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美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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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0页。)。这形象地道出了古老的中国在近代新陈代谢历程中的特殊之点。鸦片战争使中国不由自主地被迫从闭关到开放。
在近代世界历史的急剧行程中,西方的兴盛和东方的沉沦是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两大历史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国家,首得风气之先,乘经济、政治和思想革命的巨轮,率先闯荡全世界,“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并极力“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全球各地无不受到其冲击或震撼。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了。
在这种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面前,中国的出路何在?鸦片战争用血与火为这个复杂的问题作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腐烂了的封建主义决不能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范文澜语)。世界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发展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东方无论其文明如何久远与荣光,亦不可能游离于这个近代整体世界之外。不管愿意与否,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衰微的中国在满腔屈辱中揭开了新历史的第一页。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了(参见龚书铎、杨玉圣:《鸦片战争与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
中国必须面向世界;先进的中国人终于“睁眼看世界”。美国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新视野。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开创了解和介绍美国之风气的第一人”(陈胜粦语)。
如同中国当时的其他封疆大吏一样,林则徐初到广州时对美国亦所知无多,甚至连土耳其“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系米利坚所属之地?”也搞不清楚。然而,他能脚踏实地,不耻下问。林氏对中国人之了解美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主持翻译了被梁启超誉为中国“新地志之嚆矢”的《四洲志》,首次较具体地介绍了美国的方方面面。它与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起,构成了早期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主要资料来源。第二,在与英、美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明确提出了区别“英夷”与“米夷”的问题。这既与他的“用诸夷以制英夷”的思想有关,也与他对美国人的好感有关。林氏在《覆奏曾望颜条陈对关禁海事宜折》(道光24年4月25日)中指出,英国“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即美国〕及佛兰西〔即法国〕尚足与抗衡”,其他小国多仰其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驾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揆,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林文忠公政书》,乙集,两广奏稿,卷1,《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第1辑,第1分册,第164页。)。在林则徐看来,美国人“平素系作正经买卖,不贩鸦片”,而且“颇知倾心向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李定一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第106页。)。值得重视的是,对西方列强区别对待、“以夷制夷”,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有代表性的现象。如曾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的阮元(1764—1849),曾致函伊里布(道光21年)谓:“素知在粤通市各国,■咭利之外,惟咪利坚国最为强大,其国地平多米,英夷仰其接济,不敢触犯,而咪夷在粤向属安静,非若英夷之顽梗。若优待咪夷,免其货税,又将英夷之贸易移给咪夷,则咪夷心感荷天恩,力与■夷对抗且■夷之船码,多向海外各国租赁裹胁而来,若咪夷为我所用,则各国闻之,无难瓦解”。伊里布(?——1843)深以为然,遂在《代奏阮元联咪制■片》(道光21年正月15日)中称:“若假咪夷之力以制■夷,似觉事半功倍。虽以天朝之大,借助外夷未为正办,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说,而以夷制夷之法,汉唐以来,载于史策者不一而足,仿而行之尚非失体。且以招抚■夷与驱策咪夷,两事相提并论,亦属此善于彼。阮元之策,似亦不为无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裕谦(1793—1841年)亦在《制■可晓谕各国以夷制夷片》(道光21年2月29日)中奏曰,海外各国,“因英英逆滋事,贸易平常,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咪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均与该夷相等”,可“以夷制夷”(《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就是说,为了对抗赤裸裸的侵略者——英国,当时清政府要员中确不乏分化、利用“洋鬼子”者,“联咪制■”就是此一策略的运用。事实表明,这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但注意到美、英区别对待,总还算是明智之举。况且,亦非对美国有百般依赖的非份之想。比如,伊里布在他的赞同“联咪制■”奏折的结语中即不无疑惑道:“惟咪夷能否服夷■,果肯为我所用?此外有无窒碍之处?奴才未能深悉,即阮元离粤多年,亦恐不无今昔之异”。这尚不失为清醒之言。
作为晚清一代卓越的思想家、学问家,魏源同样是中国人早期开眼看美国的先行者。在《海国图志》这部巨着中,这位林则徐的挚友专门阐发了自己对美国的认识(《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
呜乎!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粮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施驱。可不谓谊乎?
“武”、“智”、“公”、“周”、“富”、“谊”,这6个字,简捷明了,提纲携领,把美国如何从殖民地独立为新国家及其崭新的政治体制、外交举措活脱脱地勾勒出来,不愧为大家手笔。不是说魏氏所言皆可尽信(比如,北美独立时,仅13殖民地,而非“二十部落”;那时北美人口总数已达400万之众,而非所谓“数十万黔首”等。),但他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说的肺腑之言,实乃痛快淋漓,迄今仍不无其发人深省之处。这是富有个性的一家之言;在水波不兴、闭塞封建的中国,尤不乏其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在近代,以中西政治制度相比较,以如此热情的字眼称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魏源是第一人。多年来,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历史地位,已为世所公认,而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推崇,却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熊月之着:《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人之有相对独立的美国观,自魏源始。

与魏源齐名、开中国人系统了解、认识美国之先河的,还有徐继畲(1795—1873)和梁廷枬(1796—1861)。
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中,徐继畲把笔触深入到美国这个谜一般的国度:首先,第一次把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意译为“米利坚合众国”,已相当接近于目前通行的美国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这与当时流行的美理哥合省国、育奈士迭国、咪■■国、合省国、花旗国等译名相比,“米利坚合众国”是一种更形规范的称谓。其次,较早扼要介绍了当时美国各州和领地的情况,而且注意到美国的States与中国的“省”的区别,在行文中用“国”来表示。再次,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一唱三叹,有其独到之见:“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瀛环志略》,卷9。)复次、首次把华盛顿(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当时亦译作华圣顿、睛乘敦、兀兴腾。间或也写成“哗■■”。)——美国“国父”介绍给国人。最后,第一次对美国印第安人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瀛环志略·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载:在美国西部,“尚有荒地数千里,……其土番总称因底阿。种类甚多,长大多力,五官停止似中华,面色紫赤,发与睛皆黑色,不解耕织炊汲,茹毛饮血,或啖果菜瓜,以草木为棚寮蔽风雨。夏月裸上体,腰围兽皮,冬寒则上体亦披衣。又有面涂五色、头插鸟翎以示武者。业惟渔猎,不知文字,病无方药,惟求持咒者叱解之。其人明信,知敬老,受侮必报,汤火不辞。无钱币,以树皮、珠石相交易,有头目,以约番众。”)。尽管徐继畲的个别提法不甚确靠,但总的说来,此段记载颇有价值。
梁廷枬与魏、徐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尝试着独立撰写美国问题专着——《合省国说》。该书以时间为经、事实为纬,融会贯通,开创了晚清以来中国人撰着域外国别通史的先例。在《合省国说》“序”中,梁氏这样表明了他对美国的基本观点:
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着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4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
在这里,梁廷枬夹叙夹议,把美国的民主、法治刻画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对这种“创一开辟未有之局”的新政体,梁氏不啻感而慨之、敬而佩之。对由选举而产生的“统领”即美国总统之“限年而易”,他印象至深;对美国总统之“殚精竭神”、“力守其法”的政治家气度,也不无钦羡。他既注意到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及其对防止权力泛滥的作用,也看到了法治的特殊功用。况且,还进而在《合省国说》中从地理环境、民情、政治等方面考察美国民主共和制确立的原因,“不但知其然,而且努力知其所以然”(熊月之着:《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82页。)。这是中国人试图对美国加以理性审视的最初起点。

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华盛顿(1732—1799)是随着“开眼看世界”思潮而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最早在中国塑造这一新共和国的领袖形象的是徐继畲。《瀛环志略》卷9述曰:
有华盛顿者,……少有大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王。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4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日贤,则再留4年(8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团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民齐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4年为任满,再任,则8年。
从这些记载看,徐氏主要是说明了华盛顿如何抗英建国的伟绩。以今人眼光视之,上述各州州长(即徐氏所说的“各国统领”)和美国总统(即徐氏所云“总统领”)的选举办法,既详且细,亦很民主,但所谓“总统领”由“各国正统领之中”推择的说法,显然与美国总统的选举办法相距甚远。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解甲归田、息影政坛,这是事实;亦确有部分军人曾想拥立华盛顿为国王之事,但笼而统之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王”,则未必尽是。瑕疵之外,更应看到的是,徐氏之不惜笔墨为华盛顿塑像,主要还是基于对封建专制的诟病、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称颂。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徐继畲在上述平铺直叙之后,旋加一按语,慨而叹之曰: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乎!可不谓人杰矣哉!(华盛顿纪念塔(1885年落成),内壁有190块雕刻之石,其中有一块石碑。即刻有徐氏此段按语。此碑前刻:“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着《瀛环志略》曰:……”,其后刻有:“大清浙江宁波府镌碑立石合众国耶酥教士识咸丰3年6月初7日”。)
此段按语,声势夺人,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一个开明的中国士大夫对美国开国政治家的仰慕之情。在这段按语的手稿上,徐继畲都曾加以浓圈密点,特别是在“几于天下为公”6个字下面,更是写了圈、圈了再写的。据今人分析,这很可能是他在写这几个字时颇费思索、考虑再三,最后才决定写上的(熊月之着:《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78页。),而这正是其闪光之处。
在封建的“天朝”,家天下,世袭制,独裁专断,泯灭人性,本乃天经地义一般。在这自成一统的闭塞氛围下,虽不乏有思想的异端者,但绝大多数还是安之若泰,更有感觉好得很者。然而,一经从闭关到开放,新信息即挡不住、新世界亦即遮不住了。华盛顿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恐亦应作如是观。
“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在中国,如此热情洋溢地称颂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徐继畲是首开先河者。此后,这位道德高尚的“美国之父”,就一直广受中国人民的尊重。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