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热点聚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热点聚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热点聚焦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既有可以借鉴的某些经验，也有应该吸取的深刻教训。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我国史学界的研究热门，也是中国近代战争史研究中最广泛、最深入的专题之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将史学界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概况及争论的焦点，分别综述如下。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工作由起步走向高潮，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1950年到1965年。
这个时期，甲午战争史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级。1954年，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60周年，《历史教学》月刊社编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论文专集——《中日甲午战争论集》。在此推动下，一批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学术着作相继出版。其中以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和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较有影响。另外，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大册也随之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有的研究者还开展实地调查，搜集到大量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口碑和文字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专着。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选题范围较窄，并带有相当程度的实用性。如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列强争衡问题，一般的研究重点皆侧重于美国的侵华政策，而对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对峙及其在中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活动则极少涉及。其次，资料挖掘整理不够充分。研究者一般所接触的资料范围不够广泛，主要依靠清朝档案和其它国内资料进行研究，而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一方的资料不够重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再次，和其它史学领域相比，学术空气不够活跃，有关甲午战争的争鸣文章很少。如在1957年，有学者提出重新研究黄海海战和评论刘步蟾问题，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和讨论。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甲午战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1977年到1984年。
这一时期，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甲午战争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一，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发表论文近百篇。在专着方面，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甲午战争部分）、戚其章的《北洋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和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等先后出版。其二，在资料挖掘、整理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其三，史学界思想开始活跃，并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某些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结论。首先是从重新评价刘步蟾问题提出，在史学界引起了反响，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后，对甲午战争时期的其他人物和事件也相继展开了讨论。以此为突破口，研究开始向深层次发展，并使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突破。其四，扩大了研究范围。以前史学界对甲午战争时期的海战很少研究，而现在海战则成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热门。其中对黄海海战研究得最多，已发表数十篇论文。与丰岛海战和威海保卫战有关的某些问题，如方伯谦的评价、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责任在谁等等都有研究。对陆战的研究虽不如海战突出，但也有专文讨论。此外，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帝后党争及和战之争的性质、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等等问题，都有人作专门探讨，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第三阶段，1985年到1994年。
这一时期，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者的思路更为开阔，更加深入，选题也趋于多样化，并触及许多过去尚未涉足的角落。如日、清统治集团围绕着这场战争进行的明争暗斗，西方列强对这次战争的插手，以及他们的态度随着战争的进行而逐渐发生的微妙变化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海战方面，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的阵形变化、刘步蟾其人在海战中的表现，尤其是对于丁汝昌之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另外，对甲午战争中帝后党争的研究、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的研究、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的研究、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的策略的研究等，都是在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更推进了一步。戚章其《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等专着，可作为这一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
以上是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45年的一个简单概括，由此可以了解45年来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发展的道路和概况。
二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中，对主要历史人物的评价虽尚存在若干意见分歧，但研究还是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识。略举数例如下：
对刘步蟾的评价
关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评价问题的讨论，最为引人注意。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论着对刘步蟾的评价大都是否定的。从1977年起，有的学者提出了重新评价刘步蟾的问题。从此，学术界就如何正确评价刘步蟾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涉及到好多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一、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如何？二、刘步蟾是否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①？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擅自下令改变阵形，是为了躲避炮火，违反军令，故意错发信号，改变议定阵形②。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曾改变过阵形是事实，但这是经过议定，且由提督丁汝昌同意，决非刘步蟾本人所违令擅改，他只是命令的执行者罢了③。持否定意见的认为，刘步蟾是“卑污的懦夫”，“贪生怕死的家伙”。持肯定意见的则认为刘步蟾“绝非畏葸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④。他不仅“英勇善战，而且还“立下了卓越战功”⑤。经过多年的讨论研究，并有大量的事实证明，刘步蟾在海战中英勇战斗，战功卓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将领。对此，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对丁汝昌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论着对丁汝昌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到80年代初，才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丁汝昌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丁汝昌不是爱国将领。其主要理由有四：一、丁汝昌在黄海海战中的布阵犯了“致命的错误”⑥。二、丁汝昌在旅顺危急时“擅自撤离”⑦。三、威海之役中丁汝昌率舰株守威海，成为“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⑧。四、丁汝昌最后是在投降后自杀⑨。这四条理由能否成立呢？持肯定观点的认为，首先要看海战的实践，其次要重视海战参加者自已的总结。战后，旗舰定远的枪炮二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⑩既肯定其迎战阵式，又指出其未能适时分队的缺陷。说丁汝昌布横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是没有说服力的。论者所说丁汝昌“擅自撤离旅顺”，实属误会。事实上，丁汝昌鉴于舰队在旅顺口内处境不利，又得到李鸿章的指示(11)，才率舰从旅顺撤至威海的。指责丁汝昌株守威海港，实行“消极防御”，也是欠妥的。丁汝昌反对冒险出击，也反对株守港内。北洋舰队最后覆没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作战方针有误，而是威海陆路防守不力(12)。至于说丁汝昌最后是在降敌后自杀，是所据材料有误。根据《丁氏族谱》等确凿记载，与敌议降是在丁汝昌死后，与他全然无关(13)。估计这个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对李鸿章的评价
史学界一向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海战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对他的主要指责是“避战保船”(14)。近几年，有些研究者开始对此提出异议。一种意见是，李鸿章并没有下令“避战保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避战保船”是对“保船制敌”的误解，而“保船制敌”方针“却是合理的”，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比较后作出的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15)。有的学者则认为：李鸿章确实提出了“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但主要问题在于“保船制敌”方针的实质。不能否认，它是一种单纯的守势战略。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海军的主力决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对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正确的决策是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然而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虽然战云密布，衅端已启，他还是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相信，“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16)。所谓“保船制敌”，其核心仍在“保船”。“制敌”云云，则毫无具体措施可言。所以，丁汝昌率舰出海前，他总是特别告诫：“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17)由于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便采取了单纯守势战略，以致错过了几次有利的战机，从而铸成了永难挽回的大错。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建议朝廷取用“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18)的全面守势战略，不仅海军守势的道路继续下去，连陆军也改攻势为守势了。单纯的守势战略，其实质是消极的防御战略。把它说成是“审慎明智的战役决策”，显然是欠妥的。因此，对李鸿章的海军战略要进行具体地分析，全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足取的。
三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正在争论的热点问题还很多，如黄海海战的布阵、帝后两党和战之争、英俄对中日冲突的方针等问题。
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我国史学界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在黄海海战的研究中，许多论者对北洋舰队的布阵问题展开了论争。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究竟是以何种阵形接敌的？对此问题，大致有五种看法：一、英人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关于“诸舰相并列”(19)的说法，说是“横列”阵形或“一字形阵势”(20)。二、同意泰莱关于“诸船相并横列”的说法，但把它看作与丁汝昌所说的“夹缝雁行阵”(21)是一回事，解释为“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22)。三、根据总教习德人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所作海战报告中关于“提督采取最能展开之后翼梯阵”(23)的记述，认为北洋舰队以后翼梯阵接敌“是没有什么可疑的”(24)，但又认为后翼梯阵与犄角雁行阵是一致的。四、同意《冤海述闻》中关于“令作犄角雁行”(25)阵形的说法，但把犄角雁行阵理解为鹰扬右翼阵，即类似八字去掉左半边的阵形(26)。五、认为北洋舰队的接敌阵形“接近于人字形”，“因其形状像楔，像英文字母V，故外国人或称之凸梯阵”(27)。在上述诸看法中，多数学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比较切合实际情况。根据记载，丁汝昌确曾下令改以夹缝雁行小队阵接敌。但是，改阵是一个运动过程，需要一定的完成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舰队是在改阵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接敌的。“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28)。这个问题还正在讨论之中。
帝后党争，是甲午战争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它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史学界看法多有不同，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对此，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认为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力”(29)。二、认为“不是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间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的斗争”，其性质是爱国与卖国、抵抗与投降之争(30)，“不能把帝后两党之争看成是没有曲直可言的狗咬狗的斗争”，“把帝、后两党等量齐观，否定帝党的爱国和进步作用，是不正确的”(31)。三、“帝后党战与和之争，也含有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成分”或“动机”(32)。四、认为对于帝后党和战之争应进行客观的评价。帝党是积极主战的，但不能知己知彼，一味只讲进攻，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克敌制胜方针，不讲究斗争策略，乱加攻击，甚至天真地认为换掉几个人即可解决问题，表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后党则主张单纯防御，即消极防御，不讲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只能导致失败。所以，从当时情况看，无论帝党还是后党，都无法使中国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获胜(33)。
关于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着文认为，俄国政府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34)。另一种意见认为，俄国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待日本的基本态度是“抵制”、“干涉”乃至“反对”(35)。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态度，既有‘利用’、‘支持’的一面，但更有矛盾的一方面。”(36)关于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种意见认为“是扮演着一个支持的角色”(37)。一种意见则认为，战前“英国力阻中日爆发战争”，“日本开战后，英国宣布中立，实际上不再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38)。至于英俄两国的关系，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由于英俄矛盾，“英国非常害怕俄国夺取朝鲜，建立军港，南下与英国抗衡”，因此“不惜纵容甚至唆使日本向朝鲜北进”，“借日本之力钳制俄国”(39)。一是认为由于“都要维持远东现状，英俄还在远东出现暂时携手的形势”(40)。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这些意见都有其合理的因素，问题是既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合理的部分加以绝对化。要正确认识英俄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看问题，否则是不行的。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有其既定的远东政策。俄国想推行的扩张路线，要改变原有的远东国际秩序，而英国则想维护在远东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两国必然要发生利害冲突。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因此，英俄矛盾和对峙成为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俄国为在远东进行扩张，或利用、支持一下日本，或静观待变，皆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影响其执行既定的远东政策。同样，英国为抵制俄国的东进南下，或利用中国，或支持日本，也完全是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英国既定的远东政策。当然，英俄也有其利益共同的一面，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有可能实行暂时的联合。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可见，对于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得出真正合乎实际的结论(41)。
注释：
①董蔡时：《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的考释》，《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20)(21)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58页。
③戚其章：《应该为刘步蟾恢复名誉》，《破与立》1978年第5期。
④孙克复、关捷：《再论应该正确评价刘步蟾》，《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⑤戚其章：《刘步蟾黄海战绩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⑥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⑦⑧廖宗麟：《丁汝昌和旅顺之役》，《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
⑨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⑩《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03页。
(11)李鸿章曾指示丁汝昌保舰，自定进退。见《中日战争》（三），第192页。
(12)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3)戚其章：《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日本研究》1989年第2期。
(14)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辨伪》，见《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一书。
(15)何平文：《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1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8卷，第28页。
(1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1页。
(1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62页。
(19)《中日战争》（六），第45页。
(22)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合期。
(23)《汉纳根向北洋大臣报告公文》，《海事》第8卷，第5期。
(24)郭毅生、汤池安：《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
(25)《中日战争》（六），第87页。
(26)郑天杰、赵梅卿：《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第38页。
(27)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8)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63页。
(30)祁龙威：《从〈张謇日记〉看中日战争时帝后党争》，《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
(31)任茂棠：《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晋阳学刊》1980年第2期。
(32)吴廷桢、何玉畴：《试论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33)戚其章：《论甲午战争初期的帝后党争》，《山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34)米庆余：《沙俄在甲午战争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35)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6)王魁喜：《中日甲午战争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37)叶昌纲：《中日甲午战争与英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
(38)(40)洪邮生：《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立场》，《历史教学》1988年第12期。
(39)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见《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41)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