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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日本战国割据纷争的局面刚刚结束，关白（即宰相）丰臣秀吉统一全国，掌握了政权。日本社会经济有了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封建主和商人都要求向外扩张。当时日本封建大名（诸侯）中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服从。丰臣秀吉为了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同时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诸侯的力量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妄想发动侵略战争，梦想征服朝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

丰臣秀吉早就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公元1585年（明神宗十三年，日本天正十三年）①。万历十八年（1590）冬，他致书朝鲜国王李，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②。中朝两国一向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朝鲜的拒绝。

明万历十九年（1591）底，丰臣秀吉决定入侵朝鲜。第二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派出十六万名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九千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经过长期内战，日本封建贵族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之军队集中，又有锐利的武器鸟铳（即步枪），登陆后二十天，便攻陷了汉城（王京），朝鲜国王李逃往义州。接着平壤也陷落了。两个月内，日本侵略军就控制了朝鲜的大片国土，劫王子，抢府库，掳掠人口，烧杀奸淫，并且强迫被占领区人民采用日本风习，使用日语。加藤清正率领的侵略军向北渡过了图们江，直逼中国边境。朝鲜陷入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明朝也受到严重威胁，情况异常紧急。

朝鲜的迅速溃败，完全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当时的朝鲜统治者重文轻武，“兵不习战，又湎酒，弛备，猝岛夷作难，望风皆溃”③。朝鲜和明朝是两个友好的邻邦，通过朝贡贸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紧急情况下，朝鲜国王急忙向明朝请求援助，“请援之使，络绎于路”④。在援助朝鲜问题上，当时在明朝政● 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大事本末 ●府中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不主张出兵，他们说应当在自己的门庭防御日本侵略者，无须去支援朝鲜；但是大多数朝臣则认为“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⑤。左佥都御史吕坤曾上疏说：“朝鲜密迩东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邻鸭绿，晋州直对登莱。倘倭夷取而有之，籍众为兵，就地资食，进则断我漕运，退则寇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国家大忧也。乃彼请兵而二三其说，许兵而延缓其期，力穷势屈，不折入为倭不止。陛下诚早决大计，并力东征，而属国之人心收矣”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也力主出兵。廷臣的正确意见最后被政府所采纳，明朝决定出兵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明朝派出副总兵祖承训、游击史儒率领五千名援军，从辽东出发，渡过鸭绿江，进抵平壤。因为地理不熟，又遇上大雨，道路泥泞，明军战败，史儒力战而死，祖承训仅以身免。兵部尚书石星派沈惟敬到平壤和小西行长谈判休战。小西行长为麻痹明军，故意放出和谈烟幕，对明使诡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耳”⑦。这种损害朝鲜民族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决定派出重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明朝派经略⑧宋应昌、东征提督李如松率师七万人东渡，会合朝鲜将士，经过周密部署，于次年初进军平壤。宋应昌制定军令三十条，强调军队必须严守纪律，其中第五条规定：凡是损坏民间一草一木的一律处死刑。当时大军尚未齐集，李如松先带领了从江苏、浙江、四川和辽东调来的军队，共四万多人，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六日早晨进围平壤。这时盘踞平壤的是倭军精锐的小西行长的部队，约有三万人，据城死守。明军奋勇围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如松下令诸军攻围只缺东面，令游击吴惟忠攻迤北牡丹峰，而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军炮石如雨，明军稍稍后退，如松斩先退者以徇；招募敢死队，援钩梯登城。如松督副将杨元等军自小西门先登，其弟如柏亦从大西门入。火器并发，烟焰蔽空。如松“马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⑨。如柏头盔也中弹，仍奋力督战。游击吴惟忠和参将骆尚志都已年过六十，惟忠中炮伤胸，尚志被大石伤脚，仍然斗志昂扬，冒险登城。明军“将士无不一当百”，前仆后继，首先登上城楼的是一批浙军，他们拔下倭军旗帜，换上明军旗号。倭军紧闭城门，明军用大炮轰开，烧毁门楼。李如松整军入城，马步军云集。激战不到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士凯旋入城。这一仗共歼敌一万多名，俘虏无数，逃散的敌军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朝鲜的史书说：明军“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明军收复平壤后，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

二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这时汉城有倭军数万人据守。明军由于接连取得胜利，有轻敌之心，如松竟误信朝鲜人“贼弃王京遁”的谎报，率领轻骑趋碧蹄馆（在京城北30里处），遇敌埋伏，围之数重。如松马蹶伤额，明军丧失甚多。倭金甲酋向如松进逼，裨将李有以身蔽如松，手刃数名倭酋，因中钩堕马，为倭兵所杀。李如梅（如松弟）箭射倭将落马，这时部将杨元也领兵杀入重围，倭军才被击退。会天降雨，明军战马入稻畦中，无法驰骋。“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炮不绝”⑩。明军乃退驻开城。三月，如松得报，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石。于是如松密令部将查大受率死士从间道焚烧了敌军粮囤，断绝了敌军龙山的饷道。

平壤大捷使朝鲜的抗战由被动走向主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争取援朝战争的全面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惜由于明军主将李如伟哥鸡年嘉年华专场松轻敌大意，误信假报，在碧蹄馆战役中失利；日军玩弄和谈，明军主和势力抬头，致使战争拖延下来。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在国内和军内也很不得人心。当时在日本国内就流行着一种预言说：丰臣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在军内，官兵、民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五十七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士兵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的岗哨（“人番留所”）。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更加弥漫。官兵士气既如此低落，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下五万三千人），粮秣短缺，疠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于四月十八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碧蹄馆之役后，宋应昌派沈惟敬到汉城和倭军议和。倭军战败之余，不得不退兵，争取喘息时间，于是同意撤出汉城，归还被俘的两个朝鲜王子，但仍赖在釜山不走。倭军一面议和，一面又进犯咸安、晋州，逼近全罗道，声称要以汉城和汉江为界，霸占汉江以南的朝鲜国土。李如松命令诸将分守要害，打击倭军。兵部尚书石星等以明朝大军在外已久，竭力主张撤兵议和。宋应昌则认为不妥，上疏称：“釜山虽濒南海，犹朝鲜境。有如倭觇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今拨兵协守为第一策。即议撤，宜少需，俟倭尽归，量留防戍”。兵部主事曾伟芳也上言：“倭款亦去，不款亦去。款亦来，不款亦来。盖关白大众已还，行长留待。知我兵未撤，不能以一矢相加遗也。欲归报关白，，则风帆不利，正苦冬寒。故曰：款亦去，不款亦去。沈惟敬前倭营讲媾，咸安、晋州随陷，而欲恃款，冀来年不攻，则速之款者，速之来耳。故曰：款亦来，不款亦来。为今日计，宜令朝鲜自为守，死问孤，练兵积粟，以图自强”。明朝政府中还有一些有远见的官吏，也都反对轻谈和议和恢复贸易。朝鲜国王和文武大臣也都反对封贡（即议和）。但明朝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只留刘率领四川兵协助朝鲜世子防守，其他军队全部撤回国内。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日本议和使臣来到北京。明政府提出三个条件：一、日本军队全部撤回国内；二、中国册封丰臣秀吉为王，并允许恢复入贡（来华贸易）；三、此后永远不许侵略朝鲜。明年九月，明朝使臣杨方亨、沈惟敬到日本，希望用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办法，换取日本撤兵议和。侵略成性的丰臣秀吉却另有打算，他“怒朝鲜王子不来谢，止遣二使奉白土绸为贺，拒其使不见”，并扬言再度侵略朝鲜。沈惟敬原是市井无赖，与倭方相勾结，欺骗朝廷说：秀吉满足于封王，同意明朝的条件。同行到日本的朝鲜使臣把秀吉悖慢无礼的情况报告给国王，国王转达明朝政府。明神宗得知后大怒，命令逮捕石星和沈惟敬按问，并决定停止拖延了三年多的和议。以兵部尚书邢任蓟辽总督，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麻贵任备倭总兵官，援助朝鲜。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邢到达任所，六月，日本侵略者再度大举侵朝，倭水军数千艘先后渡海，七月，进入庆州。这时，朝鲜政府由于内部党派之争，加上日本统治者的反间计，朝鲜政府罢免了著名水军将领李舜臣水军统制使的职务，改派懦弱无能的元均继任。由于元均的少谋寡断，李舜臣苦心经营的闲山岛要塞，竟被日军占领，元均被杀。十几万日本侵略军从水陆两面涌向富庶的谷仓全罗道，进占了全罗道的重镇南原。到了九月，日军又向北攻入忠清道的稷山，企图由此进犯汉城，王京岌岌可危。

十一月，邢大会诸将分三路向日军发起进攻，迫使日军退守在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筑三寨以拒守。岛山依山筑有石城，城外围绕着三层栅栏。明军仰攻山寨，损伤很多。游击陈寅领兵连破外围两道栅栏，第三道栅栏也即将被攻下。倭军被围十昼夜，水源粮饷皆被切断，加藤清正伪称约降，请求缓攻，实际上是缓兵之计，等待小西行长来援。行长也害怕明军袭击日军釜山大营，不敢轻进，只是挑选三千名倭兵，遍布旗帜，蔽江而下，虚张声势以恫吓明军。杨镐因明军当时没有水军，缺乏海上支援力量，心慌胆怯，又听朝鲜将领李德馨伪报海上倭船扬帆而来。杨镐不及下令，便策马西奔，全军溃散，退回汉城。这次围攻加藤清正的战斗集中了中朝双方大量兵力，经过一年的准备，结果大败，士卒伤亡近两万人。杨镐还向朝廷报捷，说只死亡百余人，被部下丁应泰揭发，明神宗免去了杨镐的职务，听候处分，改派天津巡抚万世德接替他的工作。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初，总督邢以岛山之役由于缺乏水军而遭到失败，乃增募江南水兵，精讲海运，作持久计。二月，陈率广兵，刘率川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先后来到。邢把明军分成四路：中路大将李如梅（后改为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水路陈，各守汛地，相机行动。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已有七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一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粮秣供应不足，士气萎靡不振。丰臣秀吉为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在国内动众数十万，猛增税收，遭到人民怨恨。久困在朝鲜的士兵普遍厌战，与明军遭遇，往往举阵奔散，投降的人数愈来愈多。是年七月，丰臣秀吉在懊丧中死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兵先逃，中路和西路明军会同陈、李舜臣率领的中朝水军，集中力量，包围了小西行长，切断了他和岛津义弘的联系，准备一举消灭敌人。行长被围数月，粮尽援绝，于是派人向中朝将领赠送枪剑宝物，请求给他一条生路，退兵回国，被李舜臣严词拒绝。

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岛津义弘率五百多只战船来救小西行长，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陈遣副总兵邓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艘巨舰为前锋，向倭军冲击。李舜臣驾船擂鼓，先冲敌阵，被倭船包围。陈舍身救援。子龙虽年逾七十，仍“意气弥厉”，率领勇士二百人，跃上朝鲜战船，追踪倭船奋击，并投掷一种“火”，延烧敌船，倭兵死伤无算，逃到岸上的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死万余人。正在激战时，明军火器误中子龙战船，舟中起火，倭军乘机进攻，邓子龙力战而死。李舜臣、陈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打沉敌船。李舜臣不幸被流弹击中，伤势严重，临终前还叮嘱他的侄子李莞不要公布他的死讯，以免影响军心；命令李莞代替他指挥督战，直到胜利。战斗到中午，倭兵大败，损失战船四百五十余艘，小西行长乘混战中上船逃回日本。战斗结束后，陈急忙寻找李舜臣共庆胜利，当他听到李舜臣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地昏倒在船上。中朝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紧密配合，并肩作战，终于彻底粉碎了丰臣秀吉先吞朝鲜再灭中国的狂妄计划。

注释

①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185页。

②《史料日本史》近世编，第59页，吉川弘文馆，1964年。

③《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⑥《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⑦《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⑧经略是用兵时特派主持军务的官职，一般由文官担任，权位很重。

⑨《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

⑩《明通鉴》卷七○，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

藤木久志：《织田·丰臣政权》，小学馆《日本历史》第15卷，第333～334页。

日本参谋本部《日本战史》朝鲜之役篇，第251页。

《明史》卷三二○《朝鲜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朝鲜传》。

《明史》卷二四七《邓子龙传》。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朝鲜通史》第78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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