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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绍仪与中山港无税口岸
唐绍仪系清末身兼数职的重臣、民初首任内阁总理,又是国民党元老,广东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山模范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兼县长。唐绍仪是中国近代政坛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与中国近代海关也结下了不解之缘。甲午战前,他留美归国不久就任职于清廷藩属的朝鲜海关,在加强对朝鲜海关的控制方面多有建言(苏苑:《清末外交新秀唐绍仪的崛起。《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义和团运动后,出任津海关道,经办接收天津、秦皇岛口岸事宜,颇得时论好评(姚洪卓:《1901年到1904年的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06年,清政府设立税务处,接管海关包揽的职务外业务,逐步削弱外籍总税务司及其控制下的海关的权势。唐绍仪作为税务处会办大臣,在中国近代海关这一重大转折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第238—253页。)。到30年代前后又积极倡议并亲自主持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一时传为美谈,至今仍不乏历史启迪作用。— 开辟中山港缘起
唐绍仪与孙中山同籍广东香山县,共事多年,私交甚笃。1927年,广东国民政府在唐绍仪的提议下,将香山县改名中山县,以志对已故总理孙中山先生之永久纪念。他还建议改良县制,将中山县定为模范县,作为改良县政制度的试验重点。早在1921年初,唐绍仪和孙中山就有将香山建成“县自治的模范”之议(1921年1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第19次国务会议决定中山县为模范县,并颁布《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设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直隶中央,在全国率先试行“训政”。条例规定,中山县长和训委会主席须由资望甚隆的中山籍人士充任。唐绍仪乃国民党元老,又是设立中山模范县的首倡者,此职自然非他莫属。于是唐绍仪出任中山模范县训委会主席,1931年3月起又兼任中山模范县县长之职。
唐绍仪于1929年4月至1934年10月主政中山县期间,致力家乡桑梓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政绩就是提议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和规划、筹建中山港区及其配套设施。唐绍仪的家乡香山县唐家村,濒临珠江口西南部的出海深水干道金星门,因有环海之湾,故名唐家湾,或称唐家环。族叔清末洋务巨擘唐廷枢曾开辟唐家至广州、唐家至香港航线,后因业务不旺而停航(沈锦锋、唐仕进:《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唐绍仪研究论文集》。)。远在清末已有人主张开香山“香洲”埠之议,开始测量而未实施。至民国十几年,有人谓香洲局面较小,主张在唐家湾辟港(罗翼群:《唐绍仪生平的概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3辑。)。孙中山早年曾对该地域作过考察,他在《建国方略》中主张实业救国,计划将唐家附近水域疏通,行驶万吨巨轮。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派海军司令程壁光到唐家,准备在此筹建军港,当时由唐绍仪陪同考察。1920年,唐绍仪又与孙中山商议在唐家建设商港问题(沈锦锋、唐仕进:《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唐绍仪就任中山县训委会主席伊始,重提唐家湾建港之议。从1929年2月起,他连续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以孙中山曾与程璧光商讨在此建设军港等五个理由,阐述了中山建港的重要性。他设想在唐家湾前后环沿海地区开辟一个可以停靠5千至2万吨级轮船的南方巨大良港,并将该港辟为无税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广州港的部分对外贸易地位。为此,中山县训委会于1930年1月专门设立了建港筹备委员会,加紧开港的申请工作。同年2月,唐绍仪向南京国民政府呈递了《请辟唐家港并设海关分关的报告》。接着,又提请将唐家环商港定名为中山港,将无税口岸从香洲转移到唐家,唐家环为无税口岸,以“60年为期,期满归省政府管理”(唐有淦、唐观挺:“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总113辑。)。唐绍仪曾说:“开辟中山港实为国家百年大计,而又为纪念中山先生。”(罗翼群:《唐绍仪生平的概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3辑。)他认为建设中山港无税口岸,“对外可移香港之商业而置澳门于死地;对内以滇、黔、桂各省沟通,为西南诸省出海之要,亦即我粤自有之门户”(沈锦锋、唐仕进:《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唐绍仪研究论文集》。),集中反映了唐绍仪发展家乡和华南经济,挽回民族利权与英葡等帝国主义相抗争的思想。可以说,开辟中山港是唐绍仪的风愿,也是孙中山的遗志和未竞事业。在唐绍仪的频频请求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中旬明令公布,“指定广东省中山县唐家环开辟为无税口岸,以六十年为期,定名为中山港,由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负责经营办理”(民国19年《财政部关务署法令汇编》,第70、104、91、133、139页。)。
二 中山港建设概况
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的申请报告一经批准,唐绍仪马上着手规划筹建并付诸实施。他首先提请南京国民政府核准,将中山县治由石岐镇移设唐家,以便就近开发建设中山港。他分呈西南政委会及广东省政府,请求速派大员履勘中山港港界。县训委会决议中山县第六区辖境(唐家)连同第四区的翠坑村(孙中山故乡)为中山港无税区范围,绘具图说,备文呈报南京国民政府鉴核(民国19年《财政部关务署法令汇编》,第70、104、91、133、139页。)。唐绍仪不辞辛劳,亲自赴京沪游说中央要人,筹措建设经费,洽谈工程设计等事项。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拨给了十几万元的资金,还赋予中山县行政上、财政上较大的自主权。如中山县政事务,广东省政府不得横加干预,面由中山县训委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中山县上缴中央和省财政的税收,可截留25%归县政府支配;唐家环开辟为无税口岸,实行进出口免征货税等自由港的优惠政策。以60年为期,由中山县训委会负责经营管理(沈锦锋、唐仕进:《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唐绍仪研究论文集》。)。
唐绍仪多次邀请中央和省府大员视察中山县,聘请专家考察港区地文构造,制定中山港建设总体规划。他计划“以25年时间,把中山建设妥当”(《建设新中山言论集》,引自沈锦锋、唐仕进前引文。)。为此,组织了中山模范县发展讨论会,多方招揽人才,集思广议,出版了数十万言的《建设新中山言论集》、《中山模范县发展大纲》和《中山港建设大纲》,全面、长远规划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蓝图,并在海内外广为散发,以扩大影响。他往返奔走于省港之间,在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发展计划,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提高了中山县的知名度,港澳、海外侨胞欢欣鼓舞,捐款达100多万元,部分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郑卓:《关于唐绍仪》。引自沈锦锋、唐仕进前引文。)。唐绍仪深知交通事业与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关系,因此设想建设海港、公路、铁路、空港全面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以华南乃至整个中国作为发展中山对外经济的广大腹地和坚实后盾,而将中山港纳入世界经济体系,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远景规划。“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陆并重。”不但计划将唐家与中山港连成一片,建成华南第一良港。而且“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鉴于唐家环“具有天然与优美形势,背山面海,山川优美,地形雄厚,远近海湾,一览无遗,形势天成,可发展旅游事业。它具有工商业的发展性,大船可以往来,系天然大商港,大可发展工商业”(《建设新中山言论集》,引自沈锦锋、唐仕进前引文。)。因此,建设中山港不仅是发展航运业,而且要旅游业、工商业并举,以航运带动旅游、促进工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应该承认,这一总体建设方案是颇有气魄的。
中山港建设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随即转入实际施工阶段。1931年12月,唐绍仪代表中山县政府与荷兰某治港公司在广州签订了测量中山港第一期工程的合约。第一期工程包括:一、建筑唐家湾前环、后环两个大型深水码头;二、在前环“急流仔”经摈榔石至蛇洲尾一带建造一避风塘和一条防浪堤;三、开辟从唐家至前环、后环的道路;四、在前环制高处的“炮楼仔”修建一座50平方米的信号台。该期工程完成后,即可开辟唐家至石岐镇、省城广州、香港、澳门、西江沿海各港口和南洋各埠的客货运航班,计划开港成功,巨轮可以进出中山港,直达外洋,与香港争吐纳贸易之利。当时建设中山港的声势很大,在香港乃至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英伦方面极表不安,恐其夺去香港中外贸易枢纽的地位,港英政要人物甚至呼中山港为敌港,可见影响之大(唐有淦、唐观挺:“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总113辑。)。
唐绍仪十分重视中山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积极整顿疏濬水道,以利航运,修整了与岐关公路相通的唐家支线,修通唐家至中山港的主要通道,直达前后环码头,还开设汽车驾驶学校,筹建飞机场,并着手建设长途电话干线网络,兴办电灯局、自来水塔、筑桥辅路等市政建设,力图使海陆空交通齐头并进,为中山港和中山县的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认为,经济建设归根结底是解决民生问题,必须“运用全中山县民众的经济力量,来发展全县实业”。因此,在建设中山港的同时,大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业、交通为重点的“合作造产运动”,倡办实业,谋求金融、交通、工贸、农林渔业生产和文教卫生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了后环简易码头、信号台与部分交通设施,开辟了唐家至石岐、港澳的不定期航班;设立了民众实业银行、民众实业公司、煤油局、工商炼油公司、农业试验场、蚕丝改良局、模范林场、海产试验场;还大力兴办公立医院、报社、图书馆、师范学校、中小学、幼稚园,率先试行义务教育制,兴学育才(参阅沈锦锋、唐仕进、唐有淦、唐观挺前引文。)。正当中山港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唐绍仪为建设中山县而大展鸿图之际,1934年10月唐绍仪因中山县县兵索饷“兵变”而去职,县政府不久便迁回石岐,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工程嗄然中断,轰轰烈烈的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计划即告搁置,从此销声匿迹,再也无人问津了。
三 历史的启示
30年代唐绍仪开辟现代化港口,从事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开设无税口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雄心壮志,无疑是民族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物。虽然唐绍仪这一大胆尝试未能成功,但其主观动机却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的经验教训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中山港建设半途而废、胎死腹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在中山开辟大型港口,多少属于唐绍仪个人和地方上的主观良好愿望,唐家湾地处珠江口西侧,流沙积沉较快,这一技术问题在当时是难以解决的。除了选址不当、论证欠妥,在开港计划及其具体措施上也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如中山港建设摊子铺得过大,远远不是中山一县人力物力承担得了的,故因建设资金短缺而成效甚少。中山港既定为无税口岸,理应尽早做好开港前的准备工作,妥筹一切有关事宜。以海关业务为例,必须预先拟订章程,在免税区域界限外设关收税,加强二线管理,防范走私偷漏于未然。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辟中山港为无税口岸之前,虽有拱北关于1930年3月在唐家环设立中山港分关,对运出中山港无税区的洋货征收关税。但中山港无税区广阔3万公里,中山港分关偏处唐家环一隅,海关机构势单力薄,随处可以走私偷漏。中山仓促开港,无税区域面积并未规定明白,半年之后方才查勘核定港区范围。由于章程设施措手不及,海关监管“办法未定,商人借名无税,由该港私运火水,转售内地,时有所闻,其他油炭、布匹、火柴、百货,也为数不少。”走私日趋严重,“国税损失每月有数十万之巨”。迟至同年10月底,爱于肖家村、竹头园添设海关分卡两处,并“饬总税务司对于防私办法应从速计划实施,凡由该港进出口货物并着暂按关章办理”,加强海关监控(民国19年《财政部关务署法令汇编》,第70、104、91、133、139页。)。对于此类问题,如若事先周密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贪污腐败现象是旧中国司空见惯的通病,建设中山港当然也不免深受其害。如经办者官僚习气严重,作风浮夸,甚至发生偷工减料、贪污华侨捐款等情事。前环码头、岐江桥、开港观礼棚等建筑项目,不是久久未能竣工,劳而无功;就是因工程质量问题,毁于一旦(郑卓:《关于唐绍仪》。引自沈锦锋、唐仕进前引文。参阅郑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和‘模范县’》。《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港建设落得这船结果,似乎在所难免。
中山港建设失败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建港耗资巨大,在在需款,尽管多方筹措,毕竟不是唐绍仪主政期间每年赤字10余万元的中山县财政所能负担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军阀割据依然故我,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江浙财阀集团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所关心的只是捞取一块孙中山信徒的招牌而已,并不真正希望在自己势力达不到的广东一隅树立一个全国样板的模范县。因此,中山模范县和中山港无税口岸建设好象只是唐绍仪个人的事业,并随着唐绍仪官场上的进退沉浮而起落兴靡,广东省政府对中山县和中山港建设的态度更加暖昧。当时,军阀陈济棠割据广东,号称“南大王”,抗命中央,形同独立王国。广东全省96个县,除中山县外,都在他的实力控制下。中山县直属中央,显然侵犯了他的地盘。南京国民政府规定中山县上徼中央和省财政的税收可截留25%,归县政府支配。唐绍仪上任后,将国税省税一概截留,没有分文上徼,分明是从陈济棠口中抢走了一块肥肉。据说中山县一年的收入胜过贵州全省一年的收入。陈济棠觊觎中山县的富庶,对眼前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他尝以地方不靖为名,拟派军队驻防中山,实乃阴图分沾中山巨额赋税之利,结果为唐绍仪所拒。中山县有沙田200万亩,沙田税收是中山县岁入的最大支柱,陈济棠的亲信、广东省财政厅长区芳浦多次企图插手办理,均被唐绍仪回绝。陈济棠对唐绍仪在中山县自行其是、实施一套特殊的举措早就心怀不满,火冒三丈,因此视唐绍仪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中山县和其他农村一样,地主乡绅横行乡里,海盗恶霸与军阀互相勾结。唐绍仪上无有力的靠山,下无广泛的群众基础,凭藉一己权威欲行改革、自治、廉政、清查田亩、减租进而平均地权,显然力不从心。他实行的改革措施损害了地方封建的既得利益,因而屡遭攻讦。其中尤以县训委会实施清丈全县沙田以裕自治经费的决定,招致豪强地主的强烈不满,于是频频发动“倒唐运动”。特别是唐绍仪通电主张取消西南政委会,归政中央,激怒了陈济棠,陈济棠终于发难,策动县兵索饷事变逼走唐绍仪,断送了中山港和中山县建设的前程(参阅罗翼群前引文;郑砺石:《唐绍仪生平二三事》,《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