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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彦颐：缠足史：女性身体的另类叙事

缠足”于今天的年轻女性而言，委实遥远而陌生，但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永远没有“过去式”——“过去”是鲜活的，它和现在、未来三位一体，因此值得不断再认识。美国学者高彦颐的着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除了能吸引未经历“缠足”者的好奇心，其学术价值也不可低估。 道德的尖刀既可塑人亦可毁人。关于“缠足”的认知，我们是从数落它的封建、落后、颓废、病态的“罪孽”开始的。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话语权精英塑造了“五四妇女史观”，按照“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的二元对立命题，认为此种陋习源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的父权封建专制，不但缠足妇女深受其害，“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还败坏国族形象，招致“外人野蛮之讥”，甚至牵累国族存续，使国族面临“澌灭之厄”（语出梁启超、胡适、康有为、金一等）。 在清末民初的反封建思潮中，上述观点成为妇女解放的有力武器之一，并且犹如男人剪辫代表向大清帝制“宣战”，女子放足标示着妇女解放的真诚实践，但由此也容易陷入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的漩涡。高彦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片面的存在，她冷静地在数百年的“缠足”史中观瞻、游溯、反思，认为“五四妇女史观”作为一直以来的盖棺论定式的认知典范，一笔勾销了传统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事实，将她们视作凝滞不变的非历史同质性客体，漠视了两性权力关系与女性个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基于这样的质疑，作者在本书中，认为女性的三寸金莲与《欲望都市》中女主角凯莉的四寸高跟鞋，实无区别。举例说，在漫长的妇女身体叙述史上，“楚王好细腰”固然是引发“宫中多饿死”的首恶，却绝不是真相的全部，由于社会风潮所及，“好细腰”渐成古典时尚，女性自身也在积极参与实践而非被动性接受；反之，李唐一朝，丰乳肥臀是时代的优美范本，却不完全来自唐明皇专宠肥美的杨贵妃。对女性身体的审美叙事缘何一变再变？其中原因相对复杂，却永远脱离不了社会、社会人的评判，特别是女性心甘情愿地主动参与。于缠足，传统妇女不仅主动参与，还在缠足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 高彦颐的这番再阐释，颇有点惊世骇俗。有时回味一下，感觉这种说法倒也不能说没道理。书中，作者跨越了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框架，明确地将缠足置于古典时尚史的范畴之中。她透过巧妙的叙事方式，先从缠足在现代的消逝过程说起，将前现代全盛时期的缠足史，设定为一部有关遮蔽的故事，精辟指出埋藏其中的是隐秘化的源头、隐秘化的身体以及隐秘化的意义。作者认为，当前有关缠足的知识，全然来自反缠足运动的观点和文献，但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古代女人如何看待缠足。16世纪起，中国女孩只要家庭经济状况还可以，家里就为她缠足，“缠足不是一种负累，而是一种特权”。就像我们习惯用“时尚”的角度看待凯莉摆在家中的数百双高跟鞋。透过对围绕缠足的物质文化历史的精细研究，作者又认为，单单男人对女体的欲望并无法让缠足“恶”俗延续千年。小脚对于古代妇女来说，是一种对“身体美学”的追求，而非只为满足男人的目光。说得直白点，缠足应该是一种流行文化，类似于现在的穿高跟鞋、戴耳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研究者们发现的“新大陆”。许多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女性主义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竞相登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有关“身体”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身体”进入西方思想与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因而“身体”研究的出现本身即具后现代主义色彩。《身体与社会》一书的作者特纳认为，“身体”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缺席，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尔的遗产——身心二元对立论，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如此，我们要借用苏格拉底留给后世最为着名的一句话“认识你自己”，来表达对这种思考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