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期-希腊“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反思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希腊化时期-希腊“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反思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希腊“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反思
希腊化时期-希腊“东方化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及反思
带有人面狮身怪兽图案的陶器。狮子形态的来源肯定是东方的，首先出现在赫梯，后来在亚述，青铜时代后期才传到希腊。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也有较为迅速的反应。有学者提出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750年—公元前650年这一时期，古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以革命性的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瑞士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他于1992修订自己的德文着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并与玛格丽特·E·品德尔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直接采用了“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那么，东方文明对早期希腊文明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大呢？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轨迹？
实际上，古代希腊人自己能够较为大方地承认周边民族的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这一点在希罗多德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认为，希腊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来自埃及，不是来自埃及的神名则是来自其他东方民族；他还认为对文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字母也是来自埃及。曾经在埃及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柏拉图对埃及文化的认识更为清楚，他在《斐德罗篇》及其他篇章中对埃及神灵忒乌斯发明书写和语言的传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亚里士多德对埃及的认识也明显受到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的影响，他也认为埃及人是最远古的民族。根据他的观点，埃及是数学的摇篮，埃及祭司发明了数学、艺术和天文学。
到了近代，古希腊人对“东方”的认识和对东方文明的认同感，却在某些领域被现代欧洲人刻意忽略了。18世纪中期，随着欧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勃兴和政治势力与版图的重新划分，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股民族保护主义的风潮，西欧社会开始了一场将古希腊理想化的思潮和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来寄托和抒发现代欧洲人的精神诉求。温克尔曼、赫尔曼、歌德、洪堡等文学巨匠和思想大家，将古代希腊理想化推向高潮。与此同时，学术上的专业化趋势将这一潮流纳入学术领域。1777年，现代古典学学科正式建立。古典学以研究古希腊拉丁文献为基础，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表述欧洲人的现代价值观，因此很快与温克尔曼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融为一体，并发展成为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把文学或精神文化同某个独特的民族、部落或人种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的影响下，加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对东方的全面优势，以及近代以来“东方”的衰落和西方学界对东方衰落根源的解释——专制、腐朽、没落的景象，西方学者因此倾向于把古代东方对古代希腊的影响降到最低，甚至有意将东方因素从理想化的古代希腊文明中“驱逐出去”。
19世纪以来，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破译让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重新浮现，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严重孤立倾向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这种重新认识自19世纪末叶开始，在20世纪后期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由涓涓细流聚集成为学术潮流，反映了西方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数原殖民国家在经历长期的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特别是前殖民统治国家，继续以种种方式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微妙却非常持久的偏见。他通过人文科学方面的批评，意欲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期打破这一偏见，为东方正名。以《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出现了东方研究的热潮。“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这种研究热潮的具体体现之一。
笔者认为，就公元前750年—公元前650年的希腊社会来说，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公民意识基础上城邦社会的兴起。尽管这一时期的希腊社会在艺术领域受到东方的影响较深，在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东方的影响，但是希腊人所汲取的总是适应于自己本土的元素，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东方社会完全迥异的公民集体社会城邦体制。也就是说，艺术上的“东方化”并没有引起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而已。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东方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革命”的程度。
“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在纠正古典主义的孤立倾向、反对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对这一概念激进的理解和阐释则是矫枉过正，难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因此，要从专业领域研究“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这一课题，还需要暂且放下“东方化革命”这样的预设性前提，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深入探讨具体问题，才有历史的宏观建构之可能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