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综述

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于2000年8月22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故宫博物院承办。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60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博物馆、档案馆，以及美国、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高校，其中还有旅英、旅美的中国学者。此外，中、外学者20余人列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的范围较以往更为广泛。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50篇。会议先后进行了主题发言、大会发言和小组发言，气氛热烈。前辈学长学养深厚，立论高远；众多后学各抒己见，虚心向学。会议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拓展到文博、档案、园林等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趋向。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可以成为今后清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届会议反映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大家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满族何以能由关外的弱小民族而把握了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并进而主宰华夏大地。与会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多元因素综合导引的结果，而其中满族精神的凝聚力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戴逸的专题发言《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对满族最终能够取得全国的统一作了高屋建瓴的论述。认为满族的骑射尚武的精神、民族凝聚的精神、团结包容的精神、学习先进的精神是满族以偏居一隅的弱小民族得以征服中原明王朝的力量源泉。
二、有关“康乾盛世”的讨论。围绕“康乾盛世”，歧见甚多。很多学者认定康乾盛世是封建文明的鼎盛时期，应予充分肯定；一些学者对比近代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快捷的发展，认为盛世之说过于勉强。周远廉的《乾隆朝“大清全盛之势”》、李治亭的《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征》与马大正的《寻找18世纪中国的新视点——“康乾盛世”光环下的阴影》成为以上两种论点的代表。周远廉从经济的角度，即乾隆朝多次普免钱粮的历史史实认定其为全盛之世。李治亭以文化发达与否作为衡量社会发达与否的指数，指出康乾盛世的文化具有三大特征。马大正则从清代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对“康乾盛世”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清统治者的治边思想是以维持边疆地区的落后状态来求得边疆地区的稳定，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与政策宜作二点论分析，清朝统治者对边疆、疆域等有关世界大势缺乏认识，甚至无知。文章最后援引戴逸的论述作为结论：“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一历史真相，只有岁月推移，迷雾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疮才逐渐暴露，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多时间，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三、清朝出现的奢靡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变化具有镜鉴作用。李景屏的《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影响》及钞晓鸿的《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得失》论及于此。李景屏阐述道：“奢靡风气的形成，使得社会财富流向消费领域的趋势愈发严重。”“对奢靡生活方式的追逐必然造成道德滑坡、拜金主义泛滥、吏治腐败、社会犯罪严重、经济停滞、中西差距的扩大。因而当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咄咄逼来的时期，大清帝国已经难以招架。”钞晓鸿则认为，应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为准，作为正常消费与奢靡的区分标准。
四、清史与文博艺术研究交互融合，互相阐发。与会者提交的论文中有不少涉及清代艺术问题，范围相当广泛，论题颇多新意，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应该积极肯定的研究方向。单国强的《王鉴应属“虞山派”》一文，从王鉴的画学道路、师承范围、笔墨风格等方面阐述了王鉴对于清初画坛的影响，并澄清了王鉴的流派归属。聂崇正的《故宫倦勤斋天顶画与全景画探究》则把绘画艺术置于宫廷这一特定的环境空间进行研究，对绘画风格和作者加以考辨，为当时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实例。旅英学者张弘星的《海内外藏两组晚清宫廷战争画考略》在对画幅考察的同时，呼吁学界要重视和重新评价晚清宫廷在19世纪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中的位置。讨论会对戏曲、音乐等问题也有所论述，如郑珉中的《明清琴文化差异述评》、关嘉禄的《清代京剧的文化特征》等。刘潞的《〈丛薄行诗意图〉与〈清高宗大阅图〉考析》一文，以绘画为依托，研究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问题。蔡毅的《浅析雍正皇帝“禁锢”是促进其官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雍正朝的铜荒引发政府出台“禁铜令”论起，分析了禁铜政策是直接影响雍正朝官窑瓷器发达的因素之一。以上两文是文献与文物综合研究的良好范例。
五、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讨论。汪学群的《关于清前期学术的几次论争》综述为理学与心学之争、汉学与宋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美国司徒琳(Lynn Struve)的《明清之际“回忆录”的比较分析》，在对回忆录作者的社会阶层、性别与年龄区间，自我表现与情感暴露，回忆与叙述模式的比较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与英美“回忆录”文学之间的差异。朱东安的《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则分析了湖南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地理条件，形成其在清代汉、宋之争中的特殊性。
六、关于雍正帝即位合法与否问题。歧义产生在清圣祖的遗诏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中国台湾李学智提交的《关于清圣祖满汉遗诏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大家对文章中列举的新发现的档案材料进行了鉴定辨伪工作，对满文读音有不同的意见。李先生强调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为雍正帝篡立之说提供一些新的补充。
七、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张玉兴的《论历史上满族与“二臣”》一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学者们普遍认为此文立论高远。周京南的《晚清新政时期袁世凯兴学育才的构想及举措》一文，对袁世凯在晚清教育改革方面的评价问题有新的认识。
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会议上的研讨收获亦丰。对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走向，朱诚如的《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作了精辟论述，指出明清之际的中国存在四股政治势力，这些政治势力的衰亡与胜利都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天下大乱的时代，谁抓住了机遇，谁就会赢得胜利。高翔的《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首先界定了“近代化”的基本概念，即主要指以资本主义和人文思潮为标志的社会变革。清前期是中国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达的时期，特别是东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在清前期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这就是比较彻底地结束了宋明理学在知识界独尊地位，知识阶层的社会观念随之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趋势。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从新的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移位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讨论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
中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议题。其中既有综论，也有个案研究。哈萨克斯坦哈菲佐娃(Klara Khafizova)的《清王朝与哈萨克汗国的文化对话》从儒家文化、喇嘛教、民间文学、服饰与器物、饮食文化、中医药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个案研究有徐凯的《清使阿克敦的朝鲜采风》、吴伯娅的《蒋友仁与中西文化交流》、王晓秋的《晚清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外国研究》等。中外关系研究中，运用档案为第一手资料是其特点，以秦国经的《清季中国与新加坡关系丛谈》为代表。冯佐哲的《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文化交流》、中国台湾学者汤熙勇的《清代中国与朝鲜的海难救助政策及其意函》、韩国学者李奎泰的《析论清末朝中关系与李鸿章》、日本学者曾焕棋的《明清时代琉球册封使渡海之艰辛》等，对中外关系问题从不同的国别角度作了论述。
此次会议对清代的经济问题也有涉及，如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江南内河之水运》、张小林的《清代北京地区铺面房房契所反映的几个问题》等。
向大会提交的还有关于文献典籍、工艺与科技制作、宗教问题等方面的论文，亦颇多新意。也有从具体档案出发对一些案例进行透析的文章，使一些问题的立论更加确凿。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75周年。由故宫承办此次国际清史研讨会，表现了清史界和文博界要求互相学习、互相结合的愿望。历史研究与文物、档案、遗址、文献的研究应该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借用“文史相通”的说法来说明二者的关系是十分贴切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新的重大的科学发现，常常需要跨越学科的界限，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因此，可以说本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次方法论的尝试。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配合本次会议，联合举办了以清代纪实性绘画为主要展品的《清代历史图像展》，其中如《康熙南巡图》卷、《避暑山庄图》轴、《万树园赐宴图》横幅、《光绪大婚图》册、清末军队演练图等，均是观众难得一见的清代宫廷绘画的巨幅精品。学者们在会上研讨的一些问题，有的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可以找到有力的印证。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7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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