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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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声称为载道之书者”。[2](P11)“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2](P15)在章氏看来,古代没有什么经史之别,后世所谓经,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记载那些有关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学问。
从《六经》是史出发,章学诚指出,研究《六经》应从《六经》的具体事实记载中去领会其精神本质,《六经》不是空言,要从《六经》中学习其“切于人伦日用”的史学精神,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P1)“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2](P2)又说:“故无志于学则已,君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2](P41)章学诚认为,孔子删订《六经》,目的在于“明道”、“训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中得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所示人”。[2](P11)由此,章学诚指出,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六经是一致的。他说:“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2](P29)失却了这一宗旨,也就失却了史学的精神。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阐发治经治史宗旨一致的史学思想,是有学术背景的。作为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继承了自黄宗羲以来治学打破门户的思想,对宋学的空谈和汉学的繁琐都进行了批评。在经史关系上,他同样打破畛域,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二者的一致之处,所谓“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门户之见也”。[2](P315)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指出《六经》皆古代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记载时事,用于时事的史,其中所蕴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经世”精神,正是史学的精神。可以说,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质上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互隔离的学术局面而做的全新尝试,其命题的用意,与前人的“六经皆史”说有很大的差异。

在探索史学发展出路时,有两项内容是章学诚极为重视的,一是他重视“史义”,二是他重视“变通”。而这两点,前者来源于《春秋》,后者来源于《周易》,都是发源于经书的。对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学,注意的很少。而实际上,这一点在章氏史学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学出路的重要一环。
“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史家作史“贵知其意”,“史义”是关系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问题。他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以“义”贯通之笔法,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着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P37)还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2](P40)很显然,章学诚重视史义,是从孔子修《春秋》而来。在他看来,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是存义的材料和工具,“史义”是史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体系。对此,他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说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P38)章学诚本孔子修《春秋》之“义”,加以发挥,指出“史义”的内涵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变、重视独创。在他看来,“史义”的消失,导致了史学的“放绝”。“史义”不能统领“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纪传之行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2](P4)后世史书缺乏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之“史义”,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作为例不纯,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可以说,章学诚敏锐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史学状况如果不加变革,传统史学便没有任何出路。
“史义”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中心,而《周易》的变通思想,则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过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易学见解,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易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于史学的独到见解。[4]在改变史学僵化局面这一点上,章学诚就首先论说《周易》之精义在变易,然后提出“变通”史学的见解。他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也。”[2](P1)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变通史学的根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2](P4)可见,章学诚吸纳了《周易》的变通思想,并以此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思所以变通之道”。
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2](P4)等等。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着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着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史学史上有创见性的史学着作,都吸纳了这一点。《尚书》“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迁将上古史着融会贯通,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其后,“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作了变通。接着“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又作了变通。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同样是吸取了《尚书》的精神,“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P4)由此,章学诚提出了变革史学的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2](P4)对于纪传体史书,当“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2](P4)恢复古代史学以“史义”为中心,以“圆神”为准则的创作精神,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目标。
章学诚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改造史体,就没有必要象《史记》那样强分列传、世家和书志。实际上,列传是传,世家和书志也同样是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着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2](P4)由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本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2](P81)这样处理史书编纂,其优点是“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日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除此之外,书中还应有表与图,“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着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2](P4)他之所以重视新史体中要有图表,是因为在他看来,“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阙一而不可者也”。[6](P635)章学诚以《周易》变通思想为依据,本着《尚书》“圆而神”的原则,试图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糅合在一起,带有探索新综合体的特点。他曾自负地讲,“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2](P4)点明了自己探索新体裁是与《六经》有密切关系的。对于章学诚在史书编纂上的这些有价值的探索,章氏好友邵晋涵曾评价说:“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即《书教下》)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2](P4)也指出章学诚是从“六经”引发出史体的创新。

章学诚以“六经皆史”论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史学出路,其变革创新意识颇引人注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章学诚的这种史学变革理论实际上又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章学诚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要为史学开新风,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的。在他看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行渐着,不得已而出之”。[6](P119)他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随时而创,即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制作”,“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6](P120)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多次提到“时会”,认为一切变革,都是“时会”使然,圣人也是随“时会”而“创制”,从而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章学诚认为圣人之道,当随时势的变化而加以损益,这样才能解决所出现的新问题以应变于无穷。他的这一思想见解,就使得他一再强调,研究学问要遵循“礼,时为大”的原则,要“贵时王之制度”,反对“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6](P231)故而他在论述史学问题时,彰扬“史义”,注重探索僵化的传统史学在新的“时会”下的创新,其“六经皆史”的理论正是“随时而变”思想的产物。
另一方面,章学诚所说的“随时而创制”,又是以儒家六经为准则的。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虽然也认为孔子所述六经之理,不能不随“时会”、“事变”而加以补充,但其历代相传的儒家的“所守先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易的。“时会”不同,“事变”出现,也只有沿袭历代儒家的正统学术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变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6](P139)“随时撰述”的前提是“贵约六经之旨”。章学诚下面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他在创新与因袭之间的矛盾,他说:“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6](P232)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章学诚主张随时制艺,但不可越出《诗》、《书》六艺所垂于后世的义理之外。古今损益,道有可通,“知时”而能“通古”,尊经而又有所变通,是章学诚的一贯思想。这样,章学诚的史学创新也是以“六经”为依据的,其“六经皆史”既体现了他试图创新的意图,又陷于“六经”而不能自拔,使得他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他的史学变革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周易》的通变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尚书》、《春秋》、《周礼》“圆神”、“方智”的状况,分析了它们相互融汇推移的过程,最后以《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精神为准则,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但同时,他也在这一点上陷入矛盾,使自己的史学变革处于两难之境,他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史学“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的局面,但又无法找到新的理论依据。章学诚通过对“六经”的理解,阐发史学通变的思想,别具一格,自有蹊径,虽无法走出传统史学的藩篱,但却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史学求新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参见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于《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仓修良《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4]吴怀祺.章学诚的易学和史学[J].史学史研究1997(1).
[5]王记录.《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1).
[6]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转自智识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