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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乾盛世”说渊源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褒扬意义上的“康乾盛世”说法开始在清史界兴起，渐为中国史学界所采用，进而影响到全社会。以致今日，“康乾盛世”似乎已成为对于“康、雍、乾时代”的一种定评、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一个历史名词得以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必然是满足了这个时代的某种心理需求，有其符合时势的“合理性”。然而，从学理的角度看，约定俗成的观念也都是一种思维的定式，容易使人在习焉不察之中，丧失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的能力。其实，对于康、雍、乾时代历史的研究和评论，远未到可用“盛世”这个颇具文学色彩的词汇一言以蔽之的程度，还留有许多探讨的余地，值得进行深入反思。而探析“康乾盛世”说生成的历史，也许不只对于解析这个名词有益，对于理性、深入地认识康、雍、乾时代，更不无裨益。[1]
一
对于和平、美好时代的期望和向往，是人类一种自然、普遍的情感和社会理想。古代欧洲人有他们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中国人自古也有一种“盛世”情结。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常以“唐虞三代”作为蓝本，他们将这个时代想象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所谓“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2]，“三代之盛，无乱萌”[3]。孔子和孟子都将“三代”盛时作为施行仁政的典范，加以追慕、赞美。孔、孟生于东周乱世，他们赞美的是往昔的“黄金时代”，对于本身所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在不断反省和抨击。
随着东周战乱时期的结束，秦汉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社会秩序日趋安定。两汉绵延四百年，其制度、礼仪，多为后世所效法，当时世界上也只有罗马帝国之强盛可与之匹敌。汉人虽在辞赋中颂美本朝，但似尚未自诩“盛世”。他们更多地仍是视“唐虞三代”为理想社会，以“尧舜之盛世”，为“光华之显时”[4]。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已将“盛世”之称用于本朝，比如潘安仁《西征赋》中云：“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5]。但《晋书》和《宋书》中只说“虽古盛世”[6]、“在昔盛世”[7]。相比于后世，唐以前的民风比较淳朴，人们甚少将本朝美化为“盛世”，也许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三代之盛”的标准太高，后世难以企及吧？不能忽略的是，古人也常用“治世”一词来形容一个政治清明安定的年代，如《孟子》中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及《诗大序》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治世”是相对于“乱世”而言的，并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的水准，就其本义而言，“治世”一词不能与“盛世”等量齐观，但后人往往模糊二者的差别，以“盛世”一语表达“治世”的涵义。
唐、宋以后，人们始常用“盛世”称美本朝。比如唐诗中有“盛世当弘济”、“盛世嗟沉伏”[8]等句，但此时还难觅“开元盛世”说法，这一词组大概是近代学人的发明；《宋史》中也不乏如此自诩的文字，如“食货志”及“韩亿传”中，均称本朝为“盛世”[9]。《元史》“张起岩传”，起岩在章奏中将本朝喻为“盛世”[10]；明人编辑的图书有名为《盛明杂剧卅种》及《盛明百家诗》者。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钱谦益的文集中，多次出现此语，并且他在收入《牧斋初学集》的《瞿少潜哀辞》一文中，对于“盛世”做了自己的描述：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间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用以点缀太平，敷演风物，亦盛世之美谭也。[11]
这一幅富庶宽松、太平歌舞、悠游林泉的图画，便是他心目中的盛世景象了。此段文字中，不容忽视的在“文网踈”一句，这也体现明末一般文人学士，于此言论自由一点之看重。
《初学集》收录钱氏于明亡前所作诗文，集中称本朝为“盛世”的文字不过三、四见，且多属寿序、墓志之类酬应之作[12]。收录明亡后诗文的《牧斋有学集》则大有变化，其中十余次以“盛世”称颂明朝[13]，与之对比，钱氏对所臣事之清朝却从未以同样赞语相加。不论钱氏心中存有“复明”之念，即便无此一念，清初社会也全不符合其“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之标准。钱氏在《和墨香秋兴卷二首》之小序中所谓“追盛世，怀君子，采苓风雨，良有感托”[14]，可见其以“盛世”称美明朝，适以寄托其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因而《有学集》中的“盛世”称呼，我们不能简单视为谀颂本朝的文字。
虽然以“盛世”称颂本朝，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到了清代，官方文献中所大量出现之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还是令前代望尘莫及。检索《四库全书》康、雍、乾三朝的几种官书所使用的“盛世”一语，如《万寿盛典初集》（康熙五十六年）出现73次、《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乾隆三年）出现52次、《钦定千叟宴诗》（乾隆五十年）出现39次、《八旬万寿盛典》（乾隆五十七年）出现62次[15]。而其语意也十分雷同，无非“恭逢盛世”、“盛世丰年”、“太平盛世”等熟烂套语。三朝君臣对于“盛世”一语之偏爱，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从康熙晚年开始，以“盛世”谀颂本朝已经成为风气。历经三朝，此风久兴而不衰。不难推知，当时君臣是在精心构建一幅政通人和、主圣臣良的“盛世图景”，其用意是以此粉饰升平、维系人心、稳固统治。有的时候，这种粉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称：“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16]作为君主的雍正，并非无知无识，颟顸愚蠢，而以这样极端自大的语气自我标榜，只能说是出于一种宣传策略的需要，再加上一点儿文化上的自卑心理作怪，方能解释。
清代统治者的驭民之术向称“高明”，通过他们的努力构建，不但“盛世”一语日渐普及，“盛世”意识在清中期的社会舆论中也逐渐形成。甚至到了晚清，国势式微，列强环伺，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谀颂本朝，比如左宗棠在其《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中，仍称“臣等躬逢盛世”[17]，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奏折作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尚未最后平息。此外，文人笔下，文康《儿女英雄传》还要“点缀太平盛世”[18]，而诸如《盛世危言》[19]、《盛世元音》[20]、《盛世人文初集》[21]等名目的着作仍层出不穷。
二
清朝的最后十余年，是其统治秩序趋于瓦解的时期，“排满革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此时邹容的《革命军》（1903）、章炳麟的《訄书》（1904）等政论性着作视满洲统治者如寇仇，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訄书》重订本中“哀焚书”、“哀清史”两篇，贬斥康、雍、乾三朝的政治，痛切而有力，对后来的清史学者影响甚大。不过，此时正统的清史论者仍在帝国残照中，感怀旧日盛迹。汪荣宝在其《本朝史讲义》中，用“全盛时期”来概括清中期。对于康熙朝的武功文治，他将其比之为“汉唐之盛”：
圣祖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22]
此段文字是汪氏于1904-1905年间，在京师译学馆授课时所作。考虑到当时情势，以及一般传统文人的观念，这种文字不足为怪。
民国建立之后，清朝历史已成“前朝遗事”，史学家下笔之时，少了许多忌讳。通史论者对于清朝的总体评价多采批评态度，有些人认为清朝统治是一种“狭义的部族政权”[23]、“斵丧我民族元气命脉”[24]，激烈者甚至以清朝统治为“民族牢狱”[25]。对于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他们并未全盘否定，比如吕思勉在其《白话本国史》（1923）中称之为“清朝的盛世”[26]；缪凤林当时所着大学教科书《中国通史要略》（1948）称之为“清室盛世”[27]。专攻清史者，对于三朝的评论，也使用类似的语言，比如刘法曾《清史纂要》（1914）称为“极盛时期”、陈怀《清史要略》（1920）称之为“隆盛时期”[28]，只是他们对清朝的批评，一般没有通史论者那么激烈，对于三朝的评价，也要比前者正面一些。为何专论清史者对于清史的评价要高于多数通史论者？这其中的治学心理，不免令人玩味。
清亡以后，论者虽用“隆盛”、“盛世”、“全盛”等词语描述三朝，却与清代君臣的粉饰不同，其中较少讴歌赞美之意，只是将三朝看作清朝历史中的兴盛时期。还有学者以“黄金时代”称呼这个时期。比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47）认为三朝政绩“可称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29]；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中说：
（弘历）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30]
周氏笔下并没用多少称美之意，与吕、缪二位所指近似，而梁氏笔下更现出一种讥刺的味道，指斥乾隆时代“思想不自由”。
论及民国学者对三朝的评价，不能不提及清史专家孟森的意见。他在《清史讲义》中对有清一代曾做如下总论：
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31]
同书中，他以雍正、乾隆二朝为清之“全盛”时代。而在《心史丛刊》序中，他又批评道：
清世文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32]
孟森的说法，可称平允。在其多种清史着作中，也均不见以“盛世”称美清朝的文字。
与孟森的态度不同，当时以清史名家的另一位学者萧一山对于三朝的评价则是赞誉有加。萧氏成名作《清代通史》上卷（1923）出版时，他才只有21岁，还是北大政治系的学生，而以其当时的学养积累，独立完成这样一部巨着，实为不易，也就难以求全责备，比如其论康熙之政要：
玄烨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33]
与上文所引汪荣宝《本朝史讲义》对照，这段论述除了将“圣祖”改为“玄烨”，“恢张帝国”易为“扩张清国”之外，文字全然雷同，显然，萧氏是在仓促成书之时，无暇另起炉灶，而信手袭改汪文。不过，文字虽迹近照搬，但对清朝的赞美，却是萧氏本人态度。他在《通史》中卷亦极力赞誉乾隆：
高宗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堪称极盛，于时海宇清晏，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34]
这类赞语，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萧氏之外，民国时期还极少有哪位史学家会如此揄扬清朝。虽然萧氏没有用“盛世”一语，但揣其词意，已将康、雍、乾三朝比肩于汉唐之盛。近三十年，国内一些学者对“康乾盛世”的宣扬，可说大都是在步武萧氏。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学术研究随着政治风潮起伏簸荡。三十年中，清史学者论述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红楼梦”两个问题上。“康乾盛世”这一名词适于此时出现。以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明确使用“康乾盛世”的，是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该文发表于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其原文为：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35]
“嘉道守文”一词，令人联想到孟森《清史讲义》，此书第4章的标题正是同样的表述，而第3章的标题是“全盛”，大概邓拓看过《清史讲义》，将二章标题联属在一起，隐括成了对仗工稳的“康乾盛世，嘉道守文”二句。此前，将康熙、乾隆二朝省文为“康乾”，略去中间的“雍正”，还不多见。同一年，署名映白、孙慎之的文章《关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发表于《文史哲》第4期，其中也使用了“所谓康乾盛世”的表述方式。[36]此外，郑天挺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也有“所谓康乾盛世”的说法，其讲稿先曾以铅印本印行，后又于1980年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名为《清史简述》。[37]
三十年间，除了“康乾盛世”之外，学术界还使用“康雍之治”[38]、“康乾之治”[39]、“乾嘉盛世”[40]之类的表述。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使用者并不取其正面意义，而往往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以表明自己并不认同其说法，且又将其发明权归为“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学者”。在许多论者眼中，康、乾时期非但毫无“盛世”气象，反而是一幅“封建末世图景”。
然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抹去“所谓”二字的“康乾盛世”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习惯用语，许多撰述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此语。有关材料不胜枚举，也为大家所周知，已无须本文赘述。
三
笔者以为，是否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倒也无关乎是非，这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但又不可否认，这个名词本身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包含着对康、雍、乾时代很高的总体评价。在两百年之后，我们其实可以不带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来看待那段历史。有清二百六十余年历史，这三朝的134年是其鼎盛时期。用中国传统的“治乱盛衰”观念来看，任何一个王朝，都有崛起、兴盛、衰落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三朝是清朝的全盛时期，其前和其后都无法与之相比，似乎并无争议。问题是，如果我们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来描述三朝，那就与用“清朝的鼎盛时期”大为不同了，后者是一个近乎中性的描述，前者却是很高的赞美。词语的意义是在比较之中显现出来的。“康乾盛世”会让我们很自然地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名词进行类比，就是说，在审视“康乾盛世”之时，需要引入历史的纵向维度。
汉和唐，是最能代表中国历史的两朝，它们在制度和文化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民族之所以能被称为文明国家，拜两朝之赐甚多。汉唐时间跨度七百余年，其间也经历盛衰治乱的过程，两朝也有很多弊坏之政。但在总体上，那是我华夏民族朝气蓬勃、国势日上的时代。在其鼎盛时期，君主施行仁政、虚怀纳谏，大臣也能为民请命、敢于直言，所以政治上较为清明，几乎没有文字狱。百姓安定、富足，因而国力强大，符合钱牧斋所谓“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的标准，因而能够击破处于兴盛期的匈奴、突厥。唐代的长安，当时是万国来朝的国际都会，吸引东西方各地的人们前来学习、贸易，“瞻仰上国风光”。总体上，“汉唐气象”开放而自信，恢宏而进取，其精神魅力，为后世所景仰，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雍、乾三朝又为我们留下了何种精神遗产呢？不可否认，清人雄健尚武，开拓疆土，吾国今日之广大疆域，多赖清人之武功。[41]清人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苦功，也令后人钦佩。乾嘉学者的研究及《四库全书》等的编修，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清人在文学上（尤其是小说）的成就也不可磨灭。这些“武功文治”，均值得称道。然而，清人给我们留下的负面的遗产，至少有三个方面，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其一，是清人的民族压服政策。
且不论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也可不谈“剃发”、“圈地”、“迁海”等政策，一个“首崇满洲”的国策，即是贯穿整部清史的主调。清朝统治者口称要破除“满汉畛域之见”，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吧了。康、雍、乾三帝都以维护满人对于汉人的特权地位为根本要务。但天下人之耳目岂能尽掩？以一个数十万人的部族，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对于人口多达二、三亿的汉人，以残酷的手段，长期进行专制统治，势必引起后者的不满，前者欲维持这种垄断式的统治地位，必然要对后者实行高压政策，而二百余年中，汉人不断进行反抗，争取民族的解放，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是清人的极端专制主义。
中国政治的极端专制主义始于秦，后经不断的调整、改良，在两汉、唐、宋时期，专制主义政治是趋于和缓的，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士大夫得以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广泛参与国事，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元明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而专制皇权得以膨胀。康、雍、乾三朝的专制主义更发展到巅峰。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清人入关之后，便立卧碑于各省儒学，禁止读书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也就是说对于读书人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全部禁止。对于士大夫，清统治者绝少尊重，甚而摧辱其人格。钱穆曾论道：
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折奏，咸自称“奴才”。[42]
明代专制政治已为后人所诟病，清人更在明人基础上，变本加厉。康熙帝的豪言：“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43]，正是清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写真。
其三，是清人的思想钳制政策。
与元代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相比，清人手段更为高明，用心也更为刻深。文字狱虽非清人首创，却在康、雍、乾三朝登峰造极，成为打压汉人民族意识的主要手段。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以康、雍、乾时代文字狱数量最多，波及最广，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文字狱的时代”。三朝统治时间一百三十余年，以文字罪人的冤狱竟制造了一百六十余次。[44]其中多次广肆株连，务兴大狱，对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族磔、斩、绞、徒、流，制造出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其恐怖气氛直到道光时期，还令文人因心有余悸而“避席畏闻文字狱”。
除了文字狱的手段，清人又藉编修《四库全书》等机会，大规模禁毁各类书籍数千种。孟森曾论到：
今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着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45]
与“汉唐气象”相比，清人的精神魅力，统治者的气度胸襟，弗逮远甚，实难比肩汉唐。这是从历史的纵向比较，而横向的比较，也一样很难让人感到乐观。
康、雍、乾三朝所处的时代，是西历17世纪后期和几乎全部18世纪，适逢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此时，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世纪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人类被压制的潜能和创造力得以释放。欧洲科学界开始学会运用理性来认识自己和自然，不再迷信上帝以及一切人间权威。延续之前的天文和地理发现，这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继续取得伟大进展。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布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瓦特将其蒸汽机付诸应用；另外，力学、电学、热学的原理也已被发现。在人文科学领域，更是群星璀璨。1734年（雍正十二年），伏尔泰（1694-1778）发表《哲学通信》，呼吁宽容和理性精神；1751年（乾隆十六年），狄德罗（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宣扬理性和科学，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卢梭（1712-1778）发布《社会契约论》，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充满自由、平等精神。此外，孟德斯鸠（1689-1755）、亚当·斯密（1723-1790）、康德（1724-1804）这些巨匠，运用理性的武器，在哲学、法律、经济等人类认知领域，同样做出了重要发现。与科学的进步同一趋向，欧洲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已在英国开始，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这场革命，逐渐蔓延到欧洲。它所产生的惊人生产力，将在19世纪以后改变全人类的面貌。此外，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民主政治的理想，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又一个标尺。
在欧洲社会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天朝”处于何种状况呢？马克思曾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46]马克思所写的虽然是19世纪中叶的景象，放在18世纪中后期的清朝，仍然合适。固然，乾隆时期的社会还算得上稳定，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发生关联，可是，整个社会却缺少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统治者从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出发，以“监谤为务”[47]，务期压制汉人的民族思想，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社会风气也相当腐败。这样一种萎靡的精神，怎能与此时思想界、科学界巨人林立、开始建立民主政治的欧洲相提并论。“天朝”虽然躯体庞大，精神上却是矮子。在纵向的维度上，康、雍、乾三朝已逐渐被西方列强抛在后面，难以“盛世”自居。
人类历史中，其实从未存在过真正的“盛世”和“黄金时代”。“盛世”只寄生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一切被贴上这一标签的时代，不过是时人和后人虚构出来的幻象，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服务于统治者的现实需要。中国史上的所谓“治世”和“盛世”，很多时候，只能算是社会大动荡之后的恢复和休养时期，即便汉唐时期，也远非后人想象的那般理想，雷海宗曾论及此现象：
大乱之后，土地食料供过于求，在相当限度以内，人口可再增加而无饥荒的危险。所以历史上才有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东汉初年的中兴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清代康熙乾隆间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杀的代价所换来的短期黄金境界。生活安逸，社会上争夺较少，好弄词藻的文人就作一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文章来点缀这种近于梦幻的境界。[48]
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以“盛世”作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客观、中立、科学、批判精神的背离。
作为一种乌托邦，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的“盛世”理想多寄托在对具有“天下为公”意味的“唐虞三代”之追慕、向往上，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大概从西晋以后，人们始在称美本朝时使用这一概念。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官方频繁使用“盛世”一词美化自己的统治，努力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幻象，可以说，“康乾盛世”说法的始作俑者正是康、雍、乾三朝的君臣。
作为一个史学名词，“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其草创者邓拓笔下，它的含义具有否定意味。在80年代之前，这个名词被引用时，多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应该说，学术界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是在80年代之后，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盛世”一语本非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它即是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理想成分的赞誉之词，也是一个颇有宣传意味和政治功能的词汇，其实不能作为对一个时代理性、科学的定评；当时文人、政客对“盛世”的赞颂也不能作为史学评价的科学尺度。康、雍、乾时期的君臣们喜欢用这个概念自我粉饰，时隔两百余年，这种粉饰可以休矣！在清史研究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反思精神。作为史学名词，把“康乾盛世”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上，就会发现它既经不起推敲，又易造成误解，也许用少些价值判断味道的清朝“鼎盛时期”或“全盛时期”来定义三朝，更为合适吧。
（文章出处：《清史论丛》2011年号）
[1] 与论题相关的研究，可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之“盛世与观念”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51页）、周思源《质疑康乾“盛世”说》（《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刘焕性《“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第45期）、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4卷，第2期）、刘文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7期）等文。上述研究观点各异，视角多元，均有助于问题的探讨。又，本文的基本观点和某些史料，受益于与本所多位师友的讨论，尤受益于王戎笙、何龄修两位先生的指教，在此敬致谢忱。
[2] 《汉书》卷23，中华书局，1997年，1091页。
[3] 《盐铁论》“授时”，载《诸子集成》（8），上海书店，1996年，38页。
[4] 《后汉书》卷52，中华书局，1993年，1719页。
[5] 《文选》卷10，中华书局，1994年，440页。
[6] 《晋书》卷52，中华书局，1996年，1445页。
[7] 《宋书》卷2，中华书局，1991年，29页。
[8] 前为羊士谔句，后为牟融句，分见《全唐诗》卷332、467，中华书局，1979年，3700、5319页。
[9] 《宋史》卷173，4176页；卷315，1029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0] 《元史》卷182，中华书局，1996年，4194页。
[11] 《牧斋初学集》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690页。
[12] 分见于《牧斋初学集》，1046、1071、1535、1690页。
[13] 分见于《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79、286、736、797、811、834、990、1534、1592、1602、1611页。
[14] 《牧斋有学集》卷5，179页。
[15]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统计。
[16] 《大义觉迷录》卷1，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29-30页。
[17]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3），奏稿卷11，上海书店，1986年，1897页。
[18] 文康《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西湖书社，1981年，7页。
[19] 郑观应着，1894年初版。
[20] 沈学着，刊于1896年的《时务报》。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
[21] 郑冶亭编，光绪丙午（1906）版。
[22] 汪荣宝：《本朝史讲义》第二编“全盛时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39），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26-27页。
[23] 钱穆语。参见钱穆：《国史大纲》“清代之部”。
[24]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三），商务印书馆，1948年，53页。
[25]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光华书店，1948年，800页。
[26]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33页。
[27]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三），“目录”。
[28] 陈怀：《清史要略》，“目录”，载氏着《清史两种》，收入《温州文献丛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开明书店，1947年，946页。
[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25页。
[31]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7年，4页。
[32] 孟森：《心史丛刊》“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3]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27年，631页。
[34]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商务印书馆，1928年，238页。
[35] 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巴蜀书社，1987年，155页。此条材料承林存阳兄赐教，谨致谢意。
[36] 参见映白、孙慎之：《关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矛盾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55年第4期，38页。
[37] 参见《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45、47页。有关此书的由来，承蒙郑克晟先生指教，不胜感激。
[38] 参见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文中写道：“中国历史上所谓康雍之治，就是指的这两个阶段的整个过程说的。”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收入氏着《明清史论着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7页。
[39] 参见刘大年：《论康熙》，其中写道：“资产阶级学者每论及康乾之治，照例粉饰一番。”原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475页。
[4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人民出版社，1992年，396页。又见上引商鸿逵文，《明清史论着合集》，97页。
[41] 与清人武功相伴的，有时是民族征服和血腥屠杀，比如乾隆对准噶尔施行的种族灭绝。
[42] 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833-834页。
[43] 《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亥。有关清代的极端君主专制，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之“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一节， 427-452页。
[44] 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实际发生的案件还要多于此数。参加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34-35页。
[45] 孟森：《字贯案》，载《心史丛刊》，212页。
[46]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人民出版社，2006年，716页。
[47] 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89年，328页。
[48]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7年，123-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