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江亢虎北美传播中国文化述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炎黄文化-江亢虎北美传播中国文化述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江亢虎北美传播中国文化述论

活跃在清末民初中国政坛的江亢虎，在人们心目中主要留有两个印象：其一,他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者。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他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政党，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二,抗战时期他成为投靠汪伪政府的汉奸，曾任伪考试院院长等职，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起诉，病死狱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中，江亢虎在失意于国内政坛之际曾两度寓居北美洲，在美国和加拿大宣讲中国文化、还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主持建立了该国的第一个中国学系。江氏的这些经历在其先后出版的两部英文着作——On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术研究》，1934)及Chinese Civilization：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中国文化叙论》,1935)中可见一斑。目前学术界对江亢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政治活动的考察，而对他传播中国文化的活动仅有零星的介绍。①有鉴于此，本文在详细考察这两种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英文着作的基础上，结合江氏的中文着作等其他材料，试图勾勒出其在海外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的概貌，探究其外播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一．在美国讲中国文化
江亢虎（1883-1954）,原名江绍铨，江西上饶人。他生于仕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进士出身，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然而，生于变革时代的江亢虎并没有像父辈那样走读书仕进的道路，而是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与维新思潮的熏染而热衷于援西学救国。他早年曾多次赴日、两度游欧，曾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兼修英、法文②，又在中岛裁之主持的东文学社任清语教习③。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在海外大力宣扬中国文化打下了基础。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一面镇压革命党人，一面下令解散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该党遭禁后，为了避免袁氏的迫害，江亢虎不得不由日本转道美国躲避风头。他在日本专门拜访了逃亡在外的孙中山，后者专门致信同盟会美洲支部部长黄芸苏，请其代为照顾江亢虎。④是年秋冬间，江亢虎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第一段美国生活。
这七年中，江亢虎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中文。加利福尼亚大学是继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之后，第二个开设中文课程的美国高等学府。⑤曾在江南制造总局任职数载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就在那里任东方语言文学教授。1915年傅兰雅退休后，江亢虎便正式成为加州大学的中文教师，后来加大还曾授予他名誉哲学博士学位。⑥1923年9月，江亢虎在江西教育会发表讲演时，曾回顾了自己在那里任教的经历：
我在美国嘉省国立大学当教授，当时美国大学教中文的只此一处；中国人在美国大学教中文的只我一人；所以美国农部、陆军部都特派专员前来留学，除教中文外，我兼任讲座，讲中国文化，全课分为四部：（一）历史地理；（二）政治社会；（三）宗教哲学；（四）文学美术，都用英文讲授，学生前后不下数百人，还有许多常期旁听与临时旁听的。⑦
江亢虎的回忆并不一定与事实完全相符，但在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中设有中文课程的美国大学的确屈指可数，而由中国人担任教师的更是罕有。最早在美国高等学府中教授中文的中国人当属戈鲲化⑧，他曾于1879年9月至1882年2月在哈佛大学讲授中文课程。⑨ 据笔者目前所知，此后的几十年中并没有中国人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开过中文课。直到1920年以后，随着赴美求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人在美国大学中教中文的人数才有所增加。这其中以李绍昌、赵元任、陈受颐等人为代表。与从未在西方高等学府正式取得过学位的江亢虎不同，他们大多毕业于美国的知名大学。⑩基本可以判断，江亢虎是继戈鲲化之后第二位在美国大学中教汉语的中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江亢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时除教中文外，还用英文讲授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他的英文着作之一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全书676页），便是根据这门课程的讲义编辑而成,该书1935年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封面有中文题名“中国文化叙论”，一旁注有“英文讲义”四个小字。江亢虎在序言中说明：“这些内容作为一个学术课程，曾三次在大学中讲授，而其中很多内容也曾在大学进修部及其它一些集会中作单独演讲。”11
江亢虎撰写《中国文化叙论》，与他在美国感受到的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歧视有关。早在到美国后不久，他便惊讶地发现：“在西方的公立学校和大学中，世界史里是没有中国历史部分的，而学习比较哲学的人也不学习中国哲学，任何有关中国的科目都只教给那些打算前往中国的人。令人更为诧异的是，书写中国的西方作家中很少有人懂得中国话，而能读懂中国典籍的汉学家更是少之又少。还有更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些知名的汉学家，尽管可能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学问的某些特定分支，并且其成就甚至高过一个普通的中国本土学者，但对于既普通而又重要的中国常识，他们却无知到令人可笑的程度，而那些常识是所有学堂中的中国儿童都必须具备的。”12鉴于上述情形，加上看到许多西文着作中对中国事物的歪曲描写，江亢虎认为，他有必要在课程中为受良好教育的西方人提供一个有关中国文明的系统介绍。他强调，这门课程不同之处在于它依据的都是原始的中文资料，并且是一个中国本土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他将自己的授课内容比作地道的“中国式的家常便饭”，其中的内容也许并不花哨，但却极易消化。
《中国文化叙论》一书分为四大部分，每部分约十五或十六章。与前文提到的江亢虎在演讲中所说的情形一致，这四大部分分别是中国的历史与地理、政治与社会、宗教与哲学 ,文学与艺术，从内容上来说几乎涵盖了中国这个文明实体的历代沿革、制度风俗、思想文化等各个范畴，时间跨度上则上讫先秦时代下至清末民国。他还专门在每个部分的最后一章中列举与该部分内容有关的重要中国典籍，以便有志于钻研中国文化的人进一步查阅。书中主要按照时间脉络进行叙说，试图以较精简的篇幅向听众全面地展示中华文明。江氏还特别注重将古今的情形加以比较，力求能让读者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同时，作为目睹社会变迁的中国人，他还不时地在其中阐述自己的看法。例如，在介绍中国的社会阶级的章节中，他先对中国传统的阶级划分作了介绍，接着指出国民革命终结了旧有的社会阶级差异。但是，他也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剧变表示担忧，“中国人大体上都很自满，或者说都自以为是地认为现在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公民，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差异并未被完全消除，它只是在方向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13
1910年代江亢虎在加州大学开设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在中国文化外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海外开设有关中国文化的概述课程。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戈鲲化在哈佛教中文的大致情形。在戈鲲化不到三年的哈佛执教生涯中，除教汉语以外，他还曾编有一部介绍中国诗词的《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有研究者认为，这应当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由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歌的教材。14戈鲲化以诗歌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自然是别具匠心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诗歌都被认为是精英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他希望读者可以从诗词中体会中国文化的高贵与深厚的内涵。15但是，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戈鲲化此举与江亢虎开设中国文化课的努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一方面，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戈鲲化曾在哈佛大学正式地开设过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华质英文》仅是他教授中文时所用的教材；另一方面，《华质英文》篇幅较短、内容较单一，除对于中国诗歌格律等问题的简单介绍外，只有戈氏自己所做的十余首诗词，显然无法囊括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而从《中国文化叙论》不难看出，江亢虎在课程对中国文化的介绍无疑更加全面。如果说戈氏的《华质英文》是借由诗歌让西方人一窥中国文化之奥义的话，那么江亢虎的《中国文化叙论》则是给西方人展现了一个宏大而具有景深的中华文明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江亢虎以开设专门课程的形式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无疑是国人逾越语言障碍直接而主动地向西方输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破。
除在加州大学供职外，江亢虎还曾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工作过。他在国内演说时还提及自己担任美国国立图书馆汉文部主任一事，并曾回顾自己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每年暑假三个月，都用在这里头，仿四库全书分类法，把他整理起来；一面检要紧的做出英文提要；一面拿着各种书目按图索骥搜求采办”。16关于江亢虎担任国会图书馆汉文部主任一事，笔者曾专门写信求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其前身为汉文部，即the Divi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工作人员回信称，江亢虎并未担任过该部主任但确曾在国会图书馆工作过几个夏天，主要负责馆藏中文典籍的编目工作，可见江氏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17此外，1916年，“为研究中国旧学起见”，江亢虎还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宣传中国文化的社团——“弘道会”(The Hung Tao Society)，江氏称该会会员有两百多人，每月集会两次，一次讲中国哲学，一次讨论中国近事。18还在国内时，江亢虎就以其出色的演说才能闻名，到美国后他也经常做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譬如，作为“弘道会”的发起人，他常常登台发表介绍中国各家学说的演讲，向公众介绍中国古代经典及其思想价值。他还曾在国会图书馆作过若干讲座，内容涉及中国旧式的公立学校体系、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妇女与教育、印刷术在中国的兴起等等。此外，他还接连在当时旧金山最大的报纸The Chronicle(《纪事》)上发表文章，劝说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商人学习中文以开拓广阔的中国市场，并分析论证中文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么艰深。这些演说或文章都收录在江亢虎的另一部英语着作On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术研究》,全书403页)19中。
二． 在加拿大开创中国学系
1920年夏，“壮心未已”的江亢虎辞去在美国的工作启程回国，重拾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于1924年重组中国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但是，自称宣传社会主义的江亢虎却与北洋军阀关系暧昧，先是参加“善后会议”，而后又卷入“甲子复辟”丑闻，成为民众眼中的无耻政客。201927年国民革命爆发时，与北洋军阀为伍、反对“联俄联共”的江亢虎又一次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不得不解散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于1927年夏再度赴美，继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1930年江氏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受聘担任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主任，直至1934年夏回国。
麦吉尔大学创办于1821年，是加拿大历史悠久、声望卓着的公立大学21。江亢虎与这所大学结缘，始于该校葛斯德中国研究图书馆（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22。1929年圣诞前夕，江亢虎受麦吉尔大学校方和葛斯德图书馆馆长之邀参观了该图书馆。尽管在两天的时间里他每天入馆参观的时间不足4小时，但葛斯德图书馆中文古籍珍本善本数量之多仍给江亢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专门写文章记录了此次参观的心得。他认为，葛斯德图书馆中所藏的中文古籍足以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媲美，后者以其数量之巨而闻名，而前者的价值则在于所藏书目之独特。他指出，“葛斯德中国研究图书馆超越其它所有图书馆之处则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珍本尤其是清代宫廷的版本；第二，未刊手稿；第三，数量极多的大开本汉文佛经。”23
在肯定葛斯德图书馆中藏书的价值之余，江亢虎还向麦吉尔大学提出建议。认为当务之急是将这个图书馆中的中文资料运用到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中去。他不无遗憾地指出，“不幸的是，目前很少有学者可以利用这个收藏，甚至就连这些藏书的封面都从未被人翻动过。我希望麦吉尔大学能很快地成立一个中国学系，并且在维持该系运行的开支以外，还能够筹集一些用于中国学研究的经费及奖学金。凭借着拥有此等藏书数量和质量的图书馆，即便不说在整个西半球的范围内，麦吉尔大学也应当成为加拿大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而使得西方各国的专家学者皆云集于此。”24从这些言辞中，不仅可以看出江亢虎创办麦吉尔中国学系的雄心，更能体会到他推动海外的中国研究的强烈的自觉意识。
此后不久，麦吉尔大学便采纳了江亢虎的建议设立了中国学系，还特意聘请他出任系主任一职。据笔者了解，该校在1930年到1934年间设立的这个中国学系，是加拿大第一个中国学系。25作为加拿大第一个中国学系的系主任，江亢虎有较为明确的办学理念，他期望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的建立能使加拿大的中国学研究能打开局面，乃至推动整个北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在麦吉尔大学任职期间，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学研究的文章，收录在《中国学术研究》中。
江亢虎敏锐地意识到，自192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忽视中国文化的情形正在发生改变。他将自己1910年、1921年两次游历欧洲的经验做了比较，发现“中国热”正在欧洲悄然兴起。他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晚近中国发生的剧变吸引着外国人的关注，自庚子之变后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层出不穷，它们向世界证明着中国已从沉睡中醒来，并且她仍积蓄有足够的力量将在又一次民族危机中生存下来；其次，世界大战及其惨痛后果使向来骄傲的西方人对东方文明有了更好的了解；其三，近来的青年运动——“文学革命”和“平民教育”，虽然降低了中国真正的文学和教育水准，却有助于中国学问的推广普及；其四，中国知识阶层走出国门，他们用西文撰写的书籍、小册子及文章，直接地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观念；其五，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大批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后利用自己的中国知识谋求生计，成为任职于博物馆、图书馆或大学中的中国学家，这也对中国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6因此,在江亢虎看来，麦吉尔大学建立中国学系，无疑是顺应世界文化潮流之举。
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还是西文字典或百科全书而言，“中国学”（Chinese Studies）都是一个新事物。因此，要建立一个中国学系，江亢虎必须首先界定“中国学”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说，它单单指汉语的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就与德文系、法文系在性质和水平上相同，而它所研究的就与其它任何或古老或现代的语言研究相近。从广义上说，它的涵义则远远超出‘法语研究’或‘德语研究’的范畴。一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而其学术的所有分支都是本土的、独立的。二是因为汉语尤其是其书面文字，外国人尚知之甚少，而与法德等国的学术不同的是，中国学术所涉及的诸多科目还没有被恰如其分地归类到各个门类中去。所以，中国学系不但包含语言和文学，还涵盖中国文化及学问的其它所有领域。”27江亢虎进一步指出，对于西方的大学教育而言，“中国学”研究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该研究本身的绝对价值，二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的相对价值。前者是基于历史悠久、自成一体、无所不包的中国文明本身，后者则是基于中国文明对于西方文明而言的参考价值。“正由于这个文明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尽管它可能有各种弊端，但它仍可能成为治愈现今世界之痼疾的良方。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新的中国内乱频仍，西方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却呈现出稳步的发展的原因。”28
从《中国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的开办情况：该系开设有讲授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还设有初级和高级水平的中文读写课，还教学生学写毛笔字。“幸有葛斯德图书馆的存在，中国学系才得以在任何的专门课题上开展研究工作。我们还有一系列研究生课程，指导学生进行更高深的中国学研究。此外，还开有一周一次的面向校外的课程，以及弘道会每月一次的公共讲座，这些活动都在晚间进行。”29可见，正如江亢虎所设想的，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与一般的语言文学系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着眼于对于宏观的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在加拿大的约5年时间里，江氏指导了5名中国学硕士研究生，曾给数千名美、加籍学生讲授中国文化课。3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知识界的“东方色彩”是江亢虎倡导成立中国学系的历史背景，但江亢虎倾力推动中国学在北美地区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豪感与外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北美地区汉学研究的传统不及欧洲深厚，美国中国学的渐成风气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因而，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江亢虎在加拿大创设中国学系，无疑是一项难能的开拓之举。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当今人梳理加拿大汉学发展史时，却似乎遗忘了江亢虎这个人与麦吉尔大学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学系的事实。31在笔者看来，江亢虎创办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的努力，是其1910年代在美国大力宣传中国文化的活动的延伸，反映了他将中国文化与学术纳入西方教育体系中的思考与实践。即使是在孔子学院遍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江亢虎关于“中国学”的概念界定及其之于西方的价值阐释，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中西互补论——江亢虎的文化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处于由西方中心主义支配的格局之中，而中国既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欺凌，又受困于内争不断、灾害频仍的严酷现实。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十分微弱。在这般国势凌夷的形势下，却有一个栖身异国的中国人大力倡导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甚至还在国外的高等学府中创办了中国学系，这种举动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需要承认的是，对于客居异国他乡的江亢虎而言，教汉语或许是他赖以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而他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古国的好奇心。但是，江亢虎克服跨语言写作的困难、用英文撰写介绍中国文化的讲义和书籍，又设法在麦吉尔大学创办中国学系，从根本上说，乃是源于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长短，只有相互借鉴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可以说，这种中西互补的文化观正是江亢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思想依据。
1932年江亢虎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到“在我的学术职责之外，我誓使自己在中国研究问题上做出以下的努力：首先，我希望能说服教育家和公众，中国研究的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服务于专门目的的科目，更在于它是世界整体知识的一个阶段，以及人类成就的一部分。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缺少了这一知识的学习，他的素质是不完善的。其次，我希望向西方证明中国人生活观念的实用价值。在旨在恢复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和繁荣的世界制度之重建中，中国文化应该并确且有资格被视为一个重要因素。”32离乡去国的人怀恋祖国乃是人之常情，但是要像这样在国外民众面前大肆地宣扬祖国文化的优越性，恐怕就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做到的。尤其当时中西之间实力对比悬殊，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就是贫穷落后国家的代表，甚至国内同胞中对中国文化“弃之如敝履”的也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足够的自信心，江亢虎何以能告诉西方人，关于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知识是每个人文化素质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文明有益于世界呢？
江亢虎将中国文化看作西方文化的参照物，认为它的存在能够促使西方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具体而言，中国文明能帮助西方文明克服自身的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罗素、倭铿（Rudolf Eucken）等西方思想家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弊病，并开始将目光转向东方文明。江亢虎注意到当时西方知识界的此种风气。他认为，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他们向来引以为傲的理性主义和物质文明感到失望，“为了寻找对付他们自身物质主义之弊端的解药，很多人最初转向截然相反的一面——印度神秘主义。作为世界大战导致的自然结果，在这个反作用的时期过去之后，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更务实、却相对和缓的道路。”33在江亢虎看来，印度文化深奥玄远、脱离现实，并不能直接解决西方文明面临的难题，古老却又富有生机、高明却又简单务实的中国文化正是西方人所寻求的补救之道。
在《中国文化叙论》的第三部分“中国的宗教与哲学”中，江亢虎以“补救西方现代文明之弊的中国哲学”为题，具体论述了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首先，从政治与国际关系上讲，江氏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而无论从其狭义概念上讲，还是就其宽泛的外延而言，都意味着战争和征服。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34他接着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哲学一向是反民族主义的（anti-nationalistic）。民族主义在清末才在中国出现，在传统中国，“天下”才是主导中国国家观念的概念，“大同社会”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世界秩序。江亢虎还认为，军国主义和重商主义是民族主义产生出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推动国家向外扩张、攫取财富，同时也给文明埋下了隐患。然而，“在中国哲学中，即使是兵家也谴责战争和军国主义带来的危害。……中国人向来鄙视商人阶层，认为利润是由诡计和投机赚来的，是狡猾与耻辱的产物。”35
其次，从价值观上讲，江亢虎认为，与西方一味强调物质不同，中国哲学中既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物质主义的因子，但中国哲学倾向于强调精神层面的修炼，“道德训诫、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永远在中国哲学占据统治地位，”36在此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不难看出，欧战前后国人惯常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分法重新评判西方文化的趋势对江氏的影响。
再次，从精神气质上讲，江亢虎认为，尽管与西方现代哲学比起来，中国哲学更趋于悲观主义，但是与佛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相比，中国哲学则是积极向上的。“中国哲学讲求实际，强调当下之务。”37
最后，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哲学也有值得西方借鉴之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并且以“修齐治平”的信条将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
质言之，江亢虎相信，强调道德、崇尚平和与大同的中国哲学是补救西方现代文明急功近利之弊病的一剂良药。
江亢虎的论说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的“中国文化救西论”的声音颇有几分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将欧洲人审视现代文明、欣羡东方文化的社会文化心理转向介绍回中国，并断言物质文明濒临破产、呼吁青年们“超拔西方”，很快成为五四时期国内东方文化思潮勃兴的历史转折点。而在此之前，辜鸿铭在大战期间出版的《春秋大义》、《呐喊》等书，就打出用中国文明拯救西方的口号，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38此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文化的类型作为思想基石，认为儒家文化具有普遍的价值，并预言儒家的礼乐制度、人生哲学将取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和宗教。39概言之，这些论说的主旨在于强调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主张用中国文化来补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尽管江亢虎在其着述中并未直接述及这些人物的思想主张，但“中国文化救西论”喧嚷一时之际他正在国内，从以上他关于中国哲学补救西方文明的论述不难看出，江亢虎无疑也受到“中国文化救西论”的影响，并对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有着自己的思考。
不过，在反复强调中国文化补救西方物质文化的作用的同时，江亢虎并不否认西方现代物质文化对中国的价值。他指出，“对一个病人而言是毒药的东西，却可能是另一个病人的补药。中国哲学及文化可能贻误了她的民族自觉和物质现代化。虽则如此，这并不剥夺它作为解毒剂的效力，它可以用以对付从现代物质文明中生发的诸多病症。同样地，尽管现代物质文明给西方世界带来弊病，它却可能成为古老中国的恰当补充，现在的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这种东西。双方都可以从对方身上学习，吸取有益的、抵制有害的。”40
江亢虎在西方人面前大方地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并非是为了讨巧。1923年他在面向国内同胞发表演讲时也同样主张：“我辈既要保存历史的文化，如原来的生命力，又要吸收西洋的文化，如注入生命料；盖对五劳七伤之病躯，必须加意维持，勿使元气消亡自觉，然后新生命料可以注入消纳，打成一片；注入的方法，不外从精神物质两方面着手，我们自己是病人，我们自己又是医生，大家都要负责任的！”41江氏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生命机体，既要维护传统文化的“元气”，又借重西方文化治疗中国文化之痼疾，折射出20年代的中国颇为流行的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子。当时梁启超、陈嘉异等人受到柏氏学说的影响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而江氏的“病人”与“医生”之喻无疑也应和了这种主张。
江亢虎还将问题上升到人类文明进程的层面，指出中国文化应该得到妥善的保存，这不仅是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出发，更是基于世界文明发展前景的考虑。他假设，“如果中国从此消失，那将只有一种文明类型统治世界、一个种族主宰人类，即白人的世界。由于观念和理想都一成不变、少有新鲜的刺激，世界将会变得单调、统一而乏味。进化将会受到窒碍、进步将会变得迟缓。”42他还用中国的历史教训提醒人们，过去两三百年来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就是因为缺乏与新鲜的不同元素接触，导致中国变得迟钝和怠惰，以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亢虎的“中西文化互补”论中，他所强调的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来补救西方文化之积弊。他对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地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趋向则颇有微词。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多是中学根基浅薄的留洋学生和大中学生，因此尽管他们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和“平民教育”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推广，但却有可能降低中国文化的整体水准。43譬如，对于文学革命的领袖们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作为通俗文学的典范大加褒扬，江亢虎不客气地指出这所谓“四大名着”分别代表了“奸”“盗”“邪”“淫”四大恶习。当看到还有人鼓励孩子们把它们当作教科书来学习，他评论道：“新旧教育观念之间的反差甚大！作者非常认同学堂孩童文学写作的简化运动，但是对于革命主将们用这些小说取代其他更为适宜的书籍作为运动的标准，作者甚不赞同。”44其观点的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江亢虎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固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的中西文明互补论中的偏重传统的色彩。这一倾向与江氏早年所受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此外，应当说，作为一个长年身居海外、关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人而言，江亢虎对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批评也是源于他对互有长短的中西两种异质文明的思考与观察。
四． 结语
除上述外播中国文化的活动之外，江亢虎还曾与西方学者合译过中国诗歌，名为The Jade Mountain: An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中文名为《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英译本》），首版于1929年，曾在此后三年中几次再版。这本书的合译者是美国人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45，江亢虎除提供并解释中文原诗外，还负责译稿的修改润色。此外，江氏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一章关于中国诗词的介绍，回顾了从周朝至唐代以降中国诗歌的类型及发展轨迹，还详细地解释了近体诗对格律平仄等格式的要求。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美国意象派诗人热衷于借用中国古诗中的意象以自由诗的形式表现具有东方色彩的意趣。江亢虎和宾纳的英译《唐诗三百首》的工作，就是在这一股由意象派带动的翻译中国古诗热潮中开始的。46《纽约时报》书评对该书翻译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后来的作家们应当以他们的作品作为范本，并将他们的感知作为指导。”4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与西人合作，但江亢虎对唐诗的翻译仍是走在国人前列的。直到1930年代才出现了两种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着作，分别是蔡廷干的《唐诗英韵》（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1932）和初大告的《中华隽词》（Chinese Lyrics, 1937）。
从1913到1920年、1927到1934年，江亢虎在北美洲前后生活了十余年时间。在此期间，与他在国内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政党等主要活动不同，绍介中国文化几乎成为了江亢虎在北美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所在。对于栖身新大陆的江亢虎而言，其政治人物的身份淡化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他是以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于西方公众面前。也正是这种身份标签的改变，才使江亢虎得以在西方人面前以中国文化的“代言人”的姿态进行文化传播的工作。江亢虎在西方世界讲授中国文化、创建中国学系，其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海外大肆宣扬的这种文化观恰恰呼应了国内的“中国文化救西论”，而这两种观念的言说对象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救西论”主要是面向国内的言说，它所凸显的，乃是知识分子对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之文化应如何自处的反思；江氏则主要是眼光向外的，他倡言西方应当了解中国文明，并主张“以中国文化解救西方文明之流弊”，则反映了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征得一席之地的愿望。江亢虎的此种努力，与自海通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裹挟而来的现代文明面前节节败退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国人自觉向外输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
然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抗战时期，江亢虎攀附权势、沽名钓誉的性格特点在国难面前再次发酵。正当中华民族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与杀戮之际，曾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的江亢虎却摇身一变，成为汪伪政府大员。沦为汉奸的江亢虎，为了迎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将他的中西文化观改造为所谓“回向东方”的理论，大谈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侵略是为了“奠定东方文化之集团、发扬东方之文化”48。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这个谄媚事敌的江亢虎还在海外大力传扬祖国文化。个中因由实非本文所能阐述清楚。尽管江亢虎的所作所为给自己留下了“汉奸”的骂名，但是他曾在海外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的努力仍是客观事实，何况这些努力堪称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前所未有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脸谱化”的汉奸形象之外，江亢虎应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08JJD770090）的阶段性成果。]
李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毕业，博士，近代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①如：周海乐先生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方庆秋先生的《江亢虎的“两新主义”与中国社会党的浮沉》（《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以及汪佩伟先生的专着《江亢虎研究》（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江氏在国内鼓吹的思想及从事的社会活动，而对其两次赴美洲、前后共计约十五年的经历则着墨较少。黄兴涛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中提到江亢虎与外国学者合作英译中国诗歌并用英文着书等史实，当属国内学术界首次注意到江氏在外播中西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
②汪佩伟：《江亢虎研究》，第5、8页。
③ （日）中岛裁之编纂的《东文学社纪要》（北京东文学社1907年版）第23页记有：“江绍铨受廉氏之托，遂入社办理学社内外一切，兼教授清语，余无以谢江氏之勤劳，不过与本国教员一律相待而已。”
④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与孙中山关系评议》，《华中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⑤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⑥汪佩伟：《江亢虎研究》，第151页。
⑦见江亢虎：《江亢虎博士演讲录》，上海南方大学出版部1923年版，第25页。按江亢虎说自己当教授并不十分准确。江亢虎在另一处演讲中说，“我因为这次的遭忌，逃亡到国外去。乘此机会，便应美国加省大学聘，为助教授，一直到袁死后，始行返国。”（江亢虎：《江亢虎先生演讲集》，出版地出版年不详，第6页。）此处的“助教授”当是指assistant professor。
⑧戈鲲化，字砚畇，一字彦员，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说是1835年），安徽休宁人。他年轻时曾在湘军将领黄开榜军中做幕僚，后曾先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和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1879年7月由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维德（Edward B. Brew）举荐至哈佛大学任中文教师。他与哈佛大学的任教合同自1879年9月至1882年8月止，共计三年，但1882年2月戈鲲化因病在剑桥家中去世而未能完成合同。参见张宏生编着：《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至23页。
⑨ (美)崔颂人：《美国汉语教学的先驱——戈鲲化》，《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
⑩李绍昌191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22年至1943年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1943年起任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教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1923年任哈佛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受颐192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进修部讲授中国语言文字课程。上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现象仍较严重，作为中国人要想在美国大学谋得教席并非易事，这恐怕是当时美国大学中极少有中国人任教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11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reface”, Shanghai: Chung Hwa Book Co., 1935, iii.需要指出的是，江亢虎将其授课的讲义汇编成书是在1927年他第二次赴美之后，最终完成则是在1928年夏。该书之所以迟至1935年才出版，据江氏自己所言，原因有三：其一,原本允诺出资出版该书的美国朋友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财力不敷；其二，这本书并不像外国人撰写的中国游记或传教士的小说那样有吸引力，很多出版商不看好该书的销路；其三，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印制中国字的制版很困难，而且要耗费很大的财力。
12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reface”, v.
13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220.
14张宏生：《戈鲲化：传薪西洋第一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
15夏红卫：《文化交流逆差下的跨文化传播典范——中国执教美国第一人戈鲲化的传播学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6江亢虎：《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第25页。
17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成立于1928年，其首位主任是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笔者曾在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检索到由江亢虎按照经史子集的类别编写的中国古籍目录，这也印证了上文江亢虎在演讲中提到的内容。此外，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现在还藏有由江亢虎捐赠的江氏先辈的科考试卷纸，参见http://www.loc.gov/rr/asian/guide/guide-chinese.html。
18江亢虎：《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第25页。
19该书1934年初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年在美国亥伯龙（Hyperion）出版社出版，亥伯龙出版社还在1977年重印了该书。该书扉页注有中文书名为《中国学术研究》。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文集，其中收录了江氏自1913年至1934年间在海外发表的诸多文章及讲演稿，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是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也有一小部分文章从文化交往的角度出发谈论了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
20汪佩伟：《江亢虎研究》，第210至223页。
21麦吉尔大学是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的一所私立大学，始建于1821年，是加拿大最早跻身世界百强大学的三所大学之一，素有“北哈佛”之称。
22葛斯德中国研究图书馆的首批藏书由Guin M.Gest捐赠给麦吉尔大学，遂该图书馆即以其姓氏命名。早在1932年该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量就有130,000册，并成为西方世界中中国古籍善本藏书量最多的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葛斯德中国研究图书馆也于1936年7月31日停止对外开放，并于同年迁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即今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研究图书馆。该图书馆至今仍以其丰富的中文古籍资源闻名于北美。参见http://www.princeton.edu/rbsc/fellowships/2002-03/su_chen.html。
23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p.395.
24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p.398-399.
25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的设立得到该校当时的校长亚瑟·居里（Arthur Currie）的大力支持，他相信此举可以成为推动国际和平的手段。但是，他于1933年不幸去世，使得他的这一信念和梦想无以为继。而江亢虎则是在1934年辞去中国学系主任一职回到国内的，可以推测，江氏的去职与这位校长去世和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系停办之间当有着密切的联系。
26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p.7-10.
27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1.
28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17.
29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p.18-19.
30汪佩伟：《江亢虎研究》，第229页。
31参见(加)白润德：《加拿大汉学概况》，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至447页。白润德在文中认为加拿大汉学比西方诸国来得年轻，是抗日战争以后才开始的。他还提到，“蒙特利尔另外有一所很有名誉的英文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中，有人教华语已经二十多年了，而最近几年才成为专业。”
32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19.
33 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8.
34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393.
35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p.394-395.
36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396.
37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397.
38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 中华书局1995版，第242页至第245页。
39（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郑大华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40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118.
41江亢虎：《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第30页。
42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113.
43 Kanghu Kiang(Jiang), On Chinese Studies, p.8.
44 Kanghu Kiang(Jiang),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inology, pp.124-125.
45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8-1968），美国诗人、作家及学者，190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早年曾是记者，后参与诗人团体的创作活动，其诗作受日本及中国影响较大，且尤以后者为重。曾游历日本、到过中国。宾纳曾在1918年至191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职。笔者推测，就是在这段时间中，他得以结识同样在该校任教的江亢虎，由此引出后来翻译唐诗的合作。
46尽管这本书首版于1929年，但笔者查阅《纽约时报》后发现，该书的翻译至迟在1922年就已经开始，1922年7月9日该报在介绍《亚洲》杂志当年7月号时，便已提到其中有一首由维特·宾纳和江亢虎合译的汉诗，并预言待整本书出版后，其中的译作必定会很快被各大报章杂志竞相转载。参见 “Current Magazine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9th, 1922, pg. 53.
47Percy Hucthison, “Poetry of the Orient Recast in English Forms” ,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0th, 1930, pg.BR5.
48江亢虎:《回向东方——江亢虎博士和运文选》，南京民意社1941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