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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见立夫：《满文大藏经》的探索、考证及其复刊

来源：《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满文大藏经》是干隆三十八年奉干隆皇帝的谕旨，同《四库全书》一起着手编撰的满文版《大藏经》，刊发于干隆五十五年。《满文大藏经》共有108夹，全书收录了699种佛教经典，共计2535卷。贝叶夹装，经页双面朱印，每页长73厘米，宽24．5厘米，当时总共仅印12部。据罗文华的论文，这些12部《满文大藏经》分别供奉在西藏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北京宗镜大昭之庙、香山宝谛寺、承德殊像寺、普陀宗秉寺、须弥福寿寺、盛京法轮寺、或北京故宫英华殿和雍和宫等等。干隆皇帝以文殊菩萨化身自居，君临于藏族、蒙古族、满族等藏传佛教徒之上。如果说编撰《四库全书》是干隆皇帝作为中华皇帝所完成的一大文化工程的话，那么，《满文大藏经》的发行，则是出身满族，又是藏传佛教徒，同时也是佛教保护者的干隆皇帝所完成的最大的文化工程。随着佛教在亚洲的传播，出现了用各种语言编撰的《大藏经》。而同《大藏经》的编撰和出版相关的研究也成了世界《东方学》和佛教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其中，《南传大藏经》中的《柬埔寨语大藏经》虽发行比较晚，但由于战乱而散失了多年。在柬埔寨恢复和平之后，笔者所在的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将所藏的世界上唯一的《柬埔寨语大藏经》做成影印本，送给了柬埔寨。对佛教徒和《东方学》研究而言，《大藏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世界藏学研究者和蒙古学研究者对《藏文大藏经》和《蒙文大藏经》的研究成果相比，到目前为止，《满文大藏经》却未引起世界满学研究者、清史学家和佛教研究人员的关注。其理由是，第一、由于《满文大藏经》的发行比较晚，作为满文资料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满文大藏经》总共只发行了12部，是极为稀有的资料，很难查找到。2003年，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对原本进行了复刊。加之，紧接着用CD—ROM的形式，德国Harald Fischer出版公司发行了英国伦敦Wellcome Library图书馆所藏的《满文大藏经》的一部分，并德国和中国研究者等还发表了关于《满文大藏经》详细的内容考证或论文。相信今后《满文大藏经》一定会引起满学、清代文化以及佛教研究人员的关注。与2l世纪学术领域的这种研究动向相比，日本研究者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关注《满文大藏经》。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学者搜寻《满文大藏经》的原因及经过，详细介绍日本学者在上个世纪对《满文大藏经》的探索和研究。
一、日本人为何对《大藏经》有浓厚的兴趣
佛教早在6世纪就已传到日本。在佛教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同时，日本人曾努力从中国和朝鲜半岛引进佛教经典集成——《大藏经》，并发行过日文版《大藏经》。在德川时代，出于对基督教的戒备，佛教受到了德川幕府的大力保护，并且由于与日本固有的宗教一一神道的关系良好，佛教寺院中建有神道神社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但是，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后，神道派开始主张反对神道和佛教并存，要求将神道作为日本的“国家宗教”，从而开始了排佛运动。日本佛教界一方面受到神道的攻击，另一方面，由于西洋文明迅速传入日本，使得日本佛教陷入危机之中。日本佛教开始面临向近代宗教的转变，佛教界内部也出现了革新运动，其表现一是佛教团体的组织开始变革，二是深化了对佛教的研究，也标志着既是近代宗教、又是一门学问的佛教学开始确立起来。
在同一时代，即19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同欧人种和其语言起源问题相关联，(印欧比较语言学)和(印度学)迎来了全盛时期，成了《东方学》的中心课题。“基础梵语词典相继出版，也开始编撰可信度高的大辞典，诸多学者争先拿出各种研究成果，英德法学术界的研究空前的活跃”。日本的佛教界也开始关注欧洲印度学界的研究成果，派遣数名年轻僧侣前往欧洲留学。这样，欧洲的印度学开始传入日本，作为佛教学而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在当时日本唯一的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于1885年首次开梵语课的南条文雄和1901年成为梵语讲座专任老师的高楠顺次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都曾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为了把在欧洲所学的印度学，即佛教经典确立为文献学研究方法论，而开始寻求作为其基础的典籍。在诸多的典籍中他们最为重视的是佛教文献集成的《大藏经》，而且他们开始收集各种语言版本的《大藏经》。高楠作为日本近代印度学、佛教学创始者而广为人知，他跨欧洲和日本从事的研究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尤为重大的成就是他编撰发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
明治时期日本的印度佛教学者(都是僧侣)均认为佛教发源于印度，经过漫长时间传到日本，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其内容同原本的宗教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为了解佛教的真面目，就必须尽量研究古老的佛教原典，尤其对内含梵语经典和旧佛教教义的保存完好的藏文佛教经典给予了高度关注。可以说，当时西欧梵语经典研究的成果，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日本人去学习和吸收。另外，河口慧海等日本僧侣，还进入了当时禁止外国人出入的西藏，试图把藏文大藏经引入日本。经过一系列努力，日本佛教学者在对佛教经典进行文献学校订的基础上，编撰出了《大正新修大藏经》。高楠在回顾编撰《大正新修大藏经》时曾说到：
当时所从事的一切研究活动和各种调查，都是为编撰大藏经而做的前期准备。我(高楠)还提到了前期准备过程中，曾向宫中(天皇)请示将满蒙藏三语大藏经保管在(东京帝国)大学。
二、义和团运动和《藏文大藏经》
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日本决定出兵干涉之后，外务省开始向各方面征集中文翻译。由于当时的日本中文翻译很少，大谷宗派的本愿寺(东本愿寺)的僧侣寺本婉雅被任命为驻北京第五师团翻译官。寺本在被派驻北京的前一年，曾试图到西藏，但以失败告终。到北京后，“他仍念念不忘入藏之事，在寻找机会的同时，开始潜心研究西藏”。如前所述，促使寺本如此向往西藏的理由，是由于他认为传到日本的汉语佛教经典都经过多次翻译，在传来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变化，难以断言所传来的是佛教的真实面目。在这一意义上，传承了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藏传佛教的经典很值得关注。因此，寺本为研究藏传佛教，收集佛教经典，开始着手入藏。他的这种想法和对西藏的向往，同几乎在同一时期计划入藏的年轻僧侣能海宽、河口慧海、青木文教、多田等观等产生了共鸣。
1901年9月17日，寺本走访了位于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和资福院。对得到藏文经典的经过和当时的心情，寺本有过如下的描述：“两寺因义和团运动处于荒废状态，进行掠夺和破坏的不只是义和团，还有八国联军。无人知晓这些圣典之珍贵，寺院中到处可以看到既不是欧文又不是汉文的一种异体的圣典，即藏文佛教经典散落在地上，任人踩踏”。目睹了这种惨状后，寺本意识到不能等闲视之，“于是同寺院内的喇嘛进行交涉，买回了这些藏文经典”。
事后，得到寺本的报告后，寺本的本院寺师傅南条文雄以慰问日本驻军和在京日本人的东本愿寺“慰问大使”的身份来到北京。据南条回忆，“在寺本的引导下，我们去了黄寺，委托驻军师团长山口素臣帮助弄到该寺所藏的《西藏大藏经》，山口素臣对此表示理解，说即便放在此处，也只碍手碍脚。于是，全部给邮到了(日本)”。
就这样，以义和团运动为契机，北京的一大批《藏文大藏经》被日本人收集并运往日本，其中“美本一部”由北京驻军师团献给了宫内省。该经典总计“八类，一百五十一部，三百五十册”，全部为(甘珠尔)，具体由“(一)绀纸金泥滕本；(二)白纸红字版本；(三)白纸黑字版本”三种构成。据寺本的说明，我在黄寺所买的版经为明万历三十三年复印版，写经包括明正德三年的内容，由“293函”组成，其中“内容重复和缺失的较多”，其内容也远不如后来的那批。被送入宫内省的经典，经过宫内大臣田中光显的努力，随即被送入东京帝国大学保管，后来由于关东大地震而几乎全部被烧毁。
义和团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所收集的另一种《藏文大藏经》来源于资福院，也有记录说该藏经是由寺本一人所发现。其中以康熙二十至二十七年印刻的《甘珠尔》105函1016部，《丹珠尔》252函5001部为主，同时还包括宗喀巴、章嘉一世全书等大量内容。这些佛教经典曾收藏于原东京巢鸭的真宗大学，后移至京都的大谷大学，保存至今。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所出版的《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的原本就是该《藏文大藏经》，而大谷大学所藏颇负盛名的藏语文献就是这样收集的。
三、奉天的《满文大藏经》和《蒙文大藏经》
继寺本等之后，日本的印度学、佛教学者继续探求《大藏经》。1902年，着名的中国史学者内藤湖南为了视察“俄国经营满洲的情况”来到了中国。在内藤从日本出发之前，高楠顺次郎对他说：“过去曾听欧洲学者提到青黛所译满文大藏经被保存在奉天，在旅途中如有机会，请务必查出其具体的收藏地点”。高楠之所以委托内藤，是因为在此之前内藤读完《啸亭杂录》后，曾写过关于《满文大藏经》的文章，二人此后有过一些来往。由于《藏文大藏经》在内藤去中国的前一年就已传入日本，高楠对《满文大藏经》或《蒙文大藏经》产生兴趣是可以想象的。此时的内藤还“不具备区分满文和蒙文的知识”，但他在奉天的黄寺和太平寺发现了满文、蒙文经典的存在，回国后告知了高楠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院长上田万年。
不久，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问题，日俄之间关系恶化，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奉天也被定为战场。高楠向宫内大臣田中光显进言收集奉天所藏《满文、蒙文大藏经》。但是，高楠在宣战的数日前，为募集外债，随同前往伦敦的末松谦澄去了欧洲。高楠在从日本出发前，“牵挂奉天所藏大藏经一事，再三向田中提出日本应收集这些藏经，临行前还口头请求前来送行的伊藤博文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从高楠和末松的关系看，高楠从欧洲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在任东京大学讲师的同时，也曾任过时任邮政大臣的末松的秘书。两人同一时期留学英国，有过一定交往。末松不仅仅是官僚政治家，对学术也有一定的兴趣，1907年曾被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高楠和末松及内藤等，在当时的学者、政治家、新闻记者之间，不像今天有明显的职业区分。因此，有必要留意他们的人际关系。对具肩负重大使命出使欧洲的末松而言，有长期留学经验，还曾是自己部下的高楠，是再好不过的值得信赖的随行秘书。另外，田中光显宫内大臣也曾是着名的文物和古籍收藏家。
在高楠和田中之间有过上述交流的同时，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受外务省的委托，以“调查日军在满洲的行政及其它”为由，于1905年7月29日到达奉天。当时内藤虽为报社记者，但他已经开始关心并研究清史，特别是关于清朝兴起及包括蒙古在内的东北亚史。同年3月30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指出：“日本占领奉天在意味掌握了东三省政治中枢的同时，也是打开东洋学术宝库的契机，日本学者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对奉天文所藏溯阁四库全书，藏蒙满大藏经给予了高度评价：
奉天西门外有一个叫黄寺的喇嘛大寺庙，在那里我曾亲眼看到藏有西藏、蒙古、满洲三种文字的佛经。以前，义和团运动时，曾有藏文大藏经传到日本，而日本尚无蒙文、满文大藏经，尤其满文大藏经是干隆时期名僧章嘉胡图克图在参考汉藏大藏经的基础上翻译而成，是非常珍贵的宝典。
而要求日军占领后给予保护。正因为有这样的兴趣，内藤制定了以“调查图书”为名的奉天旅行计划。在出发前，通过东京大学图书馆长和田万吉的介绍，曾阅览过该图书馆所藏的《藏文大藏经》，并抄录了目录。关于到达奉天后的经过，内藤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描述：
关于黄寺的大藏经，7月23日，福岛安正将军亲自陪我前往黄寺，还介绍了黄寺掌印大喇嘛儿布扎木束，为调查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条件。与此同时，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听取高楠博士的建议后，也嘱托将蒙满大藏经运到总司令部。因我是最早以学术调查为目的进入奉天，所以福岛将军将该项调查交给我来做。
在这段描述中值得关注的是，在内藤到达奉天的第二天，日军驻奉天高层干部福岛就出面接待。内藤住在总司令部宿舍，用十天的时间调查了黄寺、太平寺、长宁寺所藏的满文、蒙文、藏文佛教经典，并向福岛提交了《奉天满蒙文藏经简介》。
据内藤所写的《简介》，他所看到的奉天所藏大藏经的种类如下：
黄寺
金字蒙古大藏经(附写本包袱夹板) 一部百余函
清汉蒙藏文四体合璧大藏全睨(刻本) 五部
蒙古文大藏经(红印本无包袱，夹板不完整) 一部百余函
西藏文大藏经(红印本有包袱和夹板) 一部百余函
西藏文首楞严经 二部
太平寺
蒙古大藏经(红印本，包袱和夹板均保存完整) 一百零八函
长宁寺
西藏文大藏经(红印本) 一百零七函
北塔
满文大藏经(红印本) 残缺
万寿寺
青龙藏全部(雍正年间印)
此后，奉天的寺院逐渐荒废，尤其在文革的混乱中被彻底破坏。内藤所写的(简介)是现在了解清末奉天寺院收藏佛典情况的一个重要记录。
曾极力希望得到这些佛典的高楠，对该佛典转运日本的经过有过以下描述：
关于蒙满大藏经，在同宫内省和军司令部的山县元帅进行数次交涉后，形成共识，即这些资料在战争地带捕获绝对不可靠。况且当时，宫内大臣已经向天皇汇报了收集大藏经的必要性，明治天皇赐给了2万两黄金。至此，这些举世无双的典籍才被日本所拥有。
当时运到日本的有黄寺的《金字蒙文大藏经》一部，百余函，以及北塔法轮寺的《满文大藏经》的残缺本。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金字蒙文大藏经》已部分缺失，并不完整。内藤结束调查之后，奉天军政署翻译中岛比多吉曾到黄寺传话，“奉福岛将军之命所借去的金字大藏经，可能不能返还了”。“在撤销满洲军总司令部时，福岛中将曾派中岛比多吉到黄寺，将宫内省送来的五千黄金交给了掌印大喇嘛儿布扎木束，购买了该佛典”。另外，《满文大藏经》是干隆年间开印的红印本，受日俄战争影响“遗失了许多”。高楠原本希望得到的是《满文大藏经》，而内藤1902年去奉天旅行时，由于语言还不够通，因此，把黄寺的《金字蒙文大藏经》误认为是《满文大藏经》。最关键的《满文大藏经》在内藤还未到奉天以前，就已被军政署所没收。但是“军政署中也无人知道是稀有的珍贵典籍，偶有参观者，便为了做纪念而撕走若干张”。《金字蒙文大藏经》被先行运回了东京，保存在东京帝国大学。《满文大藏经》在1906年撤销奉天军政署时，被送到参谋本部，后移交东京帝国大学保管。
四、日本所藏《满文大藏经》的烧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满文大藏经》的考证情况
这样，从义和团运动到日俄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印度学，佛教学的创始人高楠顺次郎的提议，凭借明治天皇的资助和日本军的力量，将《藏文大藏经》和《满文蒙文大藏经》分别从北京和奉天运到了日本。《满文大藏经》并不完整，有很多残缺之处。内藤参与了收集奉天《满文蒙文大藏经》，此后不久便辞去了报社记者的工作，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在清史研究领域，内藤因发现《满文老档》而广为人知，“满文老档”的名称也是内藤命名的。此外，作为学者，他也是最早发掘《满文大藏经》并撰写相关论文的。这些被搜集到佛典是如何被利用的?内藤在1910年发表的文章中曾写道：
庆幸在日本不仅有西藏大藏经，而且还有保存基本完整的蒙古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但是，令学术界非常遗憾的是，还没有佛教徒对此有任何研究国。
内藤虽想唤起注意，但事实上，即便在此之后也无法找到为研究而利用过保存在东京帝国大学的《蒙满文大藏经》的痕迹。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受其影响，保存在东大的从北京搜集的《藏文大藏经》和从奉天搜集的《蒙满大藏经》几乎全部被破坏。而《满蒙大藏经》由于当时“一部分被保存在研究室，而幸免破坏，但其功能也只不过是能做标本而已了。”如前所述，由于内藤同奉天的大藏经有很深的渊缘，因此，在得到大藏经因震灾而毁的消息后，虽发出了“现如今，犹如给已故去的孩子数年龄一般”的感慨的同时，非常痛心，曾写过《烧失的满蒙文藏经》一文。通过这篇文章，才能了解如今早已被日本人所遗忘的那些佛典收集的经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发表过同《满文大藏经》相关文章的研究者只有日本人内藤湖南和石滨纯太郎、欧洲人希伯和和福克司，而且文章都非常简短。不仅对满文文献感兴趣的研究者少，而且尤其关注《满文大藏经》的研究者甚少。其中，德国的满洲学者福克司(Walther Fuehs)的考证值得关注。福克司是从注释满文文而对《满文大藏经》产生兴趣的，他在发表论文的1930—1931年时已经确认过以下《满文大藏经》的所在：
(1)承德布达拉庙：108函
(2)承德殊像寺：108函
(3)北京故宫英华殿：107函
(4)奉天北塔法轮寺：残页158页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人再次遇到《满文大藏经》。“伪满洲国”除包括东三省外，还包括热河省，而承德有离宫和佛教僧院。日本占领热河不久，日本佛教僧侣，曾多次参与过日本外务省对中国文化事项的水野梅晓赴承德进行过文物状况调查。水野此时并不知道福克司的论文，只是抱着“如果探访承德八大庙，是不是就能找到满文大藏经”的希望而去的。水野对清朝文化造诣颇深，“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水野曾负责过《大清实录》的复制工作，他当时知道在东京因震灾而被烧毁的满文大藏经。水野在日本东北大学讲师，年轻时有入藏经历并曾携带多种西藏佛典回日本的佛教僧侣多田等观的协助下，查明了承德寺院中所藏的藏文、满文、蒙文大藏经的情况。查明在殊像寺存有满文大藏经一部108函，只是首尾各缺一页。
在水野的努力下，把热河避暑山庄改为博物馆，其周边寺院的佛典受到了保护。具体做法是，把所查到的佛典先搬交了热河公署，在整理完目录之后，保存在云山胜地，还有一部分陈列在“热河宝物馆”。但是，原先保存在殊像寺的《满文大藏经》现在却是下落不明。在当地，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但是目前也没有日本人曾掠夺过的迹象。不可思议的是，在水野的着作中，写到当时认为“满文大藏经从最初开始只有三部，一部在日本被烧毁，另一部在巴黎图书馆，还有一部在满洲的一个什么地方”，所以水野去了承德。现在不清楚水野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巴黎的图书馆中并没有《满文大藏经》，而现在的殊像寺的介绍中，仍根据水野的记述，写着在巴黎图书馆藏有《满文大藏经》。
五、故宫博物院复刊版《满文大藏经》的出现
仅印刷了12部的《满文大藏经》中，奉天黄寺所藏的一部在日俄战争后被带到了日本，这一部不仅有很多残缺的部分，而且因1923年的地震而被烧毁了。承德殊像寺的那一部有部分残缺，二战结束后也不知去向。而福克司论文中所提到的承德布达拉庙所存的那一部，在水野去调查时就已经没有了。知道明确的收藏地点的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部分，但是二战、内战后，其中的一部分被带到了台湾，现在，北京故宫藏有76函，台北故宫藏有32函，新中国成立年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的清史研究和满学研究都很兴盛，但是还没有关于《满文大藏经》的研究。而最初关注该研究的是台湾故宫的庄吉发。在日本，1945年后发表《满文大藏经》相关文章的只有中见立夫。另外，现在已明确的是，在英国伦敦Wellcome Library图书馆和俄国圣彼得堡图书馆各有不全《满文大藏经》数函。
《满文大藏经》刻印完毕后，刻板存于清字经馆中。嘉庆四年(1799)，刻板又移存于紫禁城午门楼上。1928年，中国古物陈列所将这些刻板点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50年7月、历史博物馆又把刻板移交给北京故宫博物院。200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根据故宫博物院原刻板印刷，缺版按故宫博物院及西藏布达拉宫藏原印本补全。当初，对原刻板欠缺的部分，北京故宫
博物院曾有利用台北故宫原印本的打算，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据说，西藏布达拉宫所藏的《满文大藏经》也并不完整，但通过使用该套《满文大藏经》，最后完成了复刊工作。最近，德国Harald Fischer出版公司以CD－ROM的形式发行了伦敦Wellcome Library图书馆所藏的1函451页。德国国立图书馆购入了北京复刊版《满文大藏经》，福克司的弟子在德国国立图书馆工作的学者H．Walravens，在该CD－ROM中，对《满文大藏经》的内容添加了详细的考证论文。北京复刊版《满文大藏经》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了解了《满文大藏经》的全貌。在此，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作的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