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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

（一）深入进行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个案研究
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有无数的结社名目。鸦片战争前，黄爵滋在其所上《敬陈六事疏》中，曾列举过一些名目说：
“以臣所闻，直隶、山东、山西之教匪；河南之捻匪；四川之蝈匪；江北之盐枭；江西、福建之担匪、刀匪及随地所有不着名目之棍匪、窃匪。”［（１）］
随着历史的进入近代，内外交困的社会向秘密社会驱赶着更多的群众，会党名目日益繁多，特别是沿海省分更为明显，咸丰三年任闽浙总督的王懿德曾概述福建一地的各种会党说：
“闽省上下游会匪有红钱会、闹公会、小刀会、江湖会、红会、花会、烧纸、坐台、铁板令、草鞋令、过江龙各色名目，名异实同，纠连江西、福建诸匪，自道光２１年以来，上下朦饰，遂成厝火积薪之势。”［（２）］
及至光绪晚期，会党组织遍布全国，官方文献，屡有记载，如湖南之“会匪充斥”，湖北之“会匪开立山堂……纠结伙党，多者竟至数万”，安徽之“会匪啸聚成群”。聚众结盟的记载已俯拾皆是。蔡少卿教授曾统计：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秘密结社档案就有１５６个名目。实际上，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秘密结社的名目远不止此。所有秘密结社在近代社会中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留下了自己的踪迹。秘密结社的组织及其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主要内容；但是，过去除了对个别影响大，声势广，啧啧人口的组织曾有一些专门着述和资料汇编外，对秘密社会中更多的组织及其活动却缺乏足够的个案研究。
我所说的个案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秘密结社本身的个案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研究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着名的大型结社，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着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展开，即使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也偏于宏观性地概括，而对若干具体情节的分析评论和对其本身文献的准确理解与诠释则尚嫌不足。如白莲教是流传于黄河以北地区，凭借宗教信仰，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有较长历史的秘密结社，对它的活动方式、教义教旨、会众成分都已有所研究；但对它如何从湖北开始活动，逐渐伸张势力于河南，形成白莲教聚会中心，然后向皖北、淮北、山东、直隶、山西各地发展的轨迹及社会背景的联系等方面，则有待深入探讨，而对其支派闻香教、八卦教（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支脉更少见专论。天地会是研究成果较多，问题探讨较深的一个秘密结社；但对它的创立年代，说法尚有不一；对其内部的教义、教规、仪式、组织成分等的解释与论述，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尚存异说；有些文献尚待诠释考证，如《海底》一书所收天地会隐语的解释，这些隐语是否收全，它与江湖黑话和行业春点有无关系等等都值得加以探讨。
二是对一定地域一定时期的横向个案研究。近代秘密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名目多、复盖面广，而且往往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动而有所消长。福建、广东、湖北、四川、山东等地秘密结社的名目众多，活动声势浩大。它们既具有全国共有的共性，也由于地域和时期的较大差异而各具特色，因而对于这种个案研究应是一个重要方面。四川的主要秘密结社哥老会很具地方特性，据《汉留史》（民国２４年排印本）的作者刘师亮统计从清嘉庆１５年（１８１０）到宣统３年（１９１１）的百余年间，哥老会共开山头３６个，四川即占１６个，全省所设“公口”（接待站）达数百个，声势浩大，承担着近代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１８９８年大足余栋臣的反洋教斗争即为哥老会所发动），过去有些学者对同盟会与会党的关系进行过有效的研究。这方面的个案研究经验颇可借鉴。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一口贸易的局面，原在粤湘大道上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失业劳动者“不下十万人”［（３）］。大部分输送进会党队伍，因此对通埠后的湖广地区的秘密结社应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又在几省交错处，一般形成几省不管的三角地区，如川、楚、陕交界的棚民组织的活动，早已引起清朝一位政论家严如煜的注意。他在所着《三省边防备览》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就专以“抚辑流民”立言，记述三省老林棚民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涉及到哥老会的活动。这些易于孳生秘密结社的省际交错区是很值得进行个案研究的对象。
（二）开展秘密结社与近代革命运动关系的主体性研究
中国近代的秘密结社主要分为教与会。二者与近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会重于教。从近代历次革命运动考察，可以说无一不与天地会系统各派秘密结社有关。刚刚进入近代的道光２１年湖北崇阳的钟人杰起义、道光２４年台湾嘉义的洪协起义和湖南耒阳的阳大鹏起义都是对历史进入近代所出现的畸形变动的重大反响。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道光２７年湖南新宁的雷再浩起义、２９年的李沅发起义都与天地会有关。他们和零星不断的大小起义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太平天国革命迅速发展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上海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佛山陈开李文茂起义也都对太平天国政权起到声援革命，牵制敌人的作用。十九世纪末，秘密结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反洋教斗争迭起，南有大足余栋臣起义、北有义和拳抗洋，都证明秘密结社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了自己的战斗内容，与近代革命运动发挥了同步作用。关于这些活动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活动则还未能全面地有所论述，如钟人杰起义是近代之始的一件大事，但对整个事件的全貌尚为缺项。估计还有一些声名不显的秘密结社的本身事迹及其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方面尚待发掘研究。有些问题开始并没有确切的认识，在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秘密结社对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广西人民大起义，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列有条目，而未能展开。经过我的研究，这次大起义前后经过几近十年，以广西为中心而影响及于云、贵、湘、粤四省，清政府用兵数十万，糜款近四百万两。这次起义鼓舞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兴，预示着清政府的行将崩溃。从所搜集到的史料中发现这次起义是一次以会党为组织核心，以农民士兵为中心的一次大起义。这不仅看到近代秘密结社的声势和威力，也了解到若干有关会党的细节，如名称、成员、仪式、隐语等等，进而寻求到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对这次起义的评论，以及这次起义与华兴会起义、１９０７年防城与镇南关起事、１９０８年河口之役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后两次举兵活动，广西大起义中的领袖之一王和顾直接参与了策划和行动。这就比较完整地说明了秘密结社与近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研究较多，成果亦丰；但是，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从革命运动这一侧面立论而旁及于秘密结社，秘密结社并未能处于主体而详尽地论述其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从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角度着眼，我认为应考虑四点：
①以秘密结社为主体，从秘密结社的诸种活动为出发点，论述一时期、一地域、一流派的全部完整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来完成秘密社会史总体结构的研究。
②对已知的秘密结社的不完整部分，深入搜求，达到基本反映全貌。
③对未知的秘密结社，应从已有线索，顺藤摸瓜，尽量发掘史料，填补空白缺项。
④对秘密结社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应从描述秘密结社对革命运动的声援、支持等宏观评论基础上，作出二者在教旨与政纲的关系、成员占有的比重、秘密结社在革命运动中的具体作用以及革命运动对秘密结社本身发展的反弹作用等方面的微观性研究。
（三）近代秘密社会史的史源开发
从已有的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分析，其史源大致可划分为秘密结社本身文献、当时的文献记述资料和有关研究性专着。
①本身文献：如白莲教的宝卷资料，宝卷系唐、五代寺院中俗讲“讲唱经文”及演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中经宋代的“说经”，杂揉进摩尼教经典，并受鼓词、诸宫调、散曲、杂剧形式影响而成者。明清以来即被白莲教、红阳教等用作经典。这些文献曾被嘉道时人黄育ｇēｎｇ＠①所着《破邪详辨》所挞伐。黄氏采用摘引语句，逐条批驳的形式，历时七年，先后四次续写，为后世保留了可资研究秘密教门的本身文献资料。关于天地会的本身文献资料多参用《海底》一书。《海底》载天地会历史、宗旨、仪式、口号、隐语等。萧一山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纂集了与天地会有关的文献。１９８３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天地会》四册百余万字的档案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源。
②当时的文献记述：一种是官方记载，如实录和东华录等等，虽有全国性的宏观概括；但记载不甚详备。官方档案是这类文献的重要源头，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档案中就立有秘密结社专项，共收１５６种教与会的档案，而数量较多的则为白莲教、八卦教、天地会。他如宫中档案的谕旨中有涉及镇压会党的文献。二是私人文录，凡参与过镇压秘密结社的人物，其文集与政书中多有这类记述，如曾国藩、丁宝桢、张之洞等人的奏议中都有所涉及。
③研究专着：秘密社会史的专门性研究着作不是很多；但一直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领域，经常被人征引的有：刘师亮的《汉留史》、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萧一山的《天地会起源考》和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等。另外还有一些个人的回忆录及专门性论文等。近十年来，出版了一些更高质量的专着，如蔡少卿教授所着《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和《中国秘密社会》；中年学者周育民、邵雍二同志合着的《中国帮会史》。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性的专门论文和个人回忆录。
过去研究工作的史料依据和基本参考大体不出上述范围。有些重要史源虽有开始使用者，但尚不普遍，有待进一步开发。开发史源是史学研究者应随时随地加以重视的问题。以旧有史料进行论述固然需要；但终究缺乏新鲜感觉。随着问题点面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有些问题已非习见的旧有材料所能论证解决，因而史源的探求与发展更日见其重要与迫切。在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中，我认为至少有两种史源尚有较大的开发余地，即地方志与年谱。
地方志是我国一座丰富的信息库。旧志将近万种，约占古籍的十分之一，新编地方志问世者已近千种。过去曾被一些论着所采摘，但相对来说远远不足。我曾翻检过近百种广西地方志，基本上获知光绪２３年至３１年间广西会党活动的全貌，在湖南的若干种县志中都记有雷再浩、李沅发的事迹。其它各省志书也有大量蕴藏，设能如《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一书那样，分省纂集专题汇编，迟以数年，汇合成全国性专题类编，不仅宝藏得以开发，研究者有所获益，而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之撰着将更有坚实基础。
另一重要史源是年谱，据所知见，近代年谱数量几近千种。过去少为人所注意，实则凡曾任地方官员及参与镇压活动者的年谱中，有的有记事可据，有的有线索可寻，如周之琦、裕泰、王懿德等人的年谱均记有秘密结社的活动。特别如秘密结社活动家李光ｘīｎ＠②（１８０８—１８８５）的《李龙川年谱》（北京图书馆藏抄本），除记谱主的秘密结社活动外，还涉及太谷学派和黄崖例案等。
清人文集、杂着、笔记中也有一些可资参证的资料，可备采择。
广事搜寻，多辟史源对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与撰述专着实有裨益。
　　注释：
（１）见《黄少司寇奏议》卷五。
（２）王家勤：《王靖公年谱》。
（３）容＠③：《西学东渐记》页５４。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便
＠②原字火加斤
＠③原字门里加宏下部
（资料来源：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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