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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派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思想领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近代新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有两个较为常见的看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努力之结果，洋务派主要起了阻滞作用；这一运动宣传了自由、平等、君主立宪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变法思想，洋务派的变法思想似乎不在其列。不少论着甚至把洋务派和顽固派相提并论，作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反对派加以批判。事实并非如此，洋务派和洋务思想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所不可忽缺，如果没有洋务派加盟，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那样波澜壮阔。
洋务派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多方推荐早期维新派的着作
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撰写了一批着作，倡导学习西方，进行变法，但印数不多，传播不广，仅在少数人中引起共鸣；甲午后则一版再版，流布极广，这与洋务派的推荐有极大关系。
第一个能够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撰写了《校邠庐抗议》，其时保守势力太强，直至1874年逝世也未敢将该书付梓，80年代该书方刊行。
最早对《校邠庐抗议》予以赞赏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孙家鼐也都高度评价这本书，并分别把它进呈光绪帝。孙家鼐对是书更“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注：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0页。）推荐尤力。1898年7月17日，他在《请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说，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必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并说：“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建议光绪：“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官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此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注：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0页。）。孙家鼐的目的很明确；第一，强制广开言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第二，借“公论”，畅通政令，推动变法；第三，对朝中各官进行一次考核，以识别他们的政治见识和政治态度。
光绪当天便“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0页。）几天后又催令“迅速刷印”。并命令：“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注：《上谕》，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2页。）数百名官员遵命发表了意见，大部分人不同程度地对冯桂芬的主张予以肯定。
《盛世危言》在早期改良派着作中水平最高，洋务派对此书非常欣赏，1884年，彭玉麟见到稿本时，便欣然为之作序。甲午后，邓华熙几次向光绪帝推荐是书。1895年4月20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后三日，时任江苏藩司邓华熙在奏折中说：“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着《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查该员游历诸邦，留意考究，其坚心刻苦，诚为可用之才，自以外患方殷，出其书以就正。臣见其语皆征实，说集众长，间有戆直之辞，莫非肫诚所发。至于推行次第，何后何先，在斟酌于当几，斯变通之尽利”（注：《头品顶戴江苏布政司布政使臣邓华熙跪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升任安徽巡抚后，邓华熙又于1897、1898年两次向光绪帝推荐该书。1895年郑观应将《盛世危言》增订再版，把邓的奏折作为序，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礼部尚书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翁同龢也向光绪推荐了此书。他们是天子近臣，所生的效力当更大。光绪帝对《盛世危言》颇为欣赏，命总理衙门大臣印2000部，发给大臣阅看。
公开赞许《盛世危言》的着名洋务派还有张之洞、盛宣怀。1897年，张之洞为《增补盛世危言统编》作序时说，在众多的救时论着中，以此书为最佳。一、“择精语详”，有理论上优势；二、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具有可行性。盛宣怀对《盛世危言》寄予厚望，他将数十部《盛世危言》“分送京中大老，以醒耳目”，希望他们“从此启悟，转移全局”。
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官和师往往合二而一，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在社会历史变动时期，他们的趋向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皇帝更具有崇高的威望，其一举手一投足都能风示社会，使一大批人仿效其后。光绪和一批官员公开表彰早期维新派作品，使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着作大行其时，戊戌维新时期，《校邠庐抗议》仅单行本就有7种之多，《盛世危言》的版本总在10种以上。（注：见陈旭麓：《关于“校邠庐抗议一书》，《新建设》，1964年2期；夏东元：《郑观应思想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早期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广受欢迎，成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方面。
二　为新思想传播提供物质条件
19世纪中国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快，没有近代报刊，新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传至穷乡僻壤。可以说，近代大众传媒是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物质基础之一，一批新式报刊涌现，为戊戌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而没有洋务派的扶植，报刊界绝对不可能那样生气勃勃。
戊戌维新时期，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远的报纸当数《时务报》；得到洋务派、主要是张之洞的支持、关注最多的也是《时务报》。
1895年秋，张之洞和康有为商定，由康有为在上海办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很快问世了，张之洞捐银1500两作为经费。双方曾有约，上海会务、报务将由汪康年接办，康南下广州再创新会。汪康年字穰卿，是张之洞的幕僚兼家庭教师。由于京师强学会被朝廷封禁，康有为又违约让《强学报》以孔子纪年，张之洞于是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停办。汪康年抵沪后，根据张之洞意见，接收上海强学会余款，重新筹设报馆。汪康年在黄遵宪、吴德＠①、邹凌瀚、梁启超等人协助下，于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汪任总理，举凡办报方针、用人、经费等各项行政事务均由其负责；梁启超任撰述，负责撰写文章和文字编辑工作。实权操之于汪康年之手。梁曾发牢骚说自己不过是“穰卿雇工之人”（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26页。）。又说：“窃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指时务报——引者），每月以百数十元雇我作若干文字，实所不甘耳”（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3页。）。实际上，《时务报》的真正大老板是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
张之洞之所以能控制《时务报》，是因为《时务报》在经费和发行上得到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时务报》筹办经费银2000多两，其中上海强学会余款1200多两，此款即张之洞捐款之余款。据《时务报》第四期告白，张之洞又捐银700两。梁启超说此款是1200两之一部分，并未捐新款。梁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即使张之洞愿意挂名捐款，也很有意义，张之洞在甲午后声望甚高，如日中天，在官绅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时务报》创始人之一吴德＠①即为张之洞认捐叫好：“又得南皮先生倡捐赀者，日新月盛，为之喜快”（注：吴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02-403页。）。南皮即张之洞。在张之洞影响下，张之洞的幕僚和辖内洋务派人士纷纷认捐，湖南矿务局捐银四百两，并每月给汪康年生活津贴银40两。捐款者还有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胡燏棻、袁世凯、聂士成、张翼等着名洋务派；洋务派控制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也在捐款者之列。三年中，《时务报》共得捐款银一万余两，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洋务派。
张之洞带头借权势命令用公款大量订阅《时务报》，让属下官员和学生阅读。他专门发了《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札文说：“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百余年来，泰西各国办报不遗余力，英、法、德各国报馆繁多，数以千计，大报发行量数以十万计，“可谓盛矣”。20年来，报纸在中国渐渐通行，但是办报者多为洋商，目的在牟利，故所述事实或不免失真，或无关宏旨。上海新出《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特统一由善后局为全省文武各衙行、各书院、各学堂订《时务报》，以利湖北官员士庶扩充见闻，通知时务（注：《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第8页。）。
在张之洞带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湘抚陈宝箴、浙抚廖寿丰、皖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四川学政吴庆坻、江西省布政使翁曾桂、广西洋务局、山西源清局、保定、江宁、兴化太守、河南彰卫怀道，先后令所属官员、学子用公款订阅《时务报》。湖南岳麓书院祭酒王先谦和长沙城南、求忠两书院院长共同商定，为三书院订《时务报》，供学生阅读。他在手谕中说：“查近今上海刻有《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他相信，学生只要认真阅看，“勿狃故常，勿安卑陋，由此渐摩岁月，必有奇才异能，出乎其中，上备国家栋梁之用。”（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第11页。）《时务报》发行量直线上升，办报仅一年，发行量便达到了一万多份，成为中国第一大报。《时务报》馆的第二年度启事这样说：“报馆创设，倏逾一载，启始之时，惟惧底滞，赖大府奖许，同志扶掖，传播至万二千通，揆诸始愿，实非所期。”（注：《时务报馆启事》，《时务报》第39册末页。）即成功的条件有二：“大府奖许”，“同志扶掖”。前者指得到张之洞等支持奖掖，后者指同志扶持和报馆同仁努力。报纸办得成功与否，主要靠其内在因素，《时务报》所刊文章极受各界人士欢迎，当时任何报刊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外部因素也很重要，洋务派的主要功绩就是为《时务报》营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除上海外，张之洞辖下的两湖是《时务报》销量最大的两个省，都超过一千份，湖北仅张之洞的善后局就订了282份（注：《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第9页。）；湖南单矿务局代销数最高时便达800多份（注：见《时务报》第39册附录。）。《时务报》一纸风行，天下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举人一跃成为天下名人。洋务派提供了上佳舞台，梁启超们有绝好的表演。仅此而言，洋务派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已不可忽视。而毗邻湖南的广东，虽开埠最早，经济也远较湖南发达，“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时务报》）不能畅行于粤耳。”（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6页。）
类似的例证还有《国闻报》。当《时务报》崛起于上海时，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办了《国闻报》，南北呼应，堪称双璧。但是它得不到京津高官支持，而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却源源不断，夏曾佑说：“敝馆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9页。）。王修植说《国闻报》最大的困难在销路不畅，他非常希望得到张之洞支持，“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注：王修植：《致汪康年》，吴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2页。）。张之洞虽然对《国闻报》有好感，鉴于总署、直督的态度，未敢贸然支持。至1898年春，《国闻报》销量仅1500份，加以“政府阻力太甚”，艰难竭蹶，难乎为继，不得已宣布售与日本人，“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国闻报》的遭遇从反面再次证明，官方态度对政论性报纸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获得洋务派提携的还有《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农学报》等。洋务派还积极举办或参与举办了一大批学会、学堂，亦为新思想的传播开启了方便之门。
三 大力宣传洋务派的变法思想
戊戌维新时期，洋务派的变法呼声虽然不是时代最强音，但对于引导人们从蒙昧中走出来有重要价值；洋务派思想和早期维新派思想（两者在戊戌维新时期几无分别）甚至比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拥有更多的群众。
洋务派鼓吹的变法思想主要有：
（一）变法救亡思想
甲午战败，洋务派的危机感更为强烈。1895年夏，顺天府尹胡燏棻指出：“上年倭人肇衅，陆师屡挫，海军继失，寇焰猖狂，神人共愤。……事变一日亟一日，及今而不思改计，窃恐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8页。）。王先谦把形势概括为：“强邻逼处，列国纷乘，朘我脂膏，环顾几无所凭。”（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第12页。）形势危急，洋务派“竞言自强之术”（注：《上谕》，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6页。），但虚骄自大的守旧者比比皆是。新疆巡抚陶模批评道：“大小臣工宜力戒自欺也。世变之奇，有先圣所不及料者，而士大夫犹以不谈洋务为高。夫不谈洋务可也，不知彼并不知已不可也。今我政事因循，上下粉饰，吏治营务，久为邻国所窃笑，明明不如人，而论事者动发大言，自谓出于义愤，不知适以长庸臣之怠傲，蔽志士之聪明。……事前既莫知不如人，事后众论仍莫肯直认不如人，甘心自画，又安望有自强之一日？”他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洞悉中外情形，“庶人人知耻知难，愈恐惧愈发愤，人才以策励而愈出，易危为安、转弱为强，机实在此。”（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6页。）
1897年冬，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形势更为严峻，然而士大夫们多泄泄视之，几若无闻。张之洞再次要人们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日本、土耳其、暹罗（今泰国）原本和中国一样受欧洲强国欺侮，近年来大胆变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古巴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张之洞既从正面为中国人民树立变法图强的榜样，又要人们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指出中国有可能像印度等国一样沦为殖民地。一正一反，目的是要国人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注：张之洞：《劝学篇·序》。）所谓“变其习”就是丢掉传统的守旧思想，更新价值观念，走变法自强之路。他警告守旧派：“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②，圣教灭绝，则是弟佗其冠，＠③＠④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注：《劝学篇·会通》。）反对变法，坐使国家灭亡，孔教灭绝，自然是千古罪人。
甲午后的洋务派的变法重点是教育、经济和开言路等方面。翁同龢：“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注：盛宣怀档案，《中日甲午战争》（下），第440页。）。张之洞说，学习西方各学要分轻重缓急，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注：《劝学篇·设学》。）。艺指工艺，即科学技术，政指各项政策和制度。胡燏棻提出，以是否有益于国家生存发展为标准，决定何者可变，何者不可变。他说：“但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如此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后将见中国雄长海上，驾于欧美各国之上（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9页。）。
（二）兴办新式教育，“智以救亡”
戊戌维新时期，很多人高唱教育救国。洋务派在这场合唱中，表现突出。杨深秀说：“盖泰西所以横行四海，掩袭大地者，不在力而在智”（注：《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6页。）。张之洞以重视新式教育留名于青史。他说：“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西方强，中国弱，原因在于西方各国重视教育，“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国之强弱系于智愚，国之存亡亦系于智愚，中亚诸国，非洲各国，“皆以愚而亡”，美国本为英国属地，“以智而自立”。“是故智以救已，学以益智。……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注：《劝学篇·益智》。）“国之智”指统治者之智，“民之智”指民众的教育程度。
洋务派基本具备近代教育观念。他们要求“广设学堂”，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认为这是转弱为强的关键。胡燏棻以日本为例，说：“日本自维新以来，不过一二十年，而国富民强，为泰西所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9页。）。李端棻、张之洞、孙家鼐等都要求按照西方学制建立大、中、小三级学堂，京师和省会设大学堂，道府设中学堂，州县设小学堂；普通学堂之外设立工、农、商、医、武备等各种专门学堂，“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废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79页。）他们主张多译西书，多向欧美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张之洞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0世纪留学日本热实启端于斯。
“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洋务派者从科举中来，知道科学导向作用极大，不改革考试制度与新学堂相应，仍不能引导天下士子向心西学。“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注：《劝学篇·变科举》。）。洋务派强烈要求废时文，改考中西实学，拔取通达时务、研求新学之士。
（三）培植民间资本主义
痛定思痛，甲午后的洋务派更为强烈要求发展近代经济，提出：“工艺为富强之基”（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5页。）。他们呼吁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政、金融都要走近代化道路。
他们的发展近代经济的要求有三点颇具时代特色：
第一，呼吁改变官与民商的关系。李鸿章等老洋务派虽然重视发展近代经济，但重心是为官求富，官督商办是其最得意的运作方式。对于在困境中求生存、发展的民间商人则没有给予多少帮助，任其受政府压榨。戊戌维新时期的洋务派则反复强调，官对民商应多加引导和保护。胡燏棻提出，不应“狃于清议，鄙功利为不足言。”而要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政府有责任“敦劝工商”，用新法兴办各业。（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0页。）为加强对商人的引导保护，洋务派力主中央设立商部和定出商律，各省设商局。张之洞提出设立商会商报以“启发”商机。商报专事采访中外商业信息，如各地资源、产业、市场等有关商务者分期出报，供华商参考。商会责任在联络各商，“或面商，或通函，或登报，互相讨论考校联络协助，力厚气旺。”商会由商人组成，实行自治（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页。）。
洋务派特别提出：“今日致富之要，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裁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疤，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注：陶模：《培养人才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册，第276页。）。厘金是晚清一大弊政，专以盘剥华商为能事，对洋商则无可奈何，是发展近代民族经济一大阻力。
第二，提出发展经济必须发展近代教育。洋务派认识到，近代经济离不开近代文化知识，离不开新式教育。胡燏棻说：“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注：胡燏棻：《变法自强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288、289页。）。张之洞讲得更清楚，关于农业，他说：“劝农之要如何，日‘讲化学’。……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无一不需化学。”这里的“化学”即科学。还要使用新法利器，则又需机器之学。“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关于工业，他说：“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日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工师”即工程技术人员，“匠首”指工头。前者须由工艺学堂培养，后者由前者转教。关于商业，他说，仅能算帐是商之末。新式商人应“通工艺”，熟悉销货渠道、商律、中外货币涨落及各国嗜好、各业兴衰等，因此“自应设立学堂，延师教习，方能增长知术”（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兴办学堂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在中国兴办学堂之前，可先派人往外洋学习（注：《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浑秀片》，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4页。）。
第三，主张农工商全面发展，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对工商一般不加区别，一概以商称之。戊戌维新时期，洋务派清楚地分开工商，同时指出二者又密不可分。张之洞说：“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其精予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他已懂得，生产和销售可互相带动，互为补充。相对而言，后一点认识更为重要。他提醒中国商家应密切观察市场需求，以促成工业家不断创新，适应市场。张之洞还对农工商三者关系有精辟见解：“大抵农工商之事，互为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农、工、商都要走近代化道路，只重视一方面，或只重视两方面，都不利于中国持续发展。对农工商三者关系有这样认识，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有还属首次。
（四）微弱的民主要求
大多数洋务派都赞成广开言路，张之洞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他主张“公议不可无”（注：《劝学篇·正权》。）。把报纸作为“达民情”，评论“国政之得失”的重要手段。认为报纸最有价值之处是使政府“知病”，“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还说，中国人“蔽于习俗”，对于国家利害安危，“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中国君臣上下应注意阅读外国、特别是“至强之国”的报纸，它们“昌言而无忌”，虽不中听，但是如果“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注：《劝学篇·阅报》。）提倡虚心听取外国人的批评，在19世纪末的中国，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中国是否应建立议院，是戊戌维新时期相当敏感的话题。不少洋务派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张之洞说，西方有议院，所以，“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注：《劝学篇·会通》。《劝学篇·明纲》。）。中西制度各有短长，关键是“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这是中国做不到的，中西强弱之别也就在这里。还说，西方议院之制符合中国古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44]显然他是赞成设议院的。不过他认为，设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就是说议院不过是议事的讲坛，不是权力机构。大多数早期维新派也是这样看待议院的。他还说，中国今天没有人具有充任议员所必须的近代政治知识，故议院之事，“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注：《劝学篇·正权》。）20世纪初，张之洞等人的立宪主张，即脱胎于此。
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相比，洋务派的变法思想，理论色彩不浓，除了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少数论着外，其他议论大多见之于奏章，是工作意见、建议之类。洋务派基本上都是在位高级官员，议论比较持重，不像梁启超等笔端常带感情，言词激切，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充满感情的煽惑对激起群众情绪往往有重要作用。至于在思想高度上，洋务派更不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后者是思想界的先导者和启蒙者；前者始终未超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大体上可与早期维新派比肩而立。但洋务派也有其优长：首先，教育思想更全面系统，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他们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绘了蓝图，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国教育改革是按这张蓝图实施的。其次，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洋务派比改良派思考得更全面、更细致，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经济问题论述较少，总体水平略低于洋务派。第三，前文已述，洋务派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公开主张变法，自然而然会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