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蓉-论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问题

阿芙蓉-论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阿芙蓉-论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问题


鸦片战争前夕,美国人遵式具结对当时及以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夕中外具结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研究有关美国具结问题的论着很少,看法亦很不一致,甚至有偏颇之处。鉴此,笔者拟对鸦片战争前夕美国具结的情况、原因和影响等作一初步探讨。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采取了“缴烟、具结”的外贸政策,旨在断绝外来鸦片。众所周知,美国人遵式具结,成为林则徐具结政策的模范执行者。林则徐、邓廷桢等当事人及时人皆称美国遵式具结,后世之人亦因袭其说。但是,姚薇元先生在考证了美国遵式具结的情况后,却认为美国人所遵结式并非林则徐缴烟期间所颁发的结式;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谓皆遵式具结,误”[1] (p.37—38)。一些美英学者亦认为:美国最初具结进口所写的结式并非林则徐颁发的第一个结式,结式里并没有“人即正法”之语(注:丹涅特着《美国人在东亚》.84 页;埃德加·霍尔特着《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113页; 大卫·爱德华·欧文《1839年的危机》,《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187页。)。为了解决美国遵式具结的提法是否有误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对林则徐颁发的结式及美国人遵式具结的情况加以考察。
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公历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宣布缴烟、具结的禁烟政策,即“将已来的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永断”[2](p.25),“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 ……收明毁化……一面出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申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3](p.59)。 二月十三日(3月27日),有40多位来华外商及船主签字保证本人, “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但又要求将“永久禁止一切来人夹带鸦片”和再有夹带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等事交给各国领事、总管等人办理[3](p.67—68)。美国商人记连等人也在其中签名。
为了规范具结行为和催取各国商务代表汇签的集体具结,林则徐于二月二十一日(4月4日)拟好了具结样式(本文称其为第一份结式),内容如下:
具甘结英吉利领事义律、副领事参逊,率领英国夷商等、港脚夷商等、麽噜夷商等,为出具切结,永断鸦片事。结得英吉利国及所属各国夷商,久在粤省贸易。渥沾天朝恩泽,乐利无穷。只因近年有等贪利之人,私带鸦片烟土,在粤洋趸船寄顿售买,有干天朝法纪。今蒙大皇帝特遣大臣来粤查办,始知禁令森严,不胜悚惧。谨将各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官,恳求奏请大皇帝格外施恩,宽免既往之罪。其已经起空之空趸,均令驶回本国。现在义律等禀明本国主严示各商,凛遵天朝禁令,不得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并不许制造鸦片。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伏罪。至现春夏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十九年二月 日[4](p.185)[5](p.34)
结式不仅规定对罪犯处以极刑,而且还要求各国外商及领事替他们的政府答应禁止生产、制造鸦片以及不将鸦片输入中国,同时还要替本国以及外国商人答应不再向中国贩运鸦片。美国领事、商人和船主与其他各国领事、商人一样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和行动。
二月二十六日,广州知府传谕美国领事、荷兰总管等具结,但他们都拒绝了,理由是“事先未与本国政府磋商”[5](p.35)。 三月初三日,美国领事士那一面向林则徐禀称遵谕本国人不再贩运鸦片来中国内地,一面说明美国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同英国不能相提并论,在接到国主命令前不能取呈甘结[3](p.80),一面将问题呈报华盛顿请示。 三月初六日,林则徐指出士那的禀词虽“属正确”,但通知违者回返本国之语“实不能谓为符合新法”[6],“夹带来粤者饬令回去, 与遵依法律之语,自相矛盾”[4](p.162—163)。
三月十九日,广州恢复对外贸易,但仍暂扣包括美国烟贩记连在内的16名鸦片贩子。三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下令驱逐16名鸦片贩子,令其具结不准再来,并发给具结式样(本文称为第二份结式)。式样如下:
某某国商人某某等,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总督大人林、邓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远商等今不敢违命,结得某月某日由省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结是实。
道光 月 日结。”[1](p.37)
四月十五日,美国鸦片商人记连遵式具结,保证月内回国。记连的结式如下:
米利坚国夷人记连为遵谕出结事:现奉钦差大人、总督大人宪谕:速回本国,不准稍延,并令出具永远不敢再来甘结缴案。记连今不敢违命,结得本月内由本国边治文船开行即去,嗣后不敢再来也。此实。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立此为据。[2](p.91—93)[3](p. 113—114)
广州贸易恢复后,美国领事士那竭力劝告美国侨民与英国人一道撤至澳门。四月十二日(5月24日),士那撤至澳门。但是, 美国商人却别有怀抱,不愿撤离广州了[7](p.70)。在四月十三日呈文国会前,广州的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表示决不再贩卖鸦片,“不论我们以道德和慈善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都极愿见到中国的鸦片进口和消费得以完全终止”[8](p.70)。据统计,到四月十九日,在广州的外国人大约有25名,都是美国籍[9](p.260)。
五月初一日(6月11日),美国货船“巴厘斯”(Paris)与“楠塔斯克特”(Nantasket)首先具结入口。 只是结内无“人即正法”之语,仅证明船内确无鸦片。到五月中旬(6月底),美国商船已有11 艘具结进口[10](p.236)[11](p.132)。美国人同意了一种形式上大为修正过的甘结,“那条引起反感的处极刑的条款并不在几个美国商人所签署的甘结上”[12](p.113), “美国船只是签署了一种修订过的甘结,其中只字未提处死,但新的外贸规定明确表明,中国人没有放弃他们的权利”[13](p.187)。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五月十三日,林则徐再次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本文称为第三个结式),同时在《中国丛报》1839年7月号上刊载[14](p.193)。其式样如下:
具切结……国,船主……,兹奉天朝谕令,厉行禁止鸦片;并经剀切晓谕,一切应照新章办理,本夷商凛遵之下,不敢丝毫违背。查现到之夷船并未夹带鸦片,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 年 月 日……于广州”[15](p.266)
这个结式主要针对的是各国续来货船和不贩卖鸦片的正当商人的。为了争取各国商人、船主具结进黄埔,恢复正常对外贸易,也为了与已具结的美国商人、船主的结式一致,第三个结式的内容和词句较之第一个结式的内容和词句作了修改,结式里已见不到处死字样,然而法律上的规定并没有改变。因为经过调查,林则徐逐渐了解到除英国属地和土耳其生产、制造鸦片外,其它国家并不生产制造鸦片,再以第一个结式那样谨严的语句和内容对待各国商人并不合适;而且对于要求进埔贸易的商人来说,要求他们对其他人负连带责任亦不现实;同时,林则徐虽然早已主张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16](卷六,p.31),但仍须奉到敕颁新例,始能奉行。而美国货船在五月初一日(6 月11日)就已进口,其时“新例条款尚未颁到”,故“结内字样,稍近混涵”[2](p.169)[3](p.165—166)。
直到八月底(10月初)林则徐依新例颁布新结式时止,美国等国货船所具之结肯定没有“人即正法”之语;但并不是皆未遵式具结。姚薇元所说:“在新例结式未颁以前,美利坚诸国货船所具之结,必无‘人即正法’之明文。《魏记》(即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谓皆遵式具结,误。”[1](p.38)姚说只对了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结论显然有误,他没有注意到林则徐所颁的中历五月结式。而魏源“时西洋弥利坚诸国,皆遵式具结”[16](p.139)的结论是正确的。
五月二十二日(7月2日),“美国商人招集会议讨论出具甘结事,甘结是用中文写的,虽然以往是用英文。经过与浩官协商之后,美国的船长们,遵照中方的要求,于(公历)七月三日在甘结上签了字。这甘结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他们在中间签了字”[17](p.187)。 拉托勒特在《中美早期关系史》中也作了记载:“到了七月三日,才由许多美国商人和船主,签具了一张词意比较温和的‘甘结’。”[18] (p.68—69)这证明美国人是遵照林则徐五月结式具结的,而美国副领事也是同意甘结内容的。
后来美国领事士那因商务需要,并征得广东当局同意,于8月22 日由澳门动身前往广州[19](p.268①p.292—293页),直到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英国封锁广东前仍在广州[2](p.176 —177)[3](p.154—156)。在澳门的美国领事士那八月十八日向林则徐保证:“今留泊外洋面米国商等,可保无一人是在广东卖鸦片等情”,并保证“自今以后,米利坚国人,凡事皆以合法而作”[2](p.119 —120、129—130[3](p.154—156)。到9月的某一天,具结后进入黄埔的美国船有11艘[20](p.266)。至八月十一日(9月18日)美国等国已具结进口船25只[21](p.686)。
五月上中旬,清政府相继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洋人带卖鸦片入口治罪专条》。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 林则徐按禁烟新例拟具了新结式(本文称其为第四个结式)。新结式内容如下:
具切结英吉利国货船主 夷商 率伙计及雇佣人等今赴天朝大宪台前,结得本船装载 等货来广贸易,懔遵钦定新例,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有一两鸦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若查无夹带鸦片,应求恩准照常进埔贸易。良歹分明,情甘帖服。所具切结是实。
道光 年 月 日 具切结英夷船主
夷商”[2](p.120—122)[3](p.144—145)
九月二十日(10月26日),林、邓要求广州府向美国领事士那转发新结式,要求“嗣后花旗来船,皆须令其照式具结,方准进埔。嗣后凡不如式之结,一概不准进口”[2](p.131—132、147—148)[ 3] (p.165—167)。也就是说,十月(11 月)以后美国商船进口贸易者皆应遵照林则徐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所颁结式具结。据林则徐奏报, 九月二十八日各国已进黄埔之船共有41只[21](p.698);到十月三十日各国商船具结进口者56只[22](p.361); 至十一月初五日各国遵式具结者已有船62只,而美国之船已来45只(注:各种统计数据有出入。据林则徐统计,到十一月初五日美国之船已到广州45只(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卷九,712—713页)。而据1784—1844年美国对华贸易统计表记载,美国1839—1840年在广州进出船只35只(见《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288页)。两者相差10只之多。笔者认为, 这其中多出的船只可能有两类:一是非法转移到美国旗帜下的英国船只;一是美国船只的重复进出口。本文依据的是林则徐奏稿上的统计数字。)。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中英贸易完全断绝。林则徐补充了八月结式的内容,规定各国出入商船须添具“不敢暗代英夷运货”切结(姑称其为十二月以后结式或第五个结式),并在入口时查验无弊,方能准令开舱贸易[21](p.763—764)。自英国贸易断绝后,美国人仍遵式具结进口,“受利益已数倍于往年”[3](p.189);美国罗素公司(Russel & Co.)收买的“甘米力治号”英船就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40年6月22日)封港前的最后时刻派到黄埔的[23] (p.266—267)。英国封港后,美国等国才没有船只具结进口[21] (p.878)。
可见,美国遵式具结所遵之“式”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林则徐颁布的第一个结式,而是按照林则徐第一个结式的精神略微作了修改的第二、三、四个结式。由于美国等国领事、商人、船主的共同反对,第一个结式并未被美国等国人接受。首先具结的美国人实际上只签具了与第三个结式内容相似的甘结。根据新例拟订的第四个结式颁发后具结进埔的美国等国商船才按第四个结式签具。中英贸易断绝后,美国等国商人则需签署第五个结式。林则徐驱逐的鸦片贩子则按第二个结式即《永不再来甘结》签具。

为什么美国人不与英国人一致行动而要遵式具结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追求贸易利益,是美国人遵式具结的首要原因。
为了最大限度追求贸易利益,既是美国人留在广州的原因,又是美国船首先具结进口贸易的原因。这就如旗昌洋行主持人福士所说:“我不是来中国休养或取乐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布或是买进一磅茶,我就必须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美国人没有女王来保证我们的损失云云。”[24](p.85)这典型地代表了美国人追求贸易利益的心态。为了贸易利益,他们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如在中英间居间贸易、把英国船以不正当的方式转移到美国人的所有权之下从事广州进出口贸易等等。
在早期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虽然对中国的贸易管理表示不满,并要求中国政府放宽限制。但是,以单个的贸易商人为主的美国贸易商人因为资历比较薄弱,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逞能,他们远比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更需要贸易方面的协调关系。为了利益,他们宁愿采取忍让和融通的办法,不愿意与中国对抗。
其二,与英国人在中国市场的潜在竞争以及与英国人不同的亚洲政策,也是美国人遵式具结的重要原因。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后来居上。美国船只首次进入广州,是在英国的优势地位已经巩固树立的1784年。美国对华贸易,在18世纪80年代后期,平均每年还不过5万两;而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则超过了500万两,不到50年,增长了10倍以上[25](p.4—5)。 美国进入广州的船只数量,在1800年,首次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美国进口船只较小,如果计算吨位,仍然始终没有超过英国。美国对华贸易额虽然超过东印度公司,也始终没有超过包括港脚在内的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进入18世纪90年代以后,在广州的贸易中,美国已经超过荷兰、法国等国,成为英国唯一的劲敌。特别是在1815年以后,美国开始采用飞剪船,大大缩短航行时间,加速贸易周转,为英国商船所不及。 这在1719 —1833年进入广州的西方国家船只吨位的变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26](p.11—13)。
表一,1719—1833年进入广州的西方国家船只吨位
英 国 美 国 荷 兰 法 国
年 代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1719 2 650 - - - - - -
1730 4 1495 - - 1 400 2 1300
1751 10 4700 - - 4 3150 2 4800
1790 46 29192 6 1970 3 2090 2 950
1830 72 54940 25 10000 5 4000 5 3000
1833 107 64493 59 24000 8 3200 7 2800
其他国家 合 计
年 代 船只 吨位 船只 吨位
1719 4 1344 6 1994
1730 1 400 8 3594
1751 3 2540 19 12190
1790 2 1400 59 35602
1830 5 1400 109 73340
1833 8 3200 189 97693
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获取优厚利润,美国国内掀起了一阵阵的“中国狂热”[27](p.7—8)。美国人直接从英国制造者手中购买毛织品运至广州,美国商人还与英国人争夺中国茶叶贸易。美国从中国输出茶叶数量极大,尤其是1839—1840年度增长尤为明显[28](p.296)。 如表二。
表二,1835—1840年度中国对美国茶叶输出表
(年度:自7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单位:磅
1836—1837 1837—1838 1838—1839 1839—1840
红茶 2916401 4900933 1650400 3596265
绿茶 13665055 10284134 8170667 15737332
总计 16581467 15185067 9821067 1933597
随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发展,美国在广州的贸易和政治地位逐渐取代荷兰、法国,仅次于英国,处于中、英间的中间地位,美国逐渐把中国作为其对外贸易和制造品销售的潜在市场。尽管美英在欧亚均有利益一致的地方,但是双方在中国市场上的潜在竞争逐渐明显。英国人企图在中国取得一些垄断或独占的贸易利益,让美国商人不安[24](p. 49 —50、61—69)。为了与英国人争夺市场,美国商人宁愿与中国协调行动,与英国分道扬镳。
同时,随中美贸易的发展,美国也逐渐形成着与英国不同的对华政策或亚洲政策。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美国对夺取中国或亚洲的领土或侵犯它们的独立和主权极不赞成,支持中国和亚洲国家维持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并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行使完全的主权义务[29](p.404),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 美国人承认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贸易,并承认中国有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权利,美国人如把鸦片运入中国须受到没收船只和货品的处罚。在林则徐广东禁烟期间及战后《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将鸦片禁运的规定留给中国政府处理,在禁烟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合作,就是其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处理的表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法律和主权表示适当的尊重,同英国人在中国的横行不法相比,当然会令中国人感动。尽管由于中国政府无力行使主权国家的职能,已被其不能执行有关鸦片的法令所证明,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在理论上仍然是值得称颂的,其在禁烟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态度也为美国政府及商人赢得了持身端谨的美誉。美国人会支持中国,在英国的傲慢和侵略面前美国人是中国的同盟者,这种看法和观念在道光时期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心中逐渐形成,对后来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三,从长远来看,鸦片贸易对美国人并没有好处,这是美国人遵式具结的又一原因。
尽管鸦片贸易利润丰厚,美国人早就参与鸦片贸易,但是与英国相比,美国在鸦片贸易上明显不占优势。美国并不生产、制造鸦片,从长远来看,仅从事于鸦片贩卖的美国鸦片贸易很可能受制于英国。一旦英国垄断鸦片贸易,美国鸦片贸易利益将消失。一旦中国禁烟失败,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的暴利也将消失,鸦片贸易利润不仅会降低,而且将趋于平均化。随之而来的鸦片泛滥局面,势必严重损害中国的正当对外贸易,美国贸易利益势必受损。因此,对英国的行动,美国公众不以为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见并不只以宗教界和慈善界为限,商业利益集团也有同感。“由于人数在1843年至1860年间两倍于英国人的新教传教士的宣传报告,美国公众舆论当时坚决反对鸦片贸易。至于美国在华商人,虽然其中一些人参加了鸦片贸易,却有一大批人反对这一贸易,并支持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谴责”[30](p.248)。 美国亨特氏《商人》杂志曾声称:“中国有规定其进口货性质的权利”,并指出:“虽然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已经为英国商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对于美国人并没有好处。一般的感觉是,鸦片的根绝将有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就像有助于中国的道德和健康幸福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各点上一样,是不谋而合的”[24](p.92)。遵式具结贸易,还可能继续维持鸦片贸易的走私性质,美国人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林则徐区别不同对待的策略,也是促使美国遵式具结的外在原因。
林则徐并不是不准许进行正常的对外贸易,只是有条件,那就是要具结。由于美国人愿意留在广州,并有商船愿意首先具结进口贸易,只是不愿意签署“人即处死”的词句。林则徐允许其进口贸易,除了未奉行道光的明令外,也不能排除林则徐以夷制夷的想法和区别不同对待的政策精神。这一点从林则徐的奏稿中可以得到证实。林则徐奏称:“自严办鸦片以来,各夷埠均有传闻,以鸦片出自英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如连国、瑞国及单鹰、甚波立等国,历年不过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荣之象。而米利坚国之船现来四十五只,则比往届全年之数已有浮多。尤见天朝声教覃敷,并不少此英吉利一国。”[21](p.712 )林则徐还奏称:“查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及佛兰西尚足与之抗衡,然亦忌且惮之,其他若荷兰、大小吕宋、连国、瑞国、单鹰、双鹰、甚波立等国到粤贸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21](p.794—795)。

美国人遵式具结,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美国成为当时最先具结、具结船只最多、受益最大的国家。
关于美国人最先遵式具结、具结船只最多的情况,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作了介绍,此处不赘。由于英国人退出对中国的贸易,美国人则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做生意,饱获利润。
其次,美国人遵式具结,打破了英国人在广州圈禁期间建立的外商统一战线,孤立了英国人。
在广州撤围、贸易复开后,美国人首先遵式具结留在广州,并首先具结进口贸易,这无疑对于打破英国领事企图建立的外国人联合战线具有积极作用。据当时任旗昌洋行经理的美国商人福士回忆:“当英国人离开广州的时候,义律亲自央求旗昌洋行跟着他的同胞一道走出,……我答称,我不是到中国来休养或取乐的,只要我能卖出一码布或是买进一磅茶,我就必须留在岗位上;我们美国人没有女王来保证我们的损失云云。”[24](p.85)美国人留在广州,英国侨民显然很不满意。义律大佐在1839年9月8日曾致函巴麦尊,强烈地评论了美商所持的态度[9] (p.267)。由于美国人的示范作用, 其他西洋国家也相继具结进口贸易,英国人处境极为被动。
其三,具结贸易的政策最初确实让美国人相信鸦片贸易将在中国绝迹,美国人也确实在广东不敢夹带、贩卖鸦片。
在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的初期,“中国沿海一带鸦片交易几乎已经完全停止”[31](p.262), 美国人在具结的当时“的确相信中国的外国鸦片贸易必会从此绝迹了”,“仅就签署这些文件的当时而论,美国人也许是完全具有诚意的”。在两万箱鸦片缴出之后,鸦片贸易差不多立刻又恢复起来,但是美国人还暂时信守他们的保结。当时任旗昌洋行主持人的福士在5 年之后记载道:“美国人一旦发觉退出这种贸易于他们有利,便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既怕这种贸易妨害他们的正经业务,也知道他们是在广州地方当局掌握之中,和英国人远处澳门、香港,为他们鞭长莫及的情形,大不相同。”美国领事士那后来两次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所知,在中国没有一个美国人以任何方式从事于这种贸易”[24](p.107—108)。这有违事实,且有为美国粉饰之嫌,但至少说明当时在广州的美国人确实不敢从事鸦片贸易。
其四,美国等国人具结后方能入口贸易,对杜绝鸦片由广东海关入口、保护正当合法贸易以及阻止广东纹银出口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当时具结入口船只查验的情况看,均无鸦片夹带,同时还有带来买货洋钱的情况出现。据林则徐奏报,到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已有九只船贩运洋米、棉花、黑铅等货,具结后查验进口,并带有买货洋钱十五万数千圆”[32](p.614);九月二十八日,各国已进黄埔之船,共有41只,另“带洋钱一百一十二万余圆”[21](p.698); 十一月初五日,“至他国遵式具结进口,查无鸦片者已有62只,并据查报带来洋钱将及二百万圆”[21](p.712—713);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查本年夷船载运入口洋银,已经查验者有二百七十三万二千九百余圆,其未验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是此时外来洋银,实见旺盛”[21](p.742)。 由于广东外来洋银增多,市面银钱比价亦有所下降。到1839年底,“市面纹银价值,每两较前少兑大钱百余文至二百文不等”[21](p.742), 似系禁止鸦片的成效。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遵式具结的作用又十分有限,因为美国并非完全服从和接受林则徐的具结政策,并非不再染指鸦片走私,也并非不在中英之间做居间贸易。美国的这些行为当然是为了获取最大贸易利益,但它严重破坏了林则徐的具结政策,甚至迷惑了林则徐,导致具结交涉的最终失败。
1839年4月下旬, 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的司令官乔治·列德应广州美国人之请,率领“哥伦比亚”号和“约翰·亚当斯”号两只兵船抵达澳门,美国分遣队跃跃欲试。舰队的一名随军牧师称:“我毫不怀疑,夺取虎门要塞并要求立刻释放现被拘禁在广州住所中的美国人,对于本船上下全体官兵,会是一件佳节般欢欣鼓舞的事。”[24](p.87—88)在英国人离开广州以后,美国人一面遵式具结留在广州,一面呈文国会,要求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要求调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海面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并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采取直接行动;如果认为合宜,也不妨会同英、法、荷兰等国或其中任何一国的政府,共同行动,力求在安全体面的基础上和这个帝国建立商业关系”,商约中的条款,包括赔偿、税则及通商自由等[24](p.87—88),同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基本一致。后来由于中美贸易正常进行,与中国贸易有关的美国商人才力主慎重[24](p.90)。在战前战后,美国投机取巧、坐收渔利的行为,时人已有揭露。耆英指出:“英国首发难端,其余各国外虽恭顺,内实坐观成败。我能制服英国,彼即据英国之利以为己有,设有不然,则彼与英国气类相投,附而和之,其利仍在。即如英国犯顺之初,兵船本属无多,迨后日益加增,约计总有一百数十只……谓非与各国勾通,暗相资助,臣实未敢深信。今英国既遂所欲,英国何独不可资助各国。”[33](p.6—7)曾参与交涉的黄恩彤也说:“余每谓三国外若观火,内实狼狈,在西洋则不无蛮触之争,在中国则隐有辅车之势,必不肯戕同类,以媚天朝。”[34](p.434)可以说, 美国人遵式具结只是迫于无奈的机巧、权宜之举。
由于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林则徐具结贸易政策本身的局限,美国人对于具结政策中涉及连带责任问题和人即处死的规定持保留态度。美国人同英国人一样,不同意中国享有欧洲国家间通行的国际法准则规定的权利。美国公使顾盛致广州领事信函中就明确指示:“欧美国家组成一个国际家庭,以共同的文明和宗教、以条约、并以国际法而团结在一起。根据国际法……凡旅居或暂留在耶教世界中任何一国中的外国人,受该国国内法的管辖,且如果他在该国范围之内犯法而被控诉,应受它的法官审理。在耶教国家与回教国家间之往来接受一个不同的原则,即信奉耶教的外人不受本地当局的管辖,而(作为必然的结果)受公使或其自己政府的其他官员的管辖。这两条原则中之一条,将适用于美国在华的公民。……照我的意见,在亚洲回教国家中通行的有利于欧美人的规则,应在中国适用。美国人有受他们的政府官员的保护并受他们管辖的权利。”[29](p.403)战后,顾盛手订的《中美望厦条约》, 就将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的具体规定以及在中国沿海商埠之间贸易的规定等等纳入条约中,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否定了林则徐具结政策中有关中国对来华外人的管辖权的规定及对外贸口岸、外贸商人的限制的规定。
美国早就参与鸦片贸易,其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这已是大家的共识。美国在缴烟、具结以后并非洗手不干,他们只是在广东进口贸易的船中不再夹带鸦片,而在外海和其它沿海地区仍积极参与鸦片走私。据丹涅特的记载:“在保结签字三天之后,美国巡洋舰司令官乔治·列德从澳门向海军部长报告说:‘鸦片贩卖定是在此间沿海进行,因此如果听说有以美国旗帜保护走私的情事,我是不会惊奇的。……单是赶出沿海,无异准许它们再回来。但是我相信他们当中还没有这样刁恶的’”,美国人在给中国人的这件保结和给国会的这件呈文上签字的字迹,“并没有制止住签字人去规避,甚至公开去违反他们的诺言”[24](p. 108),“美国旗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于这种贸易”[24](p.108)。
同时,美国人还在中英之间进行居间贸易。林则徐开始时也默认这种居间贸易。“若因英国货船,被义律kèn@①阻不准进口,该米夷私行代运,尚在情理之中”[3](p.155);“查近来尖沙嘴各船之货,暗交花旗代运,进口者已不知凡几”[3](p.164)。美国领事也承认有这类事发生,“米国商等与英国相交贸易多年,或买手作物件,或相与往天竺地方贩卖棉花。今于英国船,尚有许多货在,英国船抛泊在尖沙嘴处,实欲进埔销售。……故米国船到尖沙嘴者,亦欲与他买卖货物后,到省城发卖,而转买茶丝等物回国也”[3](p.156)。但是,在中英虎门外沙角贸易协议将要达成时,林则徐谕令“不许花旗代运英夷之货”[3](p.166);在完全停止英国贸易之后,林则徐对各国的居间贸易就更是严禁了。而英国领事义律最初极力反对居间贸易,并强烈地抨击美国人所持的态度,但是到林则徐下令禁止英国贸易之后他又改变了态度,把它看作是他的政策的一种安全活塞[24](p.85—86)。
美国人留在广州不走,对英国人是有极大帮助的。“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有时把英国货装上船,绕一趟马尼剌,不开舱就运回广州,通过这样一套形式,来逃避法网。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被投入服务;其中恐怕还有不少空闲下来的英国船,这时都以一种极不正式的方法转移到美国人的所有权之下,而依照美国海事法,却是绝对没有资格悬挂美国旗的”[24](p.86)。后来义律对福士说:“女王真的应该向你好好道谢。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货物运进,并且运出大量的茶、丝。如果不是美国商行留在岗位上不动,英国人可能就进去了。我没有力量制止他们不去。”[24](p.85)可见,美国人的居间贸易,让拒绝具结进埔的英国人对华正常贸易不受损害,让英国人能够支撑到贸易当令的结束和发动侵华战争时为止,从而严重破坏了林则徐具结贸易政策。
尽管如此,美国人遵式具结对当时及以后的中美关系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人的遵式具结,不仅博得了广东当局的好感,林、邓等人就多次上奏夸奖美国人守法遵纪;而且通过林、邓等人的一再宣传,道光政府及朝中重臣对美国人形成了类似看法,以致在鸦片战争后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条约时,几乎没有波折,中国政府就答应了。在整个近代时期,相对而言,中美关系发展较顺畅,这都与近代早期美国人给中国政府及人民留下的较好印象密切相关。
[1]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林则徐.信及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
[3]林则徐集:公牍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382[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5]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A].齐思和.林树惠.寿纪瑜. 鸦片战争:第五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6]澳门月报,1839,(5).鸦片战争史料选译[M]. 广东文史馆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杜勒斯.中国与美国[M].p.21—22.转引自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M].北京:三联书店,1952.
[8]众议院档:一一九:二六一一,四○一一.转引自丹涅特. 美国人在东亚[M].姚曾yì@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9]澳门月报,1839,(6).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来新厦.林则徐年谱[M].增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牟安世.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2]埃德加·霍尔特.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A]. 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3]澳门月报,1839,(6),转引自大卫·爱德华·欧文.1839年的危机[A].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C].
[14]中国丛报,1839.(7).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5]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A].齐思和,等.鸦片战争:第六册[M].
[16]文庆,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M].影印本.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
[17]大卫·爱德华·欧文.1839年的危机[A]. 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下[C].
[18]拉托勒特.中美早期关系史(1784—1844)[M].p.113. 转引自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战争[M].
[19]澳门月报,1839.(8).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20]澳门月报,1839,(9),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21]林则徐集:奏稿中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2]林则徐集: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亨德.广州番鬼录[M].p.146—147.转引自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24]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M].
[25]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26]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7]陈庆华.鸦片贩子的美国人[A].列岛. 鸦片战争史论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1958.
[2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9]宓亨利.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0]赫维·圣·丹尼斯.中国面对欧洲[M].巴黎,1859.p.74. 转引自梅森.19世纪西方对鸦片贸易的评论[A].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1]澳门月报,1839,(2).转引自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3]陶菊隐.美国侵华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51.
[34]黄恩彤.抚远纪略:禁鸦片烟第一[A].齐思和.等. 鸦片战争:第五册[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找的左半部右加肯
@②原字为庄去掉土加异的繁体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