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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晓阳：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源流考析
一、问题的提出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受基督教巨大影响的农民起义。1853年2月14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迅速下令刊印大量圣经。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Sir Samuel G. Bonham）访问天京，得到了太平天国刊印的《旧遗诏圣书》（旧约）中的《创世传》（《创世纪》）前28章。1853年12月6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访问天京，随行人员葛必达神父（Stanislas Clavelin）获得了《旧遗诏圣书》中的《创世传》和《出麦西国传》（《出埃及记》），以及《新遗诏圣书》（新约）中的《马太传福音书》（《马太福音》）。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到达天京时，《旧遗诏圣书》已经印至第6卷《约书亚书记》（《约书亚记》）。1854年6月，英国外交官麦华陀（Sir Walter H. Medhurst）等得到了《旧遗诏圣书》中的《利未书》（《利未记》）、《复传律例书》（《申命记》）和《约书亚书记》（《约书亚记》）3卷。1854年7月7日，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突然宣布“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此书不用出先。”“有讹当改”。[1]随即停止了圣经的刊印工作。
直到1860年，太平天国再次刊印圣经。新刊印的《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分别易名为《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最迟在1861年2月，刊印了《钦定旧遗诏圣书》前6卷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全本。罗尔刚先生将1853年版的“旧遗诏”、“新遗诏”和1860年版的“钦定旧遗诏”、“钦定前遗诏”进行校勘对比，发现为了符合太平天国的政策法律、上帝教的教义，洪秀全在十一个方面进行了字句修改，但两个版本仍然来源于同一译本。[2]
太平天国刊印本圣经与圣经汉译本之间联系颇广，几乎涉及到基督教当时已翻译的所有深文理译本[3]。截至太平天国初次刊印圣经的1853年，基督教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工作已经开始了50余年，正处于圣经汉译史上的深文理译本翻译最活跃时期。圣经汉语深文理译本共6种，当时已翻译出版的有5种，即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委办译本、高德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则与前4种译本都有关系。太平天国刊印本到底以众多圣经汉译本中的哪个译本为底本，学术界一直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马礼逊译本为底本[4]，一种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5]，中国基督教会则认为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6]，但这些论点至今仍然没有最后定论。
那么，太平天国两次刊印的圣经到底是依据哪个圣经汉译本为底本？学术界所持两种分歧观点的问题究竟在哪里？1847年在广州跟罗孝全牧师学习基督教时，洪秀全得到的是哪个圣经译本？洪秀全得到的圣经译本与后来太平天国圣经刊印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圣经汉译者与太平天国刊印本之间有什么关系？太平天国对圣经汉译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搞清楚这些太平天国的事实性问题，将有助于拓展太平天国和圣经汉译的研究。本文以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多种圣经译本为基础，结合中外文文献资料，证明太平天国刊印本的底本是郭士立译本，并对以往成说提出圣经文献版本的依据和分析。
二、马礼逊译本：对夏鼐先生观点的商榷
一直以来，学术界认为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底本是马礼逊译本，所持根据均来源于夏鼐先生写于1930年代的论文，即《道光十六年刊本马太福音书跋》和《新旧遗诏圣书及钦定前旧遗诏圣书校校勘记》，两文经罗尔纲先生整理后，公布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中。[7]
夏鼐先生依据他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的多种圣经译本进行了对比校勘，认为太平天国的《新遗诏圣书》是“用马利逊译道光十九年刊本”（1839年）。但文中未交待他是确认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的依据，亦未讲确认太平天国刊印本是以马礼逊译本为底本的原由，而其他人认为的以郭士立译本的观点又如何不成立。文章中有些史实的错误，如确认马士曼译本的“新约”刊印在1813年，马礼逊译本刊印在1839年，所据来源为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文中称“拉图累脱”）的《中国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1929），但查询赖德烈原书，却无此内容。[8]实际上，1813年刊印的是马礼逊的《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而非马士曼的“新约”。
179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来到印度，他在助手拉撒（Joannes Lassar）的帮助下，陆续翻译“圣经”为汉文。1822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刊印了五卷本的《圣经》，这是第一部完整的汉语圣经。[9]181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将“新约”翻译完毕，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10]为名刊印。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在米怜（William Milne）帮助下，完成了旧约的翻译[11]。1823年，马礼逊一次性刊印了圣经全本，题名《神天圣书》[12]。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本圣经汉文全译本，史称“二马译本”。
夏鼐先生亦有“宁波华花圣经本”的说法，认为太平天国《旧遗诏圣书》系以1846年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刊行的《旧遗诏书》为底本，这个说法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设立在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是19世纪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美华书馆的前身。它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1844年创办于澳门，1845年迁至宁波。初名华花圣经书房，以印刷圣经和宗教小册子为主，这从它的英文名称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中可以看出，“华”指中国，“花”即“花旗国”简称，指美国。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英文名称为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而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即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宁波花华”是刊印圣经的地点和出版机构，而不是某种圣经译本的称谓。
夏鼐先生没有提到“郭士立译本”的概念，但提到《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疑系麦都思、郭士腊（郭士立）、卑治文（裨治文）辈依马氏（马礼逊）译本改订而成”[13]，而郭士立译本正是麦都思、郭士立、裨治文等依据马礼逊译本修订而成。修订本不再称马礼逊译本，而称郭士立译本。
郭士立译本是对马礼逊译本重译的结果。在“圣经的翻译要遵循中文的写作风格”[14]的理念下，“对这个新译本的最大希望是，其文体可以为中国读者所接受”[15]，郭士立译本几乎是以与马礼逊译本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今天看来，至少在专名翻译、语言顺畅、文体采用、文字修饰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今天基督教会通行的和合本圣经中的许多人名、地名、神学译名等专有名词都来源于此。
下面抄录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的“新约”中的《马太福音》第1章第18—23节进行对比；并列表对比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和合本中的“旧约”篇名。
马礼逊译本《救世我主耶稣新遗诏》《圣马宝传福音书》第1章第18—23节（1823年）[16]
18夫耶稣基利士督之生为如此、即厥母马利亚聘与若色弗时、伊等未相合之先、遇马利亚由圣神风而受孕。19且厥夫若色弗因为义人、不愿表其事与众、乃想私休之。20想是事之间却主之神使梦中现与之日、大五得之子若色弗勿惧娶马利亚尔妻、盖他所受孕乃由圣神风也。21又其将生一子尔必名之耶稣、因其将救厥民出伊等之罪。22夫此诸情得成致念主以先知者而前所言、云却23童身者将受孕而生子、将名之以马奴耳、即是译言、神偕我们。
郭士立译本《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18—23节（1839年）[17]
18夫耶稣基督降生之情如左。其母马利亚既许聘约色弗、未成婚之先、却马利亚感圣神之德、而怀孕也。19其夫约色弗既为善人、不愿玷辱其妻、意私休之。20正思念间、却有天使托梦曰、大辟之后裔约色弗、尔妻马利亚不怕娶来。盖所怀之孕感于圣神而生也。21其必生子、可名称耶稣、因必将救民免罪。22诸事得面可应验上主以圣人所云、23童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伮耳等语、此名译出、意以上帝与我共在也。
太平天国刊印本《钦定前遗诏圣书》，《马太传福音书》第1章第18—23节（1860年）[18]
18夫耶稣基督降生之情如左。其母马利亚既许聘约色弗，未相接之先，遇之由上帝而蒙被怀孕也。19其夫约色弗既为义人，不愿玷辱其妻，欲私休之。20正思此间，却有上主之天使托梦与之现曰：“大辟之子约色弗，尔妻马利亚勿惧娶来，因所有怀孕感于上帝而生也。21其必生子，可名称耶稣，因将其名救脱罪戾。”22诸事得成，可应验上主以先知之师所云，23却童女将怀孕生子，名称以马伮耳等语，此名译出意以“上帝与我共在”也。表1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和合本《圣经》的“旧约”篇名
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和合本旧遗诏书旧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旧约全书创世历代传创世传创世传创世纪出以至比多地传出麦西国传出麦西国传出埃及记利未氏古传利未书利未书利未记算民数传户口册纪户口册纪民数记复讲法律传复传律例书复传律例书申命记若书亚传约书亚书记约书亚书记约书亚记使徒马宝传福音书马太传福音书马太传福音书马太福音使徒若翰传福音书约翰传福音书约翰传福音书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圣差言行传圣差言行传使徒行传圣保罗使徒与罗马辈书圣差保罗寄罗马人书圣差保罗寄罗马人书罗马人书圣保罗使徒与厄拉氐亚辈书圣差保罗寄伽拉太人书圣差保罗寄伽拉太人书加拉太书从以上圣经汉译原文、专名、篇名的对比可知，郭士立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差异很大，而太平天国刊印本不是以马礼逊译本为底本，而是郭士立译本。
三、郭士立译本：译者自证和其他证据的分析
太平天国刊印本底本还有一说，即郭士立译本，但此说一直未能被学术界完全认同，究其主要原因是对圣经汉译的基本史实尚缺乏了解，对已有资料无法达到正确的解读。
马礼逊去世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F.A.Gutzlaff，又名郭实腊、郭士腊、郭士笠），在马礼逊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了“新约”。[19]重译本于1835年完成，1837年出版，题名《新遗诏书》，共325叶。[20]“旧约”的主要翻译人是郭士立，1838年在新加坡出版，题名《旧遗诏圣书》，665页[21]。郭士立再度修订了1837年出版的《新遗诏书》，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22]，303叶，称“郭士立译本”。
直到太平天国刊印圣经时，马士曼译本的译者马士曼、拉撒，马礼逊译本的译者马礼逊、米怜都已去世。郭士立译本的译者马儒翰和郭士立也已去世，在世的两位译者——麦都思和裨治文都肯定太平天国刊印本是依据郭士立译本，而且裨治文还曾到过达天京。
1853年12月29日，麦都思在给他所属英国伦敦会的汇报中，谈到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从时间来推断，麦都思看到的应是葛必达神父带回去的《旧遗诏圣书》中的《创世传》、《出麦西国传》和《新遗诏圣书》中的《马太传福音书》。
旧约方面，他们采用了郭士立译本，没有做出只字片语的改动……新约方面，他们采用我和郭士立在1835年的译本。[23]
1854年5月27日至6月1日，裨治文随美国公使麦莲（R. M. McLane）访问太平天国。1854年7月22日，裨治文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发表文章，指出太平天国刊印的圣经是郭士立译本。
他们似乎已经拥有包括《新约》、《旧约》在内的整部《圣经》，并且正依据通常被称为郭士立译本来出版他们的《圣经》。[24]
1858年，英国伦敦会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随行英国特使到达天京。他在1859年的报告[25]和1867年出版的名着[26]中，都认为太平天国刊印本是依据郭士立译本。1847年，伟烈亚力来华任墨海书馆总办，而早期的墨海书馆以印刷圣经为主。1861年再度来华，专任英国圣经会在华总干事，为了推销圣经，他走遍了中国。翻译、推广圣经在中国的情况是他最为关心的工作内容，他结论非常具有可信度。
由于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特殊关系，还有其他外国人到达过天京。曾到天京的其他外国传教士中，英国伦敦会杨笃信（Griffith John）、英国圣公会包尔腾（John S. Burdon）、美国圣公会施约瑟（S.L. Schereschewsky）、美国长老会麦嘉缔（D. B. McCartee）都具体从事过圣经翻译工作，并有以其姓名命名的圣经译本，即杨笃信浅文理译本、包尔腾浅文理译本、施约瑟浅文理译本、麦嘉缔宁波土白译本。[27]从已知的资料中，尚未发现他们对太平天国刊印本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的说法提出过异议，这从另一角度也是证明。到过天京的英国海军军官费熙邦（E.G. Fishbourne）也认为是以郭士立译本为底本的。[28]
四、获得译本的途径：郭士立译本为底本的其他证据
1836年，洪秀全到广州参加科举时，得到了《劝世良言》。作者梁发因从事印刷工作，结识了最早来华的两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并成为最早的华人基督徒。因此，《劝世良言》大量引用了马礼逊和米怜翻译的圣经译本。
1840年，久试不第的洪秀全阅读了《劝世良言》，获得很大启示。1847年3月，洪秀全到广州，跟随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学习基督教，“与花旗番罗孝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29]在广州，洪秀全第一次读到、获得了《圣经》。[30]
截至1847年，基督教已有3种圣经全译本，即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和郭士立译本。《南京条约》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传播基督教，英美传教士感到翻译《圣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843年，传教士在香港成立了“委办译本委员会”，对这3种译本进行修订，由美国浸礼会罗孝全、叔未士（John L. Shuck），美国公理会裨治文，英国伦敦会麦都思、施敦力（John Stronach）等12人组成。[31]罗孝全参与了“委办译本委员会”的工作，肯定有机会接触到上述3种译本。
那么，罗孝全会给洪秀全提供哪种译本呢？
罗孝全是唯一被太平天国正式邀请到天京的传教士，也是美国浸礼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1837年5月到达澳门后，由于对郭士立的传奇经历和传教热情能力的敬佩，以及经历和身份的相同，他不久就搬出去与郭士立夫妇同住。[32]后来在香港期间，他也一直是郭士立的助手。[33]1845年7月26日，在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成立了“粤东施蘸圣会”（The Uet-tung Baptist Church）。他努力帮助郭士立创建福汉会，到广州也是为了管理福汉会在广州工作，还以“罗孝”名义向“爱汉”（郭士立别称）报告工作情况。[34]而罗孝全的“粤东施蘸圣会”的成员也往往是福汉会的成员。[35]
郭士立是基督教历史上着名的传教士，由他一手创建的福汉会使他获得无数荣誉，同时也使他备受争议。福汉会是郭士立独创的传教机构和方式，即训练中国人布道、发售圣经和基督教书籍。1844年2月14日，郭士立任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福汉会也因他的职位稳定而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36]1844年福汉会只有20名成员，1845年就有80人，1847年达到300人，1848年达到1100人。[37]其最活跃期在1844—1851年间，主要活动区域在广东，成员也以客家人为多。福汉会的迅速发展在欧洲掀起了中国传教和捐款的热潮，瑞典人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德国人黎力基（Rudolf Lechler）等均是受其影响而来华，并在客家人中传教。黎力基翻译了第一本客家话圣经，韩山文是与洪仁玕熟悉的传教士，撰写了第一本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太平天国起义记》。
郭士立提供的福汉会极为迅速发展的数据，使欧洲基督教国家颇为兴奋，他以福汉会名义募集了大量资金，为福汉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郭士立圣经译本也多次用“福汉会”或“China Union Society”（福汉会的英译）的名义出版，福汉会成员主要工作就是散发圣经和基督教书籍，在中国内地散发了几万册郭士立译本和宗教小册子。[38]这些原因客观上导致了郭士立译本刊印多次、发行量很大。
以罗孝全与郭士立的关系，无论是宗教信仰、传教能力上的尊敬，还是个人关系的亲密，或是力图发展自己在广州的以福汉会成员为主的“粤东施蘸圣会”，罗孝全都应该推荐郭士立译本给洪秀全。3种圣经译本中，马礼逊译本和郭士立译本的发行量要大得多，伦敦会和福汉会都是极重视印刷和出版；而马士曼译本在印度刊印，流传到中国的机会少许多，再之随着马士曼于1837年去世，没有任何机构再版过此译本。如果罗孝全提供与客家基督徒相对熟悉的郭士立译本完全不同的其他译本，对罗孝全的传教工作肯定不利，同时也不利于他和郭士立之间的关系。1847年是福汉会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视印刷散发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工作方式使得到圣经也很容易。
另一方面，如果不提供郭士立译本，对人际关系、经济状况都十分困难的罗孝全来讲，也没有能力提供其他圣经译本。罗孝全很有传教热情，但其他传教士对他来自美国西部、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歧视，以及其个性不易相处，使罗孝全与几位在华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关系一直不好，直到最终被浸礼会开除。罗孝全到广州，一定程度上想摆脱浸礼会对他的约束，而这些都迫切需要、实际上也得到了郭士立的精神和经济支持。
从“粤东施蘸圣会”的“例式”的名称和入会条例中，亦可证明罗孝全采用的是郭士立译本。
吾等得天父恩典设立圣会所称粤东施蘸圣会在省城天字码头设立之也
凡信耶稣者蘸礼得入圣会也一也
上帝独一真神耶稣独一救主凡拜别物者必见定罪也二也
圣书由神天来道理有真无假三也
圣神洗人心令人晓真理四也
顺真理者享永福逆真理者获永祸五也[39]
表2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和合本译名
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郭士立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本和合本圣神风圣神风圣神圣灵圣灵宠宠恩典恩典恩典耶稣基利士督耶稣基利士督耶稣耶稣耶稣神神上帝上帝神/上帝蘸/施蘸洗/施洗洗/洗礼洗礼洗礼真真真理真理真理1837年出版的《新遗诏书》，首次在圣经中正式使用了“上帝”“恩典”“洗礼”等词，这些是沿用至今的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词汇。在圣经翻译中，马士曼和马礼逊均将“God”译为“神”，米怜晚年则主张用“上帝”，[40]麦都思、郭士立等接受了他的主张。郭士立1834年出版的《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已经多次使用“上帝”一词。[41]“上帝”一词古已有之，最早用于基督宗教汉文书籍的，是1603年刊印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义》，“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对太平天国而言，“上帝”译名的确立非同小可，否则，“上帝教”的名称和教义都失去了来源和依据。
“圣会条例”中的“施蘸”一词则体现了罗孝全所属的浸礼会与其他基督教差会的根本神学差异，亦体现了罗孝全对浸礼会教义的认同。马士曼将“Baptism”译为“蘸”“施蘸”，马礼逊译为“洗”“施洗”。就出版后影响而言，马礼逊译本大于马士曼译本，被来华各教派传教士参考、采用，这与马礼逊在新教在华传教史上的地位有关，而马士曼译本则受到浸礼会的传教士采用、参考。“委办译本委员会”的工作刚开始，浸礼会传教士因不赞成将“Baptism”译为“洗”，很快就退出了委员会，独自翻译了浸礼会专用的高德译本等。浸礼会是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17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以及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它反对给儿童行洗礼，主张教徒成年后方可受洗，且受洗者须全身浸入水中（象征重生），称为“浸礼”（Baptism），认为这是圣经希腊文原文的唯一意义，这是浸礼会与其他宗派最本质、不可协调的差异。
洪秀全离开罗孝全后，完全投入到太平天国起义中，再没有机会和其他外国传教士接触，也没有机会再得到其他圣经汉译本。太平天国刊印洪秀全手中的“郭士立译本”，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罗孝全曾在天京生活过，肯定看见过刊印本，也没有发现他对太平天国刊印本有过其他的评论和意见。
五、太平天国对圣经汉译的影响
太平天国刊印圣经，对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刊行、流传有着意想不到的影响。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的消息让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之轰动，认为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归信基督教的时刻即将来临，这将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事。为了应对即将来到的众多中国人圣经读本的需求，1853年9月，英国圣经会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Million Testaments for China）运动。英国平信徒的热情和捐款超乎想象的热烈，使这次运动共筹得52368英镑，足够供应英国圣经会在中国未来20年的支出。[42]这使得英国圣经会成为实力最强的圣经会，印刷出版了大量圣经，到1869年，共刊印了95万册新约或全本圣经。[43]
委办译本委员会因译名之争分裂后，英国圣经会支持“上帝”的译名，产生了委办译本。麦都思看准了这次“宏大期望”带来的良机，在这个让教会极度兴奋的时刻，他主导翻译的委办译本，可以不经过英国圣经会的严格审查就能出版，借此就可以取代太平天国采用的郭士立译本。印刷工出身的麦都思、机器工出身的伟烈亚力等人，将墨海书馆的设备、纸张等进行了技术改进，使这里成了中国最早用机器活字印刷的机构。墨海书馆里昼夜不停的机器印刷设备和印刷工作，让王韬这个麦都思的中文老师惊讶不已。[44]到1855年底，墨海书馆已经印刷了11.5万册委办译本新约圣经，免费四处发送。
英国圣经会的超强实力和大量印刷，使委办译本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印刷量最大、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到1869年，已经刊印了75万册委办译本。[45]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还再刊印了大字铅字印刷体的委办译本，作为寿礼。[46]
通过英国圣经会大量刊印的圣经，“上帝”译名被确定下来。虽然直到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还认为“God的译法一直是个使人大伤脑筋的问题”[47]，但以1920年出版的圣经译本为例，“上帝”占绝大多数，文理译本中，译为“上帝”占98%，“神”仅占2%；白话译本中，译为“上帝”占89%，“神”占11%。[48]虽然直到今天，译名之争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圣经汉语译本中仍然有“神版”和“上帝版”之别，但“上帝版”终究占了多数。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06JJD73000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课题“圣经中译与近代中国”的阶段性成果。[1]《天父圣旨》卷三，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
[2] 罗尔纲：《〈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跋》，《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3]“文理”（wenli）是一个源自汉语词根的英语词汇，原意是“文学或文书的理则”，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以这个词来专指古汉语，在外国传教士圈子以外的学者并没有接受这个用词，中国人不曾使用这个词。所谓深文理译本，指即比较深奥的文言文译本，还有浅文理译本相对应。
[4] 于世明：《关于〈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六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3期；罗尔纲：《〈新遗诏圣书〉〈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跋》，《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张铁宝：《关于太平天国〈新遗诏圣书〉》，《安徽史学》1989年第6期；张英明、徐庆铭：《论〈圣经〉马氏译本对洪秀全的影响：以“上帝”译名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 E. P.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p.55-56, 62-65, 73-75, 81-83；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381页；徐如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和汉会的关系问题》，《文史哲》1979年第4期；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5页；夏春涛：《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李志刚：《信义宗教会教士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3—345页；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5—58页；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Grand Rapid: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p.161.
[6]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p.72；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4, p.22；汤因：《中国基督教圣经事业史料简编》，《协进》1953年第9期，第52页；诚质怡：《圣经之中文译本》，贾保罗编：《圣经汉译论文集》，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年，第7页。
[7]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58—60、61—80页。
[8]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pp.210-211.
[9]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2; T. H. Darlow, H. F. Moule, History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3,Vol. 1, p.184; 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p.15.
[10] Eliza A.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39, p.83; A.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p.19; Eric M. North 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 New York: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38, p.83.《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哈佛燕京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藏。
[11] Robert Morrison ed.,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Late Missionary to China, and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Compiled from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Deceased; to Which Are Added Occasional Remarks by Robert Morrison, D.D.,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4, p.72.
[12]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56; Eric M. North 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p.83.《神天圣书》，1827年吗[口六]呷英华书院藏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英国圣经会、牛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
[13] 罗尔纲：《读夏鼐〈道光十六年刊本马太福音书跋〉后记》，《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59页。
[14]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9, p.64.
[15]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16]《神天圣书》，道光七年吗[口六]呷英华书院藏板，原文有句读。黑体字为笔者强调所加，下同。
[17]《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道光十九年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原文有句读。
[18]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1卷，第113页，文献重新标点。
[19]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62;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62.
[20]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31.《新遗诏书》，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藏。
[21]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62.《旧遗诏圣书》，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藏。
[22]《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道光十九年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圣经会藏。
[23]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72.
[24] Prescott Clarke and J.S. Gregory ed., “A Letter from Rev. E.C. Bridgman”,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49.
[25]《伟烈亚力牧师的报道》，《传教杂志与编年史》第28卷（1859年7月），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9卷，第211页。
[2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63.
[27] 赵晓阳：《基督教〈圣经〉汉译历史》，《维真学刊》2003年第2期。
[28] E. G. 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ondon: Mdccclv,1855, pp.32, 182, 224, 391.
[29]《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30] 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 Kong: Printed at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54, p.45.
[31] John Wherry, “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2-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50-51.
[32] 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106—109页。
[33] E. P.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p.44.
[34] The Files of Rev. Issachar J. Roberts 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of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Richmond 30, Virginia，转引自李志刚：《信义宗教会教士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编：《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6页。在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有“罗孝”（Lo-hau）一名，见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p.30.
[35] 李志刚：《信义宗教会教士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第337页。
[36] 王元深：《圣道东来考》（写于1899年），香港《景风》总34期，1972年9月，第39—40页 。
[37] 苏精：《郭实腊和其他传教士的紧张关系》，《上帝的人马：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第51页。
[38]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pp.160-161.
[39]《粤东施蘸圣会例式》，转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0页。
[40]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No. 16, April, 1821, pp.97-105，转引自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11页。
[41]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p.108, p.115, pp.278-279.
[42]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p.76.
[43]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558.
[44] 参见王韬：《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152页。
[45] 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p.558.
[46] John R. Hykes,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p.42;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266.《新约全书》，上海美华书馆活版，哈佛燕京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会、香港浸会大学藏。
[47] 司德敷等编：《中华归主》下册，蔡咏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1页。
[48] 司德敷等编：《中华归主》下册，第1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