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峡库区建设最缺的是“文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考古-三峡库区建设最缺的是“文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三峡库区建设最缺的是“文化”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的成绩与问题成就
完善了三峡库区考古文化序列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三峡工程开始规划阶段，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就共同组织了三峡考古队伍并开展考古工作。在其后的二三十年中，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四川省及重庆市等有关文物考古单位，又持续地在三峡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古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在巫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70年代完成了库区洪、枯水调查考证和对涪陵白鹤梁的考察研究，上千年的宝贵水文资料为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建设规模、标准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80年代中国科学院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巫山龙骨坡发现了约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为研究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6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后，三峡库区文物保护成为三峡库区规划的一项重要课题。经过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和其他单位的共同努力，于1995年完成了《长江三峡工程库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并得到国务院三峡建委的批准。规划保护项目1097项，其中地下文物项目733处，地面文物项目360处，重大单列项目4处。从1997年至今，三峡文物抢救保护规划实施已超过10年，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规划的考古发掘任务和地面文物保护任务总体推进情况良好，顺利完成了2003年135米线下、139米线下、2006年156米线下、2008年175米线下的文物保护任务，工作质量总体评价良好，如期满足了三峡工程各个阶段蓄水发电的要求，通过了国务院组织的验收。
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际上，都是空前的大型国家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十余年来，国家文物局等组织全国80多家文物考古单位参加三峡工程考古，共完成地下文物项目勘探面积1213.85万m2，发掘面积171.826万m2，出土各类文物和标本达20多万件，其中湖北库区发掘出土各类文物标本近5万件，包括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重庆库区出土一般文物14.3万余件，珍贵文物8千余件，其中乌杨阙、鸟形尊、三羊尊、虎钮錞于、景云碑、鸟形器座、粉青凤耳瓶、蟠螭纹提梁壶等都是重庆库区代表性的重要出土文物。考古过程中发现并命名的“小田溪文化”、“中坝文化”、“楠木园文化”、“柳林溪文化”、“朝天嘴文化”等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三峡区域文化的许多阶段性空白，廓清了三峡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完善了三峡库区考古文化序列。三峡工程考古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宏大的考古工程，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1996年的重庆丰都烟墩堡遗址考古；1998年的重庆忠县中坝遗址考古；2002年的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考古；2003年的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考古；2005年的重庆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考古，都获得了中国各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三峡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三峡库区考古调查与发掘”还被评为国家“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毫无疑问，这些考古学成就大大提高了三峡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
2005年，主要展览三峡库区发掘地下文物的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成并对社会开放，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
三峡工程涉及的地面文物已完成全部测绘留取资料保护；完成原地保护项目58处，完成搬迁复建项目109处（现还有3处正在施工中，2处原地保护工程未开工，22处复建工程有待进行）。4处重点保护项目中的张桓侯庙于2003年7月完成复建；石宝寨于2009年4月完成原址防护工程；白鹤梁题刻于2009年5月完成水下保护工程；屈原祠复建也即将完成。张桓侯庙2003年就对社会开放，至今接待游客超过千万；巫山大昌古城、兴山、秭归的文物复建区也都基本对社会开放。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还首先引进了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等，引进了审计、稽察等监管机制，探索并完善了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开了我国大型工程建设过程中开展科学、规范的文物保护工程的先河。问题
自然遗产保护缺少专题规划
毫无疑问，三峡工程建设时期在文物抢救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国家财力的限制及人们认识水平的差距，在过去的工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足，有的问题随着库区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成为亟待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本课题组调查情况，这些问题大体如下：
峡工程建设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未能纳入工作范畴。“自然遗产”保护问题缺少专题规划。主要原因一是三峡工程建设早期，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提出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和目标；二是当时人们对大型工程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三是受到当时国家财力的限制，因为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曾制定过库区民族民俗文物保护的规划，可惜未能得到经费的支持和落实。为弥补这一历史遗憾，本次规划中将“库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纳入规划工作范围。此外，库区“自然遗产”保护问题也一直未能制定专题规划。
出土文物的修复、保管、陈列展示及科学研究工作亟待展开。三峡工程建设时期大量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还没有得到修复，同时，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文物目前普遍缺少妥善的保管条件，文物安全保护迫在眉睫。这些历史长达万年、门类众多、包含不同文化信息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被深锁在简陋的临时库房中，绝大多数没能得到陈列展示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同时这些出土文物的专题研究工作明显滞后，从而影响到对文物多方面价值的认知和系统利用。此外，库区发现的一些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和利用价值的大遗址亟待给予专门的规划保护，并将它们纳入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利用体系中。
迁建文物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三峡工程建设时期集中迁建的地面文物有的已复建完成，有的还在复建过程中。部分有一定科学、历史、艺术、文化价值的拆除文物因为受到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和经费制约而未能列入原复建计划，现有待列入复建计划。
所有的十多处已复建完成的文物迁建区还普遍存在未能合理有效利用、缺少展览内容、环境急待改善、缺少旅游配套设施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这些迁建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有的重要的迁建文物与周边的环境还不够协调，由于其文化环境的原真性受到损害，因此其文化影响力和旅游价值有所降低（如云阳张飞庙、奉节白帝城等），亟需通过本次规划改善、修补这些珍贵文物的生存环境，恢复和提升其文化价值、文化影响和文化吸引力。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任务繁重。部分迁移城镇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三峡工程建设时期被拆除后，因为新的建设成本的上升而无法复建（如部分影剧院），这部分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专业文化艺术团队也失去了活动场所，新建城镇的文化中心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这一问题在秭归、云阳、开县、奉节、万州等地都普遍存在。
三峡工程建设时期工作重点在“移民”，新城镇建成后，有的文化设施迄今无钱建设，有的虽已建好但也处在“欠债”生存的状态。加上库区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有的已建成的文化设施与国家规定标准还有较大距离，更谈不上适应库区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库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广播电视系统的建设涉及到库区千家万户的基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感情及文化安全，但由于库区长期属于经济贫穷区和限制开发区（在三峡水库建设论证期的30年内，库区一直处于限制开发状态；三峡工程建设时期，库区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工程做好移民和搬迁重建工作），加上复杂的地理条件，库区不少县、区在广播电视建设方面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库区文化遗产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及文化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目前，除重庆主城区之外，库区缺少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品牌和大型骨干文化企业；缺少重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库区还没有一家有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园。库区文化资源分散而缺少整合，甚至还存在内耗现象，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缺少统一规划。库区人民的文化消费力不足，文化市场有待培育。
库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和利用事业及文化产业人才严重不足。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工作滞后。调查发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单位已经10年未增加一名工作人员；库区高端的文化基础研究工作、文化产品研发力量也十分不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库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移民安稳治富、文化核心竞争力建构等工作的深入开展。
着眼于文化系统的重构
对三峡库区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文化重构”的重大任务，为什么呢？
首先，水库建设打破了原先的三峡库区文化体系。以文化遗产而言，库区淹没的及拆除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就达数百处，即使是那些迁建文物实际也都失去了它们原先生存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被淹没的文物当然更是无法再现。新建的县城“千城一面”，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特色风貌。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需要补偿，即如何通过规划进行库区文化重构首先就牵涉到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包括迁建文物集中保护区及其生存环境的建设、出土的文物修复并通过陈列或大遗址保护工作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予以文化系统的重建和文化价值的再实现。总之，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遗产保护是库区“文化补偿”和“文化重构”的重要问题，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
其次，原先的县城、集镇等社区已有它的文化生活体系，现在，整个库区新建的不同规模的聚落个体及其整体、新建聚落和库区其他原先聚落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文化重构、调整和文化整合的问题。这也是牵涉到百万移民和库区人民的文化情感、文化心理、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所以在文化规划中就不能只考虑“移民”的物质需求和补偿问题，或仅限于“屏障区”的问题，而应着眼于整个库区文化系统的重构和资源整合问题，实际也是库区民众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及国家与库区人民之间“文化利益共同体”建构的问题。
最后，库区社会还存在着与重构的库区自然生态环境重新协调共存，即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问题。这看上去是一个环境保护问题，但从深层次上分析，它更是一个包括库区人民的生产方式、产业布局调整、生活模式、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文化及伦理问题。三峡库区作为限制开发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国家更应通过财政支持的方式尤其是支持库区文化业发展的方式，肯定和补偿库区全体人民对保证三峡水库安全运营所作出的综合性贡献。
其实，未来十年发展也会提出文化重构等问题。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和库区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会越来越成为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况且，即使是今天文化设施已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少数区县，在未来十年中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及乡村农民文化需求的提升还会出现更高的文化发展要求，为此，如何在这次规划中能够考虑到适应未来十年发展而使库区文化规划基本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库区调研时，几乎绝大多数区县的领导者和专业人士都反映，库区的最大资源是“文化”，但最缺的也是“文化”。为什么库区不同区县会有共识？这只能说明“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确实是库区人民目前十分关心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调查中我们获知：在库区农村，有的农民连电视还看不上或用不起。库区人民目前吃饭没有问题，问题是文化发展太落后，如果农民连党的声音都听不上，还谈得上对其他的科学文明知识的了解和吸收？如果先进文化进不去，落后文化就会泛滥成灾；如果文化产业不能发展，落后产业就会取而代之。为此，在本次规划中和未来的10年发展中，加大对文化的大力投入，加速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调整库区产业结构布局，压缩一般性工业和传统农业比重，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保证库区包括移民在内的民众的安稳就业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使之能够更加自觉地齐心协力保护库区生态环境，进而推进在库区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