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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

史学与时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科学认识两者的关系，对于今天史学的发展、对于应该弘扬什么样的史学传统，无疑有着重大意义。史学与时代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关系的一种表现，而史学传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对史学、时代、史学传统作整体上的辩证认识，有助于揭示我国史学生成和发展的特点，有助于当今史学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时代孕育史学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史学是对客观存在历史的记录和解说。史书是史学家撰写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孕育的。
《春秋》是我国古代的着名史书，它与时代是什么关系呢？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在这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可以说是《春秋》作的时代背景。西周至春秋时期，《诗》不仅与政事有关，而且是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使者相互交往中传递思想的工具，是统治阶层人物不可缺少的修养，故有“《诗》以言志”的传统。正因为《诗》有如此重要的分量，在“《诗》亡”的时代背景下，孔子作《春秋》。《春秋》与时代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时代的变动及其特点，影响着一代代史学家，促使他们撰写出各具特色的历史着作。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下父亲司马谈同他诀别时的遗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表示一定实现父亲的遗愿。这番不朽的诀别对话，不仅反映出“汉兴，海内一统”的时代面貌对司马氏父子的深刻影响，而且兼及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司马迁撰成《史记》一书，自有多方面原因，而“汉兴，海内一统”当是这一伟大着作产生的最重要条件。
同样的道理，从班固的《两都赋》中，人们可以看到西汉王朝的盛大气象以及东汉兴起后建武、永平间的“中兴之治”是如何激发起他写《汉书》时的那种虔诚和热情。再有，史学家们能够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史《晋书》，能够写出摒弃了以往南朝、北朝相互诋毁的新着《南史》《北史》，是因为唐王朝的盛大政治局面给史学家们提供了新的认识历史的基础。两宋的建立，先后都面临着尖锐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多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在北宋，史学家以唐为鉴的历史意识十分突出，《唐鉴》《唐史论断》《新唐书》等是这方面的几部代表作。在南宋，史学家们面对半壁江山，激发起撰写本朝史的强烈愿望，于是《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着作面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历史发生剧变，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孕育了《海国图志》及一系列边疆史地研究着作与外国史地研究着作，这是人们所熟悉的。
由此可知，史学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孕育的。认识时代对于史学的影响，是认识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环节。
史学滋养时代
从辩证观点来看，一方面，时代孕育了史学；另一方面，时代所孕育的史学必定是时代所需要的，史学对时代有滋养作用。史学滋养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从史学中寻求历史借鉴。以史为鉴，是史学滋养时代最重要的功能。三千多年前，周公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借鉴思想。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学习历史、认识历史，目的是以史为鉴，这道出了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一千多年前，司马光在关于《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写道：修撰《资治通鉴》，重点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目的是希望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集团“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就把历史借鉴的意义讲得十分清楚了。
从史学中参透做人原则。中国史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各个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气质的人。阅读他们的传记，品味他们的人生，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可以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司马迁是最早为众多历史人物立传的史学家，他立传的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文武大臣、英雄豪杰、市井小民，在司马迁笔下都被写得栩栩如生，读来耐人寻味。诚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是史学对于时代的重要价值所在。
从史学中汲取历史智慧。历代史书所记包罗万象，举凡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军事、天文、地理、民俗以及各种制度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历史智慧的渊薮、前贤思想的宝藏。清人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他认为，史学中所蕴含的“得失之枢机”可为后人“效法”，可为“来者师”。拿政治智慧来说，如唐代史学家吴兢所着《贞观政要》一书，记唐太宗与大臣讨论治国理政方略，历史经验与现实决策紧密结合，多有发人深省处，为历代所重视。历史上，《贞观政要》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受到广泛重视。
从史学中认识文明传承的连续性。我国史学历来十分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发展，孔子讲三代之礼，司马谈称赞周公、孔子对历史连续性表述方面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具体地写出了自黄帝以来至汉武帝时约三千年的历史进程，这些论述本质上都是在讲历史的连续性发展。自班固《汉书》问世后，尤其是唐代设立史馆把修撰前朝史作为史馆修史活动的重要方面，于是历代王朝为前朝修史成为制度，自《史记》至清修《明史》，凡“二十四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主要历史文献。这种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重视以及为此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对于增强国人的历史意识、维护和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
史学与时代互动形成优良史学传统
在时代孕育史学和史学滋养时代的辩证关系中，积两千多年的发展，我国史学逐渐形成自身的优良传统，如人本主义传统、史学审美传统、史家修养传统等。这些优良传统，经历代史学家的阐发不断丰富了原有的内涵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当下，我们要从时代与史学的互动中推动我国史学发展，尤其要注意弘扬以下三个传统：
追求信史的传统。孔子告诫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是强调“信”的重要，做人如此，治学也是如此。《穀梁传》明确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表明孔子的《春秋》讲求信史原则。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讲求信史的传统，故其《史记》被后世学者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刘勰作过这样的概括：“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此后，史学家们对讲求信史原则作了多方面的阐述与研究：从史学传统上进行论述的，有刘知几《史通》中的《直书》与《曲笔》；从理论上进行论述的，有宋代史学家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阐明“事实”在历史撰述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文献的利用与抉择上进行论述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从历史与史学关系的辨析上进行论述的，有清代考史学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崔述的《考信录》等。钱大昕说得好：“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史学家追求信史的传统和信念，我们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的传统。这个传统反映了我国史学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发端于春秋时期：楚庄王时，大夫申叔时主张以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历史文献教导太子，是较早论历史教育的记载；楚昭王时，左史倚相能以“训典”辅助政治，使楚王“无忘先王之业”，左史倚相被誉为楚国之“宝”。育人、辅政，这是史学经世致用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孟子看来，春秋末年社会动荡，“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种说法虽然有所夸大，但反映出以史学经世自觉意识的提升。不论是以“述往事，思来者”为宗旨，还是有感于“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以及明确昭示所撰史书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目的，都贯穿着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和传统。史学之所以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是因为史学内容丰富而且视野恢廓，所述上下古今而与现实多有联系。清人王夫之盛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史学有如此的功能和魅力，故其经世致用传统源远流长。
忧患意识的传统。清代思想家、史论家龚自珍有一句名言：“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自珍这话，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的忧患意识。他说的“三千年史氏之书”，应是从《诗经》《尚书》时代以来的全部史书，其言可谓伟矣。当然，龚自珍有这种认识，显然同他处在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形势有关，他是一个社会危机的先觉者。但他强调“史氏之书”，说明他又深受历代史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惊心动魄的。首先，史学家们所叙说的周、秦、汉、唐、宋、元、明这些盛大的朝代，都曾经有过自身的辉煌，但都不能免于衰落、败亡的命运，其原因何在？清朝虽有“康乾盛世”，也已经成为过去，清朝的历史命运将会怎样？这是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其次，历代史学家写出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嘉言懿行”，尽管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命运，但他们的思想与事迹显示出了对社会的关注和对历史前途的认识所凝练成的忧患意识，打动了当时的一些人，感染着一代代后人，使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对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再次，许多史学家自身的忧患意识不仅浸润在他们的历史撰述中，也往往通过他们表达的撰述意图和有关言论，给时人与后人以深刻的启迪和不尽的思考。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两千多年后，龚自珍把这种忧患意识从史学领域作了精辟概括，揭示了我国史学这一优良传统的积极意义，这对今天史学发展仍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