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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玉河：《最后的绝唱: 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最后的绝唱: 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左玉河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转自：近代中国研究
摘 要: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广泛,讨论的双方就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家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树起“自由主义”旗帜,显示了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
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曾留学英国的萧乾起草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该社评发表后,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尽管它对于当时实际的自由主义运动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有专题论文发表,本文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作一初步梳理,进而发掘其宝贵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挫折
殷海光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自由主义运动初始的宣传阶段,由“观念人物”占主导地位,到进一步的组织阶段,行动人物则脱颖而出[1]。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多为观念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院派人物,有着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他们虽关心政治,但又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批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等刊物周围,发挥着较大的舆论作用,在起初的宣传阶段更是功不可没。
从1930年代以后,信奉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国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王造时等人,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自由主义观念和言论上,而是要通过建立政治组织推进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1934年秋,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在北平组建了国家社会党; 1941年,他们又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了中国自由主义组织化的运作。从1943年底开始,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政治热点问题,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前途及出路的选择。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派的人们都在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国共两党对此问题有自己的设想,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有自己乐观的估计。1945年秋,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提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罗隆基起草这份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其要旨为:战后中国应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2]。民盟纲领提出的这项方案,在194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被国共双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因此,很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力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一条所谓的“中间路线”。
政协会议之后,中间势力公开阐述了“中间路线”的主张。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将中间路线的主张作了集中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随后,施复亮在《时与文》上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将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发展成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其基本主张就是“调和国共,兼亲苏美”,其实质是要说明,中国既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走中间的、和平的、改良道路,也就是政协道路。
中间路线追求的有三大目标:一是政治民主。其基本要求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自由,并要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3]。二是经济平等,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马寅初说道:“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4]三是思想自由,杨人楩说:“自由主义始终是这演化关系中的重要份子,决不因遭受左右夹攻而被消灭。自由主义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能具有的历史使命,决不因所见不同而企图消灭其他力量。在历史演进中,各个力量都有其历史功能,当其功能完全丧失之时,即此力量不复存在之时,这一切只有让历史来决定。”[5]
然而,政协决议的被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挫折。1947年底,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而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7年10月,主张走中间路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似乎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这样,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出路问题再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7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3卷4、5期上发表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宪政选举是一场灾难,欧美“政党分立的选举竞争之一套”不合中国国情,只有“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张东荪看了梁文后“深感共鸣”,在《观察》3卷7期上发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提出了与梁漱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6]随后,北大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对梁、张的观点作了批评,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留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感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将来如果发展经济,需要由“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樊弘显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认为中国的出路在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接着,樊弘发表《只有两条路!》,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动的路,二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指出“耶稣、孔子和今日教授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就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他强调:“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7]这实际上是对“中间路线”进行了严厉批评。
在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力量受到国民党打击的情况下,中间道路面临着国共两党的打压,实践中的自由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分化。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路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公报》发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讨论。
二、《大公报》社评引起的关于自由主义论争
1948年初,伴随着国共内战的烽火,是飞涨的物价和前途未卜的国家前途。处于国共两大势力之间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挤在夹缝里,左右做人难。在朝党嫌他太左,在野党嫌他太右”。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刊出带有宣言性质的社评。该文出自曾留学英国、颇受拉斯基费边主义影响的萧乾之手。文章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19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爱用的代名词。”该文接着列举了自由主义的五点基本信念: (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 (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 (三)我们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 (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就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 (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萧乾的个人主张,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国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 《大公报》这篇社评刊出后,当时思想文化界有影响的报刊,如《观察》周刊、《正论》、《时与文》等,接连刊载了施复亮、杨人楩等人的文章,中国思想界立刻掀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热烈讨论。
1948年1月23日,《时与文》第2卷第16期,刊载了署名“程桯”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国现局》,提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可以有他们的施政纲领,产生自己的共同组织,不仅仅是宣传自由主义理念,而且应该参与自由主义运动。1月31日,《时与文》第2卷17期发表了杜明的《评大公报对于自由主义的看法》一文;2月1日,《正论》新2期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的文章,响应《大公报》社评,指出该社评“为自由主义者长了不少气势”,但也提出“希望自由主义者,不要为任何个人自由的念头所支配,也不要为任何带有全体集权的自由意识所运用”,所争取的应当是真正的自由——大众自由。同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积极响应《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章,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由主义的文章。杨人楩在《观察》周刊上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关于中共往何处去?》等文,施复亮发表了《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明确表示支持《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及政治立场。2月7日,《大公报》又发表《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的补充社评。3月初,酝酿已久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正式在北平成立,公布了卅二条国是纲领,并创办《新路》周刊,提出了“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的主张。
随后,《时与文》第2卷第18期发表了冯契的《论自由主义的本质与方向》、孟坚的《施复亮先生的“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是什么》等文,对《大公报》及施复亮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其鼓吹的所谓自由主义道路进行了质疑。5月1日,《正论》新5期发表了署名“成方”的《是“新路”还是旧路》的文章,对《大公报》主张的自由主义道路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对在北平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出了严厉批评。该文认为,从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发表的政治经济纲领看,它显然是受英国费边主义学说影响的产物,名为“新路”,实则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旧路。范承祥也在《时代》第8年第6期上发表《亟待澄清的几个问题——总评最近几篇论自由主义的文章》,杜微在《中国建设》5卷5期上发表《论一种自由主义》,胡绳发表题为《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对《大公报》发起的这场自由主义讨论进行正面批评。这些左翼人士的言论发表后,立即遭到了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反驳。一时间,处于困顿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形成了讨论高潮。
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从1948年初开始发起,到1948年秋随着国内战局的明朗化而逐渐消寂。这场关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讨论,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决战之时的矛盾心态:当中国面临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对国民党“厌”,对共产党“怕”,而“怕”又多于“厌”;两种情绪糅杂在一起,于是形成一种恐慌、迟钝和沮丧的失败主义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由主义”这块招牌被抬了出来,作为号召团结中国“第三方面”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旗帜。对此,有人明确指出:《大公报》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实际就是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讨厌国民党但又怕共产党的苦闷心理,企图在理论上用“自由主义”的旗帜来号召他们;而“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成立,则是用行动来团结这批苦闷的知识分子继续走中间道路[8]。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讨论中,因参加讨论者之立场不同,观点也针锋相对。左翼人士庞欣在《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对此作了集中阐述。他认为,《大公报》所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者”是不承认政治的阶级性的,而左翼人士则是明白肯定政治的阶级性的。前者不承认政治有阶级性,所以认为可以在不推翻现政权的原则下,慢慢地进行社会改良;后者则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特权阶级自动让步的神话,所以主张如果特权阶级不让步,那便只有推翻它。因为是基本承认现状并希冀以现状为基础徐图社会改良,所以《大公报》上所刊载的“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都特别强调“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相信理性与公平”,都提出“和平第一、自由第二”的口号,都衷心耿耿忧心如焚地希望政权者对“自由份子”予以较开明的待遇[9]。杜微批评《大公报》所声称的“自由主义本质上不崇信武力”的主张时说:“我所知道的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此,他们是勇敢地参加正义的。譬如法国第三阶级革命,罗梭的信徒们都参加斗争。……当时革命即是为自由而战,自由主义者并不逃避历史任务,该流血时硬是慷慨悲歌地流尽最后一滴血。”程桯也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把自由放在第一,把和平放在第二,也可以说,自由主义者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一到最后关头就必定毅然决然放弃了它。”[10]因为是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又怕惧大变革,一面厌恶国民党的现实统治,一面又怕惧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所以像杨人楩、施复亮等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才提出“向两边统治者和革命者同时要自由”的说法[9]。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的内涵。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大公报》社评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它还指出:“自由主义不止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因为崇信自由的天赋性,也即是反对个性的压迫,它与任何方式的独裁都不相容。又因为它经济生活的平衡发展需要制度上的规划,它也不能同意造成贫富悬殊的自由企业。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掉除。正因为自由主义尊重个性,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容有参差;同时,自由主义者既无意夺取政权,所以也谈不到施政纲领。但对人生既具有了坚定而鲜明的态度,对事情自然便有了观点。”杨人楩也指出:“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惟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步。”[11]
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内涵的解释,并不为参加论争的左翼人士所承认。范承祥、杜微、成方等人则认为,自由主义“由现实政治退到政治哲学,再退入人生态度”,这样把早期自由主义的革命性抽光。针对施复亮所说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的提法,范承祥反驳道:“当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领主要求自由的时候,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先锋和代言人的自由主义者是赞成革命的。在那个时候,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民主)与社会经济民主(阶级平等或根本消灭阶级)是一个东西,而革命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换句话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革命是一家,并未绝缘。是在法国革命成功,新兴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领主,自己爬上了既得权益者的宝座的时候,新的既得权益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潜在革命要求深感恐惧,这才硬把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隔离,把革命与自由主义分离。”庞欣也认为,今天谈自由主义,就必须继续过去的革命光荣传统,而不能学法国大革命后的既得权益阶级那样,把“自由主义”这个名词歪曲了来背叛革命。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战斗的,与现实政治血肉关联的,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和人生态度而已[9]。因此,自由主义者与左翼知识分子在关于“自由主义”之内涵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第二,关于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关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实际上是把政治自由(民主)与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分开来看,认为英美等国有前者而无后者,苏联则是有后者而无前者,从而主张中国应采两者之长,兼容并收。这种观点,是反对《大公报》主张的左翼人士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撇开经济问题来谈政治民主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受了英美“伪装自由主义者”的流毒,是需要加以纠正的。范承祥指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取得其存在基本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制度是保育和代表这种基础的存在的东西。封建的经济制度必然产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虽然也容许帝王的存在(如英国),但却决不能容许封建王朝的存在。同样,建筑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民主政治形态,与建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上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属于两个历史范畴,在逻辑上是不能拿来相提并论的。尤其不能把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割裂孤立起来比较,因为这两者制度(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各自成一整体,各有其具体的内容体系,各属于一个历史阶级。”因此,现代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密切相连的[8]。杜微也认为:“每个革命都有其政治经济等内容,是一体系的;问题要看政权落在谁人手里,谁浮起来,谁沉下去,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离开政权的性质,而空谈理想,支解社会构造,美化为独立的抽象原则。这样‘中间’一下,挂着渺茫的空想”,是不对的[9]。因此,他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者坚持和鼓吹的英美式政治民主。
第三,关于中国能否实行欧美式的多党制。《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值得中国仿效, 1月8日的社评公开申明:“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其根据有三:第一,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田纳西流域的农夫闻罗斯福之死而淌泪是由衷的爱戴,希特勒的党徒悬其领袖的照片令人举臂示敬是被迫的崇拜。我们反对那种崇拜,因为它是“君权神赋”的继续,因为迟早那位“超人”的威权必侵及手无寸铁的个人。第二,在多党制下,人民与统治者间是由招标而发生合同关系的。人民这个标主还保留检选货真价实的应征者之权,一旦条件不符也还可以更换。应征者间因为有了竞争作用,货色价码上一定得分外老实克己。如果这个作用不存在,标主的利益当然毫无保障。第三,就这个幅员广大,现代化基础几等于零的中国来说,事实上由一党专政统治全国有其根本的不可能处。其强调说:“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理想是种籽,社会环境乃是土壤,单换种籽,不改良土壤,还是无裨于事的。尤其中国这个社会是特别富于吞噬作用的。”
杜微对《大公报》主张的多党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说:“英美社会有阶级,人民利益不同,所以产生了多党。多党并存,形式民主,内容并不一定民主。五个人五个意见是民主,五个人的意见相同行动一致,也是民主。英美式的民主论客,不了解剥削消灭以后,人民的利益根本相同,已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多党。他们是形式的民主论。拥护英美式的多党,既拥护资本家的多党轮流去管理国家,置大多数幸福于不顾。”[9]范承祥也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迄今的历史告诉我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无论如何多法,总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至于所谓代议政治,无非是说一切有关工商利益的法案都必须由资产阶级代言人占据大多数议席的议会予以通过。政党与议会都有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所把持,这哪里谈得上什么民主不民主。在这种制度之下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自由;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是根本上既无政治自由,也无经济自由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由于政权掌握在劳苦大众的手中,所以劳苦大众是有政治与经济自由的。”[8]庞欣赞同杜、范的观点,认为“仅凭形式上的多党制与议会政治就认为英美民主是了不得的好,是非常浅薄皮相的说法”[9]。第四,中国能否效法英国工党实行混合经济。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倡所谓“混合经济制度”,其蓝本为英国工党正在实行的所谓“选择性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主张,在张东荪、张君劢成立国家社会党的政纲《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已经有了初步阐述。到1948年,张东荪借鉴战后东欧的经验,再次明确提出: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即“混合经济”,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国家资本,还有合作社经营。对于土地问题,“实行合理的再分配”[12]。但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混合经济”主张,仍然受到了左翼人士的批评。范承祥对英国工党经济政治政策加以批判后,特别指出两个理论上的要点:第一,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的经济制度,在它本身制度上,在它的基本结构上,都无形中设定了一个界限,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另一种经济制度的分水岭。本质上实行某种经济制度的国家不能同时又采行他种社会制度。以私人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即使我们已明白理解它那自由竞争的弊病,但却显然无法依据采行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设计。第二,生产上采取资本主义技术上的优点,分配上采取社会主义公平的优点,那是将近一百年前曾经是英国经济学家弥尔的玄想。社会财富的分配形态取决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再依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分配,在今日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那是根本办不到的。根据这两个标准,范氏认为:“英国的现行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既然始终没有发生过基本上的变化,所以它的现行经济制度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其所以要故意提出混合经济制度之类的名辞,不过是意图一新劳苦大众的耳目,缓和一下战后劳苦大众要求公平的情绪而已”,实在不值得中国去仿效[8]。
从《大公报》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争论的分歧中可以看出,“这次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两种不同的方法论,一方面是有意无意地为了维护旧秩序的,另一方面则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一边的”。左翼人士认为,问题提出的方式和背景,反映出中国的内部斗争已经濒临决定的关头,尖锐严重,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次论争的展开,对于当前彷徨怀疑中的知识分子,当有极良好的影响:那些真心为人民为自由但在思想上含糊不清的知识分子,会因这次论争而澄清许多问题,更加坚定他们的奋斗;那些假冒伪善帮闲帮凶的伪自由主义分子,也将因这次论争而显现出本来的面目。所以,这次论争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有很大的益处[9]。
三、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新认识
政协决议的破坏、中间路线的破产及民盟的解散,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者政治运作的失败。1948年《大公报》发起的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在现实层面的政治运作失败后,从学理层面所作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总结。如果说上述关于自由主义讨论是自由主义者与左翼人士之间产生的分歧的话,那么在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思想作了积极探索,并根据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践,修正了一些观点,深化了一些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的新认识。《大公报》社评公开申明:“我们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依然逗留在游牧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妨或成为同义字。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谐。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一人患贫穷或愚盲之影响全村正如其患麻疯一样。放下道义,即单从利己主义出发,资本主义所支持的自由企业——即是自由剥削,也是死路一条。本此,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尽量不属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兑现。在文化上,我们拥护至少以初中为标准的义务教育。为了培植民主真基础,除坚持学校育才之外,不兼营政党斗争。在政治上,我们绝对赞成普选,但普选的真实基础在义务教育,否则普选永远是一种幻术。在财政上,我们拥护课富的赋税政策。”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对自由的内涵、自由主义的理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张申府指出,今日讲自由至少应注意三点:第一必须是人人自由。人人自由,乃无侵略自由、压迫自由、剥削自由。第二是要积极自由,不要消极自由,要有生存自由、学习自由、工作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第三要切认自由与组织相反相成。无自由,组织不能充实健旺;无组织,自由不得充分发展。要自由的组织,即有自由的组织;也要组织的自由,即有组织的自由。组织正予自由以机会;自由才使组织有“灵魂”。自由在组织之中,成自觉的自由;组织于自由之下,乃是自觉的组织。他强调:“中国今日唯一可能路线,自也要前进的,革命的;人民的,民主的;科学的,即也要利用科学,发展科学,更使科学服务于人民。”[13]施复亮亦指出:“自由主义者始终要求进步,不断从变革现状中求取进步。进步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没有进步,就没有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进步的环境中才能实现。所谓‘进步’,就是更多的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团结进步的力量,联合进步的力量,推动中国走上进步的道路,这应该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责无旁贷的责任。”[14]
第二,关于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新认识。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混合经济”,主张经济民主,效法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计划经济增加生产,并使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下来,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贡献。张东荪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换言之,即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乃得到新的生路。”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中性的名词。资本主义、法西斯都可采用计划经济。只有“用社会主义为原则以作计划方能为进步的计划经济”。所以,中国今后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大量增产”。中国为了发展生产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尤其必须采取进步的计划经济,但如何处理经济方面的“计划”与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关系,张东荪主张,在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同时保留思想文化上的自由;既要促进生产,又不能损害“自由”。他强调:“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决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所以使这二者(即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生产既然要用计划经济,则势必影响到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由,如何处理社会的计划性与思想方面的自由的关系,张东荪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计划是以增加生产,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为目的的,则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15]在经济等方面采用社会主义计划方式,在思想文化方面保持自由,是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
第三,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新认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多主张和平渐进的改良,不赞同暴烈的武装革命。但在1948年的讨论中,自由主义者对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的认识有了较大变化。《大公报》社评指出:“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于事。”开始承认革命的合理性。施复亮也指出:“统治者剥削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义者便要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反对统治者,为人民争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权不曾建立起来或人民的自由不曾获得切实保障以前,自由主义者必然要跟广大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去反对统治者。自由主义者多半希望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但当他发见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4]在1946年出版的《理性与民主》中,张东荪对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把革命当作目的,当作一种长期的过程的作法:“我敢正告社会主义者中对于民主有感情的人们:我们在马克斯与恩格斯的文献上不是寻着建立共产社会如果万一竟有不由革命亦未尝不可的一类话么?可见他们……始终把革命当作手段。手段之使用与否须看目的之达到如何而定。只须达到目的即不限定必用这种手段,而把革命当作过程,且当作必然的过程。一切弊病即出于此。”[16]而到1947年10月所作的《论政治斗争》中,他却说:“但我现在来讨论斗争,却亦十二分承认斗争是一个铁样的事实。斗争的由来是由于有个斗争的对象。人类社会所以不能达到理想境界就是由于有人或一些人甘心作斗争的对象,来和全社会的福利挑战。”[17]这显然是一个重大变化。1948年7月20日,张东荪在《北大半月刊》第8期上发表《纪念闻李二先生——民主与革命之关系》,他将革命与民主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民主主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表示了对革命斗争的同情。他指出:“须知民主与革命分开这不是民主的原义,乃只是后来的态度。”他劝告那些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说:“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民主不易由平和而得,历史早告诉人们了。”他断定,“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他公开承认革命有其客观性,并强调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与实际境况密切相关的问题;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阐述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18]
第四,关于自由获得方式的认识。施复亮指出,自由主义者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别人同路,而且极端欢迎别人同路。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获得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样,自由主义者的目光才会看到多数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数人的自由。自由主义者必须以自由的性质、种类、范围,以及获得自由的人数的多寡,来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自由程度。在国共两党统治之下,哪一个区域自由比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自由主义者不但不能满意国民党统治,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也要有勇气争取“自由”;但他所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施复亮对中国民主自由之获得方式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争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赐的。他说:“不仅国民党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产党也不能赐给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国的政权真正被掌握在多数人民的手里,由多数人民的意志来决定一国的政策,才算真正实现了民主,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永远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跟人民一同争取并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义者倘若能够跟广大人民共同争取自由和民主,能够在民主运动中表现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够保障自己和广大人民的自由。我以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义者自己。而且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的,不仅是用来保障自己的自由的。”有人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人民固然没有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人民也不见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还有人说:国民党固然不肯给我们自由,共产党也不见得肯给我们自由。对于这两种议论,施复亮强调指出:“第一,中国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我们不可用完全欧美政党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这两个政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当前的实事。第二,在内战时期,尤其在战争区域,为了军事的目的,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也不会真正的实现民主。在这时期,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要实现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自由,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复以后。”施复亮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义者自己。而且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要是用来保障广大人民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义者能够这样来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他认为“这是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争取自由的正确道路”,因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施复亮将获得自由的重任托付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指出:“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主义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民主的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14]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乃至失败的现实,使不少自由主义者更冷静地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处境及未来命运。张东荪回顾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发展演变历史之后,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即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旧式的自由主义,具体而言就是民国初期的宪政论,如制定宪法、进行选举等等。这样的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放任政策,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从而形成“贫富不均”、“对外愈趋于侵略”等弊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推车撞壁之时,中国焉能如西方18世纪那样实行政治的自由主义?所以,张东荪认为,这种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他承认“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所谓文化的自由主义,在张东荪看来,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忍容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他说:“所谓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却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实事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即旧的民主主义已经过时,而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15]。
四、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绝唱
《大公报》发起的这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是在抗战结束后中间路线即将彻底破产、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之时发起的。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竖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显示了他们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大公报》公开进行的自由主义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间路线的继续,是在自由主义政治运作受到挫折后的一次思想抗争。然而,这种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共两党那里都被当作可怕的妖魔,遭到空前未有的挤压。对此,《大公报》补充社评回顾说:“本报那篇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的社评刊后出,全国由平津以至京沪港粤都发生了迥然不同的种种反响。……单就驳责我们的文章看,来路大约不出三个方向,论调可概括为五。所谓三个方面,即是代表集团的左与右,及代表个人的‘中间’。在左右阵垒里,又各有‘迎’与‘拒’两种论调。右方面‘迎’我们的,说你们主张‘三民齐重’,岂不刚好志同道合?‘拒’我们的则很少正面驳斥。有的比我们作黄老墨家,有的责备该文未以戡乱作结论,因而还不免‘民族失败主义’的嫌疑。左方面‘迎’的方面说:‘自由主义不应当反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因而即不应当反对苏联,尤其不可反对共产党。’‘拒’的方面论点也不一。其中责备我们最严苛的是‘此非时也’。因而怪自由主义者‘早不喊,迟不喊,却在此时喊了自由平等’。”[19]因此,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一开始便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种政治势力的打压。
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打压下,不仅参与这场讨论的众多刊物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中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迫害。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势力对自由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指责道:“当《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早已放下了第三方面的假面具的时候,《大公报》却要来宣传什么‘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当英法工党和社会党上层右翼分子已完全向国内外反动力量投降的时候,《大公报》却要来宣传什么‘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这当中的阴谋还不洞如观火吗?”[20]应该看到,中共对自由主义者坚持和宣传的中间路线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实际上已经开始,而在《大公报》发起这场讨论后更是直接和严厉。1948年3月《大众文艺丛刊》的第一辑上,身为当时左翼文坛领袖的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毫不留情地给《大公报》和萧乾一起扣上了一顶“反动”的帽子:“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21]言辞相当激烈。胡绳发表题为《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的文章,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了一幅名为《两“胡”于“途”》的讽刺漫画,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举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介石的无头僵尸。
民盟解散后,中国第三方面势力开始分化。1948年初,民盟内部左翼势力在沈钧儒、章伯钧主持下在香港召开三中会议。这次会议检讨了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重新作了估计,确定以后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按照这一宗旨,全会首先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决定恢复民盟的领导机构,“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随后民盟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而此时参加《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讨论的民盟成员,多为政治上中性或偏右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他们尽管赞同自由主义,坚持中间路线的主张,但在国共决战的胜负已有定局,中国的出路已经明晰的情况下,也程度不同地发生剧烈分化:或者倾向中共,或者继续保持中立。1948年秋以后,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和其生活现状日益恶化的严峻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着更剧烈的分化和抉择,不仅自由主义的实际政治运作难以进行,而且自由主义的精神诉求也难以为继。在国共两种势力的打压之下,知识分子本身面临着生存和出路问题,自由主义的讨论更是由此消寂。
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显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第三方面”的力量,以为中国社会是中间大,两头小,国共分别代表两头小的,而自己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实际上,中国社会恰恰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结构,中间阶层不仅人数少,而且因松散而缺乏力量。在国共两强之间,没有掌握武力与群众的中间势力,难以有所作为。美国学者格里德对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分析,是颇值得重视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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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人楩.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J].观察, 2 (11), 1948-05-10.
[12]张东荪.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J].观察, 3 (23), 1948-01-31.
[13]张申府.论中国的出路——对于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知识分子的探究[J].中国建设, 6 (4), 1948-07-01.
[14]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J].观察, 3 (22), 194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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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社评.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N].大公报, 1948-02-07.
[20]于怀.追击中间路线[J].自由丛刊, 11, 1948-01-28.
[21]钱理群. 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31.
[22]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368.68.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男,河南新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