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金-徐秀丽：革命年代的饮食儿女——读章瑞荣家信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退休金-徐秀丽：革命年代的饮食儿女——读章瑞荣家信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徐秀丽：革命年代的饮食儿女——读章瑞荣家信

摘要：1949年后，中国曾长期处于“继续革命”的氛围中，集体至上，精神第一，家庭观念、个人主义、物质享受均成为批判革除的对象。然而，贴近考察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史，不难发现，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青年男女的婚恋过程，“匹配”的通常仍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而城市年轻夫妇的生育率已大为下降。无论物质生活的调剂还是婚姻问题的“解决”，家庭往往是人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在“家庭”的价值被否定、遭破坏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家庭成员互为可靠的物质后盾和坚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即使最亲密最有能力的家庭，所能腾挪的空间也是极其逼仄的。
关键词：家庭；精简下放；计划供应；婚姻
全文阅读
近年来，学界对当代社会史的关注持续提升，并业已提炼出不同的分析框架。[1]其中对当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主要关注单位、村庄、里弄等群体生活，对于集体化、单位化生存状态下个体生活、个体经验的论述相对不足。[2]而且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在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家庭，在当代史研究中甚至比对个人还缺少关注。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当代中国，国家管理机制直达基层，家庭的社会细胞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单位”和村庄、居民委员会所取代。第二，近代以降，家族制度受到强烈冲击，“家庭”基本成为负面价值。到“文革”时期，“阶级意识”高于一切，“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对“家庭观念”的批判和背离达到高峰。但是，中国当代社会远远未达消灭家庭的阶段，而且有时情况正好相反，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严苛的户籍制度下，农村人民公社的农民“面对的生存环境极类似于他们的祖先”，实际上可能比他们的祖辈更需自给自足，与此相应，“他们可以调动的基本资源仍是血亲、姻亲、邻里”这些“世代相传、十分熟悉的东西”。[3]而家庭，无疑是私人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单位。美国学者周锡瑞在研究他的妻族叶氏家史时也发现，在叶家几代人的生命旅程中，家庭功能和凝聚力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当19世纪中叶太平军占领安庆时，叶家作为一个群体一起避难；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中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地跟着他们的同学走了，“朋友、同学、同志比兄弟更重要了”；在共和国时期，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国家和党比较怀疑家庭关系，“家庭观念”与“党性”构成冲突，另一方面，党又特别重视家庭关系，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政治斗争的时候最能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家里人，这就让家庭更凝聚在一块儿了。[4]
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由可供使用的资料决定的。单位制、集体化时代遗存最多的自然是单位、集体的资料，而当个人和家庭资料被关注、发现、搜集、整理、开放之后，对家庭和个人进行研究成为可行。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保存了大量个人资料，为学者分析当代个人（以及家庭）生活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文即利用这批资料中的“章瑞荣信件”写成。该中心将这批信件编为184封，其中1950年代20封，1960年代113封，1970年代41封，1980年代5封，另有几封日期不详（因个别信件在编号时被分成两个文件，所以实际数量稍少）。收信人绝大部分为保存者章瑞荣，也有少量为其弟瑞铨（或两人同收）、其妻顾文权（来自顾父，有时两人同收）、其母，写信人为其父、弟瑞铨瑞安，姐菊庭，妻顾文权，及少量同学同事。
章家是个和爱家庭。父母对儿女一视同仁，均予以无微不至的关爱，姐弟四人也不分彼此，不别厚薄。这个家庭有一个松散的“共财”系统，儿子们在婚前将一部分薪金交由父母统一支配或存贮，以保证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但如他们有特别支出，父母都予支持；儿子婚后，这种共财关系更为松散，父母主动建议小家庭建立自己的财务系统，不再要求他们寄钱；他们还经常相互寄送钱物粮票等，给予家人贴心周到的关怀。家庭成员关系亲密，家信频密（父母要求子女每月至少写两封信），所谈各事，大致能够相互呼应和印证。章家二十多年的通讯中，一贯平和、理性，油盐酱醋，儿女情长，留下了大量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印迹。
身不由己的迁徙
中共1949年建政后，随即开始了全方位的、彻底的基层社会组织和管理工作，工商业从业人员由“单位”管理，城市非单位人口由居民委员会管理，农村则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逐渐将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乡政府合并为基层政权。这些组织架构与个人消费品的计划供应，尤其是与1958年之后采取的严格限制人口迁徙的户籍政策相配合，加上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进行强势意识形态宣导并对干部队伍反复筛选汰洗，基层政权成功嵌入社会，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个人基本上被限制在一定地域、一定单位或生产队、里弄，到别处工作、生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到异地走亲访友也受到极大限制。
当然，如果“国家”要求个人迁徙，个人并不能抗拒。
章家父亲即在1961年遇到了“精简下放”[5]，夫妻俩由北京崇文区迁徙到老家浙江绍兴上虞县百官崧厦西华章家村。[6]
在这批通信开始的1950年代后期，章家是北京居民，家住崇文区鞭子巷19号。父章
采尧，单位不详，信中有时称呼“厂”，有时称呼“社”，属出版系统。章母的面目在这批书信中比较模糊，只要夫妻同在一处，父亲的家信均署“父母字”，但整批通信未留下母亲只字。可以确定的是，她是一位时刻牵挂儿女的慈母；她是一位家庭妇女，1960年她回老家探亲，返家时北京正大搞人民公社，街道居民委员会曾动员她参加工作；她是浙江上虞人氏，其母一直在老家生活；她不能融入北方的生活，对走出家庭的忧虑一是身体多病，二是“北京食堂小菜吃不惯，与北方人共同工作，言语不通”[7]；从章父几次提到“你母不同意”看，她还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章家有四个儿女，长女菊庭陪伴外婆在上虞老家生活，是位小学教师；长子瑞荣、次子瑞铨分别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幼子瑞安在北京上中学。
章父是一位非常享受家庭生活的慈父，对他的工作并不热爱。他本在单位做统计工作。长子曾来信劝其镶牙，父说，“镶牙问题，因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因为镶牙要跑不少次数去。我的工作不比别人，一天做一天事。我的统计工作，今天不做，明天就要做二天，后天就要做三天工作，你告假越多，积压越多，没有第二个人代你工作。”（父致荣，1960年3月18日，046）1961年“调任文书工作”后，同样有诸多抱怨：“每天收发文件，以及与各室、组、车间联系或通知的文件，既要抄写和整理，又要来来往往的跑腿，这种任务，对你父来说，实在不适宜，一则眼睛有病，一天到晚多用目力，难免病态加重，二则年老力衰，上下跑腿，难以持久。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反来反去还是反不掉，工作人员吃苦不好说，你说了，就犯了不听领导的话（引注：中缺数字）问题的毛病，所以只好等到眼睛看不见了，身体做得不能起床了，再作计较而已。”（父致荣，1961年5月7日，106）
但这样味同嚼蜡的工作，也并不能高枕无忧。1958年，城市正在急速膨胀之中，章父却面临下放边远地区的压力[8]，领导曾要求其下放内蒙或贵州，令其痛苦。“由于边区工农业的发展都向中央要求下放干部前去支援，你父先被领导指名下放到内蒙古在呼和浩特集中，再行分配到各地去。因你父年老，眼病尚未痊愈，你母不同意，领导派了四次人（你金荣老伯也来劝说）前来说服，你母不肯答应。后改放到贵州贵阳。贵阳地方，你父曾在抗战时期到过住了一个多月，比内蒙古好得多。你父为了服从组织分配只好答应去，但是你母不肯答应。现在将这情况，由领导向上级出版局反映，再作处理，所以只好静待处理。”（父致荣，1958年7月14日，060）
这次“干部下放”最后没有成行，说明相关规定尚存在一定程度的弹性，母亲的“不同意”生效；但不久之后的“精简职工、下放城镇人口”大潮将章家裹挟而去，再无任何博弈余地。
1960年初，因长女做产，章母回老家照料，回京时火车“因动员临时户口返乡，非常拥挤”（父致荣，1960年3月18日，046）。可见在大规模疏散城镇人口的“精简下放”运动之前，已经开始通过疏散临时户口减轻城市供应压力。但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不久就将成为这拥挤火车上的返乡乘客。
虽然章父在1961年5月份就受到了“下放”的压力，但真正面临回乡，仍忙乱仓皇，不但需要快速决定，而且“这当中真是天天变，天天不定，叫人难以捉摸”，领导解释又前后不一，长子长女远在上海和浙江，通信需要时日，幼子瑞安还是个初中生，幸亏二子瑞铨在家（此时他正在等待毕业分配），遂由父子二人应对这一巨大变故。瑞铨事后向大哥详细报告此事始末：7月29日决定退职下放，31日谈退职金，领导开始说按新评的工资发放（引注：章父的“保留工资”为102元，“评级工资”为62元），并以工龄16年算（指本企业工龄，当中取消6年，因父在昆明开过小店，不作工人），只有1400元。父亲不同意，说不久前（4月份）别人按保留工资算，怎么现在按新工资算？领导说，你到农村有什么事好做？你已比别人多领了几个月工资。父听了很不服气，发了牢骚。第二天，领导指父讲错话，要其检讨，引起家人担心。当天下班时，父在汽车上碰到一位同事，说起可提早退休，所以决定申请退休试试看。8月3日，党委书记同意其退休，并按保留工资打对折算，即每月领50元零些。这消息让家人极为高兴。但5日有人来叫父开会，说55岁或50岁退休是指丧失劳动能力的；工资须按新工资算，分四、五、六折三种，父工龄超过15年，享受六折，这样每月也只有37.2元。领导说，退职还是退休由你自己决定，而退职金又转为按保留工资算，可发2300元。要求当天决定退职或退休。
来不及征求长子长女意见，在京家人考虑：“退职金虽多，但只是眼前的，且是死的，以后要用，一个个少下去，总要用光，又拿得去。乡下人民公社也一定要你投资，别人也一定要借的，多招摇，再加我们两人工资还不多，一时也不会加，钱拿来就用，总要少下去。而退休每月有保障，是长远着想，而且生起病来，医药费也可报销，直至老为止，虽然少是少，尤其在城市比较难维持，因为还要负担安弟一人的读书问题（退职金正好是五年的退休金），不过有我们两人工作总还可解决，以后也会好起来的。所以我也认为退休好，且乡下不会牵连，可以不工作，有话可讲。”（铨致荣，1961年8月5日，020）
最终，章父享受退休待遇而返乡。对照相关规定，既有不合，也有符合。最大的不合在于，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并未要求退休、退职工人、职员返乡或下乡，而章家却被迫返乡。从这点看，章父既属退休，又属精简（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下放”），因为政策要求精简下来的职工主要安置在农村。第二，章父尚未到退休年龄，他对工作固然缺乏热情，但也不属于退休政策规定的未满年龄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在“精简”潮中将其剔出单位，有欠公正。第三，1961-1963年间被压缩下放的城镇人员，主要是大跃进时期进城的农民，章父也并不属于“退职”范围。国务院公布的安置办法根据职工“参加工作”年限分别规定相关待遇，只区别为“195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职工”和“1957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后一类显然不包括老职工，因为该文件同时分别规定了对“符合退休条件”和“不符合退休条件”的老、弱、残职工的安置办法。章家父母亲1961年同为56岁，章父符合退休条件中“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的工人、职员（引注：正常退休年龄须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工人年满五十周岁、女职员年满五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五年，一般工龄满十五年”的规定，该条规定的后半段设置了限定条件，即“身体衰弱丧失劳动能力，经过劳动鉴定委员会确定或者医生证明不能继续工作的”，可见他在单位已成“多余的人”，但让其退休，也算有依据。瑞铨信中提及的退职金和退休金的数量附合国家规定。退职金的计算方法，工龄的第1-10年，每年发1个月的本人工资；第11年以上，每年发1.5个月；最高不超过30个月。章父工龄16年，按“保留工资”计算为1938元，按“评级工资”计算为1178元，瑞铨说的2300元和1400元，应包括回乡途中及安置的费用和补贴在内。退休工资参照退休条件按60%执行，也符合规定。[9]
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退职的相关规定中，对本人和他们的供养直系亲属前往居住地点途中所需的车船费、旅馆费、行李搬运费和伙食补助等，要求原单位按现行行政经费开支规定办理，但并未要求办理户口迁移。但是，章父退休与精简潮同步，“退休”和“精简”两类政策在他身上同时发生作用，返乡一年后，夫妻二人在生产队落户，后本人转为“居民”，章母则一直保持“农民”身份。
从章家的这段经历可知，基层单位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存在随意、含混、多变情形，而且极不透明，干部工作方法僵硬，个人和家庭完全被动。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家庭，在不可抗拒的压力面前，在十分有限的资讯条件下，他们做出了最有利的选择。章父选择“退休”，无意中保护了自身的权益，享受了国家提供的较大优惠，并在日益加剧的城乡鸿沟中站到了有利的一边。他们也曾努力不回乡下，认为“像到绍兴等中小城市总可以”，瑞铨还听说单身汉父母出来也可申请房子，让瑞荣试试能否让父母户口落在上海。当然也自知不大可能，实际可行的只有回上虞老家。（铨致荣，1961年8月5日，020）
一退休，8月份的薪金立刻没有了，在北京难以维持生活，所以准备9月份就回老家，但被幼子瑞安的安置问题耽搁。当时，章家三个儿子中，长子已在中国科学院华东技术物理研究所（在上海）工作，次子不久也将进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虽然很快即被调到海南岛，但工作关系仍属中科院。他们都已成为“单位人”，而且居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上层。只有幼子瑞安还是个中学生（初三），如何求学，以后如何发展，成为与“下放”相伴而生的问题。一家人为此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不随父母向下流动。
把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独自留在北京，不会这家人的最佳选择，但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优先考虑大城市，因此最初方案中也包含了把他留在北京的选项；随父母“回乡”则是排在末位的选择。从北京转学到别的大城市很难办。两位兄长一人在上海联系同济大学附中，一人虽已从南京大学毕业，仍联系了南京十中，均未成功。如果留在北京，他们准备联系地质部子弟学校，“因一方面属于地质部好照顾（引注：章家在地质部有何特别关系不详），且有住宿”。因瑞安的转学问题无法解决，父母只好在已经没有工资收入的北京多停留了一些时日，家具已经卖给邻居，只得转而借用。他们回乡的日期应该在1962年3月27日之前，因为这天写给长子的信，是从老家寄出的。但过了一年多之后，他们才在当地落户。章父在1963年6月的信中提到，“我家已于七月份编入农业户口了”，并已从生产队分到7月份少得可怜的口粮。（父致荣，1963年6月17日，123）至此，结束了父辈的向下流动。
瑞安于1962年下半年考上崇文师范学校，解决了住校问题。但他独自远在北京，毕竟令家人牵挂，尤其是这个十几岁的男孩“不会安排生活，以致衣服、鞋袜都破”（父致荣，1963年3月25日，097）。因此，1963年暑假将临时，不得不再次考虑他的转学问题，这一次，他们的选项只有上虞老家。上虞有一个着名的中学春晖中学，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名师均曾在该校执教，蔡元培、叶圣陶、李叔同、黄炎培、张闻天等知名人士到春晖讲过课或做过演讲，大姐菊庭、姐夫维正又在当地教育系统工作，父母与长女夫妇的一致意见是瑞安在崇文读完一年级，“凭崇文的学期成绩报告单和转学证明书，或可能转入春晖高二”。姐夫维正熟悉春晖，他认为“如安儿成绩好，他可要求试考高二，能考中最好，考不中，仍可读高一”。比较成问题的是崇文师范没有物理、外文二科。对此，维正提出“他可设法借到高一年级全部课本，叫安儿在暑假期内补习，作为预备”。之所以不更早办转学，是考虑到粮食供应的衔接问题。父母被编入农业户口后，“我们三人（引注：另一人是外婆）共分到小麦94斤，系七月份口粮。……我们口粮，据生产队规定，你父全年为510斤，你外婆和你母均为377斤。以上均系稻谷斤量〔两〕计算，若计算米，还要打72折。这样一来，我们的口粮更少了，吃不饱，只有买黑市米来补充而已。”显然，瑞安的口粮衔接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安儿读完这一学期，约在七月中旬放暑假，则八月份粮票就可先领，倘若提前办手续回来，则七八两月粮票难以领到，春晖方面要九月份开学，才能供应粮票。为了以上原因，所以还是叫安儿读完这一学期课程为妥。”（父致荣，1963年6月17日，123）
家中大人都同意瑞安于1963年秋季转入春晖中学，他自己倒有所顾虑。与两位兄长的志趣不同，瑞安兴趣偏“文”，而且多才多艺，书法、国画有较高水准，后又跟老师学习手风琴、小提琴，大城市的文化环境显然对他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利于其将来发展。十几岁的少年表示愿意转学，但担心春晖质量差影响以后考大学。瑞铨观察到，“他现对画国画非常感兴趣，总想买一些这方面书模仿、参考。我给他买了几本书，但尚不能满足欲望，可惜书都太贵了。如他想买《芥子园画谱》（4本，约13元多，每本3元多些），因任何画家都从此集入手的。我说只有慢慢再说。他对吃、玩都不大感兴趣，一般星期天也画图或练书法。”瑞铨认为“春晖方面质量差总差些，但也只好转此，比以后做小教的希望总强”，何况还很可能被分配到乡下。（铨致荣，1963年6月23日，122）春晖开设的物理、外文两科，崇文师范并未开设，信中也未提及哪些科目春晖不如崇文，但一家人仍认定春晖的教学质量较差，大城市的优越感，有时几乎是不由自主的。
尽管一家人思虑周全，但瑞安转学春晖的计划很快搁浅，原因是户口和粮食供应无法解决。当地“粮管所对外地转学学生，如家里是居民，允许户口转入校里，供应口粮和食油，倘家里是农民，不允许户口转入校里，不供应口粮，只好自己背口粮去，自己带食油去。”瑞安父母已编入农村户口，他们落户的“生产队不允许户口迁入，更说不到供应口粮。这是政策问题，毫无办法，只好仍回北京继续读师范而已”。[10]（父致荣，1963年8月，047）
留在北京读师范的瑞安在父母兄姐无微不至的远程关怀下，除了日常生活较马虎，心身两方面都健康成长。1965年师范毕业后他果然当了“小教”，任教学校是东城区胡家园小学。1972年，他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以他的年龄和修为，他将在改革开放后开启新的人生。如果他在1963年成功转学春晖，若转入高二，他有机会参加1965年的高考；若转入高一，只能回乡务农。无论哪一种，他的人生都将走上另一条路。
在严密的户籍管理和计划供应体制下，个人流动的自主性几乎丧失殆尽，章家的父母亲不能选择不回老家，儿子瑞安则不能选择转学回老家。然而，总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夫妻两地分居，因为父母年老需要照顾，因为工作特别需要，或者因为别的特殊原因，需要离开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相关政策对此有所补救，但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为应对迁徙难局，当时曾经出现“工作对调”这种一定程度上属于个人与组织合谋的流动方式。不用说，这种供需全不对称、基本属于个人与体制博弈的行动，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1963年，瑞荣的中学同年级同学（与瑞铨中学同班、大学同年级同系）陶灵虎来信，向他打听复旦大学1964年招考研究生之事，“顺便向您打听一下复旦物理系是否还需要物理老师？在物理系中是否有老师其家爱人或子女在镇江、南京、扬州、常州等地的而愿意来此工作的，如有这样的人，我想与他调换工作岗位。如复旦没有这样的人，其他学校的物理教研组是否有？如一时没有，以后您知道了也请通知我，我等待着以后的机会。”（陶的工作单位是镇江农业机械学院物理教研组。1963年7月20日，074）这种“广撒网”式的努力，收获的机会很小，只能说是在无奈之下姑且试上一试。
瑞铨各处流动，难以安家，“调动”之念常在心中。1967年前后，两兄弟所在的中科院酝酿“体改”，转归国防科工委领导，研究人员“入伍”，但“文革”对聂荣臻等国防科工委领导造成冲击，此事迁延不决。瑞铨当时在武昌造船厂做单位的驻厂代表，他“不想再去南站了”，但又感觉身在外地不便提调动事，“也不知找谁对调”，只好以后再说。（铨致荣，1967年12月1日、1968年5月21日，163、166）1972年2月，瑞铨在信中提到，“现我站在穗人员不多，主要是几个家在广州的人（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从北京所里来的，以出差名义想留在我站在广州工作，而与我站出差北京想留在所里——爱人在所里工作拟对调）。”（铨致荣，1972年2月26日，043）
瑞荣还保留了几封宋林松的来信。宋应为中科院物理所磁学组研究人员，信中的关键信息是想“对调”到上海。在第一封信中，他描述了“对调”的具体人员和单位，“我们所三室有一个姓范的（57年，也是复旦毕业），他爱人（姓王，58年东北人大毕业）在上海一个研究所工作，上海单位已同意放王走，但我们所不要（王原也在物理所），她倒不一定非物理所不可，北京的其他单位也行，但户口不好解决。我想和她对调，但我还是希望在‘物理’所搞磁学（据说王所在单位也有磁学）。因此我又得麻烦你了，假如户口问题解决了，能不能上你们所？我还是非常希望到华东技术物理所磁学室工作”。“麻烦你又要为我奔波一番……能不能快一些告诉我结果？——王、范他们也很性急，我担心他们另找对象。（估计双方对调户口是不成问题的，而王并不打算要去什么既定的工作单位。）”（宋林松致荣，4月26日，095。这几封来信均未署年份。）过了两个月，他再次来信，“我和王某希望对调事，双方都早已向组织正式提出过，组织上没有给过什么正式的回答，在非正式场合听到的可靠消息说，所有这些都要等“五反”运动结束后才会采取行动。这里的‘五反’运动可能要到八月份才能结束（不大确切）。”此处的“五反”显然不是指1952年“五反运动”。到8月，他说到其所在单位已同意他调往上海，“我们的党书记（长征就参军的老革命）对我说，他已和潘先生商量过，同意了我要求调去上海工作的请求，并已向人事处建议为我联系。我提出建议的两个单位是华东计算所和冶金所。”（宋林松致荣，8月21日，086）据此，宋林松调到上海的问题最终通过组织渠道而非个人“对调”解决。
虽然迄今为止落户一线大城市仍然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回首前尘，那个高度封闭的时代毕竟已经远离了。
计划供应下的采买日常
中国曾实行过长达30多年的严格的日用消费品计划供应体制，需要凭票购买的物品种类繁多，事过境迁之后，人们难以记起的反而是什么东西不需要凭票供应。计划供应下的匮乏举国皆然，但“大同”之下毕竟还有“小异”，各地供应的品种、是否凭票、需票多少、紧俏程度、价格高低等等均会出现今天看来甚为微小的差别，更何况人的需求千变万化，票证种类再多，也注定无法满足千姿百态的生活所需。在漫长无涯的饥饿供应状态下，委托异地亲友或出差同事朋友代购物品便成为习惯性行为。章家人分处上海、北京、海南和老家，瑞铨更经常出差，他们的异地采买行为大大丰富了家人的物质生活，缓解了贫乏年代的困窘状况。他们的来往信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谈论各地的物资供应和为家人采购物品情形。现今和后世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在那个精神至上的年代，人们的私人生活也是高度精神化的，其实不尽然，而且也许正因为国家大环境重“精神”轻物质，私人领域的交流反而可能更加“物质”。
“手表”这一物品曾在章家通信中反复出现。
手表与自行车、缝纫机等属“大件”，需要“工业券”，供应稀少，非常难得。1960年6月，父亲在给瑞荣信中提到，“手表方面，除我们留意外，你也要随时留意。因为你姊的手表也坏了，铨儿也需要手表，我们急需三只手表，现在一只没有办到，所以要大家关心争取”。（父致荣，1960年6月15日，006）当年9月，父亲单位曾发过手表、绒线衫、球鞋、套鞋等购买券，但数量均不多，每人只能登记一种。因子女急需手表，父亲遂登记了手表。然而，全社400多人，只有5张手表票，登记的倒有60多人，只好“由上级党委发给最需要的同志”，“你父不能得到，心中非常懊恼，但也无法”（父致荣，1960年9月26日，076）
第二年10月，瑞荣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已经买到手表，但质量差。父亲认为“现在出来的东西，没有一种质量好的”，让他小心使用，“按时开发条，每年拆洗加油一次，这样可以用的时间多一些”。并提及很想为瑞铨买一只，“动了许多脑筋动不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父致荣，1961年10月13日，023）大姐的手表需要送到上海修理，父亲嘱瑞荣托人带回。看来当年的手表确实质量堪忧。（父致荣，1962年3月27日，062）
1964年初，瑞铨终于买到了手表。他在杭州购得此表，价格昂贵，因此颇费踌躇，曾想在购买前特意回上虞老家征求父母同意，因天天下雪，只好作罢。他担心“以后会觉得上当”。从杭州离开后，瑞铨一路向南回海南岛，因刚买了手表，所以对各地手表种类和价格特别留意。他发现湛江市场上旧表很便宜，“如全钢上海牌只卖67.70元一只，有的法国、瑞士表也只30-60元一只”，据他推测，可能是因为“这里华侨多，一般都有高级表，这种旧表就便宜”，但他觉得表的质量“估计不可靠”。（铨致荣，1964年3月1日，092）过海口时，又注意到“海口旧表种类很多，价也便宜，如上海牌全钢防震的只售87元，有的也同湛江一样只30-40元一只”，他又说了一句“我看靠不住”。这多少是由于“我的那只表价可能贵了些，恐怕有点不合算”的潜意识作祟。他的表虽然贵，质量并不见得好，“我每天早晨七点开一次发条对时，一般走24小时总要快1-2分钟，大概不好吧（一次开足可走40小时），不知你认为怎样？”（铨至荣，1964年3月7日，019）父亲信中也提到这只手表，而且提供了它的价钱：130多元，并说瑞铨因买此表及出差多用钱，出现了50元亏空，只好从工资中扣，家用也少寄了。（父致荣，1964年4月22日，072）如果买的是一只新表，价格尚在合理范围，而瑞铨一路留意旧表，又觉得自己的表价贵“不合算”且怕“上当”，则很可能买的是旧表。
1965年，瑞安开始工作，他的手表又成为必需。他想让父亲把旧挂表给他，但父亲认为不妥，“因为这只挂表已陈旧，时走时停，已不适用”。父亲让瑞铨出差去北京时“为安儿买一只上海牌全钢手表一只（前一时期每只价一百三十多元，现已削价为一百元），如铨儿不出差，嘱他在九月份汇给我们的家用款直接汇给安儿，不足之数，由安儿自己或我们补给，使手表可以早日买到。”（父致荣，1965年9月1日，094）过不多久，瑞铨果然在北京给瑞安买了手表，是“北京牌全钢防震手表，价110元，据说外表美观，走时准确。我们认为表价贵，但既然买了，那也好。安儿得到此表，对于工作上有极大便利，很欢喜。”（父致荣，1965年11月20日，130）
另一种“大件”缝纫机的购买也在信中提及，并展示了当年紧俏物品购买除凭券外的另一渠道——“走后门”。
父母回乡伊始，就托瑞荣在上海购买缝纫机，但听瑞荣说，购买缝纫机需要的“工业券增加几倍，无法应付”，只好暂时不买。（父致荣，1962年4月，108）次年，老家百官中百公司已有缝纫机供应，而且“式样很好，且系铁脚，价每架约一百三十多元”，关键是不要购买券，被一抢而光。父亲辗转托人，相信能买到下一批货：“现托慧琴侄媳转托吕家埠邻居（在百官公安局工作，认识中百公司工作人员）转托百官中百公司工作人员，如第二批分配到，请为留起一架。”（父致荣，1963年3月25日，097）从章父，到“慧琴侄媳”，到慧琴的吕家埠邻居（在公安局工作），到百官中百公司内部人，这四方三折的购买，不会是计划供应年代最复杂的购买关系，而“公安局”“中百公司”的熟人，一定处在人际关系链条的上游。
书报是一种特殊商品，在上一世纪中后期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其供应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形。一方面，一些特殊的印刷品海量出版，人手不止一册；另一方面，书报品种和数量寥寥。人的精神需求最为丰富复杂多元，对于有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个人来说，精神的匮乏同样难以忍受。
章父出生在清末，其身份应属“职员”，但从其书信看，完全当得起“知书达理”一词。他的阅读需要分两种，一种是报纸，借以获取新闻和生活常识；一种是旧小说，以获得文学性的精神享受。
报纸可以订阅，但外地报纸可能订不到。章父显然有阅读习惯，回到上虞老家后，他订阅了《浙江日报》《文汇报》和《宁波大众》。（父致荣，1963年5月9日、1965年12月17日，124、131）上海的《新民晚报》内容丰富，是晚报中的名牌，但外地难以订到，瑞荣遂在上海订购，分批寄回老家。父亲怕他“寄来寄去”麻烦，让他不再寄（父致荣，1963年5月9日，124），但即使在被派到上海郊区进行农村社教宣讲期间，瑞荣仍托同事代为邮寄。同事总不及儿子细心，所以中间出现脱漏，父亲希望瑞荣“去信时顺便请他查一查，如未寄，请他下次补寄。因为有‘祝你健康’连续登载，少二份报纸，就要脱节了”。（父致荣，1964年4月22日，072）当今风行的健康类专题，也是章父当年关注的重点。
瑞荣想在上海给父亲订《新民晚报》（通过邮政系统直接派送到上虞），但订不到，父亲安慰他：“新民晚报订不到，勿不过意，待以后有订时再订”。（父致荣，1963年5月9日，124）1965年底，父亲终于订到该报，喜不自胜，“新民晚报已向崧厦邮局订到，66年1-3月份，你如不需要，可不再订。本月份寄到31日后，毋须再寄，可以减少你的负担。”（父致荣，1965年12月17日，131）
除报纸外，信中多次提到借书、买书。1962年4月，“你父现在看《红楼梦》，就要看完，如有旧式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怪现状等旧小说），不妨在包裹内附几本来，以便消谴”（父致荣，1962年4月，108）。12月，让瑞荣春节回家时“顺便向你校图书馆借《孽海花》一册，宫闱小说（唐、宋、元、明、清都可）一部”（父致荣，1962年12月24日，120）。从中可见他的阅读趣味。
“四大名着”尤其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深受读者喜爱，不但是章父的心头之好，也是一众年轻人的爱物，但购买之难，不亚于手表、缝纫机。
1974年8月，父亲在信中交代，“我前在上海时，托屠宝良表侄（南京路新华书店）代买《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各二部，你出差后，望关照文权（引注：长媳），如他送来，即付他钱，倘他来信通知，可叫文权转告铨儿去取。”（父致荣，1974年8月8日，128）这年年底，宝良有了反馈，但即便他是新华书店的职工，买到这两种书也不容易，“迄今上海地区供应仍然十分紧张，未能及早解决，深感歉意！”不过他已托北京的一位老同事捎来《三国演义》一套，而“目前《红楼梦》一书新版本尚在印刷中，大概再过个把月再同瑞荣兄联系，请原谅。”（1974年12月，033）父亲1975年4月给瑞铨的信中，对这次购买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当时“宝良侄”已买到《红楼梦》一部并寄给瑞荣，“这是去年你父在上海，你说要《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二部书，所以托他代办”。因《三国演义》早已买到，“家里也需要”，故无其他交代；《红楼梦》则在此前另由瑞安买到一部，由瑞铨带回家里，“我们已看过，现在借与小梁（引注：二儿媳）弟，以后小梁弟还来，候便带回”，新买到的书就不必寄到乡下了。父亲交代两兄弟可将新书转让给他人，连邮费收回价款。书款本由宝良代垫，让瑞荣“到北京东路（原永康里）796弄25号屠宝良家里（晚上去最好）亲手交给他，或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有的说在四川路新华书店，可问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问□屠杰（即宝良）。”（父致铨，1975年4月19日，165）一书之买，费尽周折，所以手抄本成为流行读物。
这批书信未提及当年流行度极高的当代小说如《金光大道》《红旗谱》《艳阳天》等的购买情形，大概因为这些书籍的印刷量极大，不存在购买困难，而父亲的阅读趣味又偏“旧”的缘故。
生活日用品的各地价格和采买在这批书信中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这家人关系亲密，对家人的需要颇为关切，似乎每个人都是采买专家并擅长算计。
1960年，家还在北京。“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物资紧缺，许多商品按户或按人供应，普遍的问题是“难买”。父亲在信中抱怨，“今天厂礼拜，我跑了许多市场，都买不到小菜，甚至连咸鲞也很少……安儿吃不到营养小菜，很影响他在发育时期的身体，我实为他耽虑，但是没有办法。”（父致荣，1960年4月1日，007）
各地情形大同小异。同年，回乡照顾女儿月子的母亲回来说，远在上海的长子“由于工作太忙，没有好好休息，没吃有营养的食品，以致一个青年人犹如老年人一样，又瘦又黄，我听了很为挂念”。（父致荣，1960年4月5日，011）中秋前，父亲给他寄去两斤粮票，供其买月饼吃。（父致荣，1960年9月26日，076）但瑞荣在自己吃不饱的情况下，还想给弟弟瑞铨“弄粮票”。（荣致铨，1960年4月3日，001）
第二年，在北京的一家三口“因为营养不好，每人身体比你来家时都瘦了不少，旧衣服穿得觉长觉大，不合身材了”。这样的日常描写，虽不动声色，足生切肤之感。作为南方人的章家，对于大米供应的减少也很感为难：“四、五月份我们的粮食定量为百分之四十是面粉，百分之三十是大米，百分之三十是粗粮如大麦粉、黄豆粉、高粱粉等。大米一少，面粉和粗粮一天到晚做馒头、饼，面条等，实在吃不出（引注：即饱腹感差），很容易饥饿。你母一天到晚在粮食上熬粥，做馒头、饼、面条等，忙得不可开交，结果大家（引注：中缺数字）不饱，营养不足。限于粮食定量，实无办法可想。”家里养的鸡，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六七天才生一个蛋，父亲说准备把它杀了，“使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点营养”。这一年北京五一节的副食品供应仍紧张，“鲜肉没有供应，鱼是要凭证，是五月份范围内买的。此外只供应每户青梅酒一斤，水果一斤，海蜇头半斤，粉条半斤，虾皮一角，臭腐乳二块，红腐乳一块。”（父致荣，1961年5月7日，106）看来是库存有什么就供应什么。下半年，北京的粮食供应增加了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四斤。这种植物在上虞老家很常见，反而比面粉之类亲切，父亲觉得“很甜，很好吃”。北京的红白食糖供应原按户计算，每户1斤，从10月起改为每人每月2两，这个家就少了4两糖；而由于父亲退休，他的食油供应由每月7两减为4两。（父致荣，1961年10月13日，023）
所以1962年父母返乡，虽出于无奈，实际上倒是件好事。父母在乡下，既有退休工资，又有自留地（信中几次提到自留地出产的棉花可调换布票[11]），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虽有不足，鱼米之乡的“黑市米”总可买到。[12]子女相继工作，有比较高的工资收入（如1962年瑞铨的月工资是69.30元），足以自立，还可按时给父母寄钱。因此，离开北京后，章家的经济情况相当不错，在匮乏经济下相对富足，家人在异地的采买，更多是为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或因存在地域差价。
回乡当年，父亲让瑞荣回老家时“再买棉贡呢（要阔幅的，狭幅的乡间有，不要买）一尺七寸，是做二双鞋料……麻酥糖如油多价便宜的，不妨买几包来，价贵不要买。”（父致荣，1962年12月24日，120）1965年初，父亲让瑞荣购买多种物品：“你带出的布票除买阔幅条子被罩二床（每床一丈三尺共二丈六尺，要买厚实些，薄的不要）外，再如遇到海蓝底白花的花布，或文气好看的花布，可买六尺，为你姊做罩衫。此外多余布票要买什么布，以后再关照（引注：意为告诉）你”。（父致荣，1965年2月26日，014）随后交代：“邮包寄来时，望附寄宝塔糖（引注：一种打蛔虫药，宝塔形，味甜），可买三角钱，不要多买（因乡间宝塔糖过了有效期，吃得不灵）。倘邮包不足一公斤，再买水果粮补充，因你母咳嗽要吃，牛奶糖不要买，价贵，我们也不喜欢吃的。”（父致荣，1965年3月8日，013）同年父母在乡下做好了夫妻二人寿材，买不到生漆，“望你有时间在上海询问一下，每斤多少价钱，质量如何，是否用罐头装，如有买的话，生漆系危险品，既不能随身带，邮局或不能寄，但作‘特种品’寄，邮局是否可寄，你也向邮局询问清楚。”（父致荣，1965年3月19日，012）1966年1月，父亲让瑞荣回老家时“除前信关照你买的各物外，望再买圆宽紧带（扁的不要）二丈，热水瓶塞头两个，橡皮塞头（洒瓶酱油瓶上用的）四个。此外糖果、饼干、水果等，因铨儿这次买来不少，你不要再买，以免浪费，为要。”（父致荣，1966年1月13日，045）
在一封只署11月24日未署年份的信（这家人均十分细心，几乎所有信件均署年月日，这是少有的例外。此时瑞荣已生小伟，估计写于70年代初）中，父亲说，“附来糯米样，粒子细，不像乡下糯米粗胖，但是去年乡下晚稻晒死，糯谷也受影响，所以叫你们在上海买的。你们可将这糯米试煮吃吃看，如有糯性，可以多买些，如糯性不好，就少买些。”（父致铨，141）
1971年，第三代的培燕开始织袜，需要钢针，父亲让正在上海探亲的母亲购买，并让她在回家的火车上买几包“一角一包”的饼干（父至荣，1971年12月1日，161）1972年，父亲让瑞荣留意，“驼毛上海如有供应，要买一斤半（半斤预备以后为你们棉袄添补），价在每斤10元左右一种，7元多一斤的质量差，不要买。”（父致荣，1972年3月3日，029）
瑞铨在全国各大城市出差，与上海的瑞荣一样，也成为全家的采购大使。1964年，瑞铨报告三亚供应情况良好，他写得很细，各类糖和糖果、香烟、收音机、电池、蚊帐等等的价格、是否凭票供应、质量优劣等一一道来，供家人选择。（铨至荣，1964年3月7日，019）1968年，北京供应甚差，瑞铨发现“肥皂成问题”。“肥皂、香皂、洗衣粉、洗衣剂四种中任选一种，但只两个月一块或一包，凭证供应，买了一种不能买其他，所以真够呛。”他提醒兄长，如上海肥皂供应还未凭证，就赶紧买些肥皂和香皂在家，“以防以后也要凭证，因外地都紧张，也必影响上海（北京即为此引起）”。他随后托便人从武汉给北京的小弟带去了肥皂。（父致铨，1968年8月16日，174）
除了家人在各处相互购物外，亲友及同学同事之间的代购也很普遍，章家通信中多有记载。
“革命”是摧枯拉朽，日常则是柴米油盐；“革命”是非常时期大叙事，日常则是饮食男女小确幸。计划供应不能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渠道让自己尽量生活得好一些，而家庭，是通向这种有限多样化的最为便捷的路径。
无处安放的婚姻
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下，“不婚”迄今难以成为一个选项；在持续数十年的革命和继续革命浪潮中，单身也从未作为一种提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生的必然，也是家庭倾尽全力的“大事”。
章家姐弟的婚事，除小弟瑞安当时年纪尚小，未留下相关信息外，其余三人的都经历蹉磨，尤其是二弟瑞铨，“找对象”的过程一波三折，几乎无处安顿自己的婚姻。他们的婚恋过程，几乎不带一丝红色年代的革命浪漫气息，“匹配”的仍是各种各样的“条件”；他们的结婚年龄，即使放在城市婚龄大大提升的现在，也仍然属于地地道道的晚婚；他们的经历也显示，婚姻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全家乃致亲戚朋友的共同努力，它绝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个人问题”；还有一个可见的现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年轻夫妻的生育数量已经大为减少。
章家姐弟均受过良好教育，有稳定的工作，父亲享受退休工资，按理说不难择配。但从大姐开始，婚恋之路就颇不平顺。
不知大姐菊庭何以在这批家信开始之前就在老家上虞教书，按照这家人敬老爱幼、重视家庭的家风，也许是为了就近照顾外婆。也不知大姐的教育背景，但从她的职业（小学教师）可知，她是当时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她还拥有“居民户口”，吃“商品粮”。“老师”和“居民户口”都是当年婚恋场中的强势要件，更何况她还有在北京的父母和分别在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读书前途看好的兄弟。但她年过三十才结婚。1958年底，瑞铨致瑞荣的信中提到“姊对象之事”，说是父亲信中告知的（铨致荣，1958年12月27日，052）。1960年上半年，大姐生产，远在北京的母亲特意回乡伺候月子。父亲信中说，“你母这次返乡，其动机是由于我们顾念到你姊在三十岁以外结婚，迟了一点，对于头生小孩，很有难产的可能，因此除预先去信嘱你姊不断到医院检查外，临产以前，再叫你母回去。”他们曾准备让女儿到绍兴福康医院去生产，以策安全，因为该院“设备较好”。从上虞到绍兴生产，很可能无法报销医药费用，父亲打算自己出钱。菊庭最后选择在当地生产，于1960年2月9日晚11时在百官人民医院生下一女，产程果然发生风险，“在产前经过一段严重的危险时刻”，“幸亏你母在产前赶到，虽然当时受到惊吓，结果母女大小安全，总算不幸中之大幸也。”（父致荣，1960年4月25日，136）婴儿培燕个子小而且体弱多病，大姐产后长期身体不好，患高血压、肝病、妇科病等多种疾病。1962年底或1963年初，大姐生下二女培莺。大姐只此二女。
瑞荣本人的婚姻算是比较正常的，但起码经过一次恋爱失败（说“恋爱”也许不确切，因此事只在信中出现一次，无法判断交往的时间长度和交往深度），而且是被“嫌弃”一方。“对方提出身体长矮方面不相称”，父亲认为“未免吹毛求疵”，不必迁就。他交代儿子：“由于你的年龄已到国家规定年龄，如再不留意解决，倘年龄再大，更难解决。因此，你对工作是首要，对这终身伴侣事应列在次要地位，及早争取，早日解决，使我们可以放下一笔心事了。”（父致荣，1965年12月2日，179）
瑞荣瑞铨1956年考入大学，如果按当年18岁算，1965年兄弟俩的年龄应为27岁，不但“已到国家规定年龄”，而且已是实实在在的大龄了，父亲的焦虑灼然可见，他开始广托亲友。“你们兄弟俩对象事，我曾面托□□甥女留心，我回来后，又去信托她。有无眉目，等她回信再说。”（父致荣，1966年6月1日，068）
其实，不知经过何人介绍，此时瑞荣已开始与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小教师顾文权交往。文权给瑞荣的信中充满革命豪情和时代语言，其父留存的几封信件则表明文权的原生家庭矛盾纠纷较多。这两个家庭显然存在比较大的文化差异。在这一段恋爱关系中，瑞荣明显处于优势，他的问题可能有客观“条件”的衡量（下文将提及），但更可能是难以在这段关系中找到亲密感，因此一直在犹豫拖延中。文权反而比较主动。1966年10月8日，即两人相识5个月之后，文权在信中明确表示对瑞荣的好感：“你是一位好同志，一位好干部，今天我能和你相识，是我的光荣和幸福。”同时“感到自己很不足，刚参加工作，没有工作经验，也没社会经验，思想很幼稚”，而且脾气不好，请瑞荣原谅。信尾说，“我们是同志，是朋友（你承认这一点吗？）让我们珍惜我们的友谊，只要我们精心地去培育这朵友谊之花，她一定能开花结果！”（顾致荣，126）在这封信中，文权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但直到第二年3月初，瑞荣仍无回应。文权再次表示“我对你没有意见”，并说“在上次给你的信中，我曾诚恳地希望你对我提些意见和看法，但你没有回答我”，“在不影响你工作的前提下，请回答我”。（顾致荣，1967年3月8日，080）显然已经比较焦急。仅仅隔了十几天之后，文权又以父亲追问设辞相催。这封信也反映出瑞荣对文权的冷淡，“在这一年中，你说工作忙，这件事想得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过，我们之间了解还很不够。这些确是事实，我完全理解，我也完全支持你专心地工作。……我坦白地告诉你，我对你没有意见，问题在于你身上。”（顾致荣，1967年3月21日，147）
瑞荣对文权颇有保留，但显然也认为这是一个可能的结婚对象。在他回应文权之前，已向家人介绍并寄照片。1967年3月8日，即文权催促瑞荣表态的同一天，二弟瑞铨在信中提到，“文权照片以后寄给你吧。我认为不错，还是从速定下吧。今又寄上一本主席诗词，可给文权，由你考虑决定。”（铨致荣，155）瑞铨对文权从一开始即存好感，成为叔嫂后互动也比较亲密。
父母亲则显然不甚满意，但采取不干涉态度。1967年6月16日，父亲信中提及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他先说“13日来信并附文权照片一张，已于前天收悉”，中间隔了两段，分别叙述瑞铨、瑞安近况，再接着说，“附来文权最近照片，你母看了说还不错，品貌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忠诚朴素。你如考虑到另无办法，这也不错，你就肯定下来，预备办理结婚手续。”父母亲的不满意其实是明显的。（父致荣，151）
1967年年底，瑞荣开始考虑结婚；从父亲的回信看，他仍在犹豫中。“关于你和文权问题来征求我们意见，经我们和你姊大家讨论研究，兹拟定意见如下：一、你和文权双方如有感情和不愿放弃邮电新村房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办结婚登记手续。二、文权校小学部有停办可能，现已不开学，她工作是临时的，不属国家编制，今后她的工作安排尚未确定，必须待她工作安排落实后，再作决定，从缓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三、你如对文权没有共同语言和感情，以后文权安排不到工作，或派到远地工作，你可据此情况，婉辞拒绝（你如当面难讲，可托芸英姨转辞）。以上三项意见作你参考，但是主要是要自己考虑决定。你自己决定后，我们决没有意见。”父亲让瑞荣“当机立断，再不可拖延误事，至要至嘱”。父母和大姐给出的“即办、缓办、不办”三个选项中，有两项是不结婚，至少不马上结婚，只有一项是建议结婚，结婚的理由仍分两个，一是“感情”，二是“邮局新村房子”，可见这个婚姻中“感情”因素占比之低。此信中也提到，“我们都老了，不要为了我们使你勉强和文权结合”。（父致荣，1967年12月7日，158）那么，实际上是瑞荣本人对这个婚姻有所顾虑。
瑞荣结婚之前仍不很愉快和拖延不决从文权的信中也可推测。“我认为我姐姐提出的做衣服、请别人吃糖等，这些都是小事情，如果不这样做，我也同意的，主要问题在于你。……你对我的家庭和我本人有什么意见，我希望你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讲讲你的知心话，对于这种事情，请你不要拖。拖时间没有用，解决问题才是主要的。”（顾致荣，1968年1月3日，037）可见即使已开始谈婚论嫁，瑞荣也还在犹豫。
一直到两人相识两年之后的1968年5月，瑞荣文权方才结婚。在由介绍而结合的婚姻中，两人“谈朋友”的时间可谓长矣，何况瑞荣此时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了。文权第二年产子小伟。这是他们的独生儿子。
但与瑞铨相比，瑞荣婚姻中的这些小周折简直不在话下。
荣铨两兄弟中学同校同级，大学同级，如果不是双胞胎的话，年龄也相当接近。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拥有“门当户对”而又“两情相悦”的姻缘，都需要一点运气，芸芸众生的婚姻，大多是各种“条件”的“匹配”。财富、地位、外貌、个性、才情、健康等等，是即使身处“革命年代”也需要考虑的因素，只是财富可能转换为“家庭负担”，而“户口”和“家庭出身”则是那个年代独特而且最具杀伤力的两个“条件”。
瑞铨迟迟未能步入婚姻，问题主要出在“户口”上。
瑞铨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1956级学生。当时大学生的学习期限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不同大学可以各不相同，同一大学可以反复更改，还可能提前毕业参加工作（瑞荣只上了两年大学即提前毕业，瑞荣中学同学也是瑞铨大学同学的徐天宗也提前从南京大学毕业进入中科院电子所）。南京大学的学制原定四年，1959年改为五年，而且“被称为以学习为主的全日制半工半读学校”。（铨至荣，1959年3月2日，054）但在1960年5月，瑞铨又被宣布“提前毕业”，“即抽出来调至教研组，作为预备师资”，也就是留校任教。（铨致荣，1960年5月29日，096）不过此事后来又起变化，1961年8月，瑞铨还在等分配。据他说，他们最向往的地方是杭州，“同学们一致认为浙江特别杭州供应最好（据说毛主席常在杭州，就是在研究），自由市场管理得很好，菜等很多，也不很贵，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到杭州去”，上海当然也是好的，但自觉“上海、杭州总不可能”。其次为南京，但瑞铨并不怎么喜欢南京。他对回北京似乎也没有热情，虽然毕业分配“据说北京较多”。总体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哪儿都行。（铨致荣，1961年8月27日，021）9月6号分配方案公布，瑞铨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共三人，我大概就在七室，与以前徐天宗完全一样的工作性质，搞水声。”“总算照顾搞科研的志愿了。”他还提到，当年南大毕业生中有64人读研究生，“这次研究生很怪，好多功课都不好的，态度、政治质量也不高（也有非团员几个），主要是社会关系好”。（铨致荣，1961年9月7日，022）
瑞铨回到了北京，但中科院电子所声学研究室分别在青岛、上海、海南岛建有北、东、南三站进行科学研究和水声实验，所内人员到站工作，属于调动，户口随迁。1961年10月父亲在给瑞荣信中提到，“铨儿工作尚未安排就绪，据他说，或须调动，海南岛、青岛、上海等地方”。结果，瑞铨于次年调到位于海南岛崖县（行政中心在三亚）的“南站”。因工作关系（考察、监理造船、汇报工作等），瑞铨在不断的出差中，常到之处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青岛。他的户口所在和居无定所，给他的婚姻带来极大的困扰，无论在何处安家，都有难处，因此，个人和家庭虽百计努力，四面开花，均难结果。
1965年，父亲说瑞铨信中“还提及对于他的婚姻问题，此后会注意，以免我们牵挂”。（父致荣，1965年3月8日，013）1968年瑞荣结婚前后，父母就有“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了。当年3月，母亲到上海探儿，期间收到女儿菊庭来信，说起村里来了位苏北姑娘，“父亲托增荣去问惠明，今天傍晚惠明来我家，说是兆林大娘的外孙女，今年正月来西华的，是姓王，叫阿芬，现年龄26岁，在苏北，不知什么学校也叫不出，是否中学毕业也不知道，说问她自己也不说，只说在苏北，现在家里住着。从苏北到她家要乘轮船的，我催〔猜〕想怕在苏北支农吧，为什么连校名都不肯说呢？惠明已写信去苏州联系了，但我们同他讲明是不一定去的，如果你们去一定要了解清楚。”（女致母，1968年3月26日，061）一个月后，父亲信中再提此事，说虽托村人打听，王阿芬的基本情况仍不清晰，但估计她是“农业人口，而且年龄已大，还是农场学校毕业（等于高中毕业），看来也不十分聪明，据我们意见，这事只好作罢。”（父至荣，1968年4月26日，180）一位面目不清的外来姑娘，引来全家人大费周章，其实也说明无论择配如何困难，他们都不会考虑老家的农村姑娘。身份鸿沟是当时最深的鸿沟。
王阿芬的事就此作罢。考虑到瑞铨的户口在海南岛，在广东省内物色比较现实。1970年12月，父亲提到，有位“七室阿姨”介绍了一位在佛山工作的姑娘，瑞铨“已和女方父亲会面，且已带去照片，如对方也有照片寄来，此事或有意思，可以继续做联系工作……我们认为对方在佛山工作，今后如铨儿调在广州工作，那是最方便了。”（父致荣，1970年12月24日，035）此信主体即这一段话，表明二儿婚姻已极急迫。瑞铨当时在上海，此信随附一纸给他，同样提及此事，“关于你个人事，七室阿姨介绍很好，我们认为你以后如调到广州工作，她在佛山工作比较方便，你已与她父亲会面，你的照片已带去，如她的照片寄来，就可证明她有意思，你应该主动点，以期此事的成功。她如春节探亲回来，你暂时（如无紧要事）不要到北京去，可以和她碰面，碰面以后就可直接联系了。”可知对方原籍上海，在佛山工作。
佛山姑娘似乎对瑞铨并不满意。一个月之后，父亲即告瑞荣“对方不同意我们的要求，此事只好作罢。”（父至荣，1971年1月22日，036）但一年之后，他们仍未放弃这个潜在的对象。到底同在一省，瑞铨调往广州工作比调别的任何地方都容易，如果佛山姑娘也调往广州，两人在广州安家最为理想。1972年3月，年轻的小弟瑞安也被动员起来在北京托人为二哥介绍对象，并认为很有希望，但他又说，“我的意见暂不向他谈北京的情况，让我小哥哥抓紧和广州佛山方面争取，否则容易使他三心二意，最后北京广州都不成功”（安致荣，1972年3月1日，042）同月，父亲给瑞荣的信中也提到，“对于他个人事，七室阿姨介绍在佛山的本月六日到广州，你叫他马上去联系，九室老张介绍的一个，信中也可提起（我们也认为年龄太大了），叫他自己考虑决定”。（父致荣，1972年3月3日，029）对此，瑞铨说“佛山方面我于8日去信联系，但至今尚未来信。……如不来信，则也就算了。的确我自己也感到在广州也总不是长远之计。……至于上海方面如能争取当然最好，但看来也要有一定希望讲明确比较好，否则也是扯蛋的，毫无意思。”（铨致荣，1972年3月14日，030）这个“上海方面”的对象是棉织厂的；“讲明确”应指“户口”事。
佛山姑娘固然并不热情，在瑞铨方面，似乎也不起劲。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喜欢广州。他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刚来广州（其实之前已多次到过），在生活上的确有点不大习惯，吃的菜不仅质量差，且多是菜根而生，在厂里（引注：广州造船厂）吃饭晚饭4：30就吃也太早，在外面吃饭则不仅贵且又很不卫生。广州的苍蝇蚊子真多，而卫生状况又真差，还有出外乘汽车拥挤不堪（车子少，又秩序乱，一拥而上抢上去），再有不懂广州话，真叫人不愿在广州久留。尤上海人来此更是如此。最近春节期间广州人也很多，尤还有不少港、澳、华侨，马路上穿奇装异服的人很多，这也使人想到广东真与别地不同。”（铨致荣，1972年2月26日，043）总之，既不喜欢广州的饮食，也不喜欢广州的环境，什么都看不惯。父亲也认识到，“他对于佛山方面，因不愿在广州工作，虽然我们一再促其成功，他总不感兴趣”。不过从理性上说，在广州成家比较现实，所以“我们叫他在未有眉目以前，不要放弃，继续联系，何况他的工作是否能调离广州，也无把握。”此信中还提到，据瑞安来信，“对于铨儿个人事，铨儿也有信给他，说对于佛山方面积极性不大，所以在北京方面趁在暑假期间，多与南之山联系或另行托人物色。我们认为他本人不在，转辗相托，希望性总是不大的。”（父致荣，1972年7月6日，032）。
此时，瑞铨同时在佛山、上海、北京物色对象，其中佛山、上海有具体人选。1971年底，还曾有一位杭州姑娘进入他们的视野。瑞铨甚至想“告假和你母同到杭州志根弟家去”，但父亲认为对方“看来没有诚意，所以不犯着去。”（父致铨，1971年12月1日，161）
直到1972年8月，瑞铨与佛山姑娘仍旧处在不冷不热、断而未断的关系中。“佛山方面，写去两次信后，才于8月6日写来一信，还同前一样，没有谈什么。昨日又去一信，想回家之前再去佛山一次面谈，看对方态度再说。我们认为佛山方面因不想呆在佛山，而铨儿也不想呆在广州，双方都在犹豫之中，看来难于成就。”（父致荣，1972年8月9日是，160）此时瑞安在北京也一无进展，“关于他个人的事，暑假我曾去南之山处，他说尚未有合适的，只有慢慢来。”（安致荣，1972年8月24日，159）
1973年，文权在凤阳干校写信给丈夫，说起为小叔子介绍对象事。同事介绍了一位“外语学院的中文打字员”，但其实他们连这位姑娘的年龄和是否已有男友都不确知。（顾致荣，1973年6月15日，090；1973年7月6日，085）
经过全家总动员以及不断托人介绍，不放弃任何一种成功的可能，到1973年8月，瑞铨的对象问题终于迎来了转机。这次“老汪介绍”的一位上海姑娘，在“社会关系”方面有个缺点，具体说，是其家“有港澳关系”，这个政治性的缺点正好与瑞铨户口不在上海的缺点相互抵冲，形成负面意义的“般配”。父亲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提出“我们认为可从这个缺点向她讲明户口问题，如她不在乎户口问题，真是诚意，那是最好之事”。而且，“有港澳关系”固然是个麻烦，“不过现在对于港澳关系比前宽了，何况她们不来往，未见过面”。但事情未落实之前，仍应多头进行，“除老张介绍的一个加紧联系外，我们另外再可托开，望你们商讨考虑，慎重进行。”（父致荣、铨，1973年8月9日，129）
1973年年底，瑞铨的婚事终于落实。“关于他个人事，据他4日来信说，对方已表态，已登记房子，暂时没有问题。但总要等双方单位领导批准、结婚证明书到手，我们才放心了。”如果瑞铨在上海成家，能把工作调到上海当然是上选，所以父亲在信中还提到“你所需用63年以前大学毕业生，对于铨儿工作问题，可否事前向领导要求或预先登记，以便他结婚后再行正式提出申请，请你考虑进行。”（父致荣，1973年12月6日，153）
.第二年年中，父亲在信中说，“关于房子问题，迄今尚无消息，未免着急。虽然要等国庆节前有房子分配下来，但也要叫小梁预先托开，以免临渴掘井，到时落空。因为你们年龄都大了，不要因房子而延误结婚。”（父致铨，1974年7月30日是，127）不知这位小梁姑娘是否就是“有港澳关系”的那位。到1975年春节，瑞铨应已经与小梁结婚，两人准备于2月9日（腊月廿九）回上虞老家过年。（父致铨，1975年1月25日，142）同年4月，小梁已怀孕，而瑞铨不愿再行回站工作，引起单位不满，甚至扣发4月份工资和粮票。父亲准备汇给他50元钱，50斤粮票。（父致铨，1975年4月19日，165）从后来的通信可知，瑞铨有个名叫章颖的女儿。
瑞铨的婚事，经过十年努力方始解决。这时的瑞铨，应该已经超过35岁了。他和他的家庭考虑过的“对象”，包括一位苏北姑娘，一位佛山姑娘，一位杭州姑娘，数位北京姑娘，数位上海姑娘，最后在上海姑娘中选定了一位。革命年代固然可能产生激情婚恋，计划体制则增添了个人和家庭难以逾越的若干“匹配项”。无论婚姻多么困难，瑞铨一家都没有考虑在老家的农村姑娘中物色一位。户口身份（居民还是农民）即城乡鸿沟巨大到对于另一边的人，在许多情形下其实可能视而不见，约等于不存在。
结语
世界上没有两个家庭会是完全一样的，这批信件中涉及的长媳顾文权家庭，就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从类型归纳，章家这样的家庭恐怕也只是少数。然而章家的事例说明，即使在那个颠倒错乱的疯狂年代，也依然存在关注重心指向内部且平和理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样本，无论与传统还是与后革命时代，其接续都更为明显。他们当然不能代表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但无疑提供了一类家庭的样本。
章家无疑是个幸福之家，也是个幸运之家，195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生态风波险恶，章家子女都是“知识分子”，处身最易招致政治打击和人身攻击的群体，但他们都安然无恙。[13]他们也不参加攻击他人的行为，保持做人的良知。父亲到上海探亲时，曾借住儿子的宿舍，同屋一位姓薛的同事“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瑞荣写信回家询问当时情形，父亲明确表示：“他对我没有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我也不能凭空捏造，终要实事求是的。”（父致荣，1966年7月13日，067）几位写信人中，只有瑞铨政治热情较高，动辄数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家信中经常谈论国际国内尤其是所在单位的各种情况（他的信件内容丰富，需要另文详解），父亲及菊庭、瑞荣、瑞安的信中一般不涉政治，对瑞铨的政治关怀甚少呼应；他们的家信中极少出现当时弥漫全国的亢奋情绪，少有应景高调。这恐怕与这家人内倾性强、凝聚力大有相当的关系。在“家庭观念”是一个贬词的年代，他们保持了非常坚固的家庭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人彼此提供了最及时、最全面、最知心、最体贴、最强韧的支持－－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客观环境的侵蚀，也彼此保护了家人的安全。这家人的故事，说明在“家庭”的价值被否定、遭破坏多年之后，仍有一些家庭拥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又反过来彰显了家庭的价值。
当然，即使是这样一个冷静理性，对政治运动尽量不介入、更不抗拒，在风急浪高的人生行程中抱成一团顺流而下的家庭，他们的命运也不由自主。“精简下放”运动中父母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家乡，而年幼的儿子却因不能落户只好独自留在京城；瑞铨虽属中国科学院，在计划供应体制下户口落在电子所（和独立后的声学所）“南站”所在的海南岛，这直接导致他的婚姻无处安放；他们长期忍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乏，在严格的票证制和物资供应困局下躲闪腾挪，试图为自己争得更大的生活空间。他们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幸运的少数，但是，他们并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整体走向。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即使最亲密最有能力的家庭，所能腾挪的空间也是极其逼仄的。
注释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代苏浙赣黔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项目批准号12&ZD147）的中期成果。
[1]如张乐天教授研究农村人民公社史，用“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诠释农村生活的实践逻辑。（《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行龙教授以“集体化”为切入点和主要内容，解剖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辖区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为止的中国（北方）农村历史。（《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修订版。）萧楼教授依循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脉络，提炼出“差序场”概念分析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的行为特质。（《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金大陆教授用“正常与非正常”框架解释“文革”时期上海市民生活的两重性。（《正常与非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张济顺教授分别从“劳动人民”“文化人”“小市民”三个主体出发，追索在历史巨变中渐行渐远的上海大都市身影。（《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行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第205-223页；田毅鹏、许唱：《“单位人”研究的反思与进路》，《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当然，这只是相对于总体状况而言。行龙教授《走向田野与社会》中有“劳模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张济顺教授书中有“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都是个人生命史研究的力作。阎云祥教授在对黑龙江下岬村的长期追踪研究中，“将研究重点放在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上”，“希望能够通过这项研究来开拓理解中国私人生活的新途径，并以此来弥补以往的研究是过分强调了中国家庭的结构及其集体性之不足”。（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序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3]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自序”，第8页。
[4]周锡瑞、彭珊珊：《周锡瑞谈妻族叶氏：一个中国家庭的百年沉浮》，澎湃·私家历史，2014年7月2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8236。
[5]即“精简职工和下放城镇居民”，实际上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1958年“大跃进”期间，工业和城镇人口急剧扩张，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猛增到1960年的5969万，城镇人口则从1957年的9949万增加到1960年的13073万。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大批企业倒闭，城镇人口消费品供应尤其是粮食供应捉襟见肘，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几无隔宿之粮，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势在必行。根据有关统计，1961—1963年间，压缩下放2500万城镇人口，精简职工1833万人；被精简的职工中，大部分被下放到农村。见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6]上虞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属绍兴专区，1952年2月起属宁波专区，1964年9月起回归绍兴专区，1968年6月起属绍兴地区，1983年8月起属绍兴市，现为绍兴市上虞区。“百官”镇1955年后为上虞县政府所在地，“章家”当时为一自然村，属崧厦公社西华大队，现与“西华”同为行政村。
[7]《父章采尧至子章瑞荣》（1960年4月25日），“章瑞荣书信”，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藏，书信扫描X13Y017章瑞荣136，以下所引各信出处同，不详注，仅在文中夹注寄信人和收信人简称，写信日期，以及最后三位数编号。
[8]“反右”过后，1957年底和1958年初，各地曾大规模地下放过一批干部。北京市于1957年进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如市劳动局原有121人，第二次精简方案将人员编制减至60人。下放干部大致到郊区农村，或加入手工业合作社，或成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未提及到边远地区情况。见北京市劳动局人事科：《北京市劳动局的精简、下放工作》，《劳动》1958年第1期。
[9]本段所引文献分别为：《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年2月9日）、《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1958年3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8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5、176页；《国务院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196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62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44-348页。
[10]当地生产队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大量城市人口的下放加重了生产队的粮食负担，并对生产队的收益分配造成影响。参见曹锦清、张乐天等着《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11]如1965年12月11日信中说：“乡间布票已发，你父和你姊每人二丈零五寸，两个孩子（居民）各一丈四尺半，你外婆和你母（农民）各一丈零四寸。将来生产队还要发给我们三人每人七尺五寸，我们的自留地已轧出皮棉白花15斤，每斤可换布票5尺（不久可去掉换，尚有黄花四斤，预备做棉胎），总共约计十八丈多。”（父致荣，178）从此信可见，父亲的身份后来转为“居民”，而外婆和母亲为“农民”，所以家中有自留地。
[12]自1953年起，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不得自由买卖，但浙江的粮食“黑市”一直存在。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83-118页。
[13]章家曾面临过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1968—1969年间，因在“解放前三四年内”出卖过土地，章家差点被重新“定成份”，如果那样，四个儿女的命运将发生大逆转。瑞铨一方面让父亲向上级反映情况、让瑞安就近走访“中央文革”或中央接待站，另一方面坚持应看到相关“文件或指示”，同时表示，“就由领导决定，定了再说。在我思想上总觉不大可能，否则则划清界限，自觉改造”。（铨致荣，1969年1月25日，107）此事后续并未提及，也未见“划清界限”或有其他变化，应该平顺度过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