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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新生：战后日本右翼思潮为何幽灵犹在

抗日战争以日本投降为终点，至今70周年，随后的东京审判并没有彻底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纪念历史是为了关照当下。70年过去了，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一直未灭？为什么日本不能像战败国德国那样坦诚认错并道歉？日本人怎么看待靖国神社问题？所有这些，都要从日本战败后的美军占领与改造时期谈起。为此我们专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
美国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想请你谈谈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问题，为什么“二战”过去70年了，一直没有彻底被肃清，该从哪些角度去认识和分析这个问题？
王新生：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复杂，我想集中从两个角度去谈：一个是外部因素，主要是美国因素；一个是内部因素，即日本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
从1945年8月以美军为主的同盟国部队进驻日本开始，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撤出日本，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历时近7年时间。这7年的占领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彻底的民主化、非军事化阶段，从1945年8月到1948年1月。这一时期，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热心改革，围绕着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目标，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改革和制度性改革。政策方面，比如取消军队、审判战犯、开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教育自由化、开放言论自由、鼓励工会运动、解散财阀、农地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非常彻底。制度性改革，主要是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尤其是宪法，麦克阿瑟亲自提出来宪法的三个原则：第一，天皇制象征化；第二，放弃战争；第三，废弃封建制度。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宪法对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起了哪些作用？
王新生：按照这三个原则制定的宪法，直到今天仍然叫“和平宪法”。里面最主要的是第9条，第9条有两款，第一款叫放弃战争，第二款是放弃军备。但在最后修订的时候，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芦田均主张在第二款前面添加几个字——“为达前项目的”，意思就是，如果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一种手段，日本可以承诺“放弃战争”，但若别人主动来进犯，就得发起自卫战争了。这样一来，事实上就把“放弃军备”这一条给废掉了，为成立自卫队提供了合法性。
当年讨论的时候，远东委员会的国民政府代表就这个问题提出过反对意见，但当时美国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就劝他们不要再纠缠了。苏联代表也有不同意见，最后提出来加四个字，“文官统治”，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算是各方妥协的一个结果。
但总的来说，这段时间，美国对日本的改造还算彻底，制定了国会法、公务员法、皇室法等等一系列法律。这段历史实际上从制度上看它是有断绝性的，修改很彻底。即使保留了天皇制，它也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就像麦克阿瑟说的，天皇只起一个象征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较为彻底的民主化改革持续了多久？后来为什么出现了变化？
王新生：1948年初，这种看似彻底的改革遭遇了远东局势变化和“冷战”出现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国国内战场上共产党的优势越来越显着，南北朝鲜各自成立了政权；从世界范围看，“冷战”格局逐步形成，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布局里发生了角色变化。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占领成本过高的原因。其实，占领成本应该由战败国自己承担，但被占领国家通常会说自己没钱，以此赖账。德国开了个头，日本人也效仿。到最后，日本政府支付的对日占领费还不到三分之一。
1948年1月份，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有一次讲话，说要改变对日政策。到了10月份，美国安全委员会专门出了一个文件，就叫“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这个文件标志着对日政策的一种彻底的变化。从先前的彻底改造日本，转变到扶植日本经济自立。1948年底，美国派了做过底特律银行行长的道奇去改造日本经济，这就是所谓的“道奇计划”。这是美国对日改造的第二个阶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日政策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开始重新军备日本，这是占领时期的第三个阶段。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驻日本的军队全部上了朝鲜战场，为了填补日本国内治安的空白，麦克阿瑟让当时的首相吉田茂专门成立了一支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这就是日本自卫队的前身，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不称为军队的军队。
由此可见，虽然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但是美国从它的全球利益的角度出发，在不断地修正对日政策。到了第三个阶段，除了重新军备日本之外，美国还搞了一个重新审视“波茨坦指令”的一个机构，把当年盟军总部以波茨坦公告为基础制定的一些指令都给修改了。这在日本占领史上叫作“逆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在对日战后改造中美国扮演了绝对的主角，而没有像战后四国接管德国那样互相制约？
王新生：德国投降是1945年5月份，比日本早了三个多月。当时，英、美、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很快就发现这种方式不好，把一个国家搞得分崩离析。所以后来日本投降后，按照之前的安排，苏联应该去接管北海道，但杜鲁门就说“坚决不能让苏联人进入北海道”，所以后来苏联只接管了北方四岛。
从我们最近看到的史料发现，当时罗斯福是想把中国作为战后的一个大国来扶植的。在开罗会议的时候，罗斯福就曾问过蒋介石，未来要不要由中国来主导对日本的占领。而且还问过蒋介石要不要去占领一下琉球（即冲绳）。但或许是考虑到国力不济，也因为蒋介石的心思还在打内战上，他就含糊其辞，没有正面回应这两个问题。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正式提出让国民政府出4万到5万人，去帮着占领日本。蒋介石为了跟共产党打仗，讨价还价，最后准备派一个新的整编师去日本。这个师本来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因为师长懂日语，而且招收的兵都在小学文化程度以上，也开始学日语。最后真是阴差阳错，他们在宁波开始集结准备上船赴日的时候，内战真打起来了。他们被紧急派往华东战场，归汤恩伯指挥，结果很快就让粟裕带领的部队给消灭了。所以，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只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军事代表团去参与接管，因为没有驻军，分量自然不会重。当时，少数英联邦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分别有一点军队，但基本上还都是美军。所以，由美国主导对日占领就顺理成章了。
天皇与文化土壤
三联生活周刊：麦克阿瑟虽然主张在宪法里体现天皇的象征性，但他并没有废除天皇制，有人说这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提供了基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新生：占领时期有本书影响非常大，就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是——西方国家崇尚“罪恶说”，日本是“耻辱说”。日本人特别崇拜一种权威，为了权威人物他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在日本，这个权威就是天皇。日本投降之后，50万美军进驻日本，没费一枪一弹，早上进城，中午就把枪扔了，晚上就上街找日本姑娘去了。就是因为当时天皇一声令下，号召大家投降，就没有人去反抗了。这种天皇的绝对权威性给麦克阿瑟带来很深的触动，他曾说“一个天皇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
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来反映天皇的权威性。当时，澳大利亚参与接管日本投降的一支部队，是由3000多个放牛娃出身的士兵组成的。他们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去接受日本投降，澳洲人问当时日本南方军的司令官“你们有多少人”，对方回答说“我们有20万”，把澳大利亚人吓坏了，3000人要去接受20万人的投降，怎么管理啊。日本人就说，你们先回去，一个星期之后你们再来。过了一个星期，澳大利亚人一去看，盖得非常好的新营房，是给澳大利亚人住的，投降的日军主动拉了一个铁丝网，自己在铁丝网后面蹲下，整齐排列，等待接管。这就是规矩，就是天皇的权威。
所以呢，当初麦克阿瑟刚去日本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你要去见天皇。麦克阿瑟说他应该来见我啊，我是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专门住在皇宫对面的大楼里，守株待兔，过了两个星期，天皇真的来见他了。据麦克阿瑟回忆录里讲，天皇的话他很感动，因为天皇一上来就说了，战争是我的责任，要审判就审判我吧！事后，两个人拍了张合影，麦克阿瑟穿军便服，掐着腰，天皇站在旁边，小小的个子，穿着燕尾服，很拘谨的样子。照片一出来，内务省坚决反对在报纸上登出来，因为一公开，就知道谁是真正的统治者。结果，最后登出来了，确实在日本引起了一阵风波。我个人觉得这跟两人的年龄和心态也有关系。两个人年龄相差21岁，当时，麦克阿瑟65岁，天皇只有44岁，我觉得麦克阿瑟有一种父亲的感觉，心里觉得这个“小孩”已经道歉了，就放他一马吧。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美国因素，军国主义在日本生存的文化土壤是什么？天皇的绝对权威性，与日本的文化和历史有何渊源？
王新生：日本虽然是在古代学习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但是两国之间毕竟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过去我们常说“同文同种”，其实这个不对。即便在唐朝的时候，前后有16次遣唐使来学习，全盘唐化，但实际上我个人做过一个判断——在古代日本历史上，即使是学习中国，它也是无条件地接受技术性文化，和有条件地选择接受制度性文化。
怎么解释呢？虽然表面上看日本接受了所有的唐朝制度，包括它的法律、均田制、科举制度，但是一个也没保留下来，全部半途而废了，因为它的历史发展阶段还不足以接受唐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就是从唐朝开始，中国走上了“尚文”的道路，科举制度真正开始实施，文官厉害起来了。但是日本是从那时开始就走上了“尚武”的道路，那时候它虽然有均田制，但是弄来弄去都破产了，最后变成庄园制，一帮庄民为了保护这个庄园，开始亦农亦兵，后来变成职业军人，变成了武士。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盖棺定论”，就是人死了，你得给他三七开或者四六开，要下个结论。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是日本文化里的俗话叫“盖棺不定论”，叫“立地成佛”。人死了，全变成好人了。比如靖国神社，里面供奉了240多万战死者，不管是不是战犯，日本人都把他当作“神”来对待，当作民族英雄来对待。
1952年4月29日，日本独立了，美军占领结束。那一年，日本国会议员投票一致表决通过，对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东京审判的战犯，以因公殉职的标准来处理，为他们的家属提供优厚的抚恤金。所以日本人对于生死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历史上，越是坏蛋，祭祀得越隆重。因为他们总担心死去的人要出来作祟，害怕他们出来捣乱。
在东京站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平将门之墓，就是纪念一个叫平将门的坏蛋。当年，这个家伙在东京造反，自己说自己是天皇，结果被镇压下去了。据传说，胜军挑着他的头去当时的首都京都，走到京都的时候他的头又飞回东京，落在了这个地方。以后，这个地方经常出现一些灾荒、瘟疫，当地老百姓就给他盖了神庙，供着他，立马就好了。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把他的墓震没了，大藏省一看好机会，在上边盖了一个写字楼，结果刚搬进去，包括大臣在内20多个高官接二连三不明不白地死了。一看坏事了，又赶紧把楼拆了，把墓再建起来。到了占领时期，美国人一看这个地方不错，想搞一个停车场，结果在推土机作业过程中，那个推土机司机又莫名其妙死了。所以到现在墓还是好好的，周围都是一些高楼大厦，各大企业的职员每次出差之前还要在那儿拜一拜。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不是说在日本文化里，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不明确，好与坏的区分也很模糊？这种鬼神论的渊源是什么？
王新生：在日本有一个净土宗的宗教派别，他们讲究恶人先得救。因为好人嘛你已经好了就不救你了。应该先救坏人，把坏人搞得好一点。从这一点看，日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跟中国非常不同。就说战争吧，我们认为日本那是对外侵略，给别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是他们日本人一般的观念就是觉得，当年是殖民主义时代，我不瓜分你别人也会瓜分你，要说有罪的话大家都有罪。
所以说为什么东京审判审了两年多才草草收场，而德国纽伦堡审判只用了半年就结束了，因为德国人认错很痛快，谁的责任，立马就查清楚了，但日本人讲究集体责任制，说穿了就是集体无责任制。刚开始审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一开始把天皇供出去了，说我们发动战争是根据陛下的旨意。结果把美国人吓坏了，告诉他你不要扯到天皇身上。后来东条英机马上改嘴，说这不是我干的，是关东军干的。结果，审判庭把关东军司令叫来问话，他又说不是我搞的，是几个帝国参谋，河本大作啊，石原莞尔啊，板垣征四郎啊，那几个家伙搞的。再后来，审来审去，找不着责任人了。这么大一场战争，你不能让几个中佐、少佐来当这个替罪羊吧。所以搞来搞去持续了2年零8个月，最后也只是草草结束。
三联生活周刊：那在审判期间，日本的本土民众在反思战争时不会把矛头指向天皇吗？
王新生：没有，这是一个认识误区。虽然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有所有的权力，但是现实中天皇是不做任何判断和决定的。天皇留的家训就是：尽量不说话。实在不说不行的时候，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臣下去猜，臣下做对了就猜对了，臣下做错了就猜错了。这样，日本人把天皇作为一个“神”来对待，神是不管人间事的。因为一旦管人间事就有一个责任问题，就有一个失败问题。你要把天皇作为一个拥有实权的人物去看待，是有损于天皇的神圣性的。
按照昭和天皇的说法，他一辈子只做了两次决定：第一次就是“二二六”，1936年2月26日，近卫军叛乱，不镇压不行了，天皇下令镇压；第二次就是“八一五”，1945年宣布投降，当时战争大本营开最高指导会议，三个军人说打，三个文人说投降，僵持不下，天皇最后说那就投降吧，打不下去了。确确实实在现实生活中天皇很少发表意见，即使在战前，他也只有一个象征的意味在里面。所以东京审判那些大法官也很难找到一个证据，来证明战争是天皇下令的。
日本没有深刻地反省历史，从它的文化来说，不认为发动战争者是罪人，反而觉得死了以后都变成了好人，变成了英雄，成了神。靖国神社是唯一一个平民可以变成神的地方。过去的日本兵上战场之前告别的时候就两句话，一句是“多立战功”，一句是“靖国神社见”。这个跟日本战后不反省有很大关系。
地理与历史因素
三联生活周刊：那这种文化因素跟民族信仰有什么关系吗？中国传统文化里善恶分明，跟佛教思想有很大关系，积善行德，将来去世可以升天，坏人只能下地狱。日本呢，它为什么对善恶的界限如此模糊？
王新生：宗教最大的功能是约束人们的道德，所有宗教都有一个它自己心目中的天堂。佛教是讲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轮回，你要做好事，你可能下辈子投胎到一个富人家里去了，你要是干坏事就下地狱，来世做牛做马；第二部分讲成佛，你修行得好就可以成佛，进入极乐世界，摆脱轮回之苦。日本是个泛神论的民族，也信佛教，也信神道教，家里摆着佛龛神龛，一亿人三亿信徒，因为重复信仰嘛。所以它的这种价值观念不像我们这种善恶比较分明。
中日之间从文化的角度讲有三个特别大的差异——第一个是集团主义。日本人的团体主义超乎我们的想象，对集团中的权威人物就是无条件服从，而中国是一种家族主义和地域主义。第二个差异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日本讲究现实主义，为了现实利益它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比如它也是被美国打开国门的，1853年，佩里将军登陆，强迫日本打开国门，但是日本人特别崇拜佩里，丝毫没有被奴役的屈辱感。2003年，横须贺举行纪念开国150周年的化装游行，走到哪儿都是喝彩一片，像民族英雄一样对待佩里。中国记者大惑不解，就去问日本人，那个坏蛋当年是来侵略你们、殖民你们的。日本人回答很简单：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文明啊。
第三个差异就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日本是个悲观主义的国家，这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一直有个观念，人类社会在进入文明的一刹那，地理环境对它的民族性格影响特别大。日本是个自然灾害特别多的国家，每年有感地震2000多次，每10年有一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火山在日本，天天冒烟，每年有七八次的台风，有时候还带来海啸。这种恶劣的环境，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同时又给人造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想法，因为你不知道哪天就死了。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特别喜爱樱花的原因。就因为樱花开得再漂亮，也会瞬间全部消逝，一夜就没了，樱花盛开的时候，就一天的工夫。日本人就崇拜这种瞬间的美，瞬间的消亡，武士剖腹自杀也是这种精神。
日本的农作物基本是水稻，种水稻水很重要，所以从古代开始大家要共同利用水力，这是农村共同体的一个主要工作。讲求合作、协调，共同来对付灾难。所以在日本，古代对人最大的惩罚，就是不理你，孤立你，这人就没法生存了。在日本的村落共同体，这种惩罚叫“村八分”，就是说，日本人认为人的一生有10件大事，如果你违背了共同的规则，在8件事上不理你，你就无法生存了。只有两件事是必须理你的，第一是火灾，第二是死人，其他比如说盖房、结婚、种庄稼、祭祀等等，一旦都不理你，你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说，日本的集团主义超出人们的想象，由此形成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分工。
日本人见了面先递名片，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告诉你他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你用什么话跟他讲，日本语里边表示尊敬的词有很复杂的区分体系。直到现在，日本也不接受外来移民，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外来者相处，不知道该把外来者放在哪一个等级秩序里。
三联生活周刊：那最近几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更严重，是不是跟它的经济衰退有关系？相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它会有一种失落之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吗？
王新生：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它有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里边。说起来日本这个民族是容易走极端的性格，叫歇斯底里。日本的政治家小泽一郎就说过，我们这个民族属于歇斯底里的民族，走极端，一旦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外在变化，我们就有可能急转弯。近代以后日本有几次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交叉变化。明治维新时信奉民族虚无主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要全盘西化。到了明治末年的时候，打赢了甲午战争，打赢了日俄战争，这时候民族主义膨胀了，开始出现沙文主义。后来“二战”失败了，又一次民族虚无主义，就什么都听美国的，连国民的膳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吃面包，喝牛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确实有一个民族主义高潮的时期，石原慎太郎连着写了三本《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应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最大的对海外投资国，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后，泡沫经济崩溃，开始走下坡路，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还是有很雄厚的实力，但相对来说，它的优越感在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军国主义有它的外部因素、历史文化因素，那作为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应该怎样去看待日本？应该对此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王新生：日本是一个服从强者的民族。2000年前后，日本的学者做过一次探讨，总结20世纪日本的对外战略，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日本做不了一流大国，无论从规模、人口，还是面积、资源也好，或者说它的技术能力也好，都有局限性。它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一个真正的大国后面，跟它结盟，然后一块行动。比如说1902年和英国结成同盟，打败了俄国；“二战”后跟美国结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势力交替上升，他们搞不清楚哪个是老大，一看希特勒在欧洲搞得很猛啊，就跟着希特勒干吧，结果跟错了。所以，学者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最主要的工作是判断谁是真正的老大。所以，中国哪一天真的强大了，这些历史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日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我们该怀着一颗平常心，客观、冷静地去沟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