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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共同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累积共识超越历史鸿沟

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认识共有的东亚历史，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
法德共同历史研究——
“欧洲认同”反哺欧洲联合
“欧洲文明”可使欧洲诸国形成一个“超民族主义”的政治体系，保护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存在避免争斗的途径。
2006年到2008年，德国与法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相继出版，虽然在教科书编写多元化的欧洲，这本教科书只能作为众多教科书中的一种向学校推荐而不是强制使用，但是对于曾经互为宿敌的德、法两国来说，编写出这本教科书无疑是极大的成功，使人们对已经具有统一市场、统一货币、边界开放的欧盟更加“刮目相看”。
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经历了剧烈的分裂过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导致基督教“西方帝国”的瓦解和中世纪的结束，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就成为了近代西欧国际关系的主题，进而也带动了世界的整体冲突，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近代史就是“民族国家”间的战争史。德国与法国围绕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与资源之争，是近代欧洲战争的重要一环。但是，为什么几十年前还曾是战火频仍、冲突不断的欧洲到了20世纪后期却走向了联合，建立起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呢？
一种意见认为：欧洲存在“我们是欧洲人”的自觉，即成功地创立了基于欧洲的认同。他们认为：欧洲认同的建立与欧洲历史上虽然有诸多国家，但是存在统一性的文明，即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提出的“欧洲文明”。“欧洲文明”可使欧洲诸国形成一个“超民族主义”的政治体系，保护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存在避免争斗的途径。
也有人对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发展进行分析后认为：近代欧洲的发展一直平行地存在两条脉络，“一条线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即‘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另一条线反映欧洲人相互‘认同感’，即‘欧洲观念’。前者通向主权国家，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过程” 。
东亚共同历史研究——
“同心圆史观”尚需“超越”
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较常见的是从本国史开始向地域史扩大、开放，这种被归纳为“同心圆史观”的认识仍然是强调本地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并没有形成“超越”。
解决历史问题的欧洲模式，在亚洲，特别是东亚也引起了关于“同一性”和历史认识如何跨越国境的讨论。2007年，参与编写德法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所长曾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他自豪地向笔者介绍从二战后就开始的这一有创举的事业，并对东亚地区各国间仍然存在历史问题的争议表示忧虑。当时，笔者曾向德国学者介绍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学者在为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而进行的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
其实，东亚各国的多数历史学者和教师都已经注意到历史教育面向世界的重要性，历史教育都力图把本国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以本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一部分，尽量从世界性的视野认识本国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一些大学分别组织了由日本、美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同一时期，日本与韩国的教育机构及学术团体分别建立了共同研究的机制。这些研究以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历史修正主义的思潮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为对象，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2001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等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2007年，日本与韩国学者、教师间共同研讨出版了《日韩交流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日韩共同历史教材制作组共同编写了《朝鲜通信使：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等。
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和市民团体的代表举行了每年一届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三国学者都意识到：迄今为止的各国历史教育均存在视野狭隘的问题，为开阔学生观察世界与认识历史过程的视角，有必要编写超越以本国历史为中心叙述方式的，面向青少年的历史教材。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上述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共同研究的深入程度不一，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叙述的比重，二是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比较常见的是从本国史开始向地域史扩大、开放，这种被归纳为“同心圆史观”的认识仍然是强调本地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并没有形成“超越”。而实现“超越”需要思考有的学者提出的“东亚视角”或“东亚史观”。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认识共有的东亚历史，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这种关联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认真研究，才能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培养“东亚认同”关键一步
当代东亚国家间与民众间密切的往来与交流，正在突破建立东亚认同的三大障碍，即“地理障碍”、“历史障碍”与“同一性障碍”，可以说迎来了建立东亚认同的较好时机。
21世纪以来，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拉开了序幕。先是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共同历史研究自2006年末开始，2009年底，双方宣布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结束，发表了研究报告。尽管目前的研究报告仍是双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各自表述”，但正如美国记者指出的：两国委派的历史学家第一次就存在诸多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冷静的研究，首次一致认为日军在战争期间犯有暴行，认为日本侵华的非法行为是两国间存在敌意的主要原因，这才是共同研究的主要成果。
虽然关于亚洲的“同一性”认识见仁见智，但人们一般都注意到东亚地区处于以汉字文化及儒教文化为标志的文明圈的影响之下。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证明：即使处于同一的文明圈中，各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观差异仍然很大，甚至派生出不同的文明。所以仅以此来证明东亚的认同仍然缺乏说服力。从历史上东亚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建立东亚认同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在培育共同体意识方面，首先需要解决历史问题带来的障碍。而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则是其重要的一步。
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借助与英国的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势力南下的同时，上升为地区的“中心”，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入侵中国。从表面上看，以主权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秩序的原则有取代东亚传统秩序的倾向，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即“弱肉强食”的原则。
二战后的冷战期间，东亚的国际关系长期从属于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不可能建立关于东亚的认同。但是，最近的20年来，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在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内部发生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中、日、韩三个东亚地区主要国家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当代东亚国家间与民众间密切的往来与交流，正在突破建立东亚认同的三大障碍，即“地理障碍”、“历史障碍”与“同一性障碍”，可以说迎来了建立东亚认同的较好时机。
不过，也有人明确指出：“尽管中、日、韩三个经济大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仍然没有培育起‘共同体意识’，二战结束已经60年，但是在中日、日韩之间，围绕历史认识、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仍然存在政治性、感情性的鸿沟，阻碍了共同体意识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