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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费志杰：中国近代尚武思潮辨证——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为中心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2009年第1期，89-98页
作者简介：费志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上海，200433)
“尚武”的本义是“提倡、重视与军旅、战争有关的事”[1]。广义的尚武，不是简单的崇尚武力，而是作为衡量民族兴衰成败的重要指数。狭义的尚武，主要反映武装组织面貌的一种意识或精神以及民众对武装组织的态度等。中国近代尚武着眼于重视体质、提倡武术；改变“重文轻武”习俗，加强军事训练，保家卫国。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帝国主义和腐朽晚清政府的双重压迫下，不断觉醒的国人不满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纷纷发出尚武的呐喊，“强权之世，非尚武不足以立国”[2]，“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3]。应该说，尚武思潮是清末众多进步思潮的一种，它要求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实行全民皆兵，达成军事救国的目的，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勇于抗争、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社会学看来，凡构成“思潮”者，不在乎一人或数人之发声，必有社会大众的群起响应和广泛支持。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代表性着作，如《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评析了近代很多思潮，如铁路思潮、教育思潮、实业思潮、三民主义思潮、马列主义思潮等，但均没有明确提到尚武思潮。那么，中国近代到底有无尚武思潮，实际上是研究中国近代尚武思潮的一个重大前提和根本问题。
一
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反映一定民族、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利益，并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和相当社会影响的思想倾向，能够形成社会潮流并具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影响力[4]。中国近代尚武思潮从学理上看，属于社会观念史的范畴，与意识形态史、历史学、思想史、价值发展史、社会史学等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此种新兴的未形成学科体系的社会观念史，只用历史学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应尽可能采用实证分析的手段，以人们当时的思想状态为基本依据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思潮都是依赖报刊传播的，不仅从海外传播到国内，而且从沿海口岸传播到内陆地区”[5]。通过近代报刊考察当时的社会舆论状况，是笔者研究此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报刊是传播文化、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刊的国家[6]，但封建帝王害怕人民造反，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禁锢，所以古代报刊报道内容与阅读对象局限于少数帝王将相，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清朝开国皇帝顺治帝为防止士人发表言论，在明伦堂之左，钦定卧碑两条，要读书人遵守:“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7]雍正初年上谕宣布:“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8]清朝前期长期大兴文字狱，顽固地执行“言禁”、“报禁”的政策，使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步履维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为了占领市场，倾销产品，需要有关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在武力保护下，葡、英、美、法等国相继来华办报。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先后出版了大约300家，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70%以上”[9]。它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发展态势，拉开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序幕。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国内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流沸腾，不可遏抑”[10]的局面，公众舆论开始形成，对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1]。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的文明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知识分子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12]，更是近代尚武思想的重要载体。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三卷本共计六册)[13]是目前笔者所查阅到的记载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最权威的目录。此由上海图书馆所编辑，涉及全国各地22个图书馆的资料，系全国通力协作的结果。该书收录1857至1918年的495种期刊[14]，共计11000余期，约390931篇文章(不包括广告或其它非正规文章，笔者通过其它途径弥补了1919年部分报刊的数据)。统计中考虑各种因素，为了更明确地总结出尚武思潮的发展规律，笔者将近代尚武细分为“尚武主义”、“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军事游学”、“民间武装”、“军事概说”等七个类别，作为近代尚武思想之载体。以此为观察点进行详尽分析，应能看出近代尚武精神之发展状况，有无构成思潮自会迎刃而解。统计过程中，主要以文章题目为选择依据(这样可能存在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对极少数文不对题者，可能遗漏重要内容也可能把无关内容计算在内，但考虑所选取的统计材料基数较大，对最终结果影响会较小)。通过对《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收录的期刊逐期逐年逐篇、分门别类地详细统计，得出了原始数据，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行了数据提炼并计算出了相关百分比。
近代尚武思潮相关数据统计表[15]年　份刊文总数军事类文章总数尚武文章年度分布尚武团体文章总数尚武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尚武团体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百分比 军事类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 18762107 173 0 0 0.000%0.000%0.000%8.211%18771710 213 1 0 0.058%0.000%0.469%12.456%18781940 200 0 1 0.000%0.052%0.000%10.309%1893730 36 0 1 0.000%0.137%0.000%4.932%1894490 39 3 0 0.612%0.000%7.692%7.959%1895669 31 0 6 0.000%0.897%0.000%4.634%18961267 73 4 0 0.316%0.000%5.479%5.762%18994590 264 18 6 0.392%0.131%6.818%5.752%19006361 600 21 109 0.330%1.714%3.500%9.432%19017281 660 29 40 0.398%0.549%4.394%9.065%190211408 792 90 78 0.789%0.061%11.364%6.942%190312455 939 169 55 1.357%0.442%17.998%7.539%190413758 2281 158 84 1.148%0.611%6.927%16.579%190513914 1585 85 50 0.611%0.359%5.363%11.391%190613039 1300 78 26 0.598%0.199%6.000%9.970%190719842 2014 270 104 1.361%0.524%13.406%10.150%190821795 1805 254 60 1.165%0.275%14.072%8.282%190918490 1630 121 21 0.654%0.114%7.423%8.82%191023570 1824 101 75 0.429%0.318%5.537%7.74%191115217 1442 196 49 1.288%0.322%13.592%9.476%191210983 780 83 7 0.756%0.064%10.641%7.102%191722176 1687 113 35 0.510%0.158%6.698%7.61%191817844 1596 113 14 0.633%0.078%7.080%8.94%191921496 3707 52 1063 0.242%4.945%1.403%17.245%下文以此为依据，对中国近代有无尚武思潮进行分析和证明。
二
本文分析中国近代尚武是否构成思潮，主要着眼于四个层面:一是尚武在社会层面的反响。从思潮的本义来看，近代国人发出尚武的呐喊时，社会层面的反响程度决定着能否形成尚武思潮。二是民间尚武团体的实践。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民众对腐败的清政府和一触即溃的正规军丧失基本的依赖感，不甘屈辱的部分民众或揭竿而起、立草为寇，或聚众结社、秘密革命，他们或“扫清灭洋、救国保种”，或“扶清灭洋、一致排外”，反映了中国民众不屈不挠的抗争意识和尚武精神。三是大众对军队尚武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的情况下，只有依靠武装组织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或结束社会的动荡，所以，人们往往希望军队组织具有旺盛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勇敢抵御外来侵略或推翻腐朽王朝。四是民众对武备的重视程度。除了勇敢作风和精良的武器，只有包括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军事游学等诸多情况在内军事建设的所有环节都得到加强，军队才有希望。全体国民都来关注武备，国家才有希望，这正是尚武是否形成思潮的本质体现。
（一）尚武在社会层面的反响。
“尚武文章年度分布”，指的是近代期刊登载尚武文章的绝对数量在1857年到1919年间的分布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尚武思想”的发展趋势。“尚武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是以每年所有收录报刊中尚武文章的总数量为基准，除以每年刊文总数得出的百分比。两组数据基本可以完整说明62年间尚武思想的发展趋势，直接反映出民众对尚武的重视程度，进而可以得出“尚武”在社会层面的反响。从表中可看出，两组数据有4个基本重合的高峰点，对应的年份为1903、1907、1911、1918。
1903年尚武文章数量为169篇，所占比例1.357%，绝对数量和百分比都处于整个近代尚武文章分布数值的第一个高峰位置。重要文章有《义勇拒俄》[16]、《论尚武》[17]、《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18]、《斯巴达之魂》[19]、《铁血主义之教育》[20]等。尚武文章的高峰与“拒俄运动”有着必然联系。1902年中俄双方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自条约签字之日起，分三期撤军。然而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了7项无理要求，激起了民众的愤慨。1903年4月上海爱国人士千余人召开拒俄大会，东京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赴前线杀敌。5月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正式编成队伍进行操练，陆军学生蓝天蔚为学生军队长。后在外界干涉下学生军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规定其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21]。上海爱国学生也组成军国民教育会并进行活动。军国民教育者认为国家兴衰存亡的原因“在乎民质尚武与否而已”，中国欲自强“不可以不尚武，欲求尚武不可以不振起国民尚武之精神”，“居今日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22]。从1904年起，很多刊物在首页或前几页登载军事人物的肖像[23]，可以说夺人耳目，也是重要的尚武载体。黄兴、蔡元培、蒋方震、蓝天蔚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宣传尚武思想，不断唤醒国人反对腐朽专制和摆脱列强欺凌。
1907年尚武文章达到270篇，所占比例1.361%，绝对数量和百分比都处于整个近代尚武文章分布数值的最高峰位置。重要文章有《尚武论》[24]、《论中国革命党》[25]、《论学部提倡尚武精神》[26]等。从1906年夏秋间到1907年间，在中国的舆论界，展开了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以章炳麟为旗手，立宪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以梁启超为干将的革命与改良的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革命派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清政府的不可救药，认为通过暴力革命走向共和是唯一出路；改良派则对皇帝心存感激，走上了勤王保皇的君主立宪之路。最后革命派彻底驳倒了立宪派，传播了革命思想，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革命思潮一日千里，不可遏止[27]。事关中国命运的思想论争和自上而下变法的失败，都使以尚武为重要内容的革命话语占领了舆论阵地。至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在65种以上，伴随着革命报刊尚武思想的广泛流传，广大知识分子开始认识了革命真理，推动了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28]。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更加促进“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29]。
1911年尚武文章达到196篇，所占比例1.288%，绝对数量和百分比处于整个近代尚武文章分布数值的第三个高峰位置。重要文章有《中国古代尚武精神的教育》[30]、《论军国民教育为今日救亡良策》[31]、《尚武浅说》[32]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轰烈而起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尚武思想的传播对革命风潮兴起是有重要作用的。
1918年尚武文章达到113篇，所占比例0.633%，绝对数量和百分比处于整个近代尚武文章分布数值的第四个高峰位置。重要文章有《尚武精神》[33]、《庶民的胜利》[34]、《德国排斥军阀之热潮》[35]、《去兵》、《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36]、《武治与文治》[37]、《拥兵主义》[38]等。从篇目可以看出，处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人们对军阀的反动面目认识更加深刻，人们希望用武力的办法尽快推翻黑暗军阀的统治。随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成为指引中国社会前进的灯塔。《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湘江评论》等一大批报刊热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和主要观点。在这些报刊的宣传活动中，形成了一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确立了“以俄为师”、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为之一新。尚武思想的核心精神鼓舞着人们不断向恶势力做斗争，很快中国历史就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民间尚武团体的实践。
“尚武团体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统计的是有关民间团体尚武文章数量占当年刊文总数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团体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情况。从相关数据可以反映出来，民间团体形成气候，并且随近代社会的发展出现三个显着的高峰值，对应的年份为1895、1900、1919。
1895年尚武团体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比例为0.897%，达到民间尚武团体文章比例的第一个高峰值。甲午战争后，人们对于耗费巨资建设的北洋军队在日本面前一触即溃的表现极度失望，人们怀有各种目的纷纷聚众成立团体，或秘密或公开，如义和团、天地会、大刀会、白莲教等。他们渗入或发动各种群众斗争，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秩序。香港《中国邮报》1895年3月12日报道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接连惨败，使“人民非只感不满，对清廷亦尽失信心，会党之乱随时可爆发”[39]。1895年8月为抵抗日军对福州可能的进攻，“哥老会的中心人物已派代表去与白莲教在福建和江西的首领会晤，以便建立一个反帝国政府的联盟”[40]。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孙中山争夺会党的斗争渐次分明，康有为采取蒙骗战术，一面招揽会党之人，一面在新闻纸上登广告宣布与会党无干涉[41]。
1900年尚武团体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比例为1.714%，达到第二个高峰，数值是第一个高峰值的两倍以上。以义和团为主的中国军民从此年6月到次年4月对洋人进行了深重打击。整个运动虽以失败告终，却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软弱本质，使中国社会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力量得到加强[42]。义和团对列强自发的反抗，反映了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尚武精神风貌，受到当时报刊的极大关注。据《民报》载:自庚子以来，革命之源，日炽于神州。”[43]《东方杂志》称“有庚子拳乱之为因，遂生革命论盛倡之果”[44]。《开智录》曾载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赞扬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的斗争精神，“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45]。孙中山则充分肯定了它的反帝爱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46]。1901—1904年间，全国大约先后建立各种新式社团271个(不含分会)，体育会就有17个[47]。无锡体育会成立时指出，“欲要以鼓吹体育、振励国民尚武之精神，养成军国民一般之资格为唯一无二之方针”[48]，清政府指责其为，“佯言卫生，实则操练兵法，以为将来革命之先声。若不严行正法，恐将来为患匪浅”[49]。国内外大量的拒俄爱国团体和各种暗杀团、铁血组织相继出现，报刊上登载了不少鼓吹暗杀行动的文章，如《读史记游侠列传书后》[50]、《敢死士》[51]、《崇侠篇》[52]等。“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53]“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54]许多革命团体纷纷建立，有湖南的华兴会、安徽的岳王会、浙江的光复会、江西的易知社、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统治阶层意识到这些团体“佯言卫生，实则操练兵法，以为将来革命之先声”[55]。这些有关尚武团体的文章为辛亥革命的酝酿和中国革命的后续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9年尚武团体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比例陡然上升为4.945%。民国初年，袁世凯反动政府不仅破坏了不少尚武团体，更封杀了一大批进步报刊，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又涌现出了很多进步社团，这些社团是“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骨干力量。一方面，这些社团往往自己创办杂志，如“国民社”(由学生救国会成员组成)出版《国民杂志》；欧事研究会创办《申寅》；“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等。尚武团体以《民国日报》、《每周评论》、《言治季刊》、《湘江评论》、《晨报副刊》等杂志为阵地，纷纷宣传爱国主义、反对专制、俄国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另一方面，尚武团体活动的增加，许多官方报刊也以负面角度报道这些团体的情况。总之，“五·四”运动前后，尚武团体文章所占百分比达到了高峰。
(三)大众对军队尚武的重视。
“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百分比”，统计的是尚武文章数量占当年所有军事类文章总数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大众(包括军人)对军队尚武精神的重视，表明了大众对军队建设中精神文化方面的高度关注。图表中显示出四个比较明显的高峰值年度:1894、1903、1908、1911。
1894年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比例为7.692%。该年份只收录上海《万国公报》军事类文章39篇，除了“军事概说”30篇之外，“尚武主义”只占3篇。分别为:《地球弭兵会续记》、《偃武修文》、《纬武经文》[56]。鸦片战争之前，军事类文章中关于尚武方面的比例更小，尤其是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武器装备等表面的因素。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与日军在武器装备相差无几情况下的惨败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武器装备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从文章题目看，军队精神因素，尤其是军队尚武精神在甲午前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1903年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比例为17.998%。这是近代62年间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比例的最高值。从当年各类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人们对军队的尚武精神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如《从军乐》[57]、《军解》[58]、《真军人》[59]、《军人之教育》[60]《军队之精神》[61]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许多参加者都是清军官兵，如陆军学生蓝天蔚就曾经是义勇军的队长，负责组织军事操练。在义勇军的影响和拒俄形势的带动下，清军也开始强化军人的忠、勇、武等尚武精神教育。
1908年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比例为14.072%。尚武文章数量为254篇，军事类刊文总数为1805篇。此年晚清政权因为掌权人物的相继去世而变得更加衰微，人们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被帝国主义势力全面吞并，要求军队强化尚武精神，制止可能的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各种杂志刊登不少有关军队尚武的文章《中国之武士道》[62]、《论今日当贵军人》、《立国之精神在武士道论》、《军者国力也》[63]、《军人美谈》[64]等，其中很多文章就直接登载在专门的军队杂志上，如《南洋兵事杂志》、《武学》等。
1911年尚武文章占年度军事类文章比例为13.592%。尚武文章数量为196篇，军事类刊文总数为1442篇。辛亥革命的爆发，与各报刊对尚武精神的鼓吹不无关系，尤其是对军队尚武的重视使起义的新军骨干在身单力孤的情况下，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取得首义胜利。军事杂志上刊登的重要尚武文章有:《贵族尚武精神》、《德人讥中国全无尚武精神》[65]等。后来，反动的北洋军阀继续实行专制统治，人们虽然持续关注军事和武备，但对穷兵黩武越来越反感，对尚武精神被当权者利用深感担忧。如文章《可怜哉军人可哀哉军人》、《军国主义之将来》[66]等就能反应出作者的这种心理。
(四)民众对武备的重视程度。
“军事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百分比”，统计的是包括尚武文章在内的所有军事类文章数量占当年刊文总数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62年间民众对武备的重视程度情况。与前面分析的几组数据相比较，该组数据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所有数值都大于2.000%，并且体现出3个高峰值，对应年份为1877、1904、1919。说明中国近代史上民众对武备从来都给以关注，这也是与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的。
1877年军事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比例为12.456%，军事类文章总数为213篇，该年份所有刊文总数为1710篇，关注武备的文章达到第一个高峰值。重要文章有《承平已久战将将无》[67]等。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清政府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地推行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这一时期以中国人为主创办的近代报刊迅速兴起达数百种，一批中国近代报刊和它们的主办人，如《华字日报》(陈霭亭)、《汇报》(容闳)、《循环日报》(王韬、郑观应)等，认识到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要求抛弃“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使洋人无所仗恃而中国得以强大。梁启超发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68]，从精神层面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后来又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几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69]。
1904年军事文章占年度刊文总数比例为16.579%，该年份军事类文章总数为2281篇，所有刊文总数为13758篇。重要文章有《论中国兴亡决于今日》[70]、《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71]、《好男当兵》[72]、《中国兵魂录》[73]等。自从戊戌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之后，近代中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次主动改革自强的机会。海内外拒俄运动的发展大大鼓舞了人们对武备的信心，民众希望从尚武精神、体制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等各方面加强军队建设，抵御外来侵略，尤其是1905年后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更为突出[74]。
1919年军事文章占年度文刊总数比例为17.245%，军事类文章总数为3707篇，该年份所有刊文总数为2149篇。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武备的关注经历较长时间的低俗徘徊之后，1919年急速上升并达到军事类文章占当年刊文总数比例的最高值。重要文章有《论文治武功之消长为中国死生之大关键》[75]、《军人之本能》[76]、《军国民教育问题》[77]等。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必须“排斥少数人垄断政治之弊害”[78]，以铲除军阀、官僚、政客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79]。还认为“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80]。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民立报》、《长沙日报》、《太平洋报》、《民国》、《建设》、《民权报》等报刊上，《段总理严戒军人干政之要电》[81]、《亡中国者是武人(即冯国璋、段祺瑞之辈)》[82]等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对独裁政治、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
三
在其他媒体传播不够发达的近代中国，传达思想最为有效的就是通过报纸和相关刊物，而且近代报刊一开始就努力成为社会公众的读物。近代报刊主要分政治和商业两种性质，政治报刊的启蒙宣传要求以平民大众为重要的目标对象，而商业报刊对利润的追求也以争取平民大众为重要手段[83]。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近代报刊的平民化趋势。以1815年7月1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六甲)的创办为例，读者中“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工作者多”，“因此《察世俗》之每篇必不可长，必不可难明白”。《中国白话报》也声称自己是办给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看的[84]。《民报》创刊于1876年，“此报专为民间所设，故字句俱如寻常说话……庶几稍识字者便于解释”[85]。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最初每期印500份，后增至2000份，还有随考试赠送和其他销售[86]。《时务报》创刊初期，每期发行量只有4000多份，经过宣传发动和维新人士的支持帮助，半年以后，每期增加到7000多份，一年后每期达到13000多份，最高达到17000多份，发行范围遍及全国15个省及东南亚和日本华侨界[87]。1912年至1915年，中国近代报纸销数4200万[88]。这足以见得有思想、有见地的报刊，在触及人们思想方面所具有的感召作用。在各类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部分的同时，尚武思想也随之进入了读者的头脑，为人们坚定反对专制和参与支持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基本一致，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89]。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期刊载文中宣扬的任何一种思想可能都有低潮和高峰期。但一种思想的发展变化只有与该思想相对应的社会实践同频共振，并主导和引领相对应的具体实践时，才构成思潮。同样，近代尚武思想作为影响和带动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与腐败清政府作斗争，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抗衡的思想武器，只有当其发展曲线与中国近代革命史起伏相一致时，才构成思潮。而近代尚武所对应的最终实践，恰恰是启发民众心智，号召他们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革命活动。从全文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社会层面对尚武的反响，还是民间尚武团体的实践；不论是军队对尚武精神的重视和认同，还是民众对武备的长期关注。所有相关数据的关键点或峰值都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革命斗争史高度吻合。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大概判断出中国近代史上确实存在尚武思潮，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轨迹和脉络。它的形成即是对近代以前尚武传统失落的反醒与回归，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国军人教育之现象》，《东方杂志》1904年第10期。
[3]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4]贾红棉《对大学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5]高瑞泉《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根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6]贾红棉《唐进奏院状报与中国原始报刊》，《大连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7]《训士卧碑文》，《礼部·学校·训士规条》，《清会典事例》卷389，中华书局1991年版。
[8]方汉琦《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
[9]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10]梅琼林《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与社会转型》，《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1]詹碧蓉、龙妍洁妮《近代报刊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相互促进》，《新闻前哨》2006年第11期。
[12]王建辉《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3]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第二卷上、第二卷中、第二卷下、第三卷上、第三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79年版、1981年版、1982年版、1983年版、1984年版。
[14]该篇目汇录在1859—1871年间、1884—1888年间两个时间段没有报刊收录。
[15]笔者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三卷本共计六册)为统计依据，得出的基础性数据图表主要有《中国近代尚武文章统计总表》、《中国近代尚武经典文章要目》、《中国近代尚武文章分类附图》等，限于篇幅本文只提供主要年份的相关数据。
[16]《杭州白话报》第2年第22期，1903年1月。
[17][71]《新民丛报》1903年第28—29期、1904年第46—48期。
[18]《童子世界》第23号，1903年4月。
[19][20][51][59]《浙江潮》1903年第5期、第10期、第6期、第3期。
[2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9页。
[22]曾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
[23]主要有俄国海军大臣阿韦兰小像、英国印度陆军统帅吉青纳小像、步军统领肃亲王小像、俄国兵部大臣苦鲁巴金小像、英海军大臣蓝登德来小像、俄水师统领马加罗甫小像、英陆军大臣约翰白罗臣小像、步军统领那公桐、日本陆军大臣乃木希典、俄海军中将司他司尔、军机大臣徐世昌、海军提督萨镇冰、海军大臣载洵等。
[24]《牖报》第1号，1907年4月。
[25][70]《外交报》1907年第172期、1904年第67期。
[26][38][76][85]《申报》1907年6月、1919年2月、1919年1月、1919年1月。
[27]曾宪明、黄月琴《论近代报刊与中国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8]张筠、刘泳洁《从中国近代报刊看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进程》，《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
期。
[29][45]张王、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卷下册，第608页；1960年版，第1卷上册，第58、62页。
[30]《教育今语杂志》第5、6合刊，1911年1月。
[31]《民立报》，1911年4月。
[32]《广益从报》第272号，1911年7月。
[33]《清华周刊》第145期，1918年10月。
[34][36]《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号、第6号。
[35]《华铎》第1卷第12号，1918年11月。
[37]《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
[39]《中国邮报》，转引自《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3页。
[40]《北华捷报》，1895年8月16日。
[41]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4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43][52]《民报》，第25期、第23期。
[44]《东方杂志》1910年第7期。
[46][78][7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23页；1982年版，第2卷第339页；1985年版，第5卷第126页。
[47]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6页。
[48][49][55]《苏报》，1903年5月13日、7月4日。
[50]《大公报》，1903年4月。
[53]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5页。
[54]葛懋春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56][67](上海)《万国公报》，1894年第61、64、71册；1877年第425卷。
[57]《直说》第1期，1903年2月。
[58]《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2月。
[60]《游学译编》第7册，1903年5月。
[61]《汉声》第7、8期，1903年。
[62][65]《南洋兵事杂志》，1908年第17期、1911年第57期。
[63]《武学》第1、2、5期，1908年。
[64]《竞业旬报》第30期，1908年10月。
[66]《良心》第2期，1913年8月。
[68]《时务报》第9册，1896年10月。
[6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中华书局1989年版。
[72]《白话》第3期，1904年11月。
[73]《安徽俗话报》第17、18、20期，1904年。
[74][89]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
[75]《尚志》第2卷第2号，1919年1月。
[77]《云南教育杂志》第8卷第8号，1919年8月。
[80]《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81]《宪法公言》第2册，1916年10月。
[82]《华工杂志》第24期，1917年4月。
[83]张丽萍、刘寒娥《中国近代报刊的平民化追求》，《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84]吕凤棠《白话报刊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9期。
[86]贾红棉《外国传教士和中国近代报刊》，《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87]郭常英《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1998年第4期。
[8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转引自包礼祥《近代报业的畸形发展及其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