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梁漱溟-“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新年伊始，友人送来一套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读之后，颇受感触，相信这本书应该成为2006年最有亮点的出版物之一。
其实，这部书的节选本早在十几年前参与编辑《梁漱溟全集》的时候就读过，只是全集本的节选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方面，许多内容都被舍弃。半年前，单位图书馆购置了此次访谈的全部录音，并好意通知笔者可以借听，然而考虑到此次访谈有数十个小时，太费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来。不意，仅仅过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学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兴。
据出版者介绍，此次整理本除个别地方录音模糊听不清楚外，基本上是全文过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梁漱溟晚年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对自己一生业绩的自我评估。
晚年梁漱溟接受系列访谈不止这一次，前此还有全国政协的汪东林出版的《梁漱溟访谈录》，只是汪东林的访谈录更多地借助于梁漱溟提供的文献资料，大体编排出梁漱溟一生的活动历程和思想轨迹，不像艾凯的这部访谈侧重于现场的即席发言，更多地反映了梁漱溟晚年的想法。
艾凯是研究梁漱溟的专家，他在访问梁漱溟之前就着有关于梁漱溟的专着，全凭文献资料解读梁漱溟的思想与活动，他这次有计划地访问梁漱溟，主要是为了验证他在自己着作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并就一些疑问请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这部《晚年口述》实际上是由艾凯主导的一场答疑会，仔细阅读之后就会明白专家就是专家，他的有效引导确实使梁漱溟向我们提供了先前并不知道的有趣故事。
有趣故事主要体现在梁漱溟对同时代人的评价上，该次访谈用了至少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请梁漱溟点评了现代史上与自己有着直接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介石、陈诚、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韩复榘、辜鸿铭、张东荪、张君劢，以及与他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朋友如晏阳初、王鸿一、梁仲华等。这些点评之所以有意思，是他的看法来自直接感受，虽然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偏见，但毕竟是不可再的“惟一”。像书中关于张东荪与张君劢的比较与评价，就和我们先前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他说张君劢更多的是一个专事学理的人，并不热衷于现实政治，而张东荪不仅热衷于现实政治，而且“不够忠诚老实，有些取巧，想个人占便宜的这种思想”。（231页）并且提供了许多的事例，不能不使我们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即便在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的口述也纠正了许多过去的不实说法，最明显的是他与前后两个太太之间的感情，过去的说法依据当时文献觉得他与第一任太太感情不深，与第二位太太似乎比较般配。而梁漱溟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与前此的判断几乎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梁漱溟晚年的看法还是历史事实，恐怕还值得研究。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一度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后半期，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中的业绩，只是这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思想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着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宣称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第一条不同的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第二条不同的路。这一信念甚至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们看到梁漱溟1980年与艾凯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着作的评价上，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和坚持，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在这次访谈中不止一次地向艾凯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着《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着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着作。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看，研究者从中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着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竭力反对的中共的政治主张，以为中共的方向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未来，他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由中共予以实现。（265-267页）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透过艾凯教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梁漱溟，不过这个梁漱溟显然已经不是先前人们认识中的那个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到达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行文的主基调。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一本好书，不过由于过录者的知识背景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书中的问题也还有不少，一些人名或书名搞错了，像196页的“石兆基”应为“施肇基”，273页的“薛衡”应为杂志名字“学衡”，至于“梁启超、梁任公”、“颜渊、颜回”、“王艮、王心斋”等，将口语化的说法从中断开，让不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觉得是两个人。这些问题希望出版者在此后加印时尽量予以更正。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