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发生的高台之战，是西路军命运的转折点。

此战，红五军在张掖高台城陷入马家军重围，3000将士面对3万马家军，毫不怯阵，浴血奋战，直到全军覆没，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不过，这场战斗也留下了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5军在危急关头本来准备突围，军政委黄超一纸命令，军长董振堂不得不放弃突围打算，导致全军覆灭。

争议的焦点是，军政委黄超的命令是否存在，为何发出这样的命令？

高台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的蜂腰地带，南面是祁连山，北边是合黎山，黑河自东向西从中穿过，是西进的必经之地。

县城紧挨着河南岸，面积5平方公里，城墙高约10米，东西城门修筑有坚固的城楼、碉堡，易守难攻。

1936年12月30日晚，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39团、45团、骑兵团两个连、特务团四个连和军职部分人员，共2800余人，在1937年元旦凌晨攻占高台。

得知高台失守，马步芳气急败坏，派2万多大军前去围攻。

由此，绞肉机式的高台战斗爆发。

红5军将士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坚守到1月20日，全军覆没。

此战，红军将士与敌人血战到底，可歌可泣。

争议的焦点是，军政委黄超下没下过死守高台的命令？

很多研究西路军战史的作家，对此持肯定态度。

比如冯亚光在自己的著作《河西浴血》中这样写道：“傍晚，就在董振堂下令突围的时候，军政委黄超派人化装从临铎捎来一封信，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通道的重要据点，必须死守。作为军政委，我有最后决定权。”

高台危急时刻，董振堂决定突围向临泽靠拢，黄超派人给董振堂下达一道命令——“高台是西进要道，决不准丢失，丢下了杀你董振堂的头。”

这个观点引起巨大争议，反对的人说，命令根本不存在，主要依据有两个：。

一是没有确凿证据。

既然如此，有什么依据说黄超下达了那道不许撤退的命令？

拿不出原件，就是没有证据，就是道听途说，没有可信度。

二是作为军政委，黄超根本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

黄超为五军政委，当时军长、政委各带一部分部队，原则上并不互相干涉。

同时，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董振堂一起在高台，遇到大事有决策权。

相比之下，军政治部主任的职级没有政委高，而是在其领导下。

但有一点需要强调，杨克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在红五军中，他是唯一的委员，从这一点看，他的职权又比董振堂、黄超高。

在作战中，军长和政委进行了分工，高台的作战，黄超并没有指挥权，黄超下令，情理上说不通。

再说，黄超是知识分子出身，怎么会这样的口气下命令？

因此有人认为，黄超的命令是不存在的。

还有一种看法是，命令原件虽然不在了，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有当事人的回忆。

董振堂将军。

亲身经历高台作战的两个红军老战士回忆，曾经提到了黄超送信之事。

比如，时任西路军第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这样回忆道：。

董振堂军长在1937年1月6日已经下达了突围命令，因为跟总部失联，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为了避免严重后果出现，必须突围出去。

为此，吕仁礼带领战士在高台北城墙上挖了一个高2米宽1米的大洞。

为了不让敌人发觉，墙洞没有完全打破，留了一层薄皮。

一旦需要，随时就能打破，用于突围。

1月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军长送来了一封信。

信的大意是：总部命令说，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务必坚守。

董振堂接信后，当即在军部驻地--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宣读了政委的来信，并表示要死守，誓与高台共存亡。

当时，军长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

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阵地在。与高台共存亡。”第161页）。

吕仁礼少将1932年就参加了红军，此后一直在红4方面军，他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是研究西路军史，尤其是高台之战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