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孙雪梅:为何称“鬼子”为“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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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雪梅:为何称“鬼子”为“太君”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儿。”“太君说了……”
这是1990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央视春晚小品《主角与配角》中的台词。主角队长是八路军,配角则是投靠了“鬼子”的叛徒。“鬼子”,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通称。但“鬼子”一词不能当面使用,当面要像日军自称的那样,称其为“大日本皇军”、“皇军”。
不过,中国人在面对日军,尤其是在指称个体时,还会使用“太君”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太君”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有时亦泛指日本人。这个词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古代所说的“太君”与军人、日本人毫不相干,而日语中也没有这个词。
那么,为何要称呼“鬼子”为“太君”呢?
中国人和日本人口中的“太君”
要弄清为何称呼“鬼子”为“太君”,首先要知道它是被如何使用的。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这样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惨案的幸存者回忆: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
同样,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也这样回忆过:“1942年5月的一天,为了保命,我用在东北学的日语与这个鬼子说话:‘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语,水)的米西米西(日语,吃),我肚子疼。’鬼子问我:‘你的良民?’ 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此外,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有关“太君”的用例也不鲜见。例如,小说《平原枪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欢迎皇军,八路已经跑光了。’杨百顺说。翻译官看了看他和红牡丹的穿戴,早已明白了八九,转过身去和一个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说了几句话,又对杨百顺说:‘太君说你良心大大的好,前面带路。’”
作为被称呼的一方,日军中也有人听到过这个词。出现在日军回忆中的用例,大多是中国百姓和汉奸用中文喊(或说)“太君”,如“太君”“矢泽太君”“浅野太君、坂场太君”等。当然,也有日本人使用“太君”的例子。例如翻译松尾趾高气扬地说:“喂,现在太君说话了,要纪念品拿来的。”
关于“太君”的读法,日军是用日语的片假名来标注的,将其用罗马字读音加以对应的话,就是“Taijun”。至于“太君”的意思,有日军在回忆中记述:“老人称我为太君。这是在恭维我,是对地位远高于自己的人的敬称。”这个日军对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意思的理解是到位的,但没有提到为何会有此称呼。
不是日语,也不是协和语,“太君”出自哪里?
称呼“鬼子”的“太君”一词,大量地出现在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内容的回忆与文艺作品当中。因此,追溯该词的出处,还得从这个历史背景谈起。
自1904年起,日本在其占领的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将日语称作“国语”,学校教育中则强行以日语为通用语言。虽然当时东北地区的百姓中,流行着一句“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等三年用不着”的顺口溜,但面对现实与生存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当然,在殖民当局的有关政策与利益的诱惑下,也不乏主动学习日语者。据回忆,当时有一首顺口溜式的童谣在小学生中极为流行,其内容是:“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八格。耳朵叫谜谜,鼻子叫哈拿。毛西毛西打电话,久别先握手,巴枯拉枯西达。”此外,当时还有这样的四句流行话:“不说日本话,都怕被鬼打,胡说唧哩喀啦,懂者笑掉牙!”这些回忆,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学习日语的看法,同时也描绘了以中文汉字的近似音来拼读日语的具体做法,并揭示了被迫使用日语所造成的一些用法上的似是而非。
如此,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些日语。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大量的“协和语”(一种汉语和日语杂揉后产生的语言变体,其特点是夹杂着许多日语词及生造词,如“米西”、“大大的”)。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军的 “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通过解读这个词的使用及读音,似乎可看到“太君”的影子。
“大人”一词,在中文与日文中皆有,意思也几乎相同,如都表示成人、值得尊敬的人、身份与地位比较高的人等。中文中,“大人”的读音为“Daren”。在旧时官场,“大人”曾是下属对上司的一种习惯称呼。及至民国,虽然临时政府曾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旧时称谓,倡导以官职、“先生”或者“君”等代替之,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依然习惯用“大人”等称呼一些有钱有势者。日语中,“大人”在表示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或德高望重者时,发音为“Taijin”。
总体上看,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其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 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当然,也有只记为“大人”二字,并无读音的。这种情况,姑且将其理解为中文的“大人”之意,不做他解。
上述三种读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无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因为在他们所写的有关中国人同日本兵讲的日语,以及日本兵所说的中国话的例子中,都出现了这个词。认为“Taijin”是中国人所说日语的,将其记述为:中国人说的日语中,有“大人”(Taiji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日军军官。与此相对,认为“Taijin”是中文的则记载:“大人”(Taijin),是对地位、身份比先生还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语,这是日本兵一到中国战场就学会的中国话之一。通过文字判断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上面提到的日本兵说的中国话,即“大兵中国话”,其日语原文为“兵队支那语”。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对此的解释是:“战争期间,数百万日本人作为士兵和‘在留邦人’来到中国大陆。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话。他们、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认为是中国话的奇妙的语言,对方中国人却认为是日本话。这种语言通俗地称为‘大兵中国话’”。
另外,当时,日军翻译或懂中国话的日军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有日军不但听懂且正确地记载了中文“掌柜”(意为“当家的”)这个词,但也有日军将其写成了“长贵”。显然,这是音同字不同的问题。至此,可以认为,日军(或中国人)说的中国话被对方误听或误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和日军之间很容易出现语言理解与认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Taijin”的各自理解和表达。亦即,当日本兵认为自己所说的读音为“Taijin”的“大人”是中国话时,中国人却将其当作日语加以接受;在必要的时候,还对其进行模仿、使用。问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走样。结果,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反过来,当他们如此使用时,日军则将其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从源头上看,“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
选择“太君”加以对应的道理
选择“太君”二字作为“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发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中文“太”字有高一辈、极大、至高之意,而“君”字不仅有主宰者之意,且是古时的一种尊号,同时还是一种对人的敬称。在中国古代,“太君”作为官员母亲的封号,本身就表示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此外,在道教中,简称为“太君”的“太上老君”为“三清”尊神之一。在人们的意识里,“太”和“君”都表示尊重、尊敬之意,听起来仿佛高高在上。当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中国人痛恨尚来不及,何谈敬重。然而,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中国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无奈,当面只有对日军谦卑以示讨好。听他们称尊长为“Taijin”,也就学着喊“Taijin”,管他职务大小、级别高低。结果,在用汉字的近似音为其找对应词时,就将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与“太君”二字联系了起来,最终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称呼“鬼子”为“太君”。
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因是对侵华日军使用的“大兵中国话”“大人”的音译,所以乃殖民文化的产物;而选择“太君”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则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卑。
(本文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论文《为何称“鬼子”为“太君”》完整版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