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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力行哲学的思想脉络

力行哲学是蒋介石30年代提出并大力阐发的国民党集团统治哲学，在3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也是蒋介石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样一个据有官方地位、曾被广泛宣传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海峡两岸主要是彼岸学术界虽有一些论述（1），但注经式的解释多，客观、持平的学术研究少；此岸学术界则多为高屋建瓴的定性批判，细致的具体研究明显不足。事实上，要对一种哲学思想（不管其纯粹性如何）作出较真切的学术上的了解和批评，出入于此一思想体系的基础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本文谨以此为宗旨，对力行哲学的思想脉络作一初步探索。
一、力行哲学提出的背景
蒋介石最初提出力行哲学，是在30年代初。当时，虽然针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讨伐军事告一段落，蒋有了较为从容的整理内部、收束思想的时间，但内外仍然面临着中共武装斗争和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处境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精神和统治力量却已趋于涣散，腐败、堕落现象滋生，保官保位、不思进取心理日渐强盛，对此，蒋介石深感忧心。他后来回顾力行哲学提出的时代背景时说：“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两个字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干部沉滞不进，畏难却顾，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学，大家一起来力行！”（2）部分道出其提倡力行哲学的主观意图。
之所以在统治面临危机时想到提出力行哲学，和蒋对哲学的认识大有关联。传统中国思想向以哲学为精神核心，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蒋介石也把哲学视为“心灵的源泉”、“智慧的锁钥”、“生命的指针”及“人生事业的基础”（3），是人生观、道德伦理准则及社会思想的总汇，延续着中华几千年的“道统”。他谈到：哲学就是“‘穷理、修身、正德’之学”，“简言之就是穷理明德的学问，其效则见之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中。而研究哲学亦
（1）台湾方面在90年代前，对其讨论较为热烈，有不少有关论着，如邬昆如《三民主义哲学》（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秦孝仪：《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与蒋中正先生‘力行哲学’会通一贯之体认》（台北《近代中国》第15期，1985年12月）等。由于当时环境影响，这些论着中虽有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均包含浓重的国民党意识形态色彩，客观地研究和分析明显不足。90年代后，对这一问题则少见论述。
（2）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以下简称《总集》）第26卷，台北，1984年版，第74页。
（3）蒋介石：《军事哲学对于一般将领的重要性》，《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2527页。
就是为着要做诚正修齐治平之事。”（1）哲学是修齐治平的基础，因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处在内外情势压迫之下，要想复兴起来，必须先有哲学作基础，必须他的哲学先要能够独立发扬起来；如此，即令他们军事与经济的力量稍稍贫弱一点，亦必可以逐渐强盛复兴。”（2）“哲学之重要与其力量之伟大，我们真不能不视他为一切学问之首要。”（3）对哲学意义作出如此高度估计，是蒋在内忧外患局面下努力建立哲学框架的重要思想背景。
与中共争夺思想阵地则是力行哲学提出的重要政治背景。3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胜利进军，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学术思想界普遍认可的思维框架，相当程度上主导着当时思想界的历史观和认识论。有人指出：“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许许多多旧的文学者及研究家都一天一天的‘转变’起来。”（4）确实，当时的思想理论界，不管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都在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强大影响，不能不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和蒋介石为之心惊，陈立夫谈到：“这几年来唯物的论调，日见其嚣张，唯心的论调，又失之空寞……对在这唯物与唯心两种偏见戕贼之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理论，把他们从断潢绝巷中招回。”（5）蒋介石更声言：“要拿我们三民主义的哲学观与世界观，从新建立各种学术的系统，树立各种文化事业的重心。”（6）提供一种可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国共对抗的重要内容。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集团一直宣称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但三民主义本身并不具备完整、清晰的哲学框架，这对深受“作之君，作之师”观念影响而又高度估价哲学精神意义的蒋介石而言，既是一种缺憾，同时恰也为他提供了展示统治理念、建构统治精神的机会。另外，蒋介石以孙中山精神事业的继承者自命，又奉王阳明为精神导师，而当时孙中山“知难行易”观所受到的挑战，（7）以及孙王之间在知行观念上表现的的差异，也使蒋深感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作些清理。凑巧的是，蒋当时面临的最大的思想敌手马克思主义，恰恰也是一种被普遍肯定为行动哲学的思想体系，这样蒋的哲学尝试更具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因此，蒋介石提出力行哲学，既有应付时局不得已的窘迫，也有欲借此树立精神权威的雄心。
除了如上种种考虑外，蒋提出力行哲学，确也和其对力行的认识、对中国民族性的判断等密切相关。蒋介石对近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环境下形成的民族习性作出悲观的判断，认为：“现在社会一般民众的通病，就在污秽、纷乱、复杂、奢靡、迟钝、虚伪，所过的生活，完全是一种堕落腐败的生活。”（8）指责中国社会“最大的病根，就是虚浮”；（9）“在静的方面消磨，而缺乏动的方面振奋”。（10）因此，他希望通过大力提倡“能知必能行，不知
（1）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总集》第26卷，第84页。
（2）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集》第18册，第267页。
（3）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集》第18册，第268页。
（4）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
（5）陈立夫：《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2卷第39期，1936年6月。
（6）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集》第18卷，第279页。
（7）二三十年代间，胡适、黄方刚、傅铜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提出批评。参见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月；黄方刚：《知行难易解》，《再生》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傅铜：《行易知难说批评》，《再生》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
（8）蒋介石：《整理军队的要点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380页。
（9）蒋介石：《整理军队的要点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庐山训练集》，第385页。
（10）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总集》第10卷，第605页。
亦能行”、“知而不行，必非真知，行而后知，必是真知”（1）的观念，以“劳动、创造、武力”为基础，发扬践行精神，打破社会普遍存在的虚浮毛病，提高国民普遍的道德精神水准。从其本人思想行为看，蒋对力行之旨的确十分信服，一生践行不辍，并自视为力行精神的楷模。晚年虽对“静”、“定”有所强调，但不忘维护力行主旨，指出：“‘定静安虑’的静，并不是‘虚无寂静’之静，更不是像‘枯木死灰’那样的静，而是‘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的一种‘以静制动’的静……所以这静与行，并不冲突，也并不相反的。”（2）将“静”、“动”、“行”在哲学的意义上紧密连结，表明其对力行精神始终不渝的信仰和维护。
二、行”的概念
顾名思义，力行哲学，中心概念是“行”，认识力行哲学，首先要了解“行”的概念。蒋介石最早重点提出“行”，是在1932年。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这篇讲演中，他强调指出：“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所以我们的哲学，唯认知难行易为唯一的人生哲学，简言之，唯认‘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3）这是他对“行”这一中心概念的基本判断。随后，包括抗战时期的有关讲演中，他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对“行”作了全面阐发。
蒋介石一开始就对“行”的超越意义作了一番论证。力行哲学诞生于30年代，当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已引起中国哲学界的普遍重视，蒋介石在深研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对西方哲学的逻辑架构和论证方式也给予了一定注意，他遵循近代哲学要求建立分析系统的基本模式，首先确立“行”为其哲学框架的中心概念。具体论证方法即将“行”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中升华出来，赋予“行”以超越性的普遍意义。将作为哲学中心概念的“行”与一般意义人类活动的“动”相区分，指出：“‘行’与‘动’是不同的。‘动’并不就是‘行’，而‘行’则可包括某种的‘动’在内。行是经常的，动是临时的；行是必然的，动是偶然的，行是自发的，动则多半是他发的；行是应乎天理顺乎人情的，动是激于外力偶然突发的。所以就本体言，‘行’较之于‘动’更自然，更平易，就其结果和价值来说，动有善有恶，而行则无不善。”（4）从词的本身含义看，“行”和“动”当然并没有如此的截然分别，蒋之所以要将二者判然分离，关键是欲由此确立“行”的超越意义：“行”不是人们的一般实践活动，而是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和天道人伦相合的道德践履过程。这样，“行”的超越性才得以凸显。
“行”的超越性决定了它先验存在，天然内在于人本身。对此，蒋介石从多方面进一步予以说明。就“行”的过程言，“凡是真正的行，他必然是有目的，有轨道，有步调，有系统，而且有‘反之于心而自安’的自觉，它必然是正轨的经常的，是周而复始连续不辍的。”（5）就“行”的性质言，“所谓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也就是我所说的‘实行良知’。”（6）行充天塞地，无处不在，具有宇宙论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哲学认为天体运行，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原理。我更认为：‘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却未始不可以看作行的宇宙论的基本理论。
（1）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庐山训练集》，第340页。
（2）蒋介石：《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总集》第20卷，第279页。
（3）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集》第10卷，第541页。
（4）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5页。
（5）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6页。
（6）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6页。
宇宙根本是由他自身的行而创造出来的。”（1）“行”所具有的如上意义，实际使行成了世界的本原，它使世界、人生获得意义，更为世界、人生创造意义。“行”——力行由此挺立出来，成为力行哲学的基本概念，并为力行哲学奠立了思想基础。
然而，蒋介石虽然对“行”与“动”作了一系列的区分，并阐述了行的过程、性质及其宇宙论意义，但他对“行”的概念并未作哲学意义上的严格界定。“行”是什么，“行” 何以存在，“行”如何成立及实现，这些在近代哲学中需要认真界定的问题甚至没有进入蒋介石的思维范畴。从蒋的思维路线言，或许在他看来，“行”本身就先验地超越存在于世界，是无须解释、无须研究的，这也是其所秉承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习惯思路。然而，姑且不论先验的“行”和客观存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距离，仅就“力行哲学”的本身目标言，构建一个纯粹的哲学框架毕竟不是其真正目的，如贺麟所说的：“蒋先生心目中的哲学，乃是指真实哲学，活的真理，坐言起行，即知即行，定以主宰行为支配生活的根本理则或观点而言，不是抽象空疏咬文嚼字的学院哲学。”（2）换言之，力行哲学和现实政治是紧密不可分的。而力行哲学要发挥其现实政治功能，就要落到实处，“行”也终究要与实际政治目标相结合。
三、“行”的落实
从蒋创立力行哲学的政治背景及真实目标看，一个先验存在的“行”，难以完成其哲学的现实要求。而要使力行哲学落到实处，就不能不将“行”与人们的实际活动相联系，所以当蒋赋予“行”以超越意义后，反过来，仍不能不肯定“行”的普遍性、一般性。他谈到：“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间，没有一天可脱离‘行’的范围，可以说人生是在‘行’的中间成长，在‘行’的中间提高而充实了人格，而提高了人格。”（3）又说：“大家都要当下觉悟，知道行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圣贤豪杰救人救世的义行，只是日用常行的扩大。”（4）显然，这都是从一般的人类基本活动的意义上来谈行。进一步地，他更强调：“在人类的生活中，凡是生存、成长、发展，以及某阶段与阶段间的衔接，后一段与前一段之间的准备与补充，无不是行。”（5）“所谓‘行’也应当为人类生活，群众生命，民族生存，国民生计而‘行’。”（6）这样，行又成为了人的本能，又包含着人类一切基本的日用常行。“行”从其被赋予的超越意义中又悄悄回归到现实当中。
不过，“行”的现实化带来的问题是，现实的“行”和超越的“行”共存于一个逻辑框架中，哲学的逻辑框架和其现实需要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既要承认人类的日用常行亦为“行”，把现实政治活动纳入“行”的范畴，又要肯定“行”的先验性、合目的性；既要使“行”现实化，又要维持“行”的超越地位，这必然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为此，蒋不得不再在概念上对“行”进行更深一层的界定，以设法化解冲突。
具体而言，其解决办法即特别提出传统哲学中“诚”的概念，以“诚”为“行”的原动力，从“行”的源头加上合目的性的制约。“诚”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7）“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1）蒋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论》，《总集》第8卷，第49页。
（2）贺麟：《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4-655页。
（3）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5页。
（4）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9页。
（5）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6-147页。
（6）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8页。
（7）《中庸·右第二十四章》，《四书集注·中庸》，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21页。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宋明儒均对“诚”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强调“诚意正心”，注意对心意的戒忍勘磨。有所差别的是在诚意工夫上，朱熹为代表的宋学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强调持敬、静修，要求戒急用忍；而王阳明心学则更强调诚意工夫须在事上磨练：“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去悬空想一个本体，一切事物俱不着实，不过养成虚寂。”（2）前者求“诚”是内敛的，而后者则更倾向外发。
蒋介石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哲学对“诚”的重视，强调：“‘至诚’之道的一个‘诚’字，就将我们修己立身处世做事的要则统统说尽了。”（3）他以“礼”释“诚”，指出：“‘礼’与‘诚’两个字，是互相表里的。所谓‘诚’者，就是‘诚于中’的道理。所谓‘礼’者，就是诚之‘形于外’表现。”（4）在“礼”的范导下，“诚”天然即是符合中节、合乎规矩的。同时，他根据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练工夫的思想，以诚联行，又以诚制行，认为：“有了诚，就只知有公，不知有私，有了诚，就只是一心不乱地去行仁，不知道有什么艰难和危险，很平易地做去，做到成功为止。”（5）将“诚”作为“行”的原动力，作为“行”可以完成“致良知”目标的前提，作为“一切德性一切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6）有了“诚”的制约，“行”有目的、有方法、有规则；有了“诚”的指导，人们可以“行仁”、“致良知”，可以恢复传统的民族精神，更可以“医革命”、“医国家”，找到“成功革命复兴国家的不二法门”。（7）在此，通过“诚”的引入，“行”的合目的性在理论上获得了自圆其说的依据，力行哲学由此经由中国传统哲学完成了和现实政治的逻辑联系。所以蒋在《政治的道理》一文中，将“诚”、“礼”、“行”逻辑地联系在一起，以“诚”为统贯政治的要道，以“礼”为制约政治的法则，以“行”为实施政治的力量。（8）
但是，作为一个心理概念，诚的引入虽然打通了“行”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藩篱，却为“行”加上了心意的制约，限制着“行”的主动精神的发扬，“行”从一度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地位跌入了心意制约的罗网，“行”的主动性、力行的意义从更本质的地方受到动摇。其实，这也是蒋介石心重于物的哲学观必然得出的结论。虽然蒋一再强调“行”，但他经常是以心统“行”的，如他谈到：“有决心才有决断，有决断乃能实行，能实行然后才能打破危难底于成功”。（9）而且他更明确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这个观念，自然‘视心重于物’的。惟这‘视心重于物’的观念，正是‘心物一体’论的特点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心物一体’论的原则。”（10）在这样的心重于物观念指导下，“行”实际仍被处理成一个伦理概念，“行”是“行良知”，是立乎其大者，其实践意义大遭抹煞。所以胡绳批评道：“用诚这个空洞的概念来证明社会政治的原动力，其意不过是抹煞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的要求的作用。用属于人事范畴的概念来说明宇宙，其意义也不过是把物质世界化为有目的的精神，而完成其唯心论。”（11）虽然蒋一再辩解其力行哲学是综合唯心唯物的，但一个和实际生活悬隔的“行”，的确难逃唯心的指责。而且，
（1）《中庸·右第二十一章》，《四书集注·中庸》，第22页。。
（2）《传习录》，《王文成公全集》卷二，清道光六年刻本，第65页。
（3）蒋介石：《科学的学庸》，《总集》第6卷，第100页。
（4）蒋介石：《政治的道理》，《总集》第6卷，第150页。
（5）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51页。
（6）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庐山训练集》，第342页。
（7）蒋介石：《革命的心法（诚）》，《庐山训练集》，第211页。
（8）蒋介石：《政治的道理》，《总集》第6卷，第149-150页。
（9）蒋介石：《知耻诚意与决心》，《庐山训练集》，第207页。
（10）蒋介石：《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总集》第26卷，第245页。
（11）胡绳：《论“诚”》，《群众》周刊第20、21期合刊，1943年11月。
这样一个伦理意义上的“行”，也难以完成蒋介石衷心期望的践行目标。“行”的解释为力行哲学留下了难以自解的内在冲突。
四、“行”与王学
力行哲学的种种问题，和王阳明学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行”的界定，抑或是“诚”的引入，乃至其哲学本身蕴涵的内在冲突，我们处处都可看到王学无所不在的影子。事实上，虽然力行哲学吸纳了不少不同的哲学观念，并加上了蒋本人的思考心得，但从其基本思路看，和蒋最为推崇的王学确是一脉相传的。罗光解释蒋介石“行”的渊源时说：“在实践的伦理上，蒋中正先生采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致良知’，良知之行，是天然之行，是孟子所说的良能，有了行，良知才实现，才有善；‘行’的重要性非常明显。蒋中正先生根据这一点建立了他的‘行的哲学’。‘行’的实现，是‘能’的完成，从哲学的形而上本体论去看，‘行’常是善，常有价值。”（1）这段话，恰切说出了“行”的实质及其思想渊源。
对王学的影响，蒋介石本人也毫不讳言，他谈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
自十八岁从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不知其乐之所止。”（2）可见其受王学影响之深。王阳明思想最重要的两个成分是“知行合一”及“致良知”说，力行哲学对“行”的界定，对知行界限的模糊，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蒋曾多次谈到：“大家今日要能‘实践’，就要从‘知行合一’做起；大家要能‘力行’，更加要从‘知行合一’做起。”（3）将“知行合一”作为“力行”的基础。又说：“要使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大行，还是要辅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才能更加容易的使‘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4）同时，力行哲学对“诚”的引入，及将“行”伦理化，以“良知”释“行”的做法和王学也有直接的联系。
不过，力行哲学毕竟是在近代背景下对王学的吸收、改造，虽然其借用了王学的许多思想资源，但其对“行”的解释及整体的哲学精神和王学也不完全相同，双方同异交错的复杂关系，具体看，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首先，蒋、王都强调力行，都以“行”为其哲学的基础。但王学以为，行可以包融知，知也可以包容行，知行是互为融合的，即所谓“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王阳明“知行合一”主要是一个道德命题，“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其最高境界为“良知”的充沛发用流行，在这一高度，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即知即行，无不符合中节。不过，王学的这一境界不可能轻易获得，更多时候，“知行合一”表现的是知行的展开过程，“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5）“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空着。”（6）所以，王阳明的“行”既以道德践履的“致良知”为其哲学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时时不离日用常行。力行哲学则更多强调“行”，“行”包容一切，“知”包容于“行”中。表面看来，这将行提到了至高的地位，但将知附属于行，极易导致离开真知的盲行，反而使行失去积极意义。
（1）罗光：《蒋中正先生的学庸思想》，《蒋中正先生和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62页。
（2）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总集》第26卷，第93页。
（3）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总集》第26卷，第74页。
（4）蒋介石：《革命教育的基础》，《总集》第26卷，第93页。
（5）《传习录》，《王文成公全集》卷二，第26页。
（6）《传习录》，《王文成公全集》卷二，第54页。
其次，蒋、王都强调“行”即“致良知”，都以实现良知为哲学的主要目标。不过王学并不否定伦常日用中的“常行”，主张于人们日常践履中充分发挥良知。力行哲学则把人们的日常活动简单归结为“动”，是没有目的的冲动、盲动，排斥人类基本生存活动的意义。使王学活泼的一面被湮没。
第三，在王学中，知行还是一个相须并进不断发展的过程，由日用常行进到道德践履，实现良知，道德践履不离日用常行，日用常行中又包含着道德践履。力行哲学则把行提到宇宙论高度，行先天至善，实现人生，创造世界，堵塞了行的发展性。
第四，蒋、王都强调行即致良知，是止于至善。在王学中，王阳明倡“知行合一”，行的过程（由行至善）和结果（行即是善）是动态统一的，在良知的充沛发用流行中，行即 是知，知即是行，即知即行，无不合良知，这从理论上看，尚能自圆其说。但在蒋的力行哲学中，行是包容知的，结果行既是良知，又是达成良知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概念的混乱。虽然“诚”的引入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如前所述，仍未从根本上化解其哲学的内在冲突。
所有这些问题，使在王学中尚能自圆其说的论题，在力行哲学中，已蕴藏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冲突。这些，既为力行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同时也反映了蒋在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上存在的欠缺。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由力行哲学急迫的现实目标所决定的。
五、“力行”目标与哲学基础的两难
力行哲学和王学的最大区别即在对“行”的发展性的不同判断上。王学所说的“行”更多地是一个过程，而力行哲学的“行”则是抵于极端的至高概念。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既重行，但也不忽视知；而蒋介石则以“行”融“知”，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不是列于‘行’的以外的。”（1）当然，以“行”融“知”，融的只是“思维”和“言论”这类理性认知，而不是否定道德意义上的“良知”，在肯定良知这一点上，他和王学是完全一致的：“宇宙间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东西存在；承认精神的存在，便承认心意的存在，有心意便有良知，不过有了良知要能致，如何致良知，即是行，即所谓实现良知。”（2）将“行”的目标界定为实现“良知”。因此，当他大声疾呼力行，要求摒弃只知不行、坐而论道传统观念时，他所说的“知”，主要是指人们的理性认知。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力行态度实际包含着两个层次，就实际层面言，他以“行”统“知”，片面强调力行，对理性求知活动态度轻忽；就道德思想层面言，他则以“知”统“行”，强调“良知”的先决性。这种哲学思想上的含混或者说是二元特征既来源于其对“行”的界定，又和王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主流在这一问题上的含混紧密相联，更重要的，它和蒋介石赋予力行哲学的现实目标是一致的。当时力行社分子控制的杂志解释力行哲学目标时说：“与其提倡知行并列各学说，令人有不知何去何从之感，不如透骨的，扼要的，实质的，提倡行的哲学，行固可以行，知也可以知了。”（3）行是行诚，行“良知”，知是明诚，知“良知”，行和知在对良知的认同上达成了统一，这样，知便是行，行便是知，的确不会再有“不知何去何从之感”。而其所谓的“良知”，除为传统思想肯定的心理体验外，更重要的则是蒋介石悬揭的党、主义、民生哲学、革命方略等等。
（1） 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44-145页。
（2）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集》第10卷，第540页。
（3）夏君虞：《行的哲学之认识》，《前途》第5卷第6期，1937年6月。《前途》杂志主编刘炳藜，该刊在30年代力行社发起的法西斯宣传中，是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
力行哲学对理性求知活动表现出的轻忽态度，从根本上说，符合着国民党的统治理论及统治需要。作为具有浓厚驭民倾向的统治者，蒋介石在大力宣扬“行”、要求大胆力行同时，
表现出明显的忽视知识追求、轻视真理求索而鼓励盲从、盲信的的倾向。他曾经直言：“哲学这一种学问，如你个人要想去研究深造的话，那你就是专心研究三年或五年的工夫，也许可能得其门径，但未能入其堂奥；而且这样还要荒废正业。若是你相信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就是我们革命党员唯一的哲学思想，那你只要能讲《孙文学说》与民生哲学，以及我所阐述的革命哲学各篇与《行的道理》等讲词，切实研读，不过用数十小时，就可全部卒业。”（1）所以，“我们有了最高尚最伟大完善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今后的责任就是照着来实行，用不着再有一点怀疑，再来多研究什么理论！”（2）不用知、不需知的关键是只需跟着他所确定的“知”力行，理性求知活动在这里自然成了多余。
进一步地，蒋介石放大“知行合一”及“知难行易”观念的一些问题，并将近世以来一脉相承的重“行”倾向推向极端（3），表现出严重的经验论乃至独断论倾向。他利用孙中山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观念，鼓吹人的上智下愚之分，要求下愚跟从上智，以先知先觉统辖后知后觉，后知后觉只需跟随先知先觉力行，而他本人及其统治集体则充当着先知先觉的角色。他谈到：“明了了革命原动力的内容和力行的意义以后，我们就要问‘力行’从哪里开始着手？依据我们革命的方略，就要有一个‘党’。……因为‘党’是团结同志，实行革命的总机关，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动，都需要从这个机关里放射出来。”（4）指出：“我们今日要完成主义，要尽人类一分子的责任，求得人生最完美的境界，我们的所作所行，皆要本乎至诚。如此，我们所贡献的劳力，所贡献的智慧，乃能创造，能进取，能建设，能有意义，乃能抱定天下为公的民生哲学，确定了思想，认清了方向，就我们的本性，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这样力行，就是革命，亦唯有真正革命的行为，方能表现力行的意义。”（5）力行哲学的现实目标，于此可谓昭然若揭。
六、调和孙、王的努力
在将力行哲学与其现实目标相连时，蒋介石时时谈到孙中山。按蒋本人的说法：“我所讲的‘力行’哲学就是根据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发挥引申的”（6），“‘知难行易’的学说是从哲学思想上建立‘力行’的哲学信仰，以振作人心，而推进革命”。（7）艾思奇也指出：“‘力行哲学’和唯生论一样，是从中山先生的学说里找出一些根据，同时却给予某些改变、‘补充’。唯生论是把‘生元’夸大为宇宙的本体，‘力行哲学’则是着重在知行的关系问题上作文章。”（8）力行哲学与孙中山思想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面对孙中山，蒋介石阐发力行哲学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孙、王关系问题。蒋自称力行哲学是从孙、王学说中借取了思想资源，然而，在孙中山看来，他的“知难行易”说是和
（1）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集》第23卷，第345页。
（2）蒋介石：《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庐山训练集》，第341页。
（3）这种重行倾向在颜元、戴震，实用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其所拥有的思想资源无疑也为蒋介石所借用。
（4）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上海1946年版，第4册，第378页。
（5）蒋介石：《行的道理》，《总集》第16卷，第150-151页。
（6）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4册，第384页。
（7）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总集》第3卷，第6页。
（8）艾思奇：《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相互区别甚至严重对立的。孙曾谈到，自己“一度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唯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于是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维艰。”（1）强调“知行合一”为“平生之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2）可见在孙中山本人看来，他和王学是难以两立的。
应该说，和中国传统知行论相比，孙中山的“知难行易”不无创新之处。它突破了传统观念将知行问题从属道德范畴的思维框架，更重视从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角度探讨知行关系。针对传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指出人类的求知活动是艰难的，而行倒恰恰可以予知以帮助。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鼓励人们亲知力行，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这一观念具有较强的近代思维特征，是孙中山以近代思想背景对传统知行观作出的重大突破。不过，这一突破也是有限的，“知难行易”说仍存在将知行绝对化，忽视知行的统一性、相依性，忽视知行间的相互联系等问题，形成其由“知难”而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等不同种类的唯心历史观，并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其对王学的批评也未能抓住真正的症结，不免有皮毛之嫌。所以胡适批评说：“行易知难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为绝大部分的知识是不能同‘行’分离的……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处处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得越好。”（3）
孙中山对“知行合一”的批评态度一度使自命为孙中山继承人的蒋介石颇感为难。力行哲学以王学为基础，但又不能无视孙中山的批评，因此，调和两种学说，便成为其重要任务。在最早的解释中，他简单将二者糅合，认为：“阳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个‘致’字，就是要从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实体验。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证明‘行易’，就是要实实在在去做。这就是大学的道理，也就是总理‘知难行易’的道理。”（4）但这样的解释显然缺乏说服力，并受到不少质疑。稍后，他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表示“知行合一”说“还没有探得真正的症结，不能直接发挥‘行易’的道理，所以仍无补益于中国，直到我们总理才更进一步发明‘知难行易’的真理，把从前的哲学，完全推翻，成立了一个新中华的民族哲学。”（5）似乎完全站到孙中山一边。
但是，力行哲学的鲜明王学特征终究使他难以安于否定“知行合一”。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推究后，蒋介石终于寻找到了调和两者的关键，他强调指出：“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而知识的‘知’，不必人人去求，只在人人要‘行’。我们理解了这点，便知总理所讲的‘知难行易’的知，同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知，其为知的本体虽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完全是一致的。”（6）在此，他把王阳明与孙中山所说的“知”区分为道德良知与学问之知两个层次，道德良知求之内心，学问知识则须外发，这实际蕴涵了如下一层意思，即孙中山用“知难行易”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没有推倒阳明学说，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将知识与行动合一，而是良知及其发用流行的统一。两者间是不同层次、不同概念的对话。蒋介石以此消解孙、王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倒是确实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反映了蒋介石对王学的深切体认。对此，蒋也颇为自得，他后来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再度研究总理学说与王阳明学说的
（1）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107页。
（2）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第105页。
（3）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月。
（4）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集》第10卷，第542页。
（5）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1册，第108页。
（6）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集》第10卷，第537-538页。
异同。当时我和党内许多同志研究，并与陈布雷先生往复讨论，大家都认为总理虽然抨击阳明的学说，但我们体验总理注重实行的精神与阳明学说的本质在行的意义并无出入。我于是决定将我的心得公开阐述出来，说明总理学说与阳明学说归结于重在实行这一点，以补充总理的学说。”（1）
蒋介石费尽心思，调和两派学说的目的，旨在为其力行哲学寻找合理的根据，因为，其哲学的成立，从哲学传承而言，离不开王阳明的思想资源，而就政治资源言，又无法也不能离开孙中山。从结果看，这一调和虽然从理论上对两者作了正确的区分，但实际是以对王学精神的认同，将孙中山思想中表现出的近代知识探求精神撇诸一边。蒋介石强调，孙中山所说的“科学上的知识之知”，“其经过的历程非常繁复困苦”，“获得这种知识的机会，不是每个人皆能有的”。（2）因此，对于一般人而言，无论是王学或孙中山思想，真正的精义还在于“要我们照他所定的革命方略、计划和他的命令去实行”。（3）蒋悄悄使孙中山在批评王学时表现出的求知趋向，消弭于无形，同时又张扬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错误部分如上智下愚说，最终堵住了力行哲学与近代趋势相通的去路。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诞生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虽然蒋对之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理论上投入很大心力，本人也时时不忘以身作则，履行力行之旨，但实际效果则十分有限。力行哲学缺乏深厚的精神基础和广博的视野，在理论上无法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判断有失片面，开出的药方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忽视真理求知活动，鼓吹盲动盲行的作法从长远看，对其统治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害无益。罗素在论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时曾写到：“把‘真理’看成取决于事实的东西，事实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这个真理概念向来是哲学迄今教导谦卑的必要要素的一个方法。这个对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种病狂的道路上便更进一步——那种病狂就是随着费希特而侵入哲学领域的权能陶醉，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学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种陶醉。我相信这种陶醉是当代最大的危险，任何一种哲学，不论多么无意地助长这种陶醉，就等于增大社会巨祸的危险。”（3）罗素所说的这种“哲学的陶醉”，在力行哲学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它迷狂的身影。
（1）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集》第23卷，第340-341页。
（2）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集》第23卷，第343页。
（3）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集》第23卷，第345页。
（4）罗素着、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页。
（黄道炫，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