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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台辉、谢丽萍：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早期展开(1898-1921)

作者简介：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谢丽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府新论》(成都)2015年第3期 第9-15页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是以知识分子创造性引入的阶级分析为前提的。根据无产阶级观念所指代的重点社会群体，其早期展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之前指需要同情的平民；此后至十月革命胜利指得到尊重的劳工；之后四年迅速转变为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团体。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是知识分子为改造中国社会而不断寻找革命主体动力的过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与传播无产阶级观念，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迅速传播与发展奠定了知识与社会基础。
在西方思想文化中，proletariat(英语和德语)和prolétariat(法语)一直追溯其古罗马的词源proletarius，都是囿于社会阶层的语义，理解为因财产多寡而划分的“无产者”。①惟有到19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以阶级斗争的认识论来全新理解并运用proletariat，视之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换言之，proletariat对译汉语言中的“无产阶级”表述，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语境才得以理解。当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时，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无产阶级政党甫一成立就立即深入人心，并获得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对此后中国革命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显然，理解中国语境的无产阶级观念，既涉及到认识论的阶级分析框架，又关系到迻译proletariat的历史过程。
然而，无产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与传播有其更早的历史展开，为其后来的广泛传播奠定社会与知识基础，由此才不至于断裂式地理解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学说史与革命史。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而proletariat与任何外来词一样，需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沉淀，其译词才得以实现本土化。那么，在近代中国，外来的阶级观念是如何引入的？迻译proletariat是如何本土化的呢？二者又是如何结合起来，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得到完整的表达，最终在近代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并接受？通过检视相关史料文献，本文首先探讨阶级观念如何引入到近代中国知识界，知识界如何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proletariat在近代中国所重点指代的社会群体，即从“平民”到“劳工”、再到“无产阶级”的范畴变化，把1898年梁启超最先表达阶级观念视为开端，而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视为成熟，期间的24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以此考察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展开过程。本研究有利于钩沉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学说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的前史和基础，探索无产阶级观念的早期历史形成，比较无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与19世纪西方世界之间的社会范畴差异，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独特的无产阶级基础和随着社会政治格局变动而出现的革命主体变化。
一、阶级观念的近代形成(1898-1906)
“阶级”在中国古代既表示“台阶”，又表示“(官员的)官衔和等级”②，在近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中国近代最早的“新术语工具书”《新尔雅》解释“阶级”时将其视为日语借词③，并放入“释群”的篇章中：“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1]“阶级”新语义的使用，始于1898年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创办的《清议报》：“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2]，“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3]梁启超对“阶级”新语义的使用表明，人群有“高等与低等”之分。这意味着，该词虽然保留“台阶”、“等级”、“官位”这些自身传统所具有的等级含义，但已经引申到社会人群中的群体等级划分。这种用法也体现在其他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欧洲古时皆阶级之国也。国之主权，不存于少数之君主，则存于少数之贵族；平民虽多，皆服贱役为奴隶，无政治上之权力也……”[4]《新尔雅》(1903)指出：“享群中优特权利之阶级谓之贵族，不能有完全人格与物类同待遇之阶级谓之奴隶。”[5]因此，君主贵族被归为“上等阶级”，平民被归为“下等阶级”，以体现“阶级之国”。
“阶级”的新语义刚被使用时，首先呈现等级之分的对立群体是“君与民”(或者贵族、官吏、政府与民相对)。《国民报》刊登《说国民》一文：“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诚如是，则上可以绝独夫民贼之迹，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说”[6]。该观点明确反对君主专制，将处于上等阶级的“君”称为“民贼”，唤起处于下等阶级的“民”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表达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国民”是这个时期对于“民”的主流称呼，主要相对于“奴隶”而言。多数时政文章介绍法国大革命事件，希望国民不要像奴隶一样习惯服从君王的专制：“吾今而后知专制君主之压制国民不足畏，腐败官吏之鱼肉国民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并以“奴隶和国民”二者区别来警醒“民”要当平等的国民而非处于下等阶级的奴隶：奴隶无权利，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7]
由“阶级”新语义所引发的等级群体意识，不只存在于“君与民”之间，还存在于“列强与本国”之间：“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8]。“革命者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满洲人之中国也，吾已为满洲人之奴隶，满洲人又复自奴奴人，不使中国人沉于重重奴隶狱中不止。”[9]“中国乃奴隶之中国也。”[10]文章越是痛批中国是奴隶，越是希望能警醒中国人，不要做外国人的奴隶，发挥四万万同胞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奴隶”是当时汉语谈论等级群体的高频词，一指国民的奴性，二指中国的地位，奠定了近代中国救国的言论基调。知识精英使用“阶级”一词强调等级意识，其目的并不是承认群体等级的合理性，毋宁说是颠覆社会等级制的合理性。国家被列强所压制的命运，使得知识精英们从本能上同情被压迫的群体，即“下等阶级”。在这样的语境中，下等阶级所指代的弱势群体代表着“被压制的正义”，而关于上等阶级的描述则流露出贬义的色彩。在这种刚刚生成的阶级观念下，“君与民”、“列强与本国”成为中国近代人们最早关注的阶级群体。
马克思所关注的阶级群体在19世纪中期主要是指代“资本家”与“劳工(劳力、劳动社会)”。这一组对立概念在晚清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出现的频率较低，主要出现在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中：“虽近世各国社会之风潮，贫富远绝，资本家与劳工之冲突，时见于报端”[11]。该文涉及贫富问题，旨在将社会主义比拟大同社会，从而“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并非号召劳工反对资本家压制。可见，资本家与劳工的冲突并非晚清社会与政治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知识分子似乎将本国的资本家等归入“民”的部分：“西人对我之险毒……摧倒我民族之资本家、地主家、营业家，则四万万之生养亡”[12]。因此，晚清中国社会的资本家并非“特权者”，不属于“上等阶级”的行列，而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正面群体。④
二、平民：被同情的群体(1906-1912)
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模式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引发的社会主义思潮，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关注以及对救国方案的思考，其中划分阶级的方式也随之出现转变：“自十九世纪初元产业革命以来，富殖之分配，愈失平衡，前此贵贱之阶级方除，而后此贫富之阶级旋起。举全社会之人，划然分为两等，其一曰资本家，居极少数而日以富，其一为劳力者，居大多数而日以贫。”[13]经济上的贫富也成为了划分阶级人群的标准，社会主义思潮的观点使得“资本家”给中国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极度富裕”的最初印象，在观念上已经先成为了“特权者”，而“劳力者”则相对应地成为“需要争取平等的奴隶”的代名词。
社会主义思潮在刚刚传入亚洲时，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来自西方的新词汇，包括proletariat在内的概念都出现了多个翻译术语。⑤德国的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指出，日本学者Sakai Toshihiko和Kōtoku Shūsui在1904年首次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日文的过程中，选用“heimin平民”来表达“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有时也使用“heimin-kaikyu平民阶级”来表达“proletariat”，并说明“heimin”(平民)的原型词是“proletarian”，也可以翻译为“劳働者”。[14]宋教仁较早采用了“平民”来翻译“proletariat”一词：“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后之〉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15]在清末的词汇中，“平民”表示“普通老百姓”，是与君主以及贵族相对的一个政治概念。当“平民”的对应词汇不只是“君主”、“贵族”或“官吏”，而是“富绅”之类具有资本家意味的词时，“平民”才有近似“无产阶级”的语义。
“平民”不是汉语中唯一指代被掠夺阶级群体的术语。在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时，多个术语混用是很普遍的现象。⑥朱执信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的学者：“马尔克(笔者注：马克思)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削劳动者以自肥尔。”“世界为平民的……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好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至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16]。朱执信在全文的论述中，采用“资本家”、“富族”和“雇主”来表示中等社会人群(治人的阶级、掠夺者)，采用“平民”、“贫民”、“劳动者”泛指所有被掠夺的弱势群体。他将经济领域中平民向资本家要求平等的革命视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殊科，政治革命者，第以对少数人夺其政权为目的耳，然则敌少而与者众也；社会革命富族先起为阻，而政府有阴与焉，务绝灭其根株，以谋其一己之安，有政权与有资财者合，则在下之贫民无以抗也。”[17]在政治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社会革命者提出，为弱势群体追求平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为除了政府，与政府暗中媾和的富族也是革命对象。文中“平民”与“贫民”的对等，使得“平民”在自身具有政治含义的情况下，突破了与君主的一元对立，又被赋予了社会含义。
社会革命主张的出现，不仅赋予“平民”以社会含义，而且促使“资本家”与“劳动者”这一组汉语概念开始专门对译“bourgeois”与“proletarians”：夫今日之资本家，为人民中最富之人，然彼等之富，岂果由勤勉及节俭而得乎？试溯地主之起源……富者挟其资产以竞利，均较贫民占优胜。”[18]；“至由种种原因而生地主制度，其始犹或有以劳动储蓄得之为资本，以供生产之用……盖劳动者每困于资本家，而资本家之所以能困劳动者者，又以劳动者不能有土地故。”[19]在当时，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力和资本。[20]这段论述将土地视为积蓄资本的原因，传统文化与社会中的“地主”和“农民”概念分别为“资本家”和“劳动者”所替代。革命派认为，中国出现贫富悬殊是因为土地分配不均，基此提出民生主义，提倡土地国有，消灭助长阶级分化的土地私有制度。[21]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资本家”和“劳动者”概念是围绕着“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形成的阶级关系，这与19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围绕“工厂生产”和“资本利润”截然不同。冯自由认为，民生主义(socialism)就是社会主义，要解决民生问题就需要进行社会革命。[22]
在社会革命的主张中，“平民”、“劳动者”、“农民”这几个术语都是用来指代下等社会群体，之间往往被随意替换和混用。但这也遭遇了梁启超等人的质疑：“惟公等欲以之(笔者注：社会革命)与普通之革命论并提，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词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固无论也。”[23]梁启超将下等社会定义为大盗小偷之辈，也属于平民之列，认为革命派的社会革命和民生主义不可取。梁启超的质疑说明，“平民”、“劳动者”这些术语所代表的下层群体仍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其所指的被掠夺阶级，与所谓的以“贫富标准”衡量出来的“贫民”，二者的群体范围并不一致。因此，术语混用的现象越明显，其所指代的群体就越抽象，引起的争论必然越多。
为了避免发生歧义，朱执信曾对“proletariat”概念术语作出本土化建构的尝试，明确了革命的主客体：“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朱执信考虑到运用资本的企业家群体，将占有资本或运用资本的群体称为“豪右”；考虑到劳动者没有包含农民群体，便将使用劳力供以自养的群体称为“细民”。[24]
在有些学者看来，朱执信把“细民”所指的群体纳入农民群体，这表明，激进的革命派认为中国农民也将必定参加到社会革命中来，这与其后毛泽东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⑦然而，朱执信等人并非希望农民甚至“细民”参加到社会革命中来。这是因为，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没有民族与民权两个问题那么急迫，鉴于社会问题在欧美积重难返，中国有必要在社会问题还没有大革命的时候，及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25]显然，朱执信等人提出的社会革命，实则是“以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为目的，而破坏不完全之社会经济组织，则其手段也”[26]，并非动员“细民”进行社会革命。因此，不管是“平民”、“劳动者”，还是“细民”、“农民”，其实只是被同情的下层人民，是社会革命成功后的受益者，但并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三、劳工：得到尊重的群体(1912-1918)
“社会革命”的提出，使得“proletariat”概念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但中国式的“proletariat”应该指代或包括哪些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在不断学习、引入与传播西方观念的基础上，也开始对西方概念进行创造性的重构：“资本制度之害(财产私有制)，直接受其痛苦而占势最大者，莫如劳动家……凡不劳动而亦能生活者，谓之富贵阶级，申言之则地主，商业家，工厂主，官吏，议员，政客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必赖劳动而后能生活者，谓之劳动阶级，申言之则农人，手工家，工厂工人，苦力，雇役以及其他等等是也。凡家无恒产之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亦属此类。对于前者，吾人不但不必希望传播，且当亟谋所以颠覆之……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质言之，实即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战斗之主义。”[27]“劳动阶级”一开始是被朱执信放弃的日语译法⑧，但在几年后竟被无政府主义者重新采用。虽然当时“中国人都大多把劳动者作为西方术语‘工人’和‘工业工人’的对等词”[28]，但是在上述引文中，刘师复显然是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创造性重构概念的方式延展了“劳动阶级”自身的含义，使“劳动阶级”除了指代工厂工人之外，还更宽泛地囊括了农人、手工家甚至是教师、医生等职业的社会群体。
“劳动阶级”与“富贵阶级”之间的对抗，并不是沿用晚清一开始“以贫富划分等级群体”的方式，而是采用“是否必须依赖劳动获得生存”的标准来划分社会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财产私有制观念的前提下，将人类劳动视为构建理想社会的基础，因为“人之所以贵手劳动者，将以博得生产物也；生产物者，人类生活之所需要也。”[29]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人类劳动的崇尚，使得“劳动阶级”的社会舆论地位有所提升。然而，“工人现在所处之经济地位，实为人类以下之地位，愈贫愈愚，于是工人之知识程度，亦几几乎退至人类以下，凡此实‘资本制度’为之贼也。”[30]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共和时期不同，劳动者(工人)逐渐被视为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我们将来所希望的成功，是平民伟人的成功，不是贵族伟人的成功……与其崇拜雷朅奴(Richelieu)的理财，不如崇拜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31]根据中国工人多数不识字的情况，为了凝聚劳动者(工人)的力量，刘师复提出“结团体，求知识”的观点，并建议进行“工人教育”[32]。
显然，在共和流产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走向合流，为下层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做了很多舆论和行动准备。直到1917年和1918年，中国知识分子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战的结束，并深受鼓舞。李大钊将一战的结束归结为“劳工主义”的胜利：“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动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33]蔡元培也在一战结束后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让所有的社会职业群体都振奋人心：“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着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34]
“劳动阶级”“劳工”等术语在1915年之后得以重新定义，体现了知识分子们从纯粹的西学东渐转向自觉糅合自身社会的本土元素，为接下来将“proletariat”重构为中国知识界的概念做好了铺垫。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阶级的宣传活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一战的结束，为下层群体的社会革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自劳动团体(工人团体)的力量。
四、无产阶级：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团体(1918-1921)
汉语中首先使用“无产阶级”一词的文章是1918年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托洛茨基)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35]李博认为，李大钊很可能在留日学习期间认识了“Musan(no)物产(の)”一词(含义为：没有工作或职位、没有财产、没有力量、贫穷和没有钱)，并用来翻译“proletariat”这一概念。五四运动后，“无产者”和“无产阶级”在汉语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的标准译法[36]，其中与“无产阶级”相对的群体是“有产阶级”(或者“资本阶级”)：“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37]在这里，阶级划分标准改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话语体系下的“是否拥有生产手段”，而“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38]相较于无政府主义者对阶级群体的定义，这组阶级定义的群体则简单得多，每个阶级只有相对应的两类群体。
这个定义显然是深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俄国的过激党(在俄国叫广义党，日本人恨这个广义党，把它叫做过激党)，是庄稼人、工人和兵伴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官的命，当财主的命，是平民的革命，人把他叫做俄国式的革命。我们中国这几年的革命党，是当军官的、读书的和政客们结成了一个团体，革那做皇上的命，做总理的命，是伟大的革命，人把他叫做法国式的革命……法国式的革命，是把读书的，做官的，做买卖的，当议员的，当律师的，当医生的当主人，把做庄稼的，做工的当奴才，当下等人，教他们种地织布作工，养活着主人，养活着上等人；俄国式的革命，是除了做庄稼的，做工的人，一概不要……”[39]
无产阶级的群体划分，意味着中国即将选择俄国式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最终的失败使得知识分子们对于单纯的政治革命丧失了信心：“我且不管什么汉族复仇(如今仇人还称皇帝，一年领着四百万)，什么民权恢复(如今四万万男女还当着官僚武人的贱猪贱狗贱奴才)，什么民生主义(如今只见有民死主义)，这些媒婆说谎的鬼话一大堆，统统不提，单单提出吃贵米平米这问题来代表一切革命以后的人民幸福(对简单头脑人说简单化)……你们并不是上了革命党的当，只错在你们自己的幸福不自己奋力去求，信任少数的革命党，连你吃的饭都几乎靠他把给你，这真岂有此理！你如今晓得吗？就要大着胆子，高着声儿说一句道：‘只有我是靠得住的！’”[40]“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41]辛亥革命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使得社会经济革命的重要性超过了政治革命，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进一步强化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价值，鼓励他们参与到社会革命中来。
无产阶级观念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社会革命观念并进行本土化重构的结果。这种观念的术语表述形式与语义内涵，是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主体动力的目标转向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尚未广泛传播时，知识界已经习惯运用“阶级”的观念框架来分析及思考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等问题，对社会大众重新进行群体划分和秩序重构，旨在真正找到下等阶级被压迫的不平等根源，最终通过发起社会革命，破除这种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平等。在这种阶级划分与社会重构的背后，暗藏着人人平等的基本预设。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引入并安置阶级观念，通过打破阶级群体分层的不平等现象，消灭上层群体的社会角色，从而达到去阶级化，并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政治构想。他们对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与取舍，以此同时把近代中国各社会群体早早安置在“阶级”的观念框架。
当然，在大量引入与传播西方新观念的同时，由于脱离原观念的母文化与社会语境，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各种尝试，用本土既有的各种术语对应来自西方的新观念。仅阶级观念的分析框架而言，其中的社会群体一开始都比较抽象，现实社会的各种角色无法尽揽其中，从而引起了诸多误解和争论。只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夺取政权之后，以“无产阶级”观念对应proletariat，才开始在不同流派知识分子的误解和争论中脱颖而出。在知识分子一步一步浇筑好的阶级观念结构中，近代中国的社会下层群体从贫贱阶级到劳动阶级，再到无产阶级，逐渐凝结成一股激进的社会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制度转型，迅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①参见Otto Brunner,Werner Conze & Reinhart Koselleck Herausgebenvon,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Sprache in Deutschland(Band 5),Stuttgart:Klett-Cotta,1984.
②比如，“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关，阶级逾逸。”见《三国志》，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242页。
③李博(Wolfgang Lippert)认为，在1919年之前，中国人对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了解几乎来自日语：“‘阶级’一词似乎是在日本开始研究社会问题之时才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过去的革命是一个阶级(kaikyu)取代另一个阶级成为特权者。但劳働者不要求特权，不想为自己的阶级谋求好处。’"由此可见，日语中的“阶级”则有表示群体的含义。见《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④资本家与劳工的矛盾只出现在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中，而没有用来解释国内情况，其原因在于，国内原本自有一套划分社会职业群体的传统“四民”秩序，即“士农工商”。资本家群体与劳工群体均没有壮大起来，因此尚未出现讨论劳资关系紧张的议题，更谈不上阶级矛盾的问题。
⑤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日本是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而“留日学生”和留日的革命志士则充当了引进的桥梁。日语对“proletariat”的多个翻译术语也被引进中国。
⑥学者金观涛和刘青峰将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选择性吸收阶段(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学习阶段(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的前二十年即1895-1915)、创造性重构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中，第二阶段出现了“用多个中文词汇翻译同一西方近代观点、或区别该观念不同层面含义”的现象，即多个术语对一个概念，这样“固然对准确表达西方现代观念有利”，但用词混乱也导致人们不能准确地把握概念，这一问题直到第三阶段才被克服。见《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⑦参见荣孟源：《辛亥革命前中国书刊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选自：《新建设》第3号，1953年，第10页；R.A.Scalapino,H.Schiffrin,"Early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un Yat-sen VersusLiang Ch'i-ch'a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18卷第3号，1959年5月，第321-342页；M.Bernal,"TheTriumph of Anarchism over Marxism,1906-1907"，选自：Mary Clabaugh Wright,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estPhase,1900-1913(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112页。以上转引自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
⑧朱执信在采用术语“细民”的时候认为，虽然日本将proletarians通译为平民或劳动阶级，但是由于汉语中“劳动者”群体很小，没有包括农民等群体，所以放弃采用“劳动阶级”。见《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五期，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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