郏县战役大概发生于大明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在此一年后，曾经北逐蒙古、东击倭寇，国祚长达270多年的大明帝国寿终正寝，而郏县战役可以说正是帝国末年最后的挽歌。

无论真相如何吧，仅从个人观点来讲，笔者倒更倾向于中国军事史编撰组郭汝槐先生等人的看法，明末在郏县很可能发生了两场不同的战役。

这其中所谓的“柿园之役”发生于公元1642年年末，一般又將其称为“冢头之战”，属于李自成进军襄阳的河南五大战之一。

这场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1642年9月，孙传庭率所部明军行至潼关，李自成在收到消息后率军西进迎击。然而当孙传庭行军至郏县一带时侦查到李自成也正在向自己开进，于是孙传庭决定将计就计，设下埋伏以期一举歼灭李自成。然而陷入埋伏的李自成军早已并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一番苦战下李自成军且战且退，并且还在撤退的道路上大量抛撒财物军资诱使明军士兵为争夺财物而破坏队形。直至撤退到一个叫冢头的地方时，李自成终于得以与姗姗来迟的部将罗汝才回合，大顺军随即发起反击，明军惊慌之余败走。

以上就是第一次郏县战役，也是“柿园之战”的由来。

而笔者今天所主要讲述的乃是第二次郏县战役，也就是崇祯十六年孙传庭与李自成最后的决定性战役。

对于任何一个热衷军史或战略学研究的人来说，想对一场战役有充分的了解，其首先必须先了解它的大背景。

郏县战役发生于明末崇祯十六年，也在这场战役还没有发生的前一年，在离帝国首都千里之外的松锦战场上，明帝国刚刚损失了它几乎是最后的13万精锐。

然而帝国的僵梦并未就此中断，北线战场的又一次惨败进一步恶化了帝国内部的局势，曾经似是已经消弭的“闯乱”再次如狂风骤雨般袭来。

紧随着孟家庄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冢头之战、汝宁之战等河南五大战的失败以及满清军队的第五次入关劫掠，整个明帝国在公元1643年仅仅只剩下了三个堪堪可用的野战集团。

这之中，吴三桂的关宁军团因为必须镇守山海关防御满清而无法对国内战场起到作用，左良玉的九江军团则刚刚在朱仙镇被李自成打得一塌糊涂。所以，除了这两大军团外，明帝国就只剩下了驻守在潼关的孙传庭军团，虽然这支部队的境况也并不见得有多好。

孙传庭，字伯雅，早年并非世袭行伍出身，后来投笔从戎，在郏县战役时官拜督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明一代，由于沿袭了宋朝对武臣的刻意压制，故而明朝的武官是很不受重视的。这一方面导致了武风不振和整体军事水平不高，另一方面却也凸显了为数不多的杰出将领的可贵，孙传庭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直至公元1643年第二次郏县战役正式打响之前，由于大明军连遭重创，主动权早已易主，故而孙传庭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的明军很难也无必要在野战中与李自成一决高下。为今之计，只有一方面凭借潼关险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密切监视李自成的动向，只待李自成的百万大军饥疲之时，则明军就可以趁势反击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当时李自成所占领的主要地盘河南一带由于年年战乱和灾害，是无法长期供给一支庞大军团的。当然了，人们会说，难道这样就能保证李自成乖乖的在河南一带坐等饿死吗？

确实，没有谁能保证若孙传庭的建议真被采纳了，历史将会如何发展。但无疑，至少就当时来说，对于身负重创的明帝国而言它同样需要时间来喘口气。

可惜遗憾的是，就像前几次一样，明帝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崇祯皇帝并未采纳孙传庭的建议，反倒是一个劲的催促孙传庭出兵决战。

无奈之下，孙传庭只好挥泪出兵。

公元1643年7月下旬，孙传庭开始部署行动。他的战役企图以是南、北、西三个方向分进合击，力求在襄城、郏县地区与大顺军主力接触并歼灭之。

具体战役指导是：由孙传庭亲率总兵牛成虎、白广恩、王定，副总兵高杰等部，携两千辆战车为主力，从潼关出发开往洛阳与来自北线的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所部汇合，同时命总兵秦翼明率所部出商县、洛南以掩护主力右侧背并择机配合东进郏县。待主力汇合后，转军南下汝州。

而与此同时，以总兵左良玉所部自九江北上寻机攻占汝宁，南北夹击李自成军。

与之相对的，李自成自夺取襄阳正式建立了大顺政权后，也正与幕僚积极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在一系列的讨论后，李自成最终决议采纳手下顾君恩的建议：“先取关中，然后再图京师。”

这样一来，本来就准备挥军西进的李自成在得到孙传庭兵出潼关的消息后大为振奋，正好以逸待劳一锅端嘛。

公元1643年8月6日，孙传庭兵出潼关，至20日顺利抵达陕州。

在此期间，看得出来孙传庭还是非常谨慎的，而且对他来说，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在南线，左良玉兵团已经重新占据了武昌三府二十一州县，帝国的前景似乎并非没有希望。

9月8日，孙传庭在宝丰、郏县一带与李自成军遭遇，双方均拼力死战。

作战中，明军以“战车”打头阵，充分发挥火器优势。

李自成军数次攻击均被打退，遗尸累累。

9月12日，孙传庭攻占宝丰。

9月13日，孙传庭攻占郏县与唐县，并且杀害了当地的大部分大顺军家属。

9月14日，李自成手下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

形势一度恶化之余，据说当时大顺军普遍都有了投降的念头，甚至李自成本人也都直白的对手下部将说道：“大家不要怕，我杀过明朝的王爷，焚烧过皇陵，早已经是死无赦了。现在大伙跟着我再打一仗，还打不赢的话，你们再杀了我去投降也不迟”

眼看着，似乎只要再打一仗，孙传庭就可以消灭李自成了，然而不曾想老天在这里给孙传庭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一路仰仗着火器强悍的明军士兵眼巴巴的看着豆大的雨点落下，见此，孙传庭心都要碎了。

不过在这里，有个地方倒是值得小小讨论一下，那就是郏县会战中民军四天王李养纯的投降。

长期以来，有关郏县一战，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就在于当年李养纯的投降到底是真降还是假降？

明末最早的农民起义里，农民军并不叫大顺军，李自成也并不是带头大哥。在最早的时候，农民军主要分成数十个集团，一般又称为三十六营十三家，这数十股势力并非一个统一的编制，彼此间既强弱不均，又互不统属。虽然他们都尊奉实力较大的高迎祥为盟主，但事实上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摩擦的。直至后来高迎祥战败被杀，三十六营也被打的七零八落。再后来，除了李自成与张献忠，稍还具有一定影响力与规模的就只剩几大元老如罗汝才、贺一龙、李养纯等少数几人了。

然而这一现状也并未持续多久，至公元1643年一月，也就是郏县战役爆发的半年前，李自成在打下襄阳后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力图改变农民军以往的流动作战方式，建立正规的野战集团和地方卫戍力量。这虽然是一种大顺军进步的表现，但无疑的，这必然会涉及到几大固有元老赖以为生的兵权问题。几经交涉无果后，李自成断然出手，斩杀了罗汝才、贺一龙等人。此事后，虽然李自成成功建立了自己的亲军五大营和政权结构，但因为罗贺事件却也导致了不少原民军将士叛逃，比较著名的就有罗汝才手下的悍将王龙、杨承祖。这两人作为明军在半年后的郏县战役中表现颇为活跃，给李自成带了很大压力，甚至据说李养纯本人就是被他们说降的。

然而虽然在公元1643年还有王龙等大顺军中高级将领复投明朝的情况，但毕竟是属于极少数的个例。对于一个多年与明帝国对抗的中高级将领。有四天王称号的李养纯似乎并不难看出明帝国的国运已非人力所能挽回。这时候叛逃过去，又能有多大的前途呢？此为疑点之一。

其二，在郏县战役中，李自成主力俱在襄城一带，民军家属好好的不放在城里保护着，偏放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唐县，怎么看怎么不合逻辑。要知道，民军作战自来都是老头妇女齐上阵，并不存在着家眷在身边会影响战斗力的情况，何况真要想放心，唐县所处的位置也直接面临着明军的兵锋。反过来说，由李养纯所爆料的情报中，倒是颇值得玩味。我们知道，当年孙传庭在洛阳一带与陈永福所部汇合后，其主攻的力量是由北向南，而宝丰、唐县均在李自成的左侧后。孙传庭越是往这个方向深入，就越会暴露自己的侧翼，事实上从后来李自成军能轻易打击明军后方的白沙一带就比较能说明这个问题。

所以若按阴谋论的观点，很可能李养纯并不是真心降明，而将家属放在唐县的做法也很有可能是有意为之。

当然，这个说法也并非毫无反驳的余地。事实上就像上面所说的，既然在公元1643年大部分人都知道明帝国恐怕是日落西山不复返了，那么这时候新生的大顺政权又还有多少必要采取这种借刀--的把戏来赢得一场会战呢？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吧，至少就公元1643年9月14日的孙传庭来说，他已经来不及考虑这个问题了，连日的滂沱大雨导致了明军无法有效发挥火器的优势，同时也使得明军的后勤供给愈发紧张。这时候，估计孙传庭已经十分后悔自己当初听信李养纯的情报倾力急进的决定了。然而相比起这个来，接下来所将发生的事则比现在的情况更对明军不利。

在原本孙传庭的计划里，北路大军在洛阳会师后由北往南正面打击李自成，而南线则由左良玉的九江军团相机偷袭李自成后方。然而直至9月14日，不仅左良玉部未有动作，原本勒令掩护大军右侧背的秦翼明部也停在商洛一带徘徊不前。详细原因一查，虽然左良玉确实有因张献忠攻击长沙而受到牵制，但也有说法说是因为之前的朱仙镇大战使得左良玉对于李自成有了深深的恐惧。尤其相比起现在的郏县来说，当初在朱仙镇的明军只多不少，可最后不一样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了吗？

就此，计划中的南北夹击彻底失败，孙传庭充满了深深的失望。

然而不多久，失望就变成了绝望。

双方在僵持之余，李自成以大量精骑急袭孙传庭的后方，这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明军后勤线终于崩塌，孙传庭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要知道，在通讯落后的古代军阵十分讲究阵型与纪律，敌前撤退从来就是一个技术活，两军阵线相交后除非事先有计划，否则非常容易在撤退中士气崩溃从而导致大败。

9月17日，通过连续打击孙传庭部的后勤线，明军上下皆饥疲不堪。

至17日，由于雨势稍微缓解，考虑到不立刻做出行动，那么等李自成一动就万事休矣，于是孙传庭决定回师就食。然而不知为什么，孙传庭的这次撤退却布置得颇为草率。或许是出于优先保住最有效战力的考虑，亦或许是孙传庭对陈永福相当信任。孙传庭决定率陕西军先撤，而以陈永福所部掩护撤退。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说，这很可能是孙传庭寄望于陈永福所部能发挥主动献身精神，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毕竟大厦将倾，谁对谁又是真心的呢？

也许孙传庭自己也未曾想到，这一举动引得陈军大哗，陈部都认为这是孙传庭留下他们挨宰而自己逃命去了。于是乎，陈军官兵开始发生躁动，以至于总兵陈永福连斩了好几个人都没法制止。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也是久经战阵的李自成察觉出了明军态势的异常，随即引军来攻，陈永福所部很快便被击溃。

大顺军见状士气大振，不由分说的一路狂追。紧接着他们追上了撤退中的明军高杰所部。比起陈永福来说，高杰更算是孙传庭的亲卫将领，故而其抵抗要较陈永福坚强地多。但面对越来越多且士气高涨的大顺军，高杰也感到越发难以支持，于是他率部一路且战且走并向先行的白广恩部发出求救。

这里特别得简述下明朝的火器发展。自两宋开始，中国人在--的使用上就一直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明帝国自立国之初更早早建立了一支专属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这个部队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呢？特别就在于其编制上有最少三分之二是纯火器构成。这在当时的世界战争史上来说，可谓都是空前的。后来历经朱棣、戚继光等一干帝国历代名将的改革，可以说明军的火器使用也越来越普及和纯熟。然而换个角度来说，坏也坏在这个普及上，也许正是因为火器的威力相比冷兵器巨大无比，故而一定程度上倒也诱发了历代明军都普遍的更严重依赖于远程火力投送，反而在多兵种协同上重视不够。长期以来明军都缺乏一系列制度去保障传统近战兵种的稳定。以至于到了帝国末年，即使帝师孙承宗面对明军“长于火器，而短于搏战”的现实，也不得不无奈的去走偏门—依靠机动力弱的战车来构筑火器射击的屏障。

当然了，笔者这么说并非就是说火器战车就是落后的东西，实际上同期西方也有著名的胡斯战车阵。笔者想说的是，战争从来都并不是单一兵种或者说单一元素来决定胜负的，即如当今空权论可谓是不乏其理，但其实仍旧不能简单粗暴的说，这就是战争的真谛了。实际上国防的力量原理更多类似于蓄水，平常无储备水源，则使用时就短缺。平时不经常更换水源循环，则往往就是死水一滩。

好了，话回正题。

令高杰也无奈的是，连日的大雨和饥饿，使得明军不仅仅失去了制胜的主要依靠，更使得明军本就不高涨的士气异常低落。

面对漫山遍野且士气高涨的饥民和李自成军，与白光恩汇合后的高杰部并未使得态势有多少改善。仅仅稍一接触，明军就全线动摇，整个战线很快崩溃。

紧接着，大顺军趁胜追击，一日夜逐四百里，明军死亡4万余人，辎重装备尽失。见此情景，孙传庭面色惨白，忽而仰天长叹：“天下事休矣，大明朝休矣。”说罢，孙传庭拔出佩剑就要自刎，幸得左右和副总兵高杰眼疾手快才救了下来。最终，孙传庭与副总兵高杰仅仅收集得数千残兵由曲河走黄河北，复南渡阌乡回到了潼关。

然而今夕何夕，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李自成又哪能放过此等良机呢？很快，李自成也兵临潼关城下，紧随着潼关城破，孙传庭跃马冲阵，最终战死，享年51岁。

至此，明帝国在关内最后一支可以用来制衡李自成的野战集团就此覆灭。

一年后，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大明第十六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在煤山上自缢身亡。

后记。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