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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成康：也谈满族汉化

也谈满族汉化郭成康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融合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有清一代的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特别醒目的烙印，其影响之深远，也许在今天仍依稀可辨。
一
满汉两种异质文明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其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竟酿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固然因为辽东绅衿多持仇金的政治立场，但粪土文艺、草芥士人的价值取向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皇太极对其父如此野蛮的做法有所反省，当他主政以后即通过考试将劫后余生的二百名秀才从奴籍中拔出（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先是，乙丑年（天命十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其佼佼者甚至被擢置“书房”，以备咨询。但此举只能视为是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在皇太极的心目中，汉儒臣不过是恩养不杀以待其效力的奴才，与豢养的鹰犬没有两样。（注：皇太极曾训斥汉官说：“鹰犬无知之物，畜养日久，尚收其益，尔等人也，虚糜廪禄，毫无报效，曾鹰犬之不若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巳））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注：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最初确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的意向（注：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正月，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称：“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但实际上并未用《大明会典》来规范六部的官制和职掌，崇德元年（1636）颁布的清朝第一部《会典》，不过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一文，载《法学研究》1983年三期。）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他把那些已经耽于宴乐酒色的满洲贵族们召来聆听《金世宗本纪》，谆谆告诫他们本族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废旧制、效汉俗而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并一再盛赞金世宗中兴女真文化、以抵制汉俗浸染的特殊功业。讲到动情处，皇太极说他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皇太极毅然拉开了满族学习、借鉴、吸纳汉文化的序幕，但这位引入儒家政治价值观以抗衡满洲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却深深为“子孙万世”而忧虑。（注：俱见《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丑。）女真和金的历史命运令他悲观，但从金世宗的身上他或许看到了希望。他对金世宗崇拜之至，举凡维护诸如满洲衣冠、语言、姓氏旧制以及骑射尚武之风等民族传统，无不以金世宗为法。他期望通过自己的训谕和作为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像金世宗那样的楷模。这对满族史和清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以后，满族的主体也随之移居到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广大中原地区，尽管他们以八旗的组织形式聚族而居，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但从总的态势来看，已处于汉文化的如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形不仅与昔日他们的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的自然、地理、经济、人文环境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与此前在辽东地区以八旗来消融、同化当地及前来归附的汉人、蒙古和朝鲜人的社会结构迥不相同。满族虽说是征服者，但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根，与被征服的汉人相比，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文化上则往往陷于恐惧和钦羡、有心抵拒却又难于摆脱其诱惑的尴尬境地。清朝皇帝的角色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尽管他们依然是八旗世仆的最高主子，但称帝关东一隅的剧目业已收场，他们必须学会做君临天下的帝王。这里最难的还是如何扮演好传统汉族皇帝的角色。对于难治的汉人，武力镇慑是绝对重要的；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则可以先拿来前代行之有效的儒家纲常伦理和典章制度为我所利用；这一切似乎并不难，真正难的是作为一个被汉人视为夷狄的异族统治者如何才能得到汉民族，特别是汉族士人、士大夫在文化上的认同，不仅要让他们首肯清朝代明而立、鼎故革新为名正言顺，而且更要承认清朝是历史上推尊服膺儒家文化的正统皇朝合法的延续。新的形势逼迫清朝皇帝首先要沉浸于博大精深而又醇疵相间、瑕瑜互见的汉文化体系中，浅尝辄止不行，淹没在汉文化的海洋里，被彻底汉化更其危险。总而言之，入关以后，清朝皇帝和满族遇到了空前巨大而严峻的挑战。
康熙一生尊孔崇儒，读经重道，像海绵吸水一样充分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首次南巡途中向陪侍的汉臣们自述：“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敢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实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数，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覆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撼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249页。）但康熙绝不是汉化了的满洲君主，他牢记祖父皇太极的训诫，时时警惕抵制汉俗的侵蚀，保持本民族勇武、朴诚、求实的本色。康熙晚年自称“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他针对满洲贵族以至八旗人众“不愿行猎”、耽于享乐的情绪，强调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至于保持满洲衣冠、语文、姓氏的教诲，则随处可见。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并没有停留在保持本民族显性特征这一层面，他比皇太极更进一步，开始注意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文化核心层抵制某些汉习的影响。孟森论及康熙讲学时说：“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且“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注：《明清史讲义》下，第447—448页。），这真是鞭辟入里之见。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六日廷臣合词奏请明年举行皇帝七旬万寿庆典，被康熙坚决地拒绝了。他没有陶醉于诸如“悦安兆姓”、“抚徇师旅”、“圣德神功”、“超轶千古”之类歌功颂德的过实之词，而冷峻地向群臣指出：“今西陲用兵，士卒暴露，转运罢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正宜君臣同寅协恭，乂安万姓”（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九，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戊寅。）。这一天距他的辞世仅只十六天。像康熙这样不浮夸，去粉饰，实心实政，清醒估价自己治绩，终其一生不改初志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几多呢？如果说康熙在抵制汉俗腐蚀方面还有可议之处的话，那末，对皇太子胤礽的过分姑息和包容，则可称最大的失误。
皇太子胤礽年幼时，康熙亲自诲励，惟恐其被汉习所染。及长，以汉名儒汤斌、耿介同辅太子，又特命“不通汉文”，“不惟汉人无交，即满洲中亦无交游”的满臣达哈塔专任“导以满洲礼法”，于课读诗书同时，“兼令娴习骑射”（注：俱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1640页。）。于此亦可见康熙用心之苦。但皇太子恰恰在康熙最警惕的“耽于汉习”上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潭。其时南风北渐，京师食重南味，曲尚南曲，在满洲上层社会则有一种追求苏扬女子的淫靡习尚。皇太子起初不过为哈哈珠子所诱惑，干些苟且龌龊的勾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品格日趋下流的未来皇位继承人也对江南美女产生了特殊的偏好。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第六次南巡，时任工部尚书的江南人王鸿绪曾接受皇帝亲自交代的一项秘密使命：查访买卖江南女子的内幕。王鸿绪呈递康熙的密缮小折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特别提到一个叫范溥的神通广大的人物，此人强买女子皆托“御前人员名色”。康熙对王鸿绪的密报十分警觉，由此层层深究，终于将所谓“御前第一等人”暴露了出来。康熙在王鸿绪的密折上随手加了一句朱批：“此第一等人是谁？”但终因无人敢于挑明，此案也就暂时不了了之了。（注：（美）吴秀良在《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一书中关于南方文化魅力对满洲新贵的诱惑，以及皇太子陷入买苏扬女子的罪恶行径，已作过精彩论述。）不过，康熙在翌年九月废黜皇太子胤礽时所说的话：“胤礽不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胤礽同伊属下人等，恣行乖戾，无所不至，令朕赧于启齿”（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还是隐约透露出太子道德堕落、卷入了强买江南娈童妓女的污秽之事。康熙废太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太子背离祖训，为汉人陋习所腐蚀，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胤礽年仅十四岁时，康熙即当众郑重宣言：“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注：《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639页。）事态的结局竟被他不幸言中了。这里康熙所谓的“孝”，已对儒家所讲的“善事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的原义（注：参见《论语·为政》；许慎《说文解字·八上·老部》。）作了全新的解释，他并未拘泥人伦的亲情，而是完全从政治高度着眼，认为为子者，特别是肩负宗社重任的皇太子，一旦沉溺于汉习不能自拔，就是“不祖德，不遵朕训”的最大的不孝，“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康熙对胤礽姑息的确过分了，不过他还是适时地作了决断，而且在二次废太子后再没有将胤礽放出来，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汉族柔靡之风对满族核心层的全面渗透和浸染。
乾隆在吸收汉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祖父康熙。他一生倘佯于汉文化的海洋之中，从容不迫，挥洒自如，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自谓“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此汉人所共知。”（注：《清高宗实录》。）他一生尽情地享受着汉族物质文明带来的一切乐趣，他嗜好苏菜，喜听昆曲，陶醉江浙山水，迷恋南国园林，在他的众多的嫔妃中，至少可以确指有两位苏扬籍姑娘（注：她们是扬州籍的明贵人陈氏（乾隆末晋封芳嫔，嘉庆三年奉太上皇敕旨尊芳嫔为芳妃）和苏州籍常在陆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载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命约束妃嫔之母家的密谕。时扬州人陈济以其系明贵人之兄，至京具呈恳求当差。经总管内务府大臣、尚书福隆安奏闻。乾隆命福隆安传谕两淮盐政伊龄阿：“朕于宫眷等亲属管束极严，从不容其在外生事。恐伊等不知谨饬，妄欲以国戚自居，则大不可。”该密谕还提及：“陆常在系苏州籍贯，其有无亲属人等，亦当详细查明，严加管束”。苏州织造舒文旋查明覆奏：“陆常在现有母亲缪氏，同已经出嫁之长女并外甥女三人，相依居住，此外并无亲属，平日亦颇安静。”（参见《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四四辑，第196—197、211、439页））。这其中自不乏高雅的品味，但恐怕也难免掺杂令其列祖列宗忧心忡忡的汉族陋习。乾隆之所以如此全面而深入地接受汉文化，不能排除他确有耽迷其中的快感，和积以时日养成的结习，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使然。作为统治着汉人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个偌大国家的少数民族帝王，不深通汉文化是无法胜任的；汉文化的造诣不超过汉人通儒，也和他的个性相悖。再一点尤其不可忽视，那就是乾隆坚信自己绝对汉化不了，即使稍入汉习也能出污泥而不染，也能玩物而不丧志。乾隆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他深为忧虑和时刻警惕的倒是本民族内那些不善把握自己的意志薄弱者。
因此，乾隆不愿皇子学自己的样。年仅十四岁的十一阿哥永瑆私取别号“镜泉”，乾隆为此特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加以训责，先称自己雅号“长春居士”实由皇父所赐，然后大加发挥：“饰号美观，何裨实济，岂可效书愚陋习，流于虚谩而不加察乎？设使不加省改，相习成风，其流弊必至令羽林、侍卫等官咸以脱剑学书为风雅，相率而入于无用，甚且改易衣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显，不可不知儆惕！”（注：《清高宗实录》卷七百六十，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巳。）乾隆也不愿满洲精英们学自己的样。他曾刻薄地说：“满洲进士出身之人，无一好者”（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十九，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壬午。）。简亲王、总督德沛被指责“非真理学”，理由是“刻书太多，夸张传播”（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五，乾隆六年十一月庚寅。）；总督钟音则“狃于满洲科甲陋习，自号文人”，而于海疆武备一切置之不问（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四十九，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己丑。）；总督开泰则“向来自负读书”，“徇名痼习，牢不可破”（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七十，乾隆二十七年九月甲子、九月丙寅；卷六八三，二十八年三月己卯。）；大学士舒赫德仅因“每日记事作诗”，就扣上“渐染汉人习气”的帽子（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一，乾隆二十年六月丁卯。）；巡抚鄂弼“欲博宽厚之名”，很快受到“恐不能承受朕恩”的警告（注：《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五，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庚申。）……他认为满洲仕进不必如汉人那样恃科举一途：“我朝开国以来，名臣硕辅……指不胜屈，大约皆非出于甲乙两榜”。如果有例外的话，大概就只有鄂尔泰和尹继善还算差强人意，但他俩的被重用，“实以其心地才干，初不以其文也。”（注：俱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二，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己未。）至鄂尔泰身后被追咎植党，尹继善生前即屡遭严旨切责，又可见鄂、尹亦非甚惬圣怀。乾隆特别赞赏其父雍正对八旗的一段训谕：“若崇尚文艺，一概令其学习，势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绪，恐武事既废，文艺又未能通，徒成两所无用之人尔耳。”（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总之，乾隆决不允许满洲人都来学样，闹出邯郸学步的笑话还在其次，搞不好甚至会危及国本，重蹈北魏、辽、金、元的覆辙。
乾隆真正赏识的是像黄廷桂那样不市惠、不沽名、孤立无援、惟知有君的旗员（注：《清史稿》卷三二三，本传“论曰”。）。晚年作《怀旧诗》，列廷桂五督臣首。遗憾的是，督抚又难能尽如也不可能尽如黄廷桂。号称“人文渊薮”，又是清廷严密防范厉行控驭的三江两浙地区黄廷桂就玩儿不转，首次南巡刚结束，乾隆即令两江总督黄廷桂与陕甘总督尹继善对调（注：乾隆谕称：“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寅）袁枚则以为黄廷桂之所以把江南搞得民情汹汹，并非性情问题，而是黄廷桂有意耍权术所至。他在《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不留情面地指出：“公之盱衡厉色，呵官吏而忤朝贵者，岂公之性哉？盖公之术也。从来英明之君，恶人沽名，尤恶人立党。上之英明冠百代者，公知之深矣，务在孤行一意，时时为率作兴事，毫无顾忌之状，使官民诅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内而九卿六曹，外而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眕目相视，齐其口都无好语，则我之绝攀援而无党也，又明矣。纵有过失，难免弹射，而一托之于招怨有素。使上若曰：‘黄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宁足相排笮耶。’愈毁之，乃益所以深誉之。久而人人知其毁之无益，则亦不复有以蜚语上闻者矣。”（《清经世文编》卷二十）是为入木三分的剖析。）；而被乾隆指摘为“市恩邀誉”的“和事老人”尹继善竟前后四督两江，在那里如鱼得水般地干了三十年。为了对付难治的汉人，乾隆手下实在不能缺少一批如尹继善那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旗人能员，尽管他们难免沾染了些许汉习，也只好在包容中，随事耳提面命，勤加训迪。不过包容是有原则的，一旦逾越了警戒线，就只得严加惩创，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满洲世仆、盛京礼部侍郎世臣抑郁无聊，形诸吟咏，有“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之句，乾隆责其居盛京而忘根本，竟称罪以革职发遣，尚属轻典。（注：《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二，乾隆十九年九月庚寅。）鄂尔泰之侄鄂昌则真的被置之重典，赐令自尽。鄂昌和他伯父一样，举人出身，在甘肃巡抚任上受胡中藻诗狱株连革职查抄，抄出他写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另一封信稿则对其堂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一事，有“奈何奈何”之叹。鄂昌以满洲科甲学习文艺，也跟着汉士大夫杯酒流连，诗歌酬唱，甚至以汉大臣史贻直系鄂尔泰同年举人，而效汉人之习亦呼为“伯父”（即所谓“年伯”），乾隆怒不可遏，骂他丧心病狂，纯属满洲“败类”，并借他的脑袋，严厉警戒八旗满洲：嗣后“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满洲世仆学汉人样，论杯酒，叙门谊，以至涉身朋党，见胡中藻“大逆不道”之词竟引为同调，彻底背弃了“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的“满洲旧俗”。这就是乾隆从鄂昌一案总结出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注：以上引文俱见《清高宗实录》四八四，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卷四八五，二十年三月庚子；卷四八九，二十年五月庚寅各条。）
乾隆在位时，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劲卒，习于晏安，满洲文士亦渐染华风。如何抵制住汉习日益严重的浸淫衍溢，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武勇，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乾隆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一些如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对满洲精英们流于粉饰虚夸、玩物丧志，以至蹈入汉人科甲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大力整饬。乾隆主政的六十余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