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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晴佳：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与专业化趋势

近日有幸陪同朋友一起去拜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荣休历史教授、当代着名史家余英时先生，闲谈中余先生无意间提到，他在哈佛念书和教书期间，曾个人订阅多种大陆出版的历史期刊，特别是《历史研究》，一直到文革开始，《历史研究》停刊，他才终止。我没有问他，当文革结束以后，《历史研究》重新复刊，他是否也重新续订。不过，自那时以后，也许他也没有必要个人订阅，因为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特别是余先生任教的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都收藏有大量中文图书和杂志，《历史研究》之类的刊物，当然包括其内。其实即使是一般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只要收藏中文图书，订有中文杂志，在史学方面，即使没有其它刊物，《历史研究》一般都会有。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研究》是中国大陆的历史刊物中，在海外影响最大、收藏最广的一种。　　余英时先生当年个人订阅《历史研究》，自有其特殊的背景。由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当时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学者，无法求学、访问于中国，所以阅读中国出版的刊物，是他们了解中国现状的重要渠道。自中国开放以来，各种交流的渠道比以前畅通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学生，已经不用隔靴搔痒，借助阅读刊物来了解中国了。但尽管如此，阅读像《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仍然十分必要。因为《历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之一，它不但能反映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更能高屋建瓴地展现中国历史学界的最新动向和研究兴趣。笔者近年经常回国，通过与国内学者的交流，自然也了解到不少史学界的新气象。但每次去图书馆，如果有机会到期刊部逗留，还是会自然而然地翻看一下《历史研究》。这是因为，面对面的交流，虽然重要，但还是显得片面，而《历史研究》向中国所有历史学者开放，因此更能反映史学界的全面状况。笔者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体会，也为其他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所共有。　　再推广开来说，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历史研究》的读者。笔者在中国念书、工作的时候，对美国史学颇有兴趣，因此有便也常常翻阅《美国历史评论》。我想，现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也一定会常常翻阅《美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史杂志》等刊物。有一位留学日本的学者告诉我，他在东京求学期间，每个月到一定的时间，便会去图书馆查翻阅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出的《历史学杂志》，特别是该杂志所刊载的史学研究回顾，而该杂志的五月号，则格外抢手，因为上面有有关历史学界的年终回顾和评述。可见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展现其历史研究成果的“窗口”，为所有对该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包括身在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一条不可或缺的信息渠道。　　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其实也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某种“现代性”，也即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一种表现。许多研究历史的人知道，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研究和写作，主要是一种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如十八世纪的着名启蒙史家、英国的爱德华．吉本，以经年功夫，写成名着《罗马帝国衰亡史》，其架构之雄伟、文辞之华丽，在西方史学史上，罕少人匹。吉本在书的序言中说，他希望该书不仅能置于学者的书架，也希望能在仕女的梳妆台上见到。可见在那个年代，史书的写作，其读者对象十分广泛，因为尚未有一批专以史学为业的读者。吉本本人，也写过其它作品，因此他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家。西方专业史家的出现，要在现代大学初具规模以后，也即到了十九世纪，才慢慢出现。那些在大学教授、学习历史的人士，便成为历史着作的主要读者。他们相互切磋、交流，由此需要又成立了历史研究的专业学会，出版专业历史刊物。而后者的出现，大致上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事情了。　　在古代中国，自有其悠久的历史研究、写作的传统，与西方不尽相同。其特别突出之处在于，中国的史学传统，从古代的“史官文化”演变而来，而在司马迁、班固之后，历史研究更被纳入“官方”的渠道，逐渐形成所谓“正史”的传统，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研究，便带有一些“专业”的味道。唐代开设史馆，聚集一些史家，共同研究、写作，从起居注、时政记开始，逐年修纂国史，再在此基础上，修纂朝代史，颇具“专业性”的色彩。难怪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家杜维运尝言，中国古代的史馆修史，是一种“国营企业”。不过，如果细究起来，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还是与近现代的历史专业化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举例来说，史馆修成的国史和“正史”，卷帙浩繁，往往经历数十年，方能完成。而一旦完成，又常常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加上这些修成的“正史”，往往又有皇帝的御批，一般人不敢妄加评论。因此史书作者与读者之间，欠缺交流。难怪许多“正史”，有大量雷同之处，不但观点陈旧，而且内容重复，没有体现新的研究成果。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中国的“正史”传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些现象，到了明清两代，更为严重。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一般人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必须注意上述这一“正史”传统，但其实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如地方志和私史的编纂。拿私史的写作来说，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往往请同行、专家过目，并请他们作序，因此形成一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私人刻书颇为普遍，因此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许多便利。于是，有些学者指出，明清时期，至少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不少知识人士虽有功名，但却不愿当官，情愿在书院讲学谋生。他们这一作法，也许与现代的专业人士，更为接近。　　总之，中国有源远流长和丰富多样的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自然对现代史学的专业化，带来了影响。譬如中国向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即使在乾嘉时代，史学相当发达，但纯粹的史家，还是屈指可数。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开始教育的改革，史学研究单独立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但似乎这些学科的分设，主要还是模仿西方和日本的高等教育，而从教人员并不专注所教之学。如现代中国学术的奠基者章太炎和胡适，主要以史学研究着名，但他们个人，尚不以史家自居。更有趣的是，他们的崇拜者，也似乎更希望他们能淹通四部之学，成为所谓“国学大师”。这一现象，在目前中国学界，仍是如此。这从近年一下涌出的大批“国学大师”丛书中，便可看出。其实许多所谓“国学大师”，往往以单科见长。但在一般读者的心里，似乎视他们为一门学问的专家，还不够意思，非得封上一个“国学大师”，才能满足读者的崇敬心理。在近年的“钱钟书热”中，有人力图将钱，捧为当代着名史家，便是一例。　　也许这一传统心理影响，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的出现），不但晚于西方国家，而且也迟于邻国日本二、三十年。如果将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或者以1912年改建北京大学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始，那么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似乎也应该同时开始。但其实不然，中国专业历史学会的出现，还要晚上许多年。胡适在1917年回国以后，主要推动“国学研究”，不久在北大成立国学门，其主要助手顾颉刚，原是北大哲学门的毕业生。这一“国学研究”的兴趣，想来也是那时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的契机。对于胡适倡导“国学研究”，那时也有人批评，包括胡的北大同事何炳松和他的弟子傅斯年，他们都指出，现代学术的发展，强调学术的分科化，而中国的情形，则似乎背道而驰。其实，北大国学门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国故”，就是历史研究，但不以历史为专门，必有传统的影响在内。那时的北高师，也有史地学会，出版《史地丛刊》。以后南京高师也有类似的学会，出版《史地学报》。但可惜的是，在整个1910年代，中国仍没有历史研究的专业刊物出现。　　其实那时还是想推动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人。如章太炎的弟子、北大史学门的主任朱希祖，便是一位。朱在北大建立史学会（1922），并拟出版史学杂志，与他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关。可惜史学会虽然成立，但史学杂志却迟迟未能出版。中国最早的史学专门刊物，要到1929年才正式出版，但都没有延续而成传统。不像《英国历史评论》和《美国历史评论》那样，定期持续出版，成为英美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刊物。1920年代末，中国的史学家也成立了一些史学会，如柳诒徵等人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南京中国史学会”和朱希祖于1929年在北京发起的“中国史学会”，都是例子。可惜这些学会，都没能持久下去。其中抗战的爆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学会内部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小觑。　　由上所见，1954年《历史研究》的出版，其中虽有中断，但仍能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代表刊物，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还体现了历史研究在中国的稳步成长。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历史研究》在中国的改革变迁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推动了不少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这些作用，对于海外的读者来说，似乎更加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