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王宪明：严译名着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严复-王宪明：严译名着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宪明：严译名着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严译名着，人们多以西方思想文化待之。① 长期以来，这一论断不仅影响到我们对于严复思想的认识和评价，而且妨碍我们对于严复一生主要心血和思想精华之所在的严译名着的价值认识，以至于人们除了从翻译学的角度来关注这批宝藏之外，学术界很少有人从更深层次上去系统发掘其思想学术价值，偶有学者关注及此，亦往往因上述预设观念上的错误而导致认识和分析判断上的失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刘桂生先生等经过长期研究，发现严译名着乃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产品，提出要用新的方法，来对之进行研究发掘。② 最近两年多来，笔者按此思路，系统研读严译《群学肄言》，有所收获。现将其中有关中国文化现代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部分，作一简要汇报，希望得到方家批评指正。
一
《群学肄言》系译自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着Study of Sociology一书，是一种科普性质的读物，旨在向社会各界宣传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科学的道理。就是这样一本小册子，严复的重视程度实超出今人的想像。严复从英国留学回国后，于1880年被李鸿章调到新建的北洋水师学堂之后不久，就开始研读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此后20年间，几乎一直对斯氏保持着浓厚的兴趣。③ 他高度评价斯宾塞的“群学”，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呜呼！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④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也！”⑤ 斯氏此作，严复“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症之药。”⑥ 他翻译斯氏的着作，“真前无古人，后绝来哲，不以译故损价值也，惜乎中国无一赏音。扬子云：‘期知者于千载。’吾则望百年后之严幼陵耳！”⑦
一本科普小册子，严复为什么会如此重视，以至于把它与中国文化中的《大学》和《中庸》等量齐观？要求得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深入到《群学肄言》本身中去寻找。
二
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有关此书的撰着动机与过程，斯宾塞自己曾在初版《序言》中作过描述，惜已有的中文译本均未翻译此序。故为方便研究者参考起见，将此《序言》主体部分试译如下：
这本小册子系应我的美国朋友Youmans教授之要求而作。大约两年前，他在英国安排那套《国际科学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ties）的相关事宜。此计划系由他发起，组织得也相当成功。他敦促我为该丛书撰写一种有关社会学方面的小册子。我感到自己手头所从事的工作已经够多，必须全力以赴，方能应付，故很久都没有应允，最后同意一个折中的方案：我提供基本观念和材料，然后交由一名合适的合作者来加以拼合。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很难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人选，最后还得由我自己来承担。就这样投入工作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与其仅仅为《国际科学丛书》写一本小册子，还不如先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在英国和美国发表。为落实这一想法，便与《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谈妥，在该杂志上连载各章；而在美国，则由《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同时发表。从1872年5月开始，这种按分批发表的方式，除两次短暂的中断外，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并将于下个10月份完成，这一卷的发行拖期，直到该日期之后方才出版。
我自己自从开始从事这一工作之后，就没有后悔过被拖进这一工作之中。很多想法似乎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写到目前我正在撰写的《社会学原理》之中，但又似乎不宜包括在其中。而这些想法恰好在这本入门性的小册子之中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许多过去十年间积累起来而一直没能派上用场的描述性的材料，这次也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外，此次也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对在《社会学原理》中不太好处理的特殊问题进行评论，而且是以在纯哲学专论中不被认可的方式进行评论——不过，我希望，这一方式的采用，能够激起对此问题的巨大兴趣，并在兴奋之余，会开始真正地研究它。为准备将连载的各章交最后出版，除了仔细校订之外，我还偶尔增加了进一步的说明以加强自己的论点。不过，这样的处理并不太多，仅有的增补是在附录之中。其中之一，从另一方向提出有关学术规范的论点，是在第9章的注释中；另外一处，说明思想文化与道德情感的不相关性，是在第15章的注释中。⑧
全书共分16章：
1，Our Need of It．（严复译作：砭愚第一）
2，Is there a Social Science？（倡学第二）
3，Nature of the Social Science（喻术第三）
4，Difficulties of the Social Science（知难第四）
5，Objecive Diffieulties（物蔽第五）
6，Subjective Diffieulties- Intellectual（智絯第六）
7，Subjective Difficulties- Emotional（情瞀第七）
8，The Educational Bias（学诐第八）
9，The Bias of Patriotism（国拘第九）
10，The Class Bias（流梏第十）
11，The Political Bias（政惑第十一）
12，The Theological Bias（教辟第十二）
13，Discipline（缮性第十三）
14，Preparation in Biology（宪生第十四）
15，Preparlation in Psychology（述神第十五）
16，Conclusion（成章第十六）
斯宾塞的这本小册，可以说是欧美近代新式社会科学诞生的宣言书，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驳斥了当时欧美社会上存在的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的歧视乃至否定的观点，论证了人类社会像需要自然科学一样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严格的科学。斯宾塞在此书中还用大量篇幅，结合自己长期搜集积累的实例，分析了社会科学的特点及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即人不仅是自己研究的客体，同时他还是实施对自己的研究时的主体，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一般不会遇到的困难。此外，斯宾塞还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偏见、借鉴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经验，吸收其营养，以使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措施和方法。正因为此书具有上述特点，它出版以后就成为欧美不少大学的社会学、政治学等新学科学生的必读书，一直到今天，欧美不少大学的相关学科仍将之列为学生的基本入门参考书。
显然，严复选译此书，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介绍一些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某一流派的具体学说，其用意在于为中国治“群学”即社会科学者开辟“涂术”，“导先路”，为学者提供“筌蹄”⑨，为中国即将诞生的近代式的社会科学奠定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此书出版后，就有读者发现：“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⑩
三
斯宾塞的原作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一部标志性的作品，是社会科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严复对之十分重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通过系统对勘研读斯宾塞的原文和严复的译文，我们发现，与斯宾塞的原本相比，严复的译本尽管基本叙述框架是斯氏所已有的，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译本的侧重点与思想倾向等，都表现出与斯氏原作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从文字内容上看，斯宾塞原着中的有些细节内容，如一些大段的法文引文等，严复并未翻译。(11)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严复并不精通法文，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内容过于烦琐——斯宾塞喜欢不厌其烦地用多个例子来反复论证同一个观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译文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左右——与原着中无对应关系的内容，或者说是译者自己增加的内容。这些增加的内容中，有些内容，如有关欧洲科学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典故等，对欧美读者而言，不需要过细交待，故作者往往不加介绍即直接点出，而就中国读者而言，如果没有适当的介绍，读者可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故译者从帮助读者理解的角度，增加了一些必要的补充介绍。
有些被称作定理、公例、界定之类的内容，很精彩，但不是原作的，而是译者添加的。如第三章第一段有关“群”的定义：“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12) 同一章中，还有一段有名的段落，经常被研究者所引用：“天演之界说曰：‘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由纯一而为错综，由浑而之画，质相力含，相剂为变者也。’此皆于群之进演而见之。群之由小而为大也，分官任职之局，必由简而渐繁。最初之群，其数必少，而不相系属，无上下之相制，而不统于一尊。故有长之群必众，而有纪纲系属之可言，制治之权，定而能久，凡此之谓判分。判分者，天演之首事也。以有判分，故群之始纯而无异者，浸假乃见异焉，而见异之情，莫先于分主治与受治者，分能制与所制者。此群演发韧之大经也。”(13) 此段中，原文并未称“界说”，而是用了“Take, first, the general fact”字样，实际是斯氏举一个例子而已，而“天演者”以下至“必由简而渐繁”以及“以有判分”以下至本段结束，则完全是译者加上去的。
还有一些内容，则是原着中根本没有提到，而译者自己硬加上去的。例如，关于中国的一些事例和评价。在第一章中，原文说最简单的日常饮食也是来自世界各国时，严复加出了原文所没有的几段内容：“晨起饮茶而腹疾，可以推支那人之好欺”，“更言本国，支那君臣，夜半受朝听政”，以及“支那嫁娶，男女无一面之谋；亲丧三年，凡挂名仕版者，即日罢去，如获罪然；考选近贵之臣，以能书为取舍之的；席地之旧俗虽去，而九拜投地之礼仍存。凡此皆沈缚牢固，虽极憎甚苦，莫可谁何！一俗之成，民违其性，咎始作俑，而作俑者不独任其咎也。多因成果，不其然乎？”(14)
也有相当一些内容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对原着中某些内容和观念的拓展。有些段落中，译者拓展出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原作者的内容。(15)
更重要的是，严译《群学肄言》全书的关键观念，与斯宾塞的原文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尤其是“群”、“学”等与斯宾塞的society，sociology等有较大出入。
斯宾塞的“社会”，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东西。他所着《社会学原理》中有关“什么是社会”一节对“社会”有如下界定：“社会可以说不过是由若干个人所组成的一个集体”，其组成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稳定、持久的，“其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组成其成员整体的特性，以与其成员个人的特性相区别。一旦一个统一的群体分裂为不同的部分，则这一群体也就不复存在。社会是有机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整合（integration），由小变大，由简单变复杂，由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由部落联盟发展为文明国家，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管理机构分工也越来越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其结构和功能的发生、发展和变化。”(16) 斯氏所强调的重心所在，是“社会”和“社会学”研究本身，虽然也涉及包括君主、议院、地方自治等政治组织，但与“国”、“国家”、“国家学”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严复在翻译时，选用了“群”等字眼来翻译society。这一译法并非严复首创，实际上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先例可援引。但是严复在翻译时，明确把该词的语源及其意义，与儒家中的重要一派荀子联系起来，(17) 并明确与“国”、“国家”观念挂起钩来。他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宣称：
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东学称组织祈向者，曰社会。而字书曰：邑，人聚会之称也。从口，有区域也，从卪，有法度也。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而字书曰：国，古文或，从一，地也，从口，以戈守之。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
荀子的学说，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性恶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颇有争议，荀子本人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也因此而颇具争议性，在文庙从祀诸贤中，其起伏跌荡、进进出出，实属少见。但仔细考察中国历代思想家中，荀子论述民群的成立、分工与以礼法防争、君群关系等，确有特色，为严复理解近代西方的“社会”观念提供了重要基础。
《荀子》中论述这方面的文字颇多，大都十分精辟，(18) 道出了群分群合的秘密，也正因为如此，英国着名社会人类学家卜朗（Radeliff- Brown）称：“社会学的老祖宗应当是中国的荀子。”(19) 不过，这位被卜朗称之为社会学祖师的荀子与西方近代社会学家不同的是，其论“群”的着眼点通常并不在“群”本身上，而是在“君”、“国”、“道”上，关注的是国家的“存”与“亡”上，其基本立场是站在国家和君主的立场上来设想如何“能群”、如何“制礼”防争、如何“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这与斯宾塞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以个人和社会为本位（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社会”思想，显然是很不相同的。
另一方面，严复自己一再声明，所译《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的“精义”有甚相合之处。有关此点，已往大多数研究者已经从严复在甲午以后所发表的《原强》、《原强修订稿》以及《群学肄言》的译者序、跋中的相关段落注意到此一事实——尽管各家对此评价有所不同。但是，除了这些直接提到的关联之外，却少有学者做过更深层次的发掘，以探究严译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
实际上，深入研读严复的译本，我们就会发现，严复不仅在《自序》和《译余赘语》等处提到了与《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联系，而且译文中也不断将science，inquire，observe，study等英文术语译成“格物”、“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即物观理”等，并常常在这些译语之后，再加上“诚意正心”、“至诚前知”、“修齐治平”、“中庸”等语。实际上，在中文中，可以翻译这类术语的字眼并不少，而且都是出于中国权威的经典之中，如《易·系辞》中有“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世说新语·文学》中有“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尚书序》中有“承诏为五十九篇作序，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精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宋史·乐志》中有“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传，历古研覃，亦未究绪”等，《论语》中也有“学而时习之”等训诫，但是，这些字眼严复都不用，他选定用“穷理尽性”等来翻译，显然并不是仅仅出于一种安抚反对者的策略那样简单。实际上，这些观念已经成为贯穿《群学肄言》始终的基本观念，奠定了这一译本的基本基调。这几个术语的背后，代表的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主要传统。这就是经过朱熹提倡、整理以后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大学》、《中庸》及《论语》、《孟子》，即所谓“四书”，早期在儒家思想中并不太受重视，其开始受到重视，主要因为南宋朱熹等人的关系。(20)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在于“立功”（事功），而主要在于“立言”，在于其学术，他所留下的大量经学着作，在宋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1)
宋以后《大学》、《中庸》等受重视，最主要的是其中阐发了“治国平天下”的“大义微言”，朱熹因此在集注中将之称作“大人之学”。《大学》称：“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白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中庸》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大学》与《中庸》两书，从不同方面讲“修身”的方法，但“修身”的最终目标，都是落在“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上，是要为“经纶天下”而立“大经”，是为“天下”立“大本”，是要“位育”天地。换言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这在中国儒家思想来说，是和谐一体的，即朱熹所说“人心有全体运用，故学问有全体功夫。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22) “存养与穷理功夫皆要到”，“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做头，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三者“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23)。换言之，个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出来“治国平天下”。
四
对于这样的传统，严复是熟悉的，一是他从七岁就“始就外傅，先后从师数人”，十一岁时其父“聘黄少严布衣馆于家”，开始学习“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三年后黄少严逝世，次年严复父亲逝世，家贫无力继续聘请老师，遂报考了正在招生的船政学堂，学习海军。(24) 在这数年之间，严复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经学基础。此后，他仍不断接触经史，不仅早期的福州船政学堂对学生学习经史有明确要求，就是后来赴英国留学及归来后在北洋水师任职期间，李鸿章和清政府对严复等人学习经史均有明确规定，要求他们“于闲暇时，宜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以期明体达用。”(25) 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除要求学生学习外语及自然科学专门知识之外，“犹虑其或浮薄也，教之以经，俾明大义；课之以文，俾知论人；瀹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开堂以来，一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26) 光绪十三年李鸿章上奏要求朝廷批准水师学堂等学生就近参加乡试时，亦称：“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27) 而在此之前，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十二年五月的奏折中称：“惟练兵必须选将。今未雨绸缪，尤以教练人才为第一义。练陆军之人才，则以武备学堂为根本，练水师之人才，则以驾驶、管轮学堂为根本。”而慈禧太后批准此奏，并特别谕令“各学堂肄业，于讲求战备外，兼习经史，尤属合宜。”(28)
严复在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会办等职之后，曾经过李鸿章奏请、朝廷特批，先后四次参加每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换言之，严复仅仅为准备考试，就必须花十多年的时间来精读四书等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而官方指定的四书版本即为朱熹集注者。严复不光精研熟读朱熹集注的四书等中国传统的经典，而且在宋以来分别以朱熹为代表的以“格物致知”为开端的“大学”传统和王阳明为代表的以“诚意正心”为起点的传统中，严复明确表示赞成朱熹的解释，而反对王阳明等人的解释。(29)
正是因为严复有上述中国文化的深厚涵养，所以其译本就与斯宾塞的学说有了相当距离，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取向。
首先，斯宾塞的原作本来是地地道道的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试图用科学的方式，来论证社会的特性及其发展取决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特性，国家不应人为地加以干预，即使干预亦不会产生好结果，亦即不会促进社会的进化和个人的福祉，甚至像教育这样一般被认为可以提高个人素质的事业，斯宾塞也认为国家不应干预，即使干预也不会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而严复的翻译则更多地强调国家的富强与否，进化与否，决定于构成国家的每个个体的素质，通过每个个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身的功夫，一步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两种本来相距甚远的东西，到了严复的译本中，却几乎看不出有矛盾的痕迹，相反，斯宾塞的思想和中国儒家的观念在译本中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不对照斯宾塞的原着阅读，或者不了解不熟悉斯宾塞的整个思想学说，几乎就发觉不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其次，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群学肄言》给人的整体印象，已经不再是探讨社会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而是成了一部讲解社会天演进化“公理”、“公例”的政治学教科书。实际上，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中尽可能将读者往政治方面引导，宣称：“今夫士之为学，岂徒以弋利禄、钓声誉而已，固将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有一合焉。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而在译文正文中，严复更是有意识地把译文往国家、政治上靠，从而使得译本比原作有了更加强烈的政治意味。
五
郭谌波先生晚年着《近代中国思想史》，对严复的评价极高，把严复与曾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鸠摩罗什、玄奘、达摩等人相比拟，并将之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开端来加以研究。(30) 不过，我们从其《近代中国思想史》等着作中也可以看出，郭氏之所以看重严复，主要还是因为严复在介绍和翻译西洋思想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一评价就严复在介绍和翻译西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而言，自然是妥贴的，但却未就严复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评说。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严复所译《群学肄言》，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是“前无古人，后绝来哲”，其用意是要在中国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充分拓展，把近代世界的新知识，补充、纳入其中，建立新的“一切科学之汇归”的“群学”(31)，建立一种新的“大学”——“大人之学”，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修身、齐家，并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总目标。严复给自己所翻译、所阐发的理论的定位也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32)。这样的一种气度和理想，确实不是一般翻译者所具有的，也不是每一个思想家都有条件完成的。钱穆先生曾称孔子和朱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贡献最大的两位学者，认为“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趋一。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朱子不仅在儒学发展史上居如此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亦相当关键：“儒学亦仅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一主干，除儒学外，尚有百家众流，其崇孔尊孔，述朱阐朱者可勿论，其它百家众流，莫不自辟蹊径，另启途辙，而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为其它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同抨击之目标。故此两人，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不仅治儒学者，必先注意此两人，即治其它百家众流之学，亦必注意此两人，乃能如网在纲，如裘在领。不仅正反之兼尽，亦得全体之通贯。”(33)
钱穆先生所说的“全史”，虽有“旷观全史”、“直迄于今”等字样，但实际只是讲到了清代中期而已，如果把近代中西大通以后的历史也算上，则似乎有第三人可与孔、朱二子相比。此人就是“严子”——严复。他虽然不是中西交流史上第一位翻译西学作品的翻译家，也不是翻译西文作品最多的一位，然而，他确实是第一位尝试从学科全局来引进西学并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第一人，是集明末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成果之大成并开创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第一人。而所译《群学肄言》一书，原本虽非西方社会科学、社会学领域中的最新、最专业的作品，但却无疑是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奠定科学基石的第一部着作，而译者则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儒家思想中讲求“群”理的荀子思想和经过朱熹阐释的《大学》、《中庸》所代表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有机地融入其中。如果说朱熹的贡献主要在于集注四书并由此确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传统的话，那么，严复的贡献则在于他试图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吸收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现代科学观念和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教导国民通过“格物致知”来“诚意正心”，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与朱熹不同的是，严复所意指的“格物致知”已经是近代化的，其所指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也已经是近代化的。严复的这一举动，不仅为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更为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向近代转化，做了成功的尝试，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希望以此从源头上将以儒家道统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真诚愿望。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子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注释：
① 典型的论述，可参见郭谌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第63页。
② 参见刘桂生：《在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编：《严复逝世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专辑》，2001年，第13页。
③ 参见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和《译余赘语》，载斯宾塞着，严复译：《群学肄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严译名着丛刊本，第1、3页；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126页。
④⑤ 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8页。
⑥ 斯宾塞着，严复译：《群学肄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严译名着丛刊本，第2－3页。
⑦ 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⑧ Herbert Spencer: Preface, Study of Sociology, London: Henry and King, 1873, pp.1－2
⑨ 严复：《译余赘语》，斯·宾塞着，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Ⅹ页、第Ⅻ页。
⑩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第23页。
(11) 如第二章原作第8－14段为法文引文（Herbert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p.24），严复均未译。
(12)(13)(14)(31) 斯宾塞着，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46，12－13，243页。
(15) 因篇幅所限，此不详举，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Herbert Spenter: Study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6,p.33，斯宾塞着，张宏晖、胡江波译《社会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斯宾塞着，严复译《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9页有关福劳特批评社会科学不成其为科学等段落。
(16) 参见Herbert Spenter: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edited by Stanislav Andreski, Macmillan, 1969, pp.2－3(scope of sociology),7－8(what is a society), 154－155(society as an organism)等部分。
(17) 孔子等也有关于“群”的论述，如《论语·阳货》中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历代注家对此中的“可以群”也多有讨论，但严复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至少是没有将其兴趣明确用书面文字表达出来。
(18) 有关内容，可参见《荀子》的《王制》、《君道》、《礼论》、《富国》等篇中有关“群”、“君”、“分”、“礼”等论述。
(19) 费孝通：在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1995年7月。
(20) 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4册，第201－202页。
(21) 有关朱熹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可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及纪昀总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五，经部三十五，四书类一。
(22) 朱熹：《文集》卷五十四《答郭希昆》。
(23) 朱熹：《朱子语类》，第六十三、九、一一五。
(24)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4页。
(25)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382页。
(26) 沈桐生：《光绪政要》第五册，上海：崇义堂校本，1908年，第15页。
(2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三年四月乙卯条，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时间不详。
(28) 同上，第4册，第2082页。
(29) 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曾说：“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29页）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批评科举考试“滋游手”、“锢智慧”、“坏心术”，批评汉学、宋学无实无用，在谈到《大学》的“格物致知”时，一方面肯定《大学》，另一方面讽刺王阳明的“格物”，说“王氏窗前格竹，七日病生之事，若与西洋植物家言之，当不知几许轩渠，凡人齿冷。……率天下而祸实学者，岂非王氏之言欤？”（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46页）另，严复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中亦对王氏有所批评。不过，严复对王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方法上，而对于其忧国忧民等，则表示十分敬佩。（有关此点，参见张恒寿《严复对于当代道学家和王阳明学说的评论》、刘桂生《严复中西文化观前后期的一致性》，二文收入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编：《严复思想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30) 详见郭谌波：《近代中国思想史》，香港：龙门书局，1973年，第9－10页。
(32) 此两句话原为严复书房中的一付由郑孝胥书写的对联，此据严家后人回忆。
(33)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