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论洋务派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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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派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思想领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近代新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有两个较为常见的看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努力之结果,洋务派主要起了阻滞作用;这一运动宣传了自由、平等、君主立宪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思想,洋务派的变法思想似乎不在其列。不少论着甚至把洋务派和顽固派相提并论,作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对派加以批判。事实并非如此,洋务派和洋务思想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所不可忽缺,如果没有洋务派加盟,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那样波澜壮阔。
洋务派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多方推荐早期维新派的着作
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撰写了一批着作,倡导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但印数不多,传播不广,仅在少数人中引起共鸣;甲午后则一版再版,流布极广,这与洋务派的推荐有极大关系。
第一个能够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撰写了《校邠庐抗议》,其时保守势力太强,直至1874年逝世也未敢将该书付梓,80年代该书方刊行。
最早对《校邠庐抗议》予以赞赏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孙家鼐也都高度评价这本书,并分别把它进呈光绪帝。孙家鼐对是书更“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注: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0页。)推荐尤力。1898年7月17日,他在《请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必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并说:“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建议光绪:“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官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此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注: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0页。)。孙家鼐的目的很明确;第一,强制广开言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第二,借“公论”,畅通政令,推动变法;第三,对朝中各官进行一次考核,以识别他们的政治见识和政治态度。
光绪当天便“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0页。)几天后又催令“迅速刷印”。并命令:“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2页。)数百名官员遵命发表了意见,大部分人不同程度地对冯桂芬的主张予以肯定。
《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着作中水平最高,洋务派对此书非常欣赏,1884年,彭玉麟见到稿本时,便欣然为之作序。甲午后,邓华熙几次向光绪帝推荐是书。1895年4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三日,时任江苏藩司邓华熙在奏折中说:“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着《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书以就正。臣见其语皆征实,说集众长,间有戆直之辞,莫非肫诚所发。至于推行次第,何后何先,在斟酌于当几,斯变通之尽利”(注:《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升任安徽巡抚后,邓华熙又于1897、1898年两次向光绪帝推荐该书。1895年郑观应将《盛世危言》增订再版,把邓的奏折作为序,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礼部尚书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翁同龢也向光绪推荐了此书。他们是天子近臣,所生的效力当更大。光绪帝对《盛世危言》颇为欣赏,命总理衙门大臣印2000部,发给大臣阅看。
公开赞许《盛世危言》的着名洋务派还有张之洞、盛宣怀。1897年,张之洞为《增补盛世危言统编》作序时说,在众多的救时论着中,以此书为最佳。一、“择精语详”,有理论上优势;二、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具有可行性。盛宣怀对《盛世危言》寄予厚望,他将数十部《盛世危言》“分送京中大老,以醒耳目”,希望他们“从此启悟,转移全局”。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官和师往往合二而一,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在社会历史变动时期,他们的趋向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皇帝更具有崇高的威望,其一举手一投足都能风示社会,使一大批人仿效其后。光绪和一批官员公开表彰早期维新派作品,使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着作大行其时,戊戌维新时期,《校邠庐抗议》仅单行本就有7种之多,《盛世危言》的版本总在10种以上。(注:见陈旭麓:《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新建设》,1964年2期;夏东元:《郑观应思想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早期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广受欢迎,成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方面。
二 为新思想传播提供物质条件
19世纪中国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快,没有近代报刊,新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传至穷乡僻壤。可以说,近代大众传媒是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物质基础之一,一批新式报刊涌现,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没有洋务派的扶植,报刊界绝对不可能那样生气勃勃。
戊戌维新时期,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远的报纸当数《时务报》;得到洋务派、主要是张之洞的支持、关注最多的也是《时务报》。
1895年秋,张之洞和康有为商定,由康有为在上海办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很快问世了,张之洞捐银1500两作为经费。双方曾有约,上海会务、报务将由汪康年接办,康南下广州再创新会。汪康年字穰卿,是张之洞的幕僚兼家庭教师。由于京师强学会被朝廷封禁,康有为又违约让《强学报》以孔子纪年,张之洞于是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停办。汪康年抵沪后,根据张之洞意见,接收上海强学会余款,重新筹设报馆。汪康年在黄遵宪、吴德@①、邹凌瀚、梁启超等人协助下,于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汪任总理,举凡办报方针、用人、经费等各项行政事务均由其负责;梁启超任撰述,负责撰写文章和文字编辑工作。实权操之于汪康年之手。梁曾发牢骚说自己不过是“穰卿雇工之人”(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26页。)。又说:“窃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指时务报——引者),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3页。)。实际上,《时务报》的真正大老板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
张之洞之所以能控制《时务报》,是因为《时务报》在经费和发行上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筹办经费银2000多两,其中上海强学会余款1200多两,此款即张之洞捐款之余款。据《时务报》第四期告白,张之洞又捐银700两。梁启超说此款是1200两之一部分,并未捐新款。梁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即使张之洞愿意挂名捐款,也很有意义,张之洞在甲午后声望甚高,如日中天,在官绅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时务报》创始人之一吴德@①即为张之洞认捐叫好:“又得南皮先生倡捐赀者,日新月盛,为之喜快”(注:吴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02-403页。)。南皮即张之洞。在张之洞影响下,张之洞的幕僚和辖内洋务派人士纷纷认捐,湖南矿务局捐银四百两,并每月给汪康年生活津贴银40两。捐款者还有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胡燏棻、袁世凯、聂士成、张翼等着名洋务派;洋务派控制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也在捐款者之列。三年中,《时务报》共得捐款银一万余两,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洋务派。
张之洞带头借权势命令用公款大量订阅《时务报》,让属下官员和学生阅读。他专门发了《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札文说:“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百余年来,泰西各国办报不遗余力,英、法、德各国报馆繁多,数以千计,大报发行量数以十万计,“可谓盛矣”。20年来,报纸在中国渐渐通行,但是办报者多为洋商,目的在牟利,故所述事实或不免失真,或无关宏旨。上海新出《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特统一由善后局为全省文武各衙行、各书院、各学堂订《时务报》,以利湖北官员士庶扩充见闻,通知时务(注:《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第8页。)。
在张之洞带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湘抚陈宝箴、浙抚廖寿丰、皖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四川学政吴庆坻、江西省布政使翁曾桂、广西洋务局、山西源清局、保定、江宁、兴化太守、河南彰卫怀道,先后令所属官员、学子用公款订阅《时务报》。湖南岳麓书院祭酒王先谦和长沙城南、求忠两书院院长共同商定,为三书院订《时务报》,供学生阅读。他在手谕中说:“查近今上海刻有《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他相信,学生只要认真阅看,“勿狃故常,勿安卑陋,由此渐摩岁月,必有奇才异能,出乎其中,上备国家栋梁之用。”(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第11页。)《时务报》发行量直线上升,办报仅一年,发行量便达到了一万多份,成为中国第一大报。《时务报》馆的第二年度启事这样说:“报馆创设,倏逾一载,启始之时,惟惧底滞,赖大府奖许,同志扶掖,传播至万二千通,揆诸始愿,实非所期。”(注:《时务报馆启事》,《时务报》第39册末页。)即成功的条件有二:“大府奖许”,“同志扶掖”。前者指得到张之洞等支持奖掖,后者指同志扶持和报馆同仁努力。报纸办得成功与否,主要靠其内在因素,《时务报》所刊文章极受各界人士欢迎,当时任何报刊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外部因素也很重要,洋务派的主要功绩就是为《时务报》营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除上海外,张之洞辖下的两湖是《时务报》销量最大的两个省,都超过一千份,湖北仅张之洞的善后局就订了282份(注:《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第9页。);湖南单矿务局代销数最高时便达800多份(注:见《时务报》第39册附录。)。《时务报》一纸风行,天下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举人一跃成为天下名人。洋务派提供了上佳舞台,梁启超们有绝好的表演。仅此而言,洋务派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已不可忽视。而毗邻湖南的广东,虽开埠最早,经济也远较湖南发达,“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时务报》)不能畅行于粤耳。”(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6页。)
类似的例证还有《国闻报》。当《时务报》崛起于上海时,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办了《国闻报》,南北呼应,堪称双璧。但是它得不到京津高官支持,而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却源源不断,夏曾佑说:“敝馆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9页。)。王修植说《国闻报》最大的困难在销路不畅,他非常希望得到张之洞支持,“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注:王修植:《致汪康年》,吴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2页。)。张之洞虽然对《国闻报》有好感,鉴于总署、直督的态度,未敢贸然支持。至1898年春,《国闻报》销量仅1500份,加以“政府阻力太甚”,艰难竭蹶,难乎为继,不得已宣布售与日本人,“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国闻报》的遭遇从反面再次证明,官方态度对政论性报纸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获得洋务派提携的还有《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农学报》等。洋务派还积极举办或参与举办了一大批学会、学堂,亦为新思想的传播开启了方便之门。
三 大力宣传洋务派的变法思想
戊戌维新时期,洋务派的变法呼声虽然不是时代最强音,但对于引导人们从蒙昧中走出来有重要价值;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派思想(两者在戊戌维新时期几无分别)甚至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拥有更多的群众。
洋务派鼓吹的变法思想主要有:
(一)变法救亡思想
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危机感更为强烈。1895年夏,顺天府尹胡燏棻指出:“上年倭人肇衅,陆师屡挫,海军继失,寇焰猖狂,神人共愤。……事变一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计,窃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8页。)。王先谦把形势概括为:“强邻逼处,列国纷乘,朘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第12页。)形势危急,洋务派“竞言自强之术”(注:《上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6页。),但虚骄自大的守旧者比比皆是。新疆巡抚陶模批评道:“大小臣工宜力戒自欺也。世变之奇,有先圣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犹以不谈洋务为高。夫不谈洋务可也,不知彼并不知已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饰,吏治营务,久为邻国所窃笑,明明不如人,而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事前既莫知不如人,事后众论仍莫肯直认不如人,甘心自画,又安望有自强之一日?”他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洞悉中外情形,“庶人人知耻知难,愈恐惧愈发愤,人才以策励而愈出,易危为安、转弱为强,机实在此。”(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6页。)
1897年冬,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形势更为严峻,然而士大夫们多泄泄视之,几若无闻。张之洞再次要人们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日本、土耳其、暹罗(今泰国)原本和中国一样受欧洲强国欺侮,近年来大胆变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古巴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张之洞既从正面为中国人民树立变法图强的榜样,又要人们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指出中国有可能像印度等国一样沦为殖民地。一正一反,目的是要国人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注:张之洞:《劝学篇·序》。)所谓“变其习”就是丢掉传统的守旧思想,更新价值观念,走变法自强之路。他警告守旧派:“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②,圣教灭绝,则是弟佗其冠,@③@④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注:《劝学篇·会通》。)反对变法,坐使国家灭亡,孔教灭绝,自然是千古罪人。
甲午后的洋务派的变法重点是教育、经济和开言路等方面。翁同龢:“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注:盛宣怀档案,《中日甲午战争》(下),第440页。)。张之洞说,学习西方各学要分轻重缓急,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注:《劝学篇·设学》。)。艺指工艺,即科学技术,政指各项政策和制度。胡燏棻提出,以是否有益于国家生存发展为标准,决定何者可变,何者不可变。他说:“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如此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后将见中国雄长海上,驾于欧美各国之上(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9页。)。
(二)兴办新式教育,“智以救亡”
戊戌维新时期,很多人高唱教育救国。洋务派在这场合唱中,表现突出。杨深秀说:“盖泰西所以横行四海,掩袭大地者,不在力而在智”(注:《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6页。)。张之洞以重视新式教育留名于青史。他说:“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西方强,中国弱,原因在于西方各国重视教育,“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国之强弱系于智愚,国之存亡亦系于智愚,中亚诸国,非洲各国,“皆以愚而亡”,美国本为英国属地,“以智而自立”。“是故智以救已,学以益智。……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注:《劝学篇·益智》。)“国之智”指统治者之智,“民之智”指民众的教育程度。
洋务派基本具备近代教育观念。他们要求“广设学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认为这是转弱为强的关键。胡燏棻以日本为例,说:“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9页。)。李端棻、张之洞、孙家鼐等都要求按照西方学制建立大、中、小三级学堂,京师和省会设大学堂,道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普通学堂之外设立工、农、商、医、武备等各种专门学堂,“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废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9页。)他们主张多译西书,多向欧美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0世纪留学日本热实启端于斯。
“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洋务派者从科举中来,知道科学导向作用极大,不改革考试制度与新学堂相应,仍不能引导天下士子向心西学。“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注:《劝学篇·变科举》。)。洋务派强烈要求废时文,改考中西实学,拔取通达时务、研求新学之士。
(三)培植民间资本主义
痛定思痛,甲午后的洋务派更为强烈要求发展近代经济,提出:“工艺为富强之基”(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5页。)。他们呼吁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政、金融都要走近代化道路。
他们的发展近代经济的要求有三点颇具时代特色:
第一,呼吁改变官与民商的关系。李鸿章等老洋务派虽然重视发展近代经济,但重心是为官求富,官督商办是其最得意的运作方式。对于在困境中求生存、发展的民间商人则没有给予多少帮助,任其受政府压榨。戊戌维新时期的洋务派则反复强调,官对民商应多加引导和保护。胡燏棻提出,不应“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而要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政府有责任“敦劝工商”,用新法兴办各业。(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0页。)为加强对商人的引导保护,洋务派力主中央设立商部和定出商律,各省设商局。张之洞提出设立商会商报以“启发”商机。商报专事采访中外商业信息,如各地资源、产业、市场等有关商务者分期出报,供华商参考。商会责任在联络各商,“或面商,或通函,或登报,互相讨论考校联络协助,力厚气旺。”商会由商人组成,实行自治(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页。)。
洋务派特别提出:“今日致富之要,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裁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疤,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6页。)。厘金是晚清一大弊政,专以盘剥华商为能事,对洋商则无可奈何,是发展近代民族经济一大阻力。
第二,提出发展经济必须发展近代教育。洋务派认识到,近代经济离不开近代文化知识,离不开新式教育。胡燏棻说:“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8、289页。)。张之洞讲得更清楚,关于农业,他说:“劝农之要如何,日‘讲化学’。……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无一不需化学。”这里的“化学”即科学。还要使用新法利器,则又需机器之学。“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关于工业,他说:“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日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工师”即工程技术人员,“匠首”指工头。前者须由工艺学堂培养,后者由前者转教。关于商业,他说,仅能算帐是商之末。新式商人应“通工艺”,熟悉销货渠道、商律、中外货币涨落及各国嗜好、各业兴衰等,因此“自应设立学堂,延师教习,方能增长知术”(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兴办学堂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在中国兴办学堂之前,可先派人往外洋学习(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页。)。
第三,主张农工商全面发展,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对工商一般不加区别,一概以商称之。戊戌维新时期,洋务派清楚地分开工商,同时指出二者又密不可分。张之洞说:“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其精予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他已懂得,生产和销售可互相带动,互为补充。相对而言,后一点认识更为重要。他提醒中国商家应密切观察市场需求,以促成工业家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张之洞还对农工商三者关系有精辟见解:“大抵农工商之事,互为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农、工、商都要走近代化道路,只重视一方面,或只重视两方面,都不利于中国持续发展。对农工商三者关系有这样认识,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有还属首次。
(四)微弱的民主要求
大多数洋务派都赞成广开言路,张之洞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他主张“公议不可无”(注:《劝学篇·正权》。)。把报纸作为“达民情”,评论“国政之得失”的重要手段。认为报纸最有价值之处是使政府“知病”,“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还说,中国人“蔽于习俗”,对于国家利害安危,“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中国君臣上下应注意阅读外国、特别是“至强之国”的报纸,它们“昌言而无忌”,虽不中听,但是如果“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注:《劝学篇·阅报》。)提倡虚心听取外国人的批评,在19世纪末的中国,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中国是否应建立议院,是戊戌维新时期相当敏感的话题。不少洋务派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张之洞说,西方有议院,所以,“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注:《劝学篇·会通》。《劝学篇·明纲》。)。中西制度各有短长,关键是“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这是中国做不到的,中西强弱之别也就在这里。还说,西方议院之制符合中国古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44]显然他是赞成设议院的。不过他认为,设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就是说议院不过是议事的讲坛,不是权力机构。大多数早期维新派也是这样看待议院的。他还说,中国今天没有人具有充任议员所必须的近代政治知识,故议院之事,“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劝学篇·正权》。)20世纪初,张之洞等人的立宪主张,即脱胎于此。
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相比,洋务派的变法思想,理论色彩不浓,除了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少数论着外,其他议论大多见之于奏章,是工作意见、建议之类。洋务派基本上都是在位高级官员,议论比较持重,不像梁启超等笔端常带感情,言词激切,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充满感情的煽惑对激起群众情绪往往有重要作用。至于在思想高度上,洋务派更不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后者是思想界的先导者和启蒙者;前者始终未超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大体上可与早期维新派比肩而立。但洋务派也有其优长:首先,教育思想更全面系统,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他们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绘了蓝图,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国教育改革是按这张蓝图实施的。其次,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洋务派比改良派思考得更全面、更细致,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经济问题论述较少,总体水平略低于洋务派。第三,前文已述,洋务派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公开主张变法,自然而然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