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安史之乱,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代,尤其是唐玄宗在位时期,更是巅峰中的巅峰,这么强大的大唐,它为何只是被安禄山搞了一下,说跨就跨了呢?
一,安禄山为什么要反?
我们先把目光放在安禄山身上,问他2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反大唐?他反大唐的资本是什么?
(安禄山剧照)
安禄山反大唐,主要是唐玄宗的平衡术,唐玄宗治国法宝就是平衡,哪方势力强大,就要弹压一下。
比如,唐玄宗一日杀三子后,太子之位空悬,寿王李瑁是最好的太子人选,但是李隆基却不声不响的选了李亨。
为什么?因为寿王的势力太大了!寿王是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的儿子,爱屋及乌之下,唐玄宗就很喜欢寿王,而且权相李林甫也支持立寿王为太子,最要紧的是寿王早年是由唐玄宗的大哥——李宪抚养长大的。
当所有有利因素都集中在寿王身上时,唐玄宗就习惯性运用平衡术,把寿王踩上一脚——立了无背景、无势力、无人缘的李亨为太子。
除了皇嗣问题,大臣他也搞平衡,比如张九龄下台后,为了平衡朝堂,他把大舅哥杨国忠提拔上来,专门制衡李林甫,不让其一家独大。
与此同时,军中也是大肆搞平衡术,唐玄宗最重视的东北边军与西北边军,早先西北边军是王忠嗣为代表,但是他势力一度膨胀,曾兼任四镇节度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令唐玄宗忌惮无比,指使李林甫大力一脚踩下,先贬为汉阳太守,后转为汉东郡太守,一年后暴毙。(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唐玄宗弄死的)
王忠嗣,其实就是安禄山的一个前例!只不过安禄山与王忠嗣不同的是,他是胡人,对国家没有那么高忠诚度,他有野心,他不甘心被唐玄宗摆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
安禄山在兼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后,就开始野心膨胀了,加之在平衡术下杨国忠不断地给他上眼药,终于打出了“清君侧杀杨国忠”的旗号起兵。
这就是为什么安禄山要反的原因。
二,安禄山有什么资本反大唐?
均田制崩溃,导致府兵制的消亡,募兵制崛起,才让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资本。
我们可以把国家财富资源看成一个大蛋糕,这个蛋糕让全天下的人来瓜分。其中统治阶层占了大头吃肉,广大地主阶级占一部分啃骨头;最后剩下小部分汤水,给全天下的贫民,这是2000年来不变的封建资本结构。
北魏时期,由于以前常年征战,人口调零,大量无主土地被国家捡了便宜,因此北魏孝文帝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贫民,这就是均田制。
50年后,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制定了府兵制,它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国家给农民土地,那么农民就要为国家打仗,打仗还要自备衣甲、马匹、武器等等。
大家看《木兰诗》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是府兵制中,士兵要自备武器军需。
二百年后的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再也无法运行下去了,为何?
因为土地是固定的,就那么一点,这200多年来,经历了隋朝一统,唐朝盛世,人口不断的增长,土地不断的分出去,能分的土地越来越少,到了唐玄宗时期,全国人口达8000多万,是北魏的几倍,早就无地可分了。
而土地兼并却日益严重,尤其是繁华地带的土地。兼之国家赋税又是以人身为本,本来他们家就没土地,还要交税,那当然是逃到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继续想办法生活,这就是浮逃户的来源。
由于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当府兵的经济基础,他们加入到逃亡的难民阵营,府兵制因为无兵可调而名存实亡。
但国家要用兵咋办?这时候募兵制就应运而生。募兵制在唐高宗时期就开始了,到了唐玄宗时期,更加蓬勃发展。经过开元、天宝的大治,国家积累了很多钱财,为募兵制提供了无限的动力。
因此,李林甫主政年代,唐朝实行了长征健儿制度,健儿指军人,长征指久住边境。
唐朝前期和之前的朝代,府兵制核心,都有一个政治底线,即在军队部署方面,保持内重外轻的局面。也就是说,全国的兵力,要有差不多一半是部署在长安周边,以拱卫京师,威胁地方。
到唐玄宗实行长征健儿制度后,军队是国家花大钱养的,有投入就要有产出,不然养那么多军人白白吃饭?于是,唐玄宗时期,特别多对外的战争,又因为对外战争多,不可能一直把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京师长安附近。因此,唐玄宗把全国大部分兵力,分别交给十个节度使管理。
久而久之,国家军力部署变成了外重内轻,中央掌控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这十个节度使掌握了大唐90%的兵力,尤其是安禄山,是继王忠嗣之后又一势力庞大的军官,他掌握着三个镇的兵力,而且是长期对外征战的精锐,用来对付中原老弱残兵组成的军队,简直是绰绰有余。
安禄山是胡人,他在边关镇守多年,威望甚高,加之他手头军队中的长征健儿,很多都是当地的胡人,与安禄山是同种,他还通过提拔一些亲信来掌控全军。
“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于行间。”——《旧唐书·安禄山传》
三,安史之乱带来的后果
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的节度使有样学样,成了割据的军阀,中央无法集权,皇帝的权威也一落千丈,文化也造成了割裂。
安史之乱前,唐朝人对胡人是很开放,很包容的心态,因为李唐皇室也有胡人血统。但是爆发安史之乱后,唐人对胡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分子对胡人的反感,产生了华夷之辩。
以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为代表,他们在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夹杂了华夷之辩的思想,尤其是韩愈,他因为反感蛮夷,导致对夷狄文化的佛教也反感,并力排痛斥。
军事上,安史之乱后是军阀割据,这些藩镇不但不听中央的命令,还多次叛乱。比如,唐德宗在削藩的时候,就接二连三遭到叛乱。刚开始,平乱战争还比较顺利,但后来各个藩镇联合起来反对他,有所谓的“四王”。
泾原兵马使的防秋兵,在路过长安的时候,发动了兵变,唐德宗被迫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结果遭到了朱泚的长期围攻,差点命丧奉天,后来帮他平定叛乱的朔方军节度使李怀光,紧跟着又发生了叛变,德宗又逃往了凉州。
国家在这些军阀的不断折腾下,民不聊生,越来越衰落,想搞生产,搞发展都搞不了,到处都在打仗搞破坏,处处白骨露于野。真应了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看现在的伊拉克)
宋朝成立后,吸收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杯酒释兵权,又重用士大夫制约武人集团,造成华夏尚武精神的衰退,所以终宋一朝,处处积弱屈辱。
后语:历史上,每逢大的动荡,都是因为社会资源分配出现了问题。
比如,草原民族为何老是入侵我们中国,经过历史学家竺可桢研究气象得出结论,每到天气寒冷的年代,草原民族一定会入侵,因为他们的牛羊大量死亡,没有吃的了,只能南下抢劫。(谁也想不到胡里改人竟然抢出了一个满清王朝)
同理,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动乱,基本都是草根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起兵。
再比如,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等,历朝历代,无数大小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才要搞事的。、
安史之乱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