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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

一　《清史稿》撰述人群体的形成
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国务院呈请设馆纂修清史，其中云：“我中华民国……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撰……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鉴于无穷”1国务院的呈文正合袁世凯的口味，借修史以网罗前清遗老，也是袁氏心愿，正如郑逸梅所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撰清史”2。当时文坛巨擘莫如康、梁二人及章太炎，然康、梁皆为旧维新派，袁世凯断不会让他们主书；章氏为革命党人，当时正被袁软禁北京装疯卖傻。宣统逊位后，多数满清官员退居东北、青岛，尤以青岛为渊薮。原东北盛京将军赵尔巽与袁氏关系较好，且为满宦寓公之魁。史馆总裁既要满清贵宦，又要与己要好，因此，袁最终选定赵尔巽出任清史馆总裁。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汉军正蓝旗，山东泰安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及第，任御史。其弟赵尔丰，清末四川总督，辛亥革命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革命爆发后，时任东北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3，公然以复楚之申包胥自居，国变后，隐居青岛。
民国三年八月，袁世凯派贴身秘书吴缪携亲笔信前往青岛拜访赵尔巽，赵以“修史与官服不同，聘书亦非命令”而欣然从命。次年，赵尔巽到达北京，并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4袁满口答应，并拨给充足经费。
史馆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史馆初开，赵尔巽立即“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5，先后聘请提调：陈汉第、李经蕃、金还、周肇祥、邵章；总纂：沈曾植、宝熙、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李家驹、劳乃宣、金兆蕃、吴士鉴、秦树声等；协修：姚永朴、姚永概、袁金铠、张书云、张尔田、陈敬第、袁嘉谷、俞壁云、李葆恂等；校正：吴缪、李景濂、成昌、金兆丰、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等；收掌：朱孔彰、唐邦治、袁克文、金梁等；后来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奭良、瑞洵、朱师辙等。其中沈曾植、宝熙等57人未到馆，尽管如此，尚有100余人进入清史馆。
二　《清史稿》主要撰述人事略
柯劭忞，字凤荪，号蓼园，山东胶东人。光绪丙戌1886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等。一生对蒙古史、元史用力颇深，集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257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赠予名誉博士，时晚清民初诸儒，获外国博士者惟柯氏及徐世昌二人。逊位诏下，柯痛哭，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君自顾儒臣，国亡无所自荩，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6在馆日，撰史稿之天文志、臣工列传，总阅本纪，整理儒林、文苑、畴人等传。赵尔巽死后，代理馆长，史稿卒赖以成。
缪荃孙，字炎之，号倏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丙子1876科进士，授国史馆一等编修，因论学忤总裁徐桐，离京出走，先入淮安丽正书院，后至武汉钟山书院。张之洞于湖南推行新政，缪氏积极赞襄并奉命赴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主办江南图书馆。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先生身为旧史，生平网罗文献，有遗山石园之志”7。在馆日，主持儒林、文苑、孝义、隐逸、土司5传。
夏孙桐，字润枝，号润奄，浙江会稽人。家世以文学显，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学问淹洽，文词雅赡，朝章国故，尤为研习”。曾任湖州府知府，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专任嘉、道、咸、同4朝臣工列传，循吏、艺文两汇传。“先生在馆，以老宿重望，隐然如万季野之主修明史。”8一人成稿近百卷，于《清史稿》功为最高。
吴廷燮，字向之，号景牧，江苏江宁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科举人，辛丑1901署太原府同知，次年，赵尔巽任山西巡抚，邀署太原府知府。民国成立后，为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5朝本纪，大学士、军机大臣、疆臣、藩部、部院大臣5年表。
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人。光绪十二年科进士，“为文华赡藻丽，词出于韩李二家，而博识强记，凡经史滞义，古籍错讹，训诂考订，精赅允当，突过前人”9。光绪三十二年任新疆布政使。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整理咸、同朝臣工列传，修正属国传。
金兆蕃，字钱孙，浙江嘉兴人。光绪十九年1893科举人。“君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及南下，一意于经世致用之学，戒子弟勿重科举，戒女勿缠足，转移风气，为时导师。”10民国后，为北京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升总纂。在馆日，成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5朝本纪，康、乾朝臣工列传，整理孝义、后妃、列女等汇传。
马其昶，字通伯，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早年从吴挚甫受业，光绪间任学部主持，京师大学堂教习。“其文之朴茂，尤近南丰，盖吴先生后一人而已”11，为文不尚浮词，散文清淡简朴。章太炎笔锋尖刻，少有许者，然曾与抱润翁书云：“平日观先生文字，亦谓世人所能为，比观文士手笔，求惬心者千百不得一，返观尊作，真如孤桐绝弦，其声在尘境之表矣。”12国变后，澹于荣利，闭门着述，以终其身。而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总纂。在馆日，成咸、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
张尔田，字孟恂，号遁堪，浙江钱塘人。家以文学显世，代有撰述，称为清门。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孙德谦齐名，时人目为“海上三子”。三子之中，国维颇有创建，然好趋时；德谦只词碎义，篇幅自窘。国维于史重地下文物，孟恂于史重文史互证。虽合同析异，皆能推古人之意，欲光大浙东学派。所着《史证》8卷，日本列为大学研文史者必读之教科书。光绪间为刑部主事，后改官江苏试用知府。旋遭国变，遂退归故里，高隐不仕，潜心着述。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居馆数年，成乐志、刑法志、地理志江苏篇、后妃传、康熙朝大臣图海与李之芳传。“晚年笃信孔、孟，有犯之者，必大声所呼以斥，虽亲旧，无稍假借。”13金兆丰，字雪荪，浙江金华人。光绪壬辰1892科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在京师大学堂，“遴选教员，锐意改革，校务既振，学风大醇”14，为后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学术渊府，擘划之力为多。国变后，居家不出，惟以着述自娱。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在馆日，成礼志、职官志，同、光朝臣工列传。
清史馆除以上诸人外，主要撰述人还有满人奭良、瑞洵、成昌等。奭良，字召南，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早年颇负诗文，有“八旗才子”之称。光绪间，以旗人故，起家为奉天县令，后擢东边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为官在任，恃才招忌，故屡跌屡起。国变后，去官归京，惟豪奢之性不稍变。前历官任，皆膏腴之地，聚财甚多，然选色征歌，酒楼嗜欲，不数年，所有余资挥霍殆尽。归京时，“变卖家宅，犹得万余金，不过三年，又为告罄”15，竟至生计无着落。适清史馆开，赵尔巽招备顾问，奭良于满州文献，十朝掌故，矢口指陈，不得翻检，滔滔不绝。惟论事刻深，喜与人标新立异，文笔差弱，不长于史书编撰，故赵公安排：先从金兆蕃见习本纪，后从柯劭忞助述列传。在馆十余年，助金氏修正前五朝本纪，主成诸王传，分任康、乾朝臣工列传。瑞洵，字景苏，大学士崎善孙。少能文，慷慨尚气，光绪间科进士。朝考旗人，入词林，旋擢内阁学士，后出为科布多参赞大臣，不久因事被劾罢官，废置不复用。国变后，一心向佛，兼以诗词自咏，陈三立称其“精超绝俗”16。后归京，家贫甚苦，几断炊烟。清史馆开，赵尔巽悯其贫困，招助编纂。在馆日，独成德宗本纪和今上本纪。惟性情忧郁，常寂处一室，不与他人语，纵有会议，亦默坐无一言。因其祖父有过，弟又有过（瑞澄武昌逃跑事），愤世嫉俗如斯。成昌（又名骆成昌，满人增汉姓），字之蕃，山东布政使崇保子。光绪间中举人，少凭门阀，交游甚广，裘马荣衣，性忱风雅，酒楼茶肆，出入骚客之林。国变后，北归京师，于京西涞水购买田宅，续娶娇女，避世乐隐。过数年，家资耗尽，寄身正阳门外一旅馆，藉馆中剩食度日，布衣蔬食，形同寒素。清史馆开，赵尔巽聘为协修。在馆日，成邦交志，别撰氏族志。
史稿主要撰述人尚有秦树声、张钰、俞璧云、朱师辙、金梁等，他们或未成稿，或助他人成篇，不一一赘述。
三　《清史稿》撰述人关系考
《清史稿》文人圈为赵尔巽一手缔成，它主要有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我这里权称旗人为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旗。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之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
桐城派：清代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提倡古文形成桐城古文派后，此派在清代文坛一直影响很大，当时有人曾惊呼：“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17清史馆中，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三人同乡同里又同为吴挚甫高足。永朴“始治古文辞，后乃专志读经”18。永概“诗文才气俊逸，足使词皆腾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也”19。二姚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之裔。“叔节（姚永概）者，马其昶之妻弟也。”20王树楠，“幼从黄子寿学骈体，后与吴冀州（吴汝纶，字挚甫，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游，顿改古文，洞明义法”21。时吴挚甫弟子满天下，清史馆中，马其昶、二姚、邵章、高步瀛皆出其门，“新城王树楠、通州范当世、侯官严复、畿道林纾四人者，皆执资请业愿居门下”22。柯劭忞虽为山东人，但青年入河南，皈依桐城古文派，“配吴淑人，桐城大家吴挚甫先生之女”23。江阴夏孙桐，自小受教于母姚太夫人，而姚夫人为姚鼐之裔，“桐城名家之女，娴文史”24。夏孙桐“甲申冬，送三妹嫁至京师同邑缪荃孙”25，因此，夏、缪二人当为同乡，且为亲戚。朱孔彰为朱师辙之父，朱家世习桐城古文，朱方饴为朱师辙堂兄，夏孙桐“女子之六，三女纬磷，适朱方饴”26，故朱师辙称夏氏为“夏闰丈”。河南秦树声为固始桐城派传人，朱师辙为其门下弟子，且为贵婿。秦与陈三立、柯劭忞又为光绪十二年同榜进士，秦、柯二人入仕后，诗词唱和，直至秦终。金兆蕃、张尔田、夏曾佑、邵章皆为钱塘人。张尔田曾师秦树声、章钰。邵章幼时与张尔田相善，共同切磋文章与书法。
八旗派：奭良为赵尔巽表侄，瑞洵与成昌为表兄弟，吴廷燮、金梁为赵尔巽幕府中人，唐邦治为赵尔巽家庭教师。吴、唐二人虽汉人，然清末达官集幕僚着书立说，相沿成习，故可列于赵氏门下。
四　结论
《清史稿》问世后，后人对其批评多而肯定少，既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对其政治观点和学术水平进行了诸多否定。然而，史稿毕竟凝聚着数十位知名学者14年的辛勤劳动成果，除具有“丰富之史料价值”外，在天道观、政治观、历史观、经济史观及学术水平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史稿因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有差异，水平有高低，功力亦不尽相同，故其所成稿件自有良窳之分。加之时势窘迫，仓促付梓，不成书时而成书，其失误之处在所难免。
史稿在思想观念及学术水平上的失误，有主观原因，亦有客观因素。就主观而言，除部分撰述人水平较低、用力不勤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陈腐。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27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28陈氏所言，确实道破清史馆诸公的心理。作为新旧嬗变之际的胜朝文人，远崇孔，近效万（斯同），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把这种陈腐的思想融入史书中，必定生衍出诸多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来。
总而言之，史稿撰述人因多为清朝遗臣，不论是治古文的桐城派，抑或是落意的清朝旗人，绝大多数史观反动，于修史均非所长，后人评史稿“史观反动”为第一罪，诚不为过。
注释：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279页。
2、《清娱漫笔》第12页。
3、《赵尔巽全宗》。
4、《逸经》第2期第77页。
5、《逸经》第2期第75页。
6、《遁堪文集》卷2。
7、《观所尚斋文存》第8页。
8、《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8页。
9、《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07页。
1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476页。
11、《陶庐文集》卷2。
12、《野棠轩文集》第10页。
13、《民国人物碑传集》第450页。
14、《涉冈集》附录。
15、《逸经》第2期第75页。
16、《散木居奏稿》卷首。
17、《晚清政治与文化》第16页。
18、《国史馆馆刊》1卷第3号。
19、《锐私轩续集》卷3。
20、《民国人物碑传集》第597页。
21、《辛亥人物碑传集》）第712页。
22、《桐城吴先生年谱》第37页。
23、《遁堪文集》卷2。
24、《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6页。
25、《观所尚斋文存》第21页。
26、《民国人物碑传集》第749页。
27、《元白诗笺征稿》第82页。
28、《寒柳堂集》第6页。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 》，200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