这类书中的相当部分是为应对科举，属于应试的辅助之书，对疲于应对考试的士子而言用处大，会有市场，但对已入仕途，却对经邦济世有更高的实际追求的士大夫而言，就不受欢迎了。
《经济类编》刊刻成书之后在当时获得的反应，便可反观上述的负面问题。它在天启年间即被整理类书卓有成就的陈仁锡（1581-1636）收入了《八编经世类纂》，与丘濬（1421-1495）《大学衍义补》、唐顺之（1507-1560）《史纂左编》、《右编》、《稗编》、张潢（1527-1608）《图书编》、邓元锡（1528-1593）《函史编》、冯应京（1555-1606）《皇明经世实用编》一併被视为足堪实用的经世书。[39]
《经济类编》在清初也被着名学者陆世仪（1611-1672）从提供经世知识的角度从性质上予以认定，将之纳入到宋明经世书的系统中，与马端临（1254-1323）《文献通考》、邓元锡《函史》下编、朱健《古今治平略》、丘濬《大学衍义补》同列入“经济书”类下。[40]。可见，《经济类编》在明清两代都被认可为能提供经世致用知识，且名实相符的重要经世类书籍。
到了清中叶，《经济类编》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大致与《册府元龟》互相初入”，只是体例有异，但此书“採摭繁複，颇为赅洽”，由此才又对冯琦“明习典故，学有根柢”的赞誉。[41]其中称讚冯琦学问的一句，在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时，于卷首所附的提要中不存，[42]当是馆臣在整理提要以成专书时所加。此事尤可见在考证之学发展成熟的盛清时代，冯琦及他草创的这部百卷着作获得官方赞许和推重的情形。
由《经济类编》被晚明及清中叶儒者从提供经世之学的角度予以肯定的角度看，此书在评价者眼中，与同时出现的同类书，已有相异之处。它选录文献，不录昭代之文，便是内容上的重要特色。这也是冯琦鑒于当时类书在编纂、效用及评价上存在的诸种问题，採取的应对性举措。[43]
对本朝政论，冯琦曾明确表示过取捨态度，他说：“余以为与其取诸名臣奏牍，不如徵列圣之典谟也。”这是针对与他“偕官史局”的余继登欲採录当代事以为取法之资的计画，所作的表态。余继登认为：“吾与其繁也，甯简。事可循，言可纪，不必见自己出也。以魏弱翁（魏相，字弱翁，西汉着名大臣。）之才，其大者乃在条上汉家诸名臣故事耳。”[44]随后，他听取了冯琦徵取列圣典谟的建议，辑成18卷的《典故纪闻》。[45]冯琦这一看法，缘于他“每见野史纪本朝事者，其书不雅训，又递相祖述，转传转失其真，譬之贸薪者转相贸也，而不知其所由”的阅读经历。对余继登此书，则肯定其取材是编者“躬入山而寻斧焉。非官师所裁则弗取也”。 [46]
冯琦序文中透露的信息虽然并非专为讨论彙编、摘录列圣及先贤文字的事情，但已足可见他对这类问题思考的心得。首先，冯琦反对不究源本书而辗转贩钞来类编成书，认为这样做会失去作者初撰的原意，所得并不真切，其书的读用价值也受影响。其次，冯琦并不看重本朝名臣奏牍之类的文字，而是重视更具权威性和适用性的列圣典谟。
做出这样的选择和规範，其实反映的是冯琦对当时文风问题的思考和应对。他对此问题提出警醒，是早在万曆十六年的事。就在当年，冯琦与日后集资合力纂辑、刊刻《经济类编》的诸位年轻士子，构成了师生关係。冯琦对他的门生说：“臣所选士三试之，奉礼臣所上科条，惟雅训是取，毋敢滥于文丽，以违检式。诸入选者，率能综述训典，铨叙百物，有先楚遗风。”[47]次年，冯琦正式提出正文体的要求，他说：“盖成、弘之际，士风尝朴茂矣。朴不足以见才，则厌而趋繁；繁不足以存体，则厌而趋简。简不足以标异，则厌而趋奇，由奇入险，由险入颇，江河之变，至是而极焉。人情所之，既厌则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朴时也。臣窃谓正文体宜自今日始。……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长有。夫惟世所长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48]
到万曆十九年，冯琦主考顺天，士习问题仍为他念念所不敢忘，并力图以己之力来救偏补弊。他说 “往者士习尝敝矣，大端非浮则冗，而比者易浮以诡，易冗以僻，蒐猎古语以修词而傅会时事以立指。夫以古语为今文，非今也；以今事傅古义，非古也。难者不明其据，说者不立其义，于思甚劳而于道术甚晦。”[49]万曆三十年，也就是冯琦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还上呈《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50]支持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51]他上于同年的《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维世教疏》，更开列了15款应行内容以正文风。这两疏都得到了明神宗的首肯和讚赏批答。[52]
于此，我们可从冯琦的言论及他所不满的问题上，综合出他选录后来见于《经济类编》中的文字，大概有如下的标準：刻意与当时已经流行的摘录本朝名臣奏议的做法示异，且不与在编纂初衷上就带有为程策用的经济类书为伍，而是从经典或先贤政论本文中直接取材，全录或摘录可为当世资鑒并且不属空言的文字，从端正士习文风的角度安排内容。当然，依循这样的路数在科考上成功，自然是培养出色人才之法。具体到冯琦的取材之意和针对他已着意收录的文字的取捨，则需再做细緻的文字比勘。
三、选文
《经济类编》是冯琦倾注心力之作，其分类纲目及下辖卷数依序为：帝王（6卷）、政治（8卷）、储宫（2卷）、宫掖（3卷）、臣（6卷）、谏诤（3卷）、铨衡（6卷）、财赋（4卷）、礼仪（7卷）、乐（1卷）、文学（8卷）、武功（13卷）、边塞（3卷）、刑法（3卷）、工虞（1卷）、天（4卷）、地（2卷）、人伦（3卷）、人品（5卷）、人事（5卷）、道术（4卷）、物（1卷）、杂言（2卷），计23类。该书取材範围广泛，包括：1、明以前的所有正史、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鑒》、历代会要和实录、朱熹所撰《名臣言行录》等史书部分；2、《墨子》、《管子》、《孙子》、《荀子》、《庄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列子》、《亢仓子》、《淮南子》等包含儒、道、法、兵、杂诸家的子书部分；3、《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等先秦典籍；4、历史上君臣的政论及史论文字，这部分又有史书中的奏疏，归属集部的体裁各异的论、箴、序、赞、序等及前代史家的史论和诏、敕等皇家文献。[53]
从该书各部类的排列看，帝王、政治、储宫、宫掖等讨论宫廷政治的，属一类；臣、诤谏、铨衡是论臣道，又属一类；财赋、礼仪、乐、文学、武功、边塞、刑法、工虞等关係国家治理实务者，另属一类；天、地、人伦、人品、人事、道术、物等是关于自然範畴的事务，为第四类；杂言属第五类。
《经济类编》的内容涵盖天地自然和国家治理、君臣之道等诸多範畴与层面，但其纲目设计却并非出于独创，冯琦在搜集、整理、编排这些文献典籍时的独得之思及审慎考量，反映在此书对各类目下这些文字的含义、出处等的理解与把握上，也体现在冯琦对该书使用收效的预期上。以天、地、人论、人品、人事这些从类目上看不在国家治理等政事範畴之内，而属天地、自然领域的内容为例，它们在《经济类编》中被列于宫廷政治、臣道及治理国家等之后的第四部分。下面，我们先看同类着作中对这主题内容的处理，以作为与《经济类编》比较的参照。
万曆年间梁禾编纂的《可知编》，[54]也是按天、地、人分卷，并以“三才总叙”为首卷作为引领。该书卷2“天部”包括：天第一、日第二、月第三、星第四；卷3“天部”有：辰第五、风第六、云第七、雨第八、雷第九、露第十、雾第十一、霜第十二；卷4“天部”有：雪第十三、雹第十四、冰第十五、虹第十六、岁第十七、时第十八、伏第十九、腊第二十。这二十项内容，主要罗列自然界的气象现象。
在“天第一”部分，《可知编》首列《晋天文志》释“天”：“阳气轻清为天。其色玄，其穹窿，其运不息，昼夜轮转。”[55]其次引述《高抬贵手》：“阳气上浮为天。”再次是西晋杨泉《物理论》“水土之气升为天。”之后引东汉刘熙《释名》中释天的文字及程子、朱子……《大学衍义补》等有关天的言说，这些均是从解释天象的角度释天。[56]自引述《大学衍义补》之后，该书才收录讨论政事和人事的内容。例如“天也者，道也。道也者，象也。……观天者，观其道而已。……变化见而王政应焉，君道倚焉……”（《天文图》）。“君人者，如天道之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华阳范氏”）“秦二世皇帝二年，张良欲从景驹，道遇沛公，遂属焉。数以所生，犹父母之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民者，必有天报。”（《通鑒》）其后，另有多条讲天有遣告，人主当戒慎于未形之类的警戒文字。
该卷之后的日、月、星、辰等条，也是依照先天象、后人事的顺序，排列摘引典籍。该书卷5“地部”的“地第一”、“山第二”、“水第三”和卷6“人部”的“人第一”、“伦第二”、“纪第三”、“宗第四”，也都循此罗列。
再看另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同类着作。陈懋学（万曆四十年，1612举人）辑《事言要玄》（《四库全书》收录，作《事言要元》），也是“分类隶事，凡天部三卷，地部八卷，人部十四卷，事部四卷，物部三卷，取提要钩元之义”[57]。其中“天集”包括三卷，下辖类目为：天地、天度（曆附）、天、日月、日、月、星、汉、风、云、雾、雷电、雨、露、霜、学霰、雹、霞、虹霓、冰、烟火、总叙，计22类。《事言要玄》是典型的以兼明义理与资世用为目的编纂的类书。陈懋学在该书“凡例”中交代其纂辑的体例和排序为：“着述之体有合有分，岂宜割裂以附本条。今天文以《尔雅》为统次而分日、分月、分星，岁时以《夏小正》为统次，而分季、分月、分候。地理、人纪、官制、载籍，观其统论，足概大全。其末系以总叙者，或释名义，或取辞句，如初学彙聚偶句要语意也。”[58]
《事言要玄》“天集”中的“天地”部分列述了147条摘引自历代典籍的文字和前贤言论，以《尔雅》始，终以《升庵集》。[59]引述的文字，都不脱释“天”、解释天象和对各朝曆法的说明与评析。可见，就天之本体、本意及相关的複杂天象、曆法等作解释或疏证，是当时多数类书对“天部”所当收文献的惯常理解和通行处理。[60]
《经济类编》的“天类”包含4卷，分为天文（卷75）、时令（卷75）、曆（卷76）、祥瑞（卷77）、灾异（卷78）。单从类目，就可见冯琦的用意并不止于概述各种天象。从各卷摘录文字的构成，更可知冯琦之意，是在借天象言人事；全面罗列各种天象变化及其释义，并非他的文意所在。
在“天文”部分，冯琦收录了“墨子《天志》”、“司马迁《天官书》”、“刘安《天文训》”、“沈括《浑仪议》”。“时令”包括“刘安《时则训》”、“柳宗元《时令二论》”、“牛希济《时论》”等。“曆”收录“司马迁《曆书》”、“班固《律曆志》”等。这些都是就天人关係讨论天子、臣僚当依天象谨政事的文论。
“天文”开卷收录的“墨子《天志》”，选的是《墨子·天志》三篇中的下篇，也是这三篇中，明确提出社会治乱，并总结陈说观点的一篇。《墨子·天志上》首先提出“天”的重要性，认为天下人不仅要重视家长和国君，更要儆天。接着，墨子从“义”的角度讨论政治问题，主张顺承天意，“兼相爱，交相利”；顺天意便是义政，是圣王；反天意是力政，是暴王。在这段的末尾，墨子申明了认为能把握天意的“明法”，就是天志。《天志中》篇以为君子欲为仁义，“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察明义之所出的方法，便是“顺天之意”。陈说的逻辑，是接续上篇，申明顺天的重要性。在《天志下》篇，墨子开始讨论社会治乱这一现实问题并提挈出社会致乱的根本原因是不明于天意，即“明于小而不明于大”，故须置天志以为仪法。
了解了《墨子·天志》三篇的文意和铺陈顺序，便可见冯琦所选，是其中联繫现实最紧密，观点最超于天象之外而落实于人事之中的一篇。墨子陈说对天义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和提示当行王政的另两篇，均为冯琦捨弃未录。对比上文提到的当时经世类书普遍收录有关天象的内容，冯琦不以其为重要因而不必收的观点就更为明显了。
《经济类编·天类·天文》下的第二条“司马迁天官书”，也见载于陈懋学的《事言要玄》，两书引录的文字差别不大。《事言要玄》徵引此条有漏载和略去原书的内容，但并不影响文意。如《经济类编》列“狱汉星”为：“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沖不利。”[61]其中加着重号的17字，为《史记·天官书第五》原文，《事言要玄》不载。[62]
《经济类编》与《事言要玄》摘录《史记·天官书》的最大不同，是收录了自“太史公曰”以下的一段司马迁述评天象与人事的文字。这段讚语可“补书内所未及处，有照顾本书各层作收束处”，被视为是与各讚语相比，“特为严密”的一条。[63]两书对司马迁本人观点的收录之别，揭示出两书编者对这段文字所说的对应天象之人事等问题，持不同的重视态度。《经济类编》对人事的重视，无疑更甚于《事言要玄》。
下面，换个角度再看《经济类编》收录文章的特点。《经济类编》“天类二”卷的“时令”部分，收录“柳宗元时令二论”，其文字与唐顺之辑《稗编》中所收柳宗元“时令论”上、下篇全同，但被收入同卷的其他内容，却提示出两书的编者在择别这些文论的眼光上和编纂它们的宗旨上，存有不同。
我们先看唐顺之如何排列他在此卷下收录的文字。《稗编·诸家九·天文》收录的8则文字内容也丰富。它们分别是：苏伯衡《分野论》、傅松卿《夏小正解》、吴莱《夏小正注后序（论圣人不能违时）》、柳宗元《时令论上》、柳宗元《时令论下》、吴莱《二十四气论》、章俊卿《卦候论》、《杂论风雨雷电霜雪（十则）》。其中有论天时者，如《杂论风雨雷电霜雪》中引述邵雍的话二则，其一说：“阳得阴而为雨，阴得阳而为风；刚得柔而为云，柔得刚而为雷。无阴则不能为雨，无刚则不能为雷。雨柔也，而属阴，阴不能独立，故待阳而后兴；雷刚也，而属体，体不能自用，必待阳而后发也。”其二说：“有雷则有电，有电则有风。雨生于水，露生于土，雷生于石，电生于火，电与风同为阳之极，故有电必有风。”[64]唐顺之也引述了讨论政事的文字，如吴莱的《夏小正后序（论圣人不能违时）》，便是例子。
很明显，《稗编》中这卷引述的文字，以原作者观点裏的承继或对立关係为排序理据，编者是否于摘编、排列中另有深意蕴含，不易察知。这从该卷所录的傅松卿、吴莱、柳宗元等的论述中可见。傅松卿《夏小正解》与前一则苏伯衡《分野论》，分别讨论了年中十二月和地方上行政区划各对天象的应对，属于天时和地理範畴，不涉及君王治国等政治领域的问题。吴莱的《夏小正注后序》则是专就圣人之行止与天时关係的讨论，该文标题下的双行小字，已经说明了这是行文的重点所在。从该文起承的部分，我们便可体会唐顺之将其列于傅松卿《夏小正解》之后的依据。吴莱先说“《夏小正》本古书残缺，近会稽傅松卿颇就《大戴礼》校雠，刊注刻在会稽学宫。”后引述孔子自言欲观夏道，得《夏时》，即《夏小正》的说法，以强调《夏小正》是正岁时、善政事的重要典籍。接着，吴莱例举“周公之《时训》、吕不韦之《月令》”均属与《夏小正》同类之书，宜守而不敢逸。
接下来，吴莱批评了柳宗元的观点。他说：
后世儒者若柳宗元辈，乃欲举《时训》、《月令》而尽黜之，且曰：“天时之运行有常，而王政之设施者无常。起居号令、庆赏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诚不可以非时而暂废；苟不即行而暂废，则天下多滞事矣。”
他驳斥柳氏的理据是，圣人“因时制法，按月布政……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开一阖，而固非我有所为于其间”，柳宗元之说，是“徒苟用乎一时之权术而终不得乎王者之经制”。不会获得“先圣人”的首肯。据此，其后便列出柳宗元的《时令论》上、下篇。柳氏这两篇着名的论文，上篇是说不可拘泥于《月令》的合五事、配五行之说，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也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不当受时令的拘限。下篇却并未全然否定《月令》的价值，表明了顺时的重要。依据文意，吴莱的批评所指，是《时令论》的上篇，而并不涵盖柳氏之说的全部。[65]吴、柳两文依序列于一卷内，可见纯是以其内容存在后先相反而相承的关係。
之后收录的文字，便不在文意或文字上有接续的痕迹，且重点又转回到论说天象上了。吴莱《二十四气论》、章俊卿《卦候论》、《杂论风雨雷电霜雪（十则）》，均能说明这一点。
从这8篇文字的主旨和排序上看，吴莱的《夏小正注后序》和柳宗元的《时令论》因重在论说人事且存有文意对立之处，而与前后讲说天时的另几则文字，并不协调一贯。这样一来，《稗编》收录这些论文，便没有可令读者易见易感的倾向性和重点所在。彙编历史上有名学者同主题下的同类文字，成了此书该卷最突出的价值。
《经济类编·天类·时令》卷的摘录、排序及展示的文意，却呈现了编者冯琦自有选编的宗旨。在该卷中，在柳宗元的《时令二论》前后，分别是“刘安《时则训》”和“牛希济《时论》”。这三则文论，从单篇的含义，可见冯琦收录它们的侧重；将之依序集合玩味，又暗示了冯琦对君王治世与天时之关係的辨证理解与侧重所在。第一则刘安的《时则训》，已能显出冯琦意在以政事应天时，而非徒以天时说话的编纂思路。《时则训》出自刘安《淮南子》的卷5。依序讲说“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等四季中节气与人事的变化。以“季夏之月”为例，《时则训》先说天象：
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嬴，其音宫，律中林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凉风始至，蟋蟀居奥，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蚈天。
继以说明天子因应天时所当行之事：
天子衣苑黄，乘黄骝，服黄玉，建黄旗。食稷与牛，服八风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其畜牛，朝于中宫。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令滂人，入材苇。命四监大夫，令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为民祈福行惠，令吊死问疾，存视长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万物归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质良，以给宗庙之服，必宣以明。
再言当月里应行与不当行诸事：
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
最后，对不因时行政可能导致的灾祸提出警醒：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多风欬，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稼穑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挚，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内，其树梓。[66]
在分12项述说天时及所对应的人事后，《时则训》本诸时令，生发了这样的议论：“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矩者，所以方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接着，刘安又分叙“绳之为度”、“准之为度”、“规之为度”、“衡之为度”、“矩之为度”、“权之为度”的具体情形。在文末，他总结说：“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67]
《时则训》的陈述理路说明，天象、天时并非刘安敍述和讨论的根本目的，由应对天时而进入人事与政治的世界，讲求秩序与平衡，才是这段文字的重心。《经济类编》收录《时则训》，在立意上显出了与其他搜集、整理各种天象并作释证的类书，有如下的不同之处：冯琦并不局限在自然界的气象万千、风云变幻，而是对现实世界，特别是政治秩序和国事运作，独有深切的忧虑与关怀。
其后柳宗元和牛希济二人的文字，则可显示冯琦对这问题不仅并非僵持固守，而有辩证的对待，且很明显地带有看重人事上处位尽责的倾向。上面已经提到，柳宗元的《时令论》上、下篇，是在讲政令之作不可泥于时、受其拘限之后，强调了顺时的重要性。牛希济的《时论》之说顺承此意，但说理更为透彻。他先以作物生长喻说天时的重要，论及相对的人事，认为“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时也，故驰时以警之”。对上天垂象，人事世界需通其变、修其德，以为之防。即使圣人也不能例外。他以三皇之世为例，说：“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无战争，尧汤之君不能无水旱，岂圣德有阙欤？盖时使之然也。”但牛希济又不囿于天时，坚持“天时不能违于圣德”，“天道甚远，人事至近”。文末，他总结说：“希济以为治乱无时，为人君所行，求治则治，忘理则乱。虽複求治积年，一日违之，祸不旋踵，国亦如之，岂非拘忌之家所能执必矣。”[68]强调了在合天时的前提下，安守其位，专心奉行所当行之事。这就有了主动履责的意思，突出了君臣的社会、政治地位与职分，消弱了被动受限于天时、天象的成分。牛希济所论，相比之前诸家讨论天时的观点，重心侧重于人事，且肯定了其行止的合理性和可行範围；更甚者，牛希济并非单纯将天时、人事对立来看，而是从两者相契得益的角度申述。这番论述展现的是一种谨守职分不逾矩的为臣之道，并从天命不可违的权威和强势角度申论，突出这是关乎之乱的要素。
从选取《经济类编》的入选条目与同时纂成经世类书的同题文献对比来看，冯琦取录文献并不以全面搜罗议题下的同类文字为目的，对先贤对系列论断也不见得悉数选录，取捨的标準是要能从申论的部分，看出对人事和政事的关怀与态度。在这範畴中，冯琦融入了自身的政治期许和倾向性，这便是他对社会的深入关注和对主动入世的赞许。
四、立意
1、选编与刊刻
冯琦关注有关经世的知识并分类摘编，大概在他读书“中秘”阶段就开始了，且这事情在他的政务之暇，一直持续终生。据熟悉冯琦读书情形的族弟冯瑗回忆说，[69]冯琦“弱冠读中秘书，辄厌薄菁藻，留志经济”，与好友于慎行（1545-1608）一道读史，读书间“每有劄记，必刳截置笥箧，余即弃去”。他的同年冯梦祯（1546-1605）也说冯琦早在甫中进士就能注意收集可供经济之用的文字，是位有心人。[70]可见，冯琦较早便对历史故实及可供资鑒的知识有特殊的关注，冯瑗之说是可採信的纪录。
对摘选文献的工作，冯琦以“矩政宏议，足裨经济”为原则来选择和定性这些选出的文字；及至积累渐多，“遂分类目，手自缀演，成数十编”。但如何使用它们，由于冯琦并未明说，当时看来不明朗，冯瑗虽然眼见冯琦费心力搜集、分类，却也不知道这些文字的价值和用处。在他看来，冯琦此举当是前期的资料整理，凭藉见闻，感觉“若将更有论着”，料想是爲了日后申论具体问题做準备。到了万曆二十三年（1595），冯琦对中了进士的冯瑗说“小子及此时，竟成吾志矣”[71]，暗示了他对书中内容可堪运用的设想实具信心，且预设必须待当事者具备了一定的施政空间与能力时，方法才可能见于运用。
只是当时的冯瑗正忙于“治经生言”，无法当即对这些选出的文字贡献辅助编排或刊刻之力，当然更不可能施用求效。[72]冯琦不久后也出掌翰林院，继又参与经筵、日讲诸事，出任礼部尚书，政务繁忙，加之身体善病，选编的工作便搁置了。 [73]
选好的文字被编辑成书，是冯瑗受冯琦临终之托的应诺之举。[74]他首先想到的是曾“过北海从先生（指冯琦）问字”的虎林（今杭州）郑生。此人因为与冯琦“扺掌千古及当世务甚惬”，冯琦曾与他“出眎是编”，或者二人当时也讨论了资料的选择与编排问题，亦是出于情势的当然之事。[75]
这位郑生即郑圭，字孔肩，浙江仁和人。后来在天启三年（1623）任平乐县令。于七载任内，因有惠民的实政而受乡民建亭以追念的待遇。[76]他的学术也受赞评，在为诸生时，好读柳宗元、苏轼之文，有修辞居业的志向，被视为真学者，后来还被寄以“搜抉古学，察识为僦、为剽、为奴者之病而思砭而起之”的期望。[77]
冯瑗和郑圭为后来面世的《经济类编》做了初步的编辑工作：二人“相与整齐其绪，釐为百卷，属总类其上，以便检索。间遇一事数见者，稍芟其复”。可见如今《经济类编》可见的百卷本面貌及各卷分类情形，便是在此刻取决于冯、郑二人的共同商议。待“副墨将半，[二人]以质侍御周公。公为先生所举士，趋取卒业，手定编次，捐四十万钱，属嘉禾曹理君遍告同举诸君，而以剞劂役属仁和吴令君及郑生董焉。”[78]
冯瑗提到捐资襄助的周侍御、联合同年之力的嘉禾曹理君及蒇事者仁和吴县令，分别是周家栋、曹光德和吴光义。[79]周家栋，字隆之，为黄冈人，万曆十七年（1589）进士。[80]曹光德，也是黄冈人，为万曆二十九年（1601）进士[81]。吴光义，字行可，泾县人，也是万曆二十九年进士，次年授仁和知县。[82]其中同为黄冈人的周家栋和曹光德，俱“出先生戊子（万曆十六年，1588）门下”[83]，是冯琦当年在湖广以“能综述训典，铨叙百物，有先楚遗风”为标準择别的人才。[84]故而可以据这些人物的出身和地缘因素，想见当时诸人联络的过程是，冯瑗携文稿与郑圭商议编辑事情，郑圭便想到了正在仁和任县令的冯琦门生吴光义；光义又联络了周、曹两位同年，诸人于是共同参与其事。
2、政治期许：“广《同异录》之意”
冯瑗在回顾冯琦出眎后来成为《经济类编》的文字给郑圭时，“欲广陆文裕《同异录》之意，节採编中政最钜、论最畅者，稍为论着，成一家言”。或许是在相谈甚欢的情形下，出于表明职志或联属同志，冯琦还赠了郑圭一部《同异录》。[85]
这里被冯琦作为前驱典範提到的《同异录》，出自被时人称为“天下名儒”的直隶松江府人陆深（字子渊，别号俨山，謚文裕）之手。[86]这位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进士不仅是博学之士，还以其清正敢言和经世着述，在正德、嘉靖两朝都颇富文名与声名。
陆深着述宏富，有长达百卷的全集；[87]撰着中所示他对时政的关心，也面广而深入。综合陆深本人的文字和时人及后人的述评，我们大体可从如下事情中，了解他生平的特出之处。从其政治生涯来看，他因言获罪，也因此得名之事，是在嘉靖八年（1529）三月，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与经筵，在讲《孟子》之后，奏称“讲章为内阁所改”。当时正值“鸿胪方赞行礼”，世宗皇帝对其奏言未予深究，只说“此旧规也，汝有所见，当别疏具闻”。[88]陆深认为上言未尽得期望中的反应，于是在五日后又进言，说皇上对自己的言论未加谴责，并“俯赐慰词，是诱臣使言也，请尽言之”，便进而就此深论：“夫经筵讲章必送内阁裁定，是其意尽出于阁臣，而讲官不过口宣之耳。此于大义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远，幸容臣等各陈所见，因以观臣等之浅深，更请自训诂衍译之外，凡天下政事，举得依经比义，条列类陈，以仰裨圣学。”这次，却遭到明世宗重责，被降一级调外任，谪为福建延平府同知。[89]此事并未见得就与陆深的着名有直接关係，但他坚持内阁辅臣不当干涉文论，而应尊重讲官对讲章的把握及宣讲内容独立性的观点，颇可见文人风骨；他勇于上言的作风，更足被有气节的士大夫引以为重。[90]按照陆深后人的记载，嘉靖皇帝对其中关节其实清楚。到了嘉靖二十二年，皇帝对大学士翟銮言及翰林无人的状况，提到陆深，并说其遭外谪，“是桂萼害他”。[91]
在此事发生前，陆深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为编修、国子监司业，仕途一直顺畅。大学士杨一清（1454-1530）的举荐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92]陆深得获重臣青睐，当与他在思想和着述上的成就有很大关係。从其学术和作文的角度看，陆深“以文章为职业”，“每一篇出，士大夫辄传诵推逊之”，可见是在朝野早有声名的有识之士。但他自言所尊崇者是“文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非颛颛轮辕之饰已也”[93]，故时论既肯定他有以经济自许的职志，也推重他以此展开的功业。[94]从这角度综览其着作，同为松江府人的徐献忠（1493-1569）所作述评：“予究观之，其言出入四部，精究七略，大昭时宪而细综物曲。盖兼子史稗官之要而寓经世之略。古称大雅博达，诚何以加焉！”[95]确是可概见陆深形象的综合评价。
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深在时评中，还被与北宋名臣苏轼（1037-1101）并称。徐阶（1503-1583）在为其文集撰写的序中便说：“昔公尝重修苏文忠传，而大学士桂洲先生（按，指夏言，1482-1548）誌公墓，亦以文忠拟公，天下称为知人。后世令公与文忠较量之，当益知阶之序公集非谀矣。”[96]当朝名臣宋濂、李东阳，也被认为是陆深可与之齐名的人物。[97]
《同异录》能被冯琦引为规範之作，除了有与陆深在经历上的相似处，并引以为同道的先驱，认可他在经济方面的才学，看重他获得时论给予的高赞等因素外，还与此书的撰述背景有关。这是决定冯琦对陆深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文名，且敢言与争、受人尊敬的前经筵讲官产生特别关注的更深层原因。
《同异录》仅有两卷，上卷《典常》“皆古人之成轨，乃今时之急务，第厥所由，盖将以寓施为缓急之序”[98]；下卷《论述》收录“奇文奥义可以考见古今之物情习俗”者[99]；体例则“取古人成说，相其缓急而通之于当世之务”[100]。于今看来，其实并无特别新奇之处。
但此书引起冯琦的重视，关键之处在于，《同异录》是陆深意在“上尘乙览”的呈进之书。它的初撰始于嘉靖八年三月，当时陆深被贬谪延平，因“见先儒议论有功于大典礼、大政事者，手自劄录”而成初稿；同年九月，他任山西学政后，“偶出旧编，粗加诠次，分为上下”以成定本。[101]结合陆深的志业、行事和遭际可见，该书是陆深离开可借经筵以得君行道的环境，初至逆境，因以改换修养君德的方式而编纂成的有心之作。
这便与冯琦对致君之事的期许相吻合。照前述冯梦祯所说：“因忆在馆时，（冯琦）阖扉静哦，是编寔托始矣。”又说《经济类编》的特点是“主于议论，文采採摭，或有未尽；条件亦有重複，以备帐中之藏，未协不刊之典”。[102]冯琦自中进士、授编修、直史馆、与修《大明会典》、编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种种经历均与典籍与史志相关。他在万曆十七年被选任经筵、日讲官，遂与好友余继登（1544-1600）相约：“讲臣与上日隔，徒屑屑守训诂无为也。稍证引古今政治得失，冀有所感动。”[103]这与他在是年所作《己丑冬书怀寄呈家君》中所说“感激明主恩，中夜未能安。……所愧帷幄臣，不奉天日颜。岂有格心术，致之旃厦前。”[104]的焦急事君心态一致。
《同异录》内容上的特点，也与冯琦的期望所至相吻合。除了从经史的角度利用史鑒式的讽喻手段向皇帝进言，冯琦对因事上言也有高标準。他坚持“夫疏若议” [105]，反对空泛、冗长的陈言，认为陈说时政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周全条贯，这就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可供借鑒的言说模範。《同异录》便属于这类文字，且其作者行事的风骨和言论之见地堪为榜样。故而在资料搜集渐至丰富之后，冯琦特别提出陆深的《同异录》作为模仿借鑒的範本，赋予这些文字以高的模拟範本。
五、史鑒：《经济类编》为冯琦取用
冯琦给人的印象，不仅熟悉本朝掌故及政制，且能恰当解决遇到的具体疑难问题，这形象见于刘汝佳为《经济类编》撰写的序言中：“今昔掌故，国事政体，靡不洞练晓习，若躬为之试，即位靳首揆于时庙廷崇硕世局危虞，不取大先生中外寡所裁办，下逮诸司职守，稍涉疑难，得先生唾余，騞然中解，已各厌所请而去，人以是窥先生经济若衢樽酌之靡竭云……”[106]
冯琦收录和摘编后来被纂入《经济类编》的历代名臣论说文字，除了有在文意取捨和编排上的考虑，能从中取用可为自己言行借鑒的知识，也是促使他有此动议并践行其事的重要原因。这是该书从初编者角度看来，最为实用的价值，也是我们在讨论了该书收录文字的特点后，应予关注的更具体和更实际的问题。
能说明冯琦取用他摘编的名臣言论，并用以申述己说的最早例子，是冯琦在万曆十六年（1588）撰写的《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这篇被收录在冯琦《宗伯集》卷60“论”中的文字，在他的《北海集》中，标注有“戊子湖广”的资讯，这提示了该文应是冯琦在他当年主考湖广乡试时所撰。这篇政论文字篇幅适中且结构清晰，围绕“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的主旨及达至这要求的重要性、难度和可行方式等问题，作了周密论说。
这标题其实是出自宋代的名句，它的原作者是北宋初期太宗、真宗朝名臣李沆（947-1004）。[107]李沆在《经济类编》中，并不属于经常出现的重要人物，但他四次被提到，确与他位居参知政事的高位及获“圣相”的时论有关。[108]李沆在《经济类编》中出现，分别是卷11“政治类五”、卷16“储宫类二”、卷21“臣类二”、卷26“谏诤类一”。李沆说的“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便是在被冯琦认为是可鑒戒参看的“臣类”中。该卷下辖“相业”30则，这句讲说大臣事君之道的话，出自第12则，其文字如下：
真宗时，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访，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辈安得坐见太平，优游无事耶？”沆曰：“强敌外患，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帝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祈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109]
这段文字也被《宋史》收录，很可能就是冯琦据以摘录的本源，但其文稍有不同：
沆为相，王旦参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契丹和亲，旦问何如，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110]
先说李沆需令人主知四方之艰难的思想在历史上的价值。李沆的这种说法和他“每朝谒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的做法，《元城语录解》和《宋宰辅编年录》都有记录，且被二书认为是能代表李沆处理引导君德事情的重要贡献。后来的理学家刘安世（1408-1125）也对之给予了极高评价。到了南宋，士大夫也多取法李沆这种强化君主危机意识的做法。《宋会要》引述了孝宗朝臣僚的这样一番话：“臣闻天之爱君，则时出灾异之证。臣之爱君，则时陈警惧之说。李沆事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或者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不知四方艰难之事不闻，则警惧之念有时而忘。忠臣爱君，正不当以水旱盗贼为细故而略之也。”[111]
再看冯琦引述李沆这段见解的具体做法。两段对比，可见冯琦并非全文迻录；加着重号的两句，是尤可令我们从内容与行文两方面，体会冯琦对上言事君事情的审慎思考和良苦用心的文字。
先看后句。《经济类编》自《宋史》引述李沆的话，刻意删去了“少年”二字。其用意当从这二字可能与时政环境引起冲突来体会。冯琦于万曆五年中进士时为19岁，据上文所说，他已经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经世致用的前朝名臣言论了。是年明神宗方才15岁。万曆十六年，29岁的冯琦撰成《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万曆皇帝与他一样，均不及而立之年。冯琦以新近少年臣子的身份讨论事君进言事情，已经熟知历史故实与为臣之道的他，断不会有失仪的言行。再者，万曆改元时，大学士高拱因有“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的僭越、轻慢言辞而遭驱逐，[112]这故事尚未久远，冯琦也不会疏忽到会将李沆这位曾辅佐两代君主（宋太宗、宋真宗）的重臣的话，径引直录。
“恐人主渐生侈心”一句，是《宋史》记载李沆与王旦对话中的点睛之笔，但他未就此担忧再做深论，也未陈说他对所用侈心的理解。但冯琦在他的《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中却对此有系统的申述，这可见冯琦同题政论的主旨及申论思路，确是从李沆的话中来；《经济类编》中的文字被搜集、摘编，是冯琦怀着索史求鑒以自用的目的，也可由此而更为明确。
在这篇文字中，冯琦首先提出谋国之臣对诱导君心的重要性。冯琦认为：“君心起于知而成于畏。一念畏为兴资，一念侈为败资。”为臣者依照在这事情上的态度及行事，被分成了四类：“态臣献谀于己安，直臣弼违于既过，智臣识几于将动，荩臣筹策于未兆。”[113]
接着，冯琦以李沆和王旦的对话为例，承接并申述他提出的“一念侈为败资”的观点。这段可与上文引述的《经济类编》中的文字对看的话是：
宋至真宗时，称极盛已。景德数十年间，内帑充陈，闾阎富厚，即郡国举灾伤，亦岁时常例耳。李文靖（按，指李沆）为相，辄闻而辄奏之。斯不亦忧劳天子乎？及语王文正（按，指王旦）曰：“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盖至祥符、天禧之间，然后歎文靖之见远也。[114]
冯琦引用李沆的说话，虽非照录《经济类编》中摘抄的原文，但显然是以李沆和王旦的对答为据，来表彰筹策于未兆的荩臣。在这一以例证承启的部分中，冯琦明确拈出了“侈心”作为讨论的中心，视之为“天下弊端从兹起矣”的关键所在。接着，他引用“侈，恶之大也。”为论据，说明天子若无侈心，则会出现“重敛”、“重法”、 “重怨”的危险状况，而“天下有此三重者，国必大伤”。[115]
在第三部分，冯琦将文意延伸到能令天子有“侈心”的大臣身上，并申论了四方艰难的含义。这部分是全文的重心。冯琦直言：“……大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艰难，天下更有谁能使知之者！……大臣者既已任天下之责，则不能不忧劳天下。与其求之天下，则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则莫若使之有所畏而无所侈。使之有所畏而无所侈，则莫若使之知难。所为难者，曰：王业艰难，天步艰难，而此两者，则自四方之艰难始。”[116]之后，冯琦列出为臣者当令天子知之的6项百姓疾苦内容。[117]
最后，再次引述《经济类编》中王旦与李沆就正君心、去侈心问题所生的分歧，论说使人主知四方艰难的重要性。冯琦说：“王子明（按，指王旦）岂不亦称贤相哉！犹且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盖至天禧之末而始歎李文靖真圣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说已入君心，已侈大矣。”而能令君王之侈心在未萌之时便有所警戒者，便是“相天下”的大臣们，冯琦因此坦言：“戒之则莫若使知四方艰难。”[118]
从冯琦运用见于《经济类编》中的材料以为论述资借的角度，另有值得我们注意之处。这便是在《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一文末段，冯琦引陈恕以为例，说：“陈恕为三司使，有诏趣上中外钱谷数。恕以为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库充实，生侈心，不进也。盖老成深虑类如此”[119]这段史事在《经济类编》中也有。在该书卷36“财赋类”中，有关于陈恕的如下记录：
陈恕罢，以寇准为三司使。恕久领三司。帝初即位，尝命条具中外钱谷。恕久不进。屡诏趣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120]
陈恕和李沆事蹟不属一类，他们在《经济类编》中出现，也是各为申明不同的问题。但冯琦却能灵活自如地综合选用以为理据，可见在他看来，《经济类编》既是对前代知识的整理、摘编，也是具实用价值的便检之书，且资料收集丰赡，待有需要便可任意取用。该书的价值，显然便在为自己（或其他读者）提示遇事当行之法，又可作为发言论政的有力支持与资料补充。
五、结论
本文讨论的是《经济类编》在编纂初衷、採录文献上的特点和入选其中的文论被编者冯琦使用的情形。该书在选编内容上的特点非常明显，冯琦刻意不与当时涌现的大量类书同道，意在令《经济类编》不落科考用书的俗套；他选录先朝名臣的政论文字，是为了给被斥为空言的流行政论补入新风，提供可堪实用的知识，并示读者以当行之法。此书还是为冯琦就政事上言,提供立论材料的信息彙编集,他也确实有与此书收录文献相吻合的政治申论。
编纂《经济类编》，是由冯琦的社会身份、知识结构以及仕宦经历决定，也受限于他因此所能采借的致君行道之法。对书中内容的择别和规範，则反映了冯琦超擢于同侪的眼光和他对自己的及同道者言行的期许。
冯琦採用选编、摘录历史故实的方式编纂《经济类编》，不仅体现了他作为晚明时代高阶的知识人在对中国历代传统知识的分类和陈述问题上的看法，也显出了中国传统学术在既有範畴内的传衍面貌。冯琦读用历代知识，且本诸法祖的学用心理摘取、分类，使之成为适用于当世的资鑒，其中并没有创造的成分，也没添入自己的评说。[121]在冯琦看来，经世致用所需要的和凭藉的，不是提出新说，而是搜检历史经验，做合乎现实状况的提炼和借用，这就是最可用，也最权威的知识。
《经济类编》编成之后，也并非全是赞声。吴江人吕纯如（字孟谐，万曆辛丑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便认为此书“罗列虽多”，而与宪章当世的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万廷言《经世要略》一样，不适于实用，故而编纂了91卷的《学古适用编》来增强经济类书的实用性。但至少从后人的评价上看，《学古适用编》并未如作者之意，在内容上及实用性上有超越《经济类编》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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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上册，页819。该书页818-821对这类书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该书下册选择了个案，对这类书做了更深一层的分析。参看崔瑞德、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下册，页744-745。
[2] 王锡爵：《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琢庵冯公墓誌铭》，《王文肃公文草》卷10，页408上。相关论述，参看解扬，《冯琦（1558-1603）的事君思想与谏言技巧》，待刊。
[3] 用中国期刊网全文检索“经济类编”，得324条。
[4] 王淑静：《冯琦与〈经济类编〉》，山东师範大学硕士论文，“中国古典文献学”方向，2005年。
[5] 丁原基：《冯琦及其〈经济类编〉》《应用语文学报》，第5期，2003年6月，页42-48。陈淑静未能参看丁原基的论述，故其研撰的学位论文与陈文，间有重複。
[6] 有关这问题的讨论不少，新近出版有关明代出版业与学术变化之间关係的研究，参看井上进，《论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北大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页1-17。
[7] 周启容：《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一期，页6－17。
[8] 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136。
[9] 参看赵含坤：《中国类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页183-185。戴文和，《晚明经世学钜着〈皇明经世文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3年。区志坚，《从明人编着经世文编略探明代经世思想的涵义——兼论近人对经世思想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第23期，1999年春之卷，页92-99。
[10] 《四库全书总目》，卷58，史部第14，传记类2，“今献备遗”条，页524。
[11]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2009）卷13，“事部一”，页271
[12]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同治戊辰（1868）年八月初六日条，页54-55
[13] 《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艺彀”提要，页1027。
[14] 王祎，《送刘志伊序》，《王文忠集》（《四库全书》第12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6，页116上-117上。
[15] 王肯堂，《欎冈斋笔麈》（《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3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4，页147上-下。
[16] 卓发之，《有用道学编跋》，《漉篱集》（《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7册，据北京图书馆藏崇祯传经堂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5，页560上。
[17] 从成化年间始，制举用书又呈现了复兴之势。参看沈俊平，《明代坊刻制举用书出版的沉寂与复兴的考察》，《书目集刊》第41卷，第4期，2008年3月，页28。
[18] 张文炎：《凡例》，《国朝名公经济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7册，据万曆十五年玉屑斋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首，页4下。
[19] 《四库全书总目》卷193，集部总集类存目三，“经济文钞”条，页1761上。
[20] 严讷：《刻古今经世格要序》，《古今经世格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77册，据明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首，页502下。
[21] 《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子部类书类存目一，“经世格要”条，页1167中。
[22] 《四库全书总目》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古今好议论”条，页1175下。
[23] 《四库全书总目》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五经总类”条，页1175中-下。
[24] 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凡例》，《皇明经济文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69册，据天启七年自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首，页5上。
[25] 《四库全书总目》卷139，集部总集类存目三，“经济文辑”条，页1763中。
[26] 当然，四库馆臣在选取明人着述上，也多有陋见。参看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唐世说十三卷，明王世贞刻本”条，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一卷，明嘉靖戊申王忬刻本”条，见《叶德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第3册，页153下-154上，211下。
[27]《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子部类书类二，“经济类编”条，页1155。
[28]《四库全书总目》卷193，集部总集类存目三，“经济文钞”条，页1761上。
[29] 陈其愫：《皇明经济文辑序》，《皇明经济文辑》卷首，页3上。
[30] 参看晁瑮在嘉靖三十年为《疏议辑略》所撰序言。《皇明疏议辑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第71册，据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首，页520上。
[31] 有关其取材和分类的情形，参看《皇明嘉隆疏钞凡例》，《皇明嘉隆疏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2册，据万曆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卷首，页296下。
[32] 该书的价值和编纂问题，参看万曆六年（1578）工部尚书李幼滋所撰序言和该书《凡例》。《皇明两朝疏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3册，据万曆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卷首，页517下-518下；页520下。
[33] 《四库全书总目》卷56，史部诏令奏议类存目，“两朝疏钞”条，页512。
[34] 关于万曆年间官修本朝史的问题，参看李小林，《万曆官修本朝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35] 何伟帜，《〈封给谏魏太公墓誌铭〉与〈明书〉》，《九州学林》，2004夏季，2卷2期，页274。
[36] 沈长卿，《沈氏日旦》，（《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2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10，页351下。
[37] 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17，页768。
[38] 《四库全书总目》卷56，史部诏令奏议类存目，“右编”条，页512。
[39] 参看李纪祥：《〈经世八编〉与〈皇明经世文编〉》，《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第3章，第92-107页。
[40]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子部儒家类，第7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4，第46。陆世仪是典型的王门学者，他对务实知识的关注，参看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1] 《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子部类书类二，“经济类编”条，页1154-1155。
[42] 《四库全书总目》中《经济类编》的提要和该书卷首所列提要稍有差别，除文字上的润色、修订之外，也有书手誊抄致误之处，下文再详叙。
[43] 另有不包含本朝人物的同类着作，如陈子壮辑《新镌陈太史子史经济言》便“止选历代名贤格言，未及昭代”，但这样的取捨，是“非敢阙遗，更俟续刻”。见陈子壮：《经济言纂例》，《新镌陈太史子史经济言》（《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第205册，据天启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卷首，页250上。《丛书集成初编》所收的《昭代经济言》，就应该是陈子壮所说的他的后续之作。
[44] 冯琦：《国朝典故纪闻序》，《宗伯集》卷12，页181上。
[45] 该书取事辑录的原则，如冯琦所说：“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见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见冯琦：《国朝典故纪闻序》，《宗伯集》卷12，页181上。
[46] 冯琦：《国朝典故纪闻序》，《宗伯集》卷12，页181上。
[47] 冯琦：《戊子湖广乡试录序》，《宗伯集》卷14，页197上。
[48] 冯琦：《会试录序》，《宗伯集》卷8，页130上-下。
[49] 冯琦：《顺天府乡试录后序》，《宗伯集》卷14，页199下。
[50] 冯琦：《为重经术祛异说以正人心以励人才疏》，《宗伯集》卷57，页2上-4下。
[51] 该疏得到万曆皇帝的讚赏，他说：“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取士，表章宋儒。近来学者不但非毁宋儒，渐至诋讥孔子，扫灭是非，蕩弃行简，複安得忠孝节义之士为朝廷用。祗缘主司误以怜才为心曲，牧好奇新进，以致如此。新进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举，岂得輙加取录，以误天下。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禆，还开列条款，务期必行。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与儒术并进，以混人心。”《明神宗实录》卷370，万曆三十年三月乙丑条，页6925-6926。按，冯琦的奏疏，《明神宗实录》不录。参看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卷18，“科场禁约”条，页660-661。
[52] 参看冯琦：《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维世教疏》，《宗伯集》卷57，页4下-13下。
[53] 参看王淑静：《冯琦与〈经济类编〉》，页8-9。
[54] 此书被託名为杨慎编纂。参看《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子部类书类存目一，“可知编”条，页1167上。
[55] 梁禾：“天第一”，《可知编》卷2，页205下。
[56] 梁禾引述以释天的诸家论说包括：晋《天文志》、《高抬贵手》、《物理论》、《释名》、程子、朱子、《庄子》、《洪範传》、《天文略》、张氏《衍义》、《天文秘略》、《草象新书》、沈氏《笔谈》、《浑仪奏议》、安城刘氏、鄱阳董氏、《尚书考灵辉[曜]》、《大学衍义补》、《后汉志》、《天文图》、《易》、《书》、《诗》、《春秋左传》、《谷梁传》、《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董子》、屈原、朱子、华阳範氏、致堂胡氏、文子、管子、《军志》、李德裕、文中子、郁离子、《皇极经世》、《天文略》、《六韬》、《文脍》、《通鑒外纪》、《韩诗外传》、《吴越春秋》、《通鑒》、《蜀志》、《文献通考》（5条）、《通鑒》（6条）、《五伦书》（2条）、《孤树裒谈》、《书传》、《天文志》、《周髀》、《室夜》、《浑天》、《周髀》、《浑天》、《大学衍义补》、《尔雅》、《广雅》、《淮南子》、《尔雅》、《广雅》、《尔雅》、《淮南》。其中间有重複者，计徵取文献59种。参看梁禾：《天第一》，《可知编》卷1，页205下-213上。
[57] 《四库全书总目》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页1172下。
[58] 陈懋学：《凡例》，《事言要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类书类，第202册，据万曆四十六年杨秉正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卷首，页23上。
[59] 陈懋学：《事言要玄》卷1，页24上-50下。
[60] 我们还可举万曆三十一年（1603）刻成的範泓辑《典籍便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类书类，第174册，据万曆三十一年範涞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为例，该书首卷“天象部”，列目为：造化总、天、日、月、星、辰、天河、垣宿度、风、雨、云、雾、露、雷、电、雹、虹、火、烟、雪、霜、阴、霁。计23类。
[61] 冯琦：《天类一》，《经济类编》卷75，“司马迁天官书”条，页713上。
[62] 陈懋学：《天集》，《事言要玄》卷1，页27下。
[63] [清]李景星着，陆永品点校：《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天官书第五”条，页121。
[64] 唐顺之：《稗编》（《四库全书》子部，第9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51，“天文”，页192下。
[65] 唐顺之：《稗编》卷51，“天文”，页189-191上。
[66] 冯琦：《天类》二，《经济类编》卷76，“刘安时则训”条，页736下-737上。
[67] 冯琦：《天类》二，《经济类编》卷76，“刘安时则训”条，页742下。
[68] 冯琦：《天类》二，《经济类编》卷76，“牛希济时论”条，页745下。
[69] 按，冯瑗是冯惟敏次子所生之子。
[70] 冯梦祯：《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经济类编序》，《快雪堂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164册，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曆四十四年黄汝亨、朱之藩等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2，页59上。
[71]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6。
[72]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5。
[73]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5。
[74]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6。
[75]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6。
[76] 《广西通志》（《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68，《名宦》，页145下。
[77] 钱谦益：《郑孔肩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4册，据崇祯瞿式耜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2，页352上。
[78]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6。
[79] 《四库全书总目》称“吴光仪”，《四库全书》本《经济类编》卷首提要则称其为“吴光义”。按，应为吴光义。参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页873。
[80] 《浙江通志》（《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54，《名宦》九，页178 上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其为湖广黄安人，页2206。
[81] 《浙江通志》（《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150，《名宦》五，页107下 。
[82] （康熙）《仁和县誌》，《中国地方誌集成》，浙江府县誌辑，第5种，卷4，《题名》，页92上-下。吴光义从万曆三十年任仁和令，至三十六年樊良枢接任，但光义生平在该县誌的《名宦》部分不存，他甚至并未在这部乡间史籍中留下什么痕迹。
[83] 刘汝佳：《经济类编序》，《刘婺州集》（万曆四十五年[1617]序刊本，据内阁文库影印）卷10，页5。冯琦有《戊子湖广乡试录序》可参看，见《宗伯集》卷14，页197上-199上。
[84] 冯琦：《戊子湖广乡试录序》，《宗伯集》卷14，页197上。
[85] 冯瑗：《杂言》，《经济类编》（万曆三十二年刻本）卷首，页16。
[86] 陆深的传纪，见《明史》卷286，列传第174，《陆深传》，页7358。用英文书写的《明代名人传》中也有他内容丰富的研究型长篇传纪。参看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pp.999-1003.
[87] 参看《明史》卷99，志第75，页2474。
[88] 《明世宗实录》，卷99，嘉靖八年三月戊戌条，页2333。
[89] 《明世宗实录》卷99，嘉靖八年三月癸卯条，页2335-2336。按，这份题名“陈愚见以裨圣学事”的奏疏还见于陆深的文集，其立意重在强调“经筵一事关係匪轻，辅养君德，尤为首务。因以策励臣节者，亦不可少也。”所讲孝、忠、仁、义、廉、耻、礼、让诸事“若使反之于身而一无所有，鲜不至于愧汗而听者谁则信之。故必勉加修践之功而后可收感孚之效。”参看陆深：《陈愚见以裨圣学事》，《陆文裕公行远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59册，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陆起龙刻清康熙六十一年陆瀛龄修补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2，页174上-175上。这类强调经筵讲读有辅养君德的作用，必须独立于内阁意志之外而自具讲说修省之涵义的观点，与冯琦的观点类似。在本文分析冯琦经筵讲章的部分已经提到，冯琦与余继登互相激励，试图以经筵进讲来作得君行道的事。参看冯琦：《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公行状》，《宗伯集》卷19，页260下。陈鼎：《冯琦传》，《东林列传》卷15，页367上。
[90] 对陆深就经筵事进言的评论，参看Chu Hung-lam, “the Jiajing Emperor’s Interaction with his Lectures”, in David M.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Published by the Have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ve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86-230.
[91] 陆楫：“杂着”，《蒹葭堂稿》（《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54册，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陆郯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7，页651上-下。
[92] 参看《明世宗实录》卷81，嘉靖六年十一月丙戌条，页1838。
[93] 见徐阶《陆文裕公全集原序》所引述，《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57下。
[94] 徐阶：《陆文裕公全集原序》，《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58上。
[95] 徐献忠：《陆文裕公外集序》，《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61下-162上。按，该序亦见于徐献忠《长穀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86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卷5，页231上-下。同类的赞评，参看松江府人何良俊的序言，见《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63上-下。
[96] 徐阶：《陆文裕公全集原序》，《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58上。似乎徐阶还将陆深视作可与明代名臣宋濂（1310-1381）和李东阳（1447-1516）比肩的人物。参看陆师道所撰跋文，见《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60下。
[97] 陆师道在陆深文集的跋语中引述徐阶的话，评说陆深“可与宋文宪（宋濂）、李文正（李东阳）争衡”。参看陆师道：《题续集后》，《陆文裕公行远集》卷首，页160下。
[98] 陆深：《俨山外集》卷28，《典常上》，页162上。
[99] 陆深：《俨山外集》卷29，《论述下》，页173下。
[100]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96，子部儒家类存目二，“同异录条”，页809下。
[101] 陆深：《进同异录序》，《俨山外集》（《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8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8，页161下-162上。
[102] 冯梦祯：《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经济类编序》，《快雪堂集》卷2，页59上。
[103] 王锡爵：《赠太子少保琢庵冯公墓誌铭》，《北海集》卷46，页2441。
[104] 冯琦：《己丑冬书怀寄呈家君》，《宗伯集》卷1，页48上。
[105] 冯琦：《直指辑略序》，《宗伯集》卷11，页166上。
[106] 刘汝佳，《经济类编序》，《刘婺州集》（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刊本，据内阁文库影印，台北汉学中心藏）卷10，页3。
[107] 李沆的事蹟和这句话的出处，请参看《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282，列传第41，“李沆传”，页9539。
[108] 有关李沆的生平和受到的讚誉，参看《宋史》卷282，列传第41，《李沆传》，页9537-9542。有关李沆的研究，参看王瑞来：《“圣相”李沆——君臣关係个案研究之一》，《文史》，2000年第3期，页21-35。
[109] 冯琦：《经济类编》卷21，“臣类二”，页656下-657上。
[110] 《宋史》卷282，列传第41，“李沆传”，页9539。
[111] 《宋会要·职官》七八之五八。转引自王瑞来：《“圣相”李沆：君臣关係个案研究之一》，《文史》，2000年第3期，页29-30。
[112] 高拱的话和相关政治斗争事情，参看《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68，隆庆六年六月丁卯条，页4189-4190。明神宗沖年继位的政治忧虑，参看该书同月庚午条的记录及史评。页4191-4192。
[113]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38上。
[114]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38上。
[115]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38下-39上。
[116]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39上-下。
[117]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39下。
[118]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40下。
[119] 冯琦：《人主当使知四方艰难》，《宗伯集》卷60，页40下。

[120] 冯琦：《经济类编》卷36，“财赋类”2，页279下。

[121] 丁原基说全书冯琦添注，仅有两处。参看丁原基：《冯琦与〈经济类编〉》，《应用语文学报》，2003年第5期，页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