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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光润：“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

《张乐天谈底层视角的现代史》（《上海书评》2011年12月11日）反复提到“底层视角”。在论“四清”运动引起人们响应时，张先生以三年饥荒时农民捡吃干部剩下的骨头为例，说：“如果没有之前的历史基础，领袖的号召也是没有用的”。
百余年前有一类似的精辟论述：“今之谈国事者，辄曰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源则正好相反，应“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这是梁启超《新史学》上揭批“旧史学”的话（见《梁启超史学论着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8页）。《新史学》作于1902年，可看作是张先生“底层视角”的滥觞。1921年，梁又在新着《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现代则愈不适用也”，并预言：“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梁启超史学论着四种》，第224页）
此后百余年的中国史学，确实出现过某种“底层视角”的倾向。如二十世纪初年对民众反抗的书写，即是面向大众和基层的，但宣传的意味重于学术研究。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社会”二字频频出现、亦为面向大众的显证，但论者更重大众背后的社会规律。四十年代出现、盛行于建国后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说，亦是重规律而轻人，真正的“底层视角”着作则极为少见，有些甚至还刻意按照中共领导农民革命的样子，去描述历史上的民众反抗。近年在国内复兴的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日用，应可期待。
提到“底层视角”，似绝少有反对者，但何以又百年难行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材料难觅。“底层视角”要求大量使用普通人留下的材料，但普通人又少有存史的意识和习惯。张先生倡导“底层视角”，而且在材料方面，建立了包括上万份统计资料的“中国田野调查”数据库，拟供学人使用，诚为学界一大盛事。想必不久的将来，即可读到像基层是如何响应“四清”之类的生动文字。笔者躬逢斯盛，谨略呈刍荛之言：梁任公那一代人讲平民历史，与今人有一绝异之处，即他们是已将精英讲得烂熟、题无剩义才转向大众的，今日的现代史研究则有“精英”的档案尚不完全的背景存在。无论精英视角抑或平民视角，都只是揭示历史的一取径，取径的选择又因研究对象的特性而变。以现代史而论，“精英”的作用（如1959年庐山会议）恐怕仍不能轻视。要之，尽管应该从“底层视角”拓宽历史视野，但现代史上的“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这恐怕也是前辈学人迟迟未以“底层视角”为业的另一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