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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海岩：20 世纪前期天津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变迁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52-67页
作者简介：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自来水的出现对近代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了城市市政体系的形成。天津作为一个商埠城市,租界的存在和城市行政的分割,使得水供给逐渐形成两大系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市政制度,使自来水以不同的方式被城市社会接受。在租界,自来水的供给是近代化社区形成的基础,在老城区,自来水的传入更多表现出传统与新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然而无论如何,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伴随着自来水进入人们的生活,健康、卫生等新的观念逐步被接受,近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形成。
关键词：天津；自来水；城市生活；近代市政
在以往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中，往往把自来水的出现与煤和电力合在一起称作“煤水电”，被视为近代市政的初现或城市近代化的一个标志。自来水——水供给的工业化方式——于清末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等大城市出现。早期的自来水供给大都是以商业投资的形式，上海和天津是以外商投资为主，汉口和北京的自来水则是民族资本的投资。研究者一般主要关注自来水系统的建设过程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对北京的研究关注自来水公司与政府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①；而对上海的研究，则注重自来水的出现所引起的市政进步以及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②。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城市供水系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探讨供水系统的建立如何推动城市卫生系统的建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③毋庸置疑，近代水供给系统的建立，对城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自来水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健康状况，也改变了有关健康、卫生等等方面的观念。而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复杂的历史环境，又使得水供给系统的建立与城市政治、行政管理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天津的自来水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八国租界的存在和城市行政的分治，使得水供给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系统，其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错综复杂。从对天津个案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开埠城市在近代技术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多样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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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谷银波《清末民初的京师自来水公司》(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3年)。
②参见熊月之等《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8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社会、民国社会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见到的主要是西方学者的成果，如KerrieL．M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 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2004)。
一、一个城市两个系统
自来水出现以前，位于平原地区的中国城市，用水大都取自河湖或掘井。由于传统时期城市政府对此类公共事务向不过问，城市供水始终是以民间自为的方式解决。地处华北平原的天津，尽管位于“九河下梢”，河流水源充足，但是城市用水的取给却并不很方便。
在明代，天津城内的居民曾尝试挖井取水，但是，由于地下水盐碱度过高，井水苦涩很难饮用。1592年，两万多名赴朝兵士暂驻天津，就发现天津“柴草不生，水苦咸，饮食不便”①。到清康熙年间，天津城内外的水井大都已成为废井，不再取水，专门存水的水窖也不再使用。②乾隆年间纂修的方志中记录了城内外水井共10口，有在衙门里或寺庙内的，有大户人家挖掘的，也有供公用的所谓“义井”。它们多数已因水质“苦斥卤”被弃用，惟有一口私宅中的甜水井可以饮用，却也已淤塞很久。③19世纪中叶的记载则说，天津城内有旧井25口，但是均已不再供饮用。④
天津城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取自城外的河道。在清代的天津地图上，城北门外的运河边和东门外的海河边分别标有“水口”，就是当时城里人取水的地方。⑤城内居民用水主要靠水夫。用独轮车或双轮车运水，上面安装木制水箱，以人力或牲畜拉拽，再用水筲挑送居民家中。城里也有专门储水的水房，并烧开水卖，称为水铺。乾隆年间有诗描述当时天津人的饮水方式：“城里源泉到处枯，两山双眼⑥亦荒芜。家家多饮北门水，忙煞城里担水夫。”⑦
在清代修建的天后宫大殿上，供奉着水夫的神像，当地人称“挑水哥哥”，据说是为了纪念修庙时服役的人，成为神以后附会成挑水浇天花⑧的神仙。无论如何，将水夫尊崇为神，可以想见其在当时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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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年七月壬戌，转引自卞僧慧《天津城市发展史管窥》上，《天津史地知识》(1)，天津市地名办公室1987年印行，第192页。
②康熙《天津卫志》卷1，“建置”。
③乾隆《天津县志》卷5，“山川志”。
④道光《津门保甲图说》县城内图说第一。
⑤道光《津门保甲图说》东门外图说第二，北门外图说第五。
⑥两山、双眼是天津城内两眼井的名称。
⑦蒋诗：《沽河杂咏》，《梓里联珠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
⑧当时，天花是对孩童威胁最大的传染病。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区的扩大，水的供应越来越成为很麻烦的事情。铁箍木轮的水车走在坑洼不平的街巷中，不仅效率极低，还常常使水溅洒道上，致使道路整日湿滑难行。冬季河流冰冻，凿冰取水更加困难。因此，尽管天津城濒临河道，水源充足，但是居民用水并不方便。这也造成水价较高，成为百姓生活一个不小的负担。“今郡城斥卤，无甜水井可食，小车负汲数里外，罂缶压道，余滴浸街，即久晴亦愁泥滑。水一担不过三斗，非钱五文不可得。计人日食米大约以六、七合为率，乃以三斗水之资，去日食之半，其困实甚。”①
随着19世纪城市的开埠和租界的建立，自来水与电力、煤气、电报、电车等新技术产物先后引入。自来水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是在英租界，然后是在老城区。
19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有了自来水供给后，天津英租界的外国居民就提出了水供给的问题。当时，租界的财政能力有限，工部局自身没有能力兴建租界的供水系统，只能依靠私人投资建立自来水公司。然而，英租界实行市民自治制度，供水关系公共利益，要经过“租地人”会议讨论和表决。最初，争论的焦点是作为租界行政当局的工部局是否应当对供水的安全负责，“干预”水的供给。1895年天津流行大规模霍乱之后，尽快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成为租界社会的迫切要求，一些英国洋行经理联名提出组建自来水公司。②当时，租界居民也直接饮用海河水。由于英租界位于海河下游，租界社会普遍担心海河已经成了位于上游的老城区居民“倾倒污水和垃圾的下水道”，海河水成为传播病菌的媒介。这是要求尽快建立租界供水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为租界居民提供洁净的生活用水，关键是供水的水源。有些人主张利用深井水作为自来水源，但开凿深井投资较大，而且化验表明井水中盐和硫的含量过高，最终还是决定使用海河水作为供水水源。③
1898年，由英租界最具实力的英国仁记洋行发起，隆茂、新泰兴等洋行参与投资，组成了“天津自来水公司”。公司在与租界工部局的协议中承诺，供应与上海同样标准的过滤水，水费不超过每百加仑15文。公司还要低价为租界提供公用用水，如清洗街道、冲刷下水道、人工喷泉等。工部局则授予该公司免税特许经营25年，并可以在租界任何地区和道路铺设管道，安置消防栓。同年11月，公司自来水管道铺设完成，1899年1月水厂建成供水。法、德租界也相继由该自来水公司铺设管道供水。
20世纪初期，英租界自来水厂的日产水能力达到30万加仑。到了1922年，日供水量最高可以达到98万加仑。④然而同一时期，英租界的发展很快，地域面积由最初的489亩扩展到6178亩，租界人口由1906年的6030口增长到1913年的1.68万口和1925年的3.52万口。⑤与此同时，整个天津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活动的加剧，使海河的污染愈益加重。直到民国时期，整个老城区仍然没有建起有效的排污系统，老城区的居民也没有完全改变向河道倾倒污水、污物的陋习。而且，工业污染不断增加，成为供水系统的一大威胁。大量工业企业建在海河上游，常会发生因工厂向海河排放污水，导致英租界的自来水变质的事故。⑥到了20年代，供水系统的安全再次成为租界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⑦
1923年，“天津自来水公司”与工部局签订的协议到期，英租界纳税人会议决定终止协议，由工部局收购自来水厂，成立工部局水道处管理水厂，租界供水由商业经营改为公用事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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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20，“舆地二”。
②FO228／1228，Minutes of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Land Renters in the British Concession。Tientsin，held in Gordon Hall，on 21st January，1896．(FO是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英国外交部档案，下同)
③当时，法国人和日本人都作过类似的化验。日本人对不同地点的5口井中的水做了化验，发现水中的固体成分、有机物、石灰的含量都比较大，细菌的含量也比较高。相比之下，海河水虽然含有泥土而混浊，但是经过过滤或沉淀，其水质要比预想的好。参见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版，第328页(原名《天津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1909年版)。
④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22(Tientsin Press，1923)，P．10．
⑤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⑥Otto Durham Rasmussen，The Growth of Tientsin(Tientsin Press，1924)，P．16．
⑦The Growth of Tientsin，P．17．
此前，英租界工部局曾邀请上海的供水专家和济安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考察英租界的供水并提出改善的建议。他们认为，尽管经过英国供水系统专家研究，证明目前英租界水厂的净化装置是有效的，一般情况下可以除掉水中95％的细菌，但是由于水厂依赖的海河水源随时受到老城区和租界地区排放的污水污染，一旦发生传染病流行，海河很可能会受到病菌污染，目前水厂的设备几乎不可能为家庭提供安全的生活用水。①为了保证供水安全，工部局决定逐步放弃海河水源，改用深井水为水源。1922年，自来水厂增加使用氯化物实行净化。②从1925年起，英租界水厂不断开凿深井，至1934年全部改用深井供水，海河水只作备用水源。与此同时，到1931年，水厂动力全部由蒸汽机和锅炉改为电力和内燃机，水厂设备及工艺流程设计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工部局水道处共有4处自来水厂，8眼深井，自来水管道铺设总长度50.57公里。如果按英租界面积计算，每平方公里供水管道长度达到14.58公里，是当时天津自来水普及率最高的地区。
老城区的自来水供应肇始于八国联军“都统衙门”统治时期。1901年3月，三名中国商人芮玉垄、马玉清和陈济易联名向临时政府委员会(即都统衙门)提出申请，请求准予成立“天津济安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在老城区建设供水系统经营自来水，并指定瑞记洋行为其代理商。申请很快得到都统衙门的批准，同时提出的条件是要以运河水为水源并安装过滤设施，在城区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要安装供水龙头和消防储水池，供水价格要与上海华人居住区相等。③与此同时，三名商人也禀呈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得到李的批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呈文是由担任都统衙门总文案的美国人田夏礼“代禀”李鸿章，而且还由田夏礼和瑞记洋行经理为这三位中国商人担保。这从李鸿章的枇复中可以看出：
来禀称芮玉垄、马玉清、陈济易均系殷实可靠，业由该商(指田夏礼)与瑞记洋行作保，自应准其开设中国天津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召集华洋商股开办。④
1902年8月袁世凯接收天津后，也很快批准了济安公司的成立。⑤济安公司水厂建在南运河南岸的芥园，取水水源设在南运河，后来又在子牙河增设水源。1903年3月，芥园水厂建成并向老城区供水。由于水厂水源设在河流上游，尚未流经城区，河水很少受到污染，水质较好，被称作“甜水”。到1904年，公司月售水量达到380万加仑，平均每天售水12万加仑。⑥
20世纪初的天津，八国租界分立，加上中国政府管理的老城区，形成了9个各自为政的城区，空间的政治分割对需要管道系统的自来水供给形成了障碍。但是，生活的需求超越了政治，自来水的管道穿越政治界线，把自来水送到城市的不同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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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Ended 31st December，1917(Tientsin Press，1918)，PP．160—172：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9(Tientsin Press，1920)，PP．70—71．
②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22，P．27．
③刘海岩等：《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FO 678／1621，Tientsin Water Works-B．M．C．(Concession)，Tientsin，1902。
④《照抄天津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商人芮玉堃、马玉清、陈济易禀》，FO678／1623，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⑤(中文文件无标题)，FO678／1623，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⑥李绍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济安公司成立之初，便谋求如何把供水系统扩展到租界地区。1903年公司刚刚开始供水，便与位于海河东岸的俄、奥、意三国租界当局签订了铺设供水管道和供水的协议，取得了穿越租界铺设供水管道和在租界售水的特许权，期限为15年。公司保证以优惠价格为租界居民提供优质用水，还要为租界的消防、绿化等低价供水。①1915年，济安公司又与日租界居留民团签订协议，由公司统一供水给该界居留民团，再由居留民团转售给租界住户，期限为10年。②
1922年，随着英租界自来水公司被工部局接管，该租界的水供给由商业经营改为公用事业方式，原来由英租界自来水公司供水的法租界改而由济安公司供水。原本也由英租界水厂供水的特一区(原德租界)，1934年由中国政府成立水厂供水，但是不久便因经营不善无法维持而于1937年由济安公司接管。至此，济安公司的供水区域已经包括6国租界和中国城区，成为最大的城市供水系统。
1929年，济安公司每天产水数量，夏季为400万加仑，冬季为300万加仑。供水处约达4800处，所生产的自来水60％供应民用。③30年代，自来水的需求量大增，济安公司每天增产约20万加仑，仍然供不应求。他们将总输水管从5英寸口径换为12英寸口径，以增加输水量。④1936年，济安铺设的自来水管道总长度达到144公里，日供水量也增加到600万加仑。
济安公司最初以中国商人名义申请成立，结果变成了中外合资并主要由外商经营的股份公司。在1901年递交直隶总督请求准予成立的呈文中，已表明公司“分招洋股合办”，李鸿章在批示中也同意公司由“华洋资本”构成。济安公司成立后，由瑞记洋行在香港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万两。随着外商的投资，济安公司实际上形成以西方人投资为主并由欧美人经营管理，公司名称甚至冠以“英商”二字。第一任董事长是美国人田夏礼，总经理是瑞记洋行经理巴贝，后为英国人哈拨，总工程师为丹麦人贺乐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仗外资特权，是能够穿越政治分界线，建成城市供水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济安公司这种模糊的产权形式和英商的专权遭到质疑和反对，公司中的中国工程师及其他国籍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反对英国人。⑤1936年，国民政府要求济安公司重新在中国政府注册，定名为“中国天津济安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公司华人股份必须占51％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必须由华人担任。公司享有专营权，但每年要无偿提供马路清洁用水1600万加仑，并接受市政府的监督。水价需经过市政府的核准，不得擅自提高。水质要“经化学及微菌试验后证明能作饮料无碍卫生为合格”⑥，并需由政府部门审定。1937年1月公司特别股东大会通过表决，决定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重新登记并对公司实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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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O 678／1623，Letter to British Consul General at Tientsin by P．Holmberg，Engineer in Chief ＆ Secretary，Tientsin Native Water Works Co．，Ltd．
②FO 678／1624，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Japanese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Co．Ltd．，4th December，1915．
③《津市自来水饮料问题》，1929年9月21日《益世报》，第3张。
④《津市人口增加饮料求过于供》，1933年5月2日《益世报》，第3张。
⑤爱丽诺·麦考利·库珀、刘维汉着，傅志爱译：《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9—60页。
⑥李绍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第41页。
水供给的工业化方式即自来水的出现，对于城市而言是颇具革命性的。通过管道输送洁净用水，整个城市形成一个系统，从而使得城市在空间的拓展上能够摆脱对河道的依赖，无论城市的规划和新城区的开发，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等等，都得以在新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然而，租界的存在导致城市行政管理的分裂，一个城市出现了多个供水系统，这成为近代商埠城市中特有的现象。如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上海，出现了四家自来水公司。供水管道各自铺设，互不沟通，供水的水质、水价各不相同。①天津有八国租界，最后却只形成了两个供水系统，生活的需求和商业利益最终突破了政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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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月之等：《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第93页。
二、水供给与城市生活的演变
自来水系统的建立，促进了城市生活方式的演变，其影响涉及衣食住、卫生、消防等诸多方面。在天津，租界与老城区之间发展上的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这种演变又是多元的和不同步的。
自来水对租界生活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居住租界的西方人对河道污染以及直接饮用河水导致传染病流行的担忧，是促成自来水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英租界自来水厂甫一供水便受到居民的欢迎。在英租界，最早的自来水用户大都是西方人。20世纪初期，多数英租界居民家中就都用上了自来水。②住宅中出现了水冲式厕所，开始使用抽水马桶。③
供水系统的建立推动了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活用水的大量增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排污系统的改变。20世纪初期，英租界街道还多使用明沟排水，粪便由粪夫驱车入户收运。民国以后，随着新式公共下水道系统的铺设完成，工部局提出各类建筑要设置统一规格的化粪池，与公共下水道连接。④在英租界1918年制定的章程中，规定每座建筑都要有水冲式厕所、排污设备和其他卫生设施。⑤1921年，英租界实行住宅强制设置化粪池，所有建筑内的排污管道都要与公共下水道连接，使建筑从供水到排污形成完整的系统。该年底，英租界停止使用粪车，住宅“装置了最新式的、最卫生的厕所设备。令人作呕的粪车时代就要过去了。”⑥新卫生设备的大量使用，使得自来水用户迅速增加，1922到1923年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由547户增加到717户。30年代建造的高级住宅更出现了一所住宅多处卫生间，还建有专门供佣人使用的厕所。1914年，英租界专门收治传染性病人的隔离医院已经有了冷热水、浴室、水冲式厕所以及化粪池排污系统。⑦
用水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租界人口的加快增长，又导致水供给出现危机。尤其到了夏季，工部局常会发布节水通告，要求住户避免各种用水的浪费，并在非高峰用水时间储存用水；尽量减少花园的用水量，停止一切喷泉用水及其他非必须用水；仔细检查并修复住宅中漏水的地方，特别是抽水马桶等等。⑧
1903年法租界由英租界水厂供水后，制定的建筑法规划定“专为西人居住之所”的街区，要求建筑“一律按照西式屋样建造”，对住宅的厨房和厕所都做出相应的规定。⑨西式住宅建筑空间分工明确，安装卫生设备需要上水供应和排水设施，因此这些法规的制订与供水系统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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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P．212．
③Land Regulations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Tientsin，1899)
④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onber，1914(Tientsin Press，1915)，P．38
⑤《驻津英国工部局一九一八年章程暨修正条文》，《天津英国工部局1929年董事会报告》(中英文本)，天津印字馆1930年版。
⑥The Growth of Tientsin，P．14．
⑦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4，P．37．
⑧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22，P．28．
⑨《天津法租界新定房屋界限工程条款》，1903年7月31日《大公报》，第2版。
20年代制订的法租界市政法规则规定，每一住宅必须建有独立的厕所，分租住宅每三间平房须有一处厕所。凡公共场所，如戏院、澡堂、旅馆、商场等，都必须建有可供20人同时使用的公共厕所。厕所内必须安装供冲水使用的自来水箱，厕所排污管道必须与公共下水道相通。①
意大利租界由济安自来水公司供水，到民国初年不仅建成供水系统，其他主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相继完成，这对该租界现代住宅建设起了很大的影响。1924年意租界颁行的建筑章程，严格限定大部分街区只能建西式建筑，对建筑中的卫生设施也做了具体的规定。例如，每幢建筑必须有上水供给和下水道，禁止自行打井取水；住宅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浴盆等，必须通过化粪池与租界的下水道相连，甚至还对连接卫生设施的水管的材质、规格都做了规定。②
有效的供排水系统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为租界建设奠定了基础。二三十年代兴起的高级住宅建设热潮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这些高级住宅以英、法、意等国租界分布最为集中，多为欧洲建筑师设计，居住者大都是华人上层，如隐居租界的军阀、官僚、贵族“寓公”，富有的买办、商人、实业家等等。这些住宅的设计体现了现代建筑的风格，无论是别墅式住宅还是高级公寓住宅，不仅在结构和外形设计上各具特色，内部卫生设施的设计更加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大量高级住宅的出现以及良好的街区规划，形成了至今依然堪称典范的现代住宅区。
但是，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并非所有租界居民都能接受或享受这种生活。在日租界，虽然20年代已经有了自来水供给，主要街道也埋设了总长度达10公里的下水道管网，大多数住宅却没有安装抽水马桶。购置和安装卫生器具的高额费用以及用水量大导致水费高，或许是很多家庭没有安装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有生活方式方面的因素。到1928年，日租界4000户家庭中，只有800户安装了抽水马桶。即使这800户中，也还有100户没有改变使用尿壶的习惯。因此，已经建立了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日租界，仍然需要掏粪夫的服务。③
在20年代的英租界，没有能力安装自来水设备的华人下层仍然向流动水贩购买直接取之于海河的廉价河水。④即使住在现代生活设施完善的小洋楼中的华人上层，也未必接受当时被视作“西化”的生活方式。民国时期住在意租界一座小楼内的天津名流华世奎，不仅从不刷牙，而且一辈子只是擦身，从不洗澡。因为他认为，洗澡会伤身体的津液元气。⑤
在老城区，20世纪初期出现的自来水，与电车、电灯、电报、电话一起被视为进步的标志和近代化的象征。矗立在老城西北角、高达110英尺的自来水塔，成为堪与城中鼓楼比高的标志性建筑。当时被视为先进设备的蒸汽压路机和洒水车，跑在老城区的街道上。这些都作为20世纪初期天津城市的特色出现在清末出版的英文天津旅游指南上。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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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津法租界章程》(未刊稿)，第23章，“卫生工程”，第195条，原稿藏天津档案馆。
②《天津意国租界章程》(未刊稿)，1924年，原稿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③[美]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合编：《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④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20(Tientsin Press，1921)，P．137．
⑤华泽成：《天津华世奎其人其事》，《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1994年，第66页。
⑥Burton St．John，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the China Times，Ltd．，1908)，P．12
然而，对于自来水，老城区的百姓开始并不表示欢迎，这种工业化的供水方式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老城区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的。1903年3月30日济安公司芥园水厂建成供水，举行了通水典礼，津海关道代表直隶总督前往祝贺，并举行了救火水枪喷水表演。但是，祖辈“喝河水长大”的百姓对来自铁管子中的水心存疑虑，称其为“机器水”，传言喝了会断子绝孙。济安公司采取免费品尝的推销方式。31日，公司在“郡城四门口马路及东北、西北两城隅马路六处龙头送水三日，于初六日(4月3日)卖票售水”①。天津道府县诸官员与济安公司经理一起到“井口”视察。“井口”高搭彩棚，用自来水泡茶，官员们当场品尝，还“粘贴水价并有县示一纸”②。新技术带来的洁净、方便的生活用水毕竟吸引力是很大的，每天到“井口”买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距河稍远之龙头卖水为更多”③。
自来水管道供水的最方便之处是直接向用户供水，然而老城区最终并没有像租界那样建起直接连接住宅的管道网络，而是形成了适应自身社会特征的公共供水系统。20世纪初期，天津战后重建，又值“北洋新政”，老城区街道相继按照近代技术加以改造或重新铺筑，自来水管道的铺设并不十分困难。但是，或许是老城区住宅多为四合院或三合院，这种传统住宅内部空间的生活功能分工不明确，很难容纳工业技术带来的新生活设施；或许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即便是大户人家也没有把自来水管铺设进四合院的。④
济安公司按照与清政府订立的合同中的规定，在城区街道每隔一定距离在路边安设水龙头，用于零售供水，称作“井口”，由公司专门雇人售水。用水者先到公司水票房购买“水票”，再到“井口”持票购水。在清末，1银元可买140担水，1担水相当于7加仑，也就是大约10加仑1文钱。
民国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自来水用户的大量增加，使这种由公司直接售水的方法无法应对。随着计量技术的改进，济安公司改行承包制，将“井口”承包给水商，即所谓“包井口”。承包人在“井口”开设水铺，既出售生水又卖熟水，并有水夫送水到居民家中。传统时期的水铺因此得以复兴，又成为自来水的零售商。他们的经营方式并没有因为自来水而发生太大的改变，管道供水系统非但没有淘汰传统的水夫和水铺，后者反而与依靠工业技术生产自来水的公司相结合，构成新的城市供水系统。
由于水铺适应了老城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增长很快。到1929年，水铺总数为558家，售水总量占老城区自来水消费总量的78％。⑤1947年，水铺总数达到634家，其中81％分布在海河两岸人口密集区。⑥40年代是水铺的鼎盛时期，老城区80％的居民生活用水取给于水铺。⑦
水铺经营者多为昔日的水夫，依靠卖苦力的积蓄投资经营。规模大的水铺有字号，铺面宽敞，备有送水的水车，雇有送水的伙计，服务街区范围较大。规模小者散布于胡同里巷之中，“只在窗下伸出一个水龙头来，也有的什么也没有，全凭年头多附近都知道它”⑧。水铺内一般砌有灶台，三口大锅，随时供应熟水，并备有几副水筲每日送生水到住户。住户的储水方式和传统时期一样使用水缸，需要熟水随时到水铺购买。与上海的老虎灶不同⑨，天津的水铺没有出现同时经营小茶座和简易澡堂的，而是更像一个出售生活用品的小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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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验看机水》，1903年4月1日《大公报》，第3版。
②储仁逊：《闻见录》(稿本)卷9下，第88页，原稿藏天津市图书馆。
③储仁逊：《闻见录》卷9下，第68页。
④林希：《老天津：津门旧事》，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⑤《总工程师汉森给董事会的报告》(1931年1月2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济安档案第36卷。转引自《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第174页。
⑥《是谁垄断本市的水业》，《天津市周刊》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第7页。
⑦李绍泌、倪晋均：《天津自来水事业简史》，第47页。
⑧《是谁垄断本市的水业》，《天津市周刊》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第7页。
⑨关于上海的老虎灶，参见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242页。
管道供水的空间垄断性，还导致水铺划分“地盘”经营，出现了垄断某一地区的“水霸”。在这些“水霸”控制的地盘内，没有他们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再开设水铺。济安公司为了其商业利益，不惜与“水霸”一起维护势力范围，规定在已有水铺500英尺以内不得安设水管开设新水铺，甚至限制住户自家安设自来水龙头。①公司还帮助“水霸”排挤竞争者，维护垄断。②
水铺和水夫成为供水中间商，也使得济安公司和城市政府难以控制水质和水价。一些水铺或水夫把自来水掺上河水或井水卖给用户③，有的水铺擅自提高水价④，有的水夫则在送水桶上做文章，想方设法缩小桶的容量。济安公司除了专门派人“稽查”，还直接在报纸上公布水的价格，并教给用户如何抵制水夫的控制。⑤市政府更不惜投入人力，挨个检验水夫使用的水桶，合格者打上火漆印，以防止弄虚作假。⑥
在这里，政府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即便是资本雄厚的近代公司也只能接受这些中间商，因为这种供水方式已经与老城区百姓生活紧密结合，无法解脱。老城区的水铺既供应生水也供应开水(熟水)，津城中人无论大门小户，日常用水都要靠水铺的水夫送水。各家各户清晨起床并不马上生起炉火，而是先到水铺买开水洗漱、沏茶等等。所以有人评论，天津人一天也离不开水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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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谁垄断本市的水业》，《天津市周刊》第2卷第8期，1947年4月，第8页。
②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第174页注③。
③《济安公司总工程师致法租界工部局秘书函》(1926年4月7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济安档案第28卷。转引自罗芙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第175页。
④《西头售水处私增水价》，1924年1月30日《益世报》，第3张。
⑤《自来水公司规定水价》，1923年4月15日《益世报》，第3张。
⑥《验桶散记》，《天津市周刊》第4卷第6期，1947年9月，第7页。
⑦林希：《老天津：津门旧事》，第206页。
三、生活用水与公共卫生
在“卫生”观念传人以前，天津人很少会把生活用水与疾病联系在一起。按照当时的习惯，为住户送水的水夫一般也同时为住户倾倒污水，水夫在河边挑取生活用水，也将生活污水倒入河中。这种生活方式世代相袭，习以为常。这些生活行为完全被视为个人的，政府不会有任何干预，也不会有人认为个人行为造成的公共环境会影响到公众的健康，会对生活发生什么影响。
然而，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对清洁、卫生与健康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巴斯德微生物理论的提出，细菌成了“看不见的怪物”，无处不在，并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卫生也不再仅仅是与个人身体健康有关，而是成为与医疗、公共健康、公共环境、公共意识、政府管理等等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⑧在19世纪的伦敦、巴黎和纽约，卫生改革被认为是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净水的充足供给”又是卫生改革的重心。⑨随着西方人的到来，这种观念也传人天津。不注重公共健康、忽视公共卫生的行为，缺乏维护公共环境、预防流行病的公共意识等，开始受到批评和警告。20世纪初来天津研究1902年霍乱流行原因的日本医生铃木，在经过细菌学研究之后认为，引起霍乱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海河的水，对天津人健康的最大威胁是天津人自己。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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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法]乔治·维伽雷罗着，许宁舒译：《洗浴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196—197页。
⑨程恺礼：《19世纪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1993年8月，第356页。
⑩铃木：《我在1902年华北霍乱流行期间对传染病的考察与研究报告》(海军与热带卫生档案，1904年，莱比锡)，转引自罗荚芸《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年的天津》，第154页。
20世纪初，公共卫生和防疫开始成为老城区政府管理的事务。“都统衙门”统治天津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涉及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方面的制度和法规，并开始设置卫生管理机构和卫生巡捕，管理公共卫生，对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施行处罚。
1902年春夏之交，天津流行霍乱。“都统衙门”在市内建立了多处医疗站，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法令。由于直接饮用的河水是霍乱病菌传播的主要媒介，都统衙门专门发布章程，告诫居民“凡饮水、饮茶须用开水”，“身躯并手指切宜洁净，不可肮脏”。①同时还警告水铺，制造汽水(也称荷兰水)不得只是“将水漏过”，而要“必须烧开二十分钟后，再行装入瓶内”。违反者不仅要将水铺关闭，铺主还要被罚500银元，服苦工6个月。②这种处罚在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清政府官员也开始接受水供给对城市的卫生、防疫至关重要等观念。1902年，袁世凯同意济安自来水公司设立的理由首先是“自来水为卫生、救灾要政”，“本年时疫流行，半由水质不洁所致；转瞬秋高风燥，尤须防患未然”。③在随后成立的“天津卫生总局”制定的章程中，更具体地教导市民，如何使用生活用水才是安全的：
凉水中瘟虫甚多，先用白矾将水澄清，过一昼夜再煮至二十四分钟，白泡滚滚，方可取饮。总以煮饮自来水为最妙。凡百病症，由凉水而至者居多，不可不格外加慎……所用碗盏，于饭后用开水洗净，不得用凉水。④
民国以后，公共健康与卫生防疫更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每到春夏时疫流行时期，卫生管理机构就要发布与卫生防疫有关的禁令或相关事项。其中，与“水”有关者最多。l920年3月，正值春季防疫时期，北洋防疫处号召市民最好用20倍石炭酸消毒水洗涤器具及其他不洁物。⑤夏季霍乱流行季节，北洋防疫处又提醒市民，喝水必须煮沸再饮用，汽水、荷兰水等清凉饮料必须用沸水制作，凡“冰水、红果酪、杏干水掺杂整冰”等冷食，一律禁止出售。⑥他们还用通俗的语言在报纸刊文，宣传如何预防霍乱：
河流的凉水万不可饮，凉水内微生物甚多，饮了最容易得病。凡卖水的，应先用矾将水清过，再煮至滚开方可售卖。仍以煮自来水为最好。冰水万不可饮。⑦
引文中提到的“微生物”，与20世纪初期所称的“瘟虫”都是对病菌的称呼。从称谓的变化可以说明，从清末到民初，新的科学、卫生理论和知识在不断传人并被政府和社会所接受。然而，对于普通市民而言，传统生活习惯的改变是很困难的。直到20年代，老城区居民仍然“习惯秽水均倾倒于河中”，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常常要在报纸上提醒市民“倾倒秽水不得在河沿挑水口相近之处，并不准在挑水口洗筲”。⑧送水的水夫同时也为住户倾倒污水的行业分工，也一直沿袭至1928年，才由警察厅强行制定新的分工，水夫专门负责送自来水并改用水车，另外有清洁夫专管倾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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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第835页。
②《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第836页。
③(中文文件无标题)，FO 678／1623，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④《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25，“卫生(医术禁烟附)”，光绪丁未九月初版，第1页。
⑤《北洋防疫处注重防疫》，1920年3月27日《益世报》，第3张。
⑥《防疫处夏令卫生办法》，1921年6月13日《益世报》，第3张。
⑦《防疫处注意卫生之布告》，1922年7月21日《益世报》，第4张。
⑧《防疫处夏令卫生办法》，1921年6月13日《益世报》，第3张。
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政府强化了自来水供给的管理与干预。新的政府卫生局刚刚成立便制订了一项计划，每隔十天要对自来水做一次化验，而且要从不同城区轮流取水，化验结果要在报纸上公布。当时制定的饮水化验标准是“每水一西西(毫升)所含细菌数目不得过一百，所含大肠杆菌数目不得过一个，如超过此数，即表明饮水与病菌接触，不宜饮用，并应实行消毒”①。由于政府的干预，济安公司也开始执行这一规定，每十天做一次细菌化验，每月做一次化学化验，主持这些化验的均为法国医生。
卫生局还对与“水”有关的行业订立了一系列卫生规章。1929年制订的戏园、茶馆和澡塘卫生规章，虽然没有要求必须使用自来水，但强调“要用沙滤水”，饮水“要煮沸”。②“饮食品制造厂所卫生管理规则”则规定，制作清凉饮食用水或牛乳“均需煮沸，或经其他适当之消毒”。③1930年，卫生局制定的“管理饭店规则”要求饭店必须一律用自来水充作饮料，如果不得已需用河水井水，则要使用沙滤缸“将水之虫卵杂物滤净”。“洗涤瓜果蔬菜及供客人漱口”使用的水，都必须经过煮沸。餐具要用“开水”洗净，手巾用过之后要煮沸消毒。④
目前还没有资料能证明，政府的这些规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从一些记载可以看到，由于民众的不理解甚至抗拒，政府的防疫措施在执行中常常会打折扣，以至敷衍了事。⑤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卫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逐渐被社会不同阶层所接受。20年代，每当自来水发生异常，很快就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23年6月，报纸上报道“近因河水不洁，患病者甚多”，济安公司马上声明是因为上游截流导致运河水浑浊，无法饮用，已经改用西河水。同时，公司还欢迎市民到水厂参观，以“免去误会”。⑥1928年6月，自来水又出现“泥沙较多”，济安公司解释其原因：“近届麦黄时期，运河上游水质突变，色呈红黄，即俗呼为麦黄水者。且夹带土沙极多，故自来水略受影响”。同时表示，公司已准备加设滤清池设法滤清，“最迟三数日后即可恢复原状”。⑦这不仅可以说明人们越来越关心生活用水的质量，同时也可以看到市民公共意识的增强和通过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干预。
在英租界，由于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日常公共卫生的关注点与管理的重点与老城区多有不同。20世纪以后，大部分居民住宅已经安装了自来水，饮水安全得到了保障。公众关心的有关公共卫生的重点，除了传染病疫情外，就是与租界居民生活最为密切的如每天生活必需的饮料——牛奶，以及洗衣房等等问题。每年发表的工部局年度报告中，卫生官的报告都把这些问题作为专项报告的内容。1912年，工部局还专门增设了卫生巡捕，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督这些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的行业。
英租界的牛奶供应来自租界内外的多个养牛场，并通过流动奶贩送到住户家中。自从有了自来水供给，工部局卫生处就要求牛奶房洗刷器具和瓶子必须使用自来水。⑧卫生处经常通过随机抽样或突然检查的方法，监督牛奶的质量，严防掺水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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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卫生局化验饮料，河东化验之结果》，1928年12月25日《益世报》，第3张。
②《戏园澡塘卫生十二要》，1929年6月30日《益世报》，第3张。
③《饮食界饮食制造管理规则》，1929年8月30日《益世报》，第5张。
④《市卫生局七项条例(续)》，1930年4月26日《益世报》，第5张。
⑤参见孙璧如《负笈求学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94年，第122—123页。
⑥《自来水改在西河吸取》，1923年6月23日《益世报》，第3张。
⑦《自来水质料恶劣》，1928年6月11日《益世报》，第3张。
⑧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Extension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Ist December，1906(Tientsin Press1907)，P．35．
租界居民尤其是外国居民，日常服装洗涤主要送洗衣房。英租界的洗衣房均由华人经营，直到民国初年，洗衣房洗衣仍然直接使用河水。工部局一直担心直接使用河水洗衣是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①
在卫生官的提议下，1915年由工部局投资建造了20所洗衣房。按照卫生官的要求，新建造的洗衣房均铺设水泥地面，安装自来水和下水道。建好的洗衣房全部出租给华人洗衣匠，要求只能使用自来水并接受卫生处的监督，违反者将立即解除租约。②
1919年夏秋之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爆发霍乱。英租界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除了实施分片监督，疫情报告和严格的隔离制度外，工部局还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求居民禁止食用和饮用一切未经烹煮消毒的食物、饮料、水果乃至沙拉等。③
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和严格的市政管理，使得租界的公共健康状况明显好于老城区。英租界工部局每年公布的卫生报告统计中，与水环境有关的传染病，如腹泻、痢疾、霍乱等等，不论患病率还是死亡人数，一直保持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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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 st December，1914，P．63．
②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vnber，1915(Tientsin Press，1916)，P．3．
③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9，P.181．
四、供水与城市事务
城市供水系统除了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外，还要为城市提供公共用水，主要用于冲刷道路、消防、公园以及街道绿化等等。
1903年俄租界当局与济安自来水公司签订的供水协议中规定，济安公司要保证租界的消防用水，还要根据租界的需要，为喷洒道路、浇灌树木提供用水，并要为租界的主要公园安装水龙头。为俄租界提供的公共用水在价格上优惠，日用量如在5万加仑以内，按每1000加仑0.5墨元支付，超过此限则提高到0.7墨元。④
在济安公司与老城区政府订立的供水协议中，也有提供公共用水的规定，而且一定用量内是免费的。在1920年天津警察厅与济安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警察厅同意济安公司在西河(子牙河)增加抽水口，还负责为公司联系购置地皮，颁发地契，准许公司在新抽水口与水厂之间铺设管道。作为交换条件，济安公司每年为警察厅免费提供800万加仑自来水用于喷洒街道，如超过800万加仑“每千加仑按大洋1毛5分收价”。同时，济安公司还要为老城区街道增装15个进口水龙头以供街道清洁用水和消防使用。⑤
早在清末，老城区的街头上就出现了洒水车，并成为城市进步的一个标志。⑥最初的洒水车是用畜力拉拽，民国初期出现了专用洒水汽车。到1929年，市政府已经拥有道路洒水专用汽车2辆，骡车10辆，每天根据天气情况洒水“三四次或四五次不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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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FO678／1623，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Letter to British Consul General at Tientsin by P．Holmberg．Engineer in Chief ＆ Secretary，Tientsin Native Water Works Co．，Ltd．，November 15，1915．
⑤《(天津警察厅与济安自来水公司签订)合同》，1920年2月7日，FO678／1625，Tientsin Public Works—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⑥Burton St．Juhn，Guide to Tientsin and Neighbourhood．P．8
⑦《工务局工作概况报告》，1929年6月27日《益世报》，第3张。
英租界日常公共环境卫生的用水量大大高于老城区。英租界的自来水公司除了提供过滤水外，还为公共需要供给未过滤水。1906年，仅英租界老界工部局工程处的水车一年里就运水9676趟，为道路洒水多达215万加仑。①扩展界同年运水10133趟，道路洒水211万加仑。1910年，这一组数字分别为7901趟，175万加仑和10050趟，323万加仑。20世纪初，英租界工部局公共用水的支出，每年都在1000两银以上。②
1922年，工部局添置了一辆“菲亚特牌”洒水汽车，因为机动洒水车载水量大，速度快，不仅能够做10辆畜力洒水车的工作，而且喷洒道路的效率更高，对交通的妨碍更小。③
在城市事务中，说到对水供给的需求，最至关重要的恐怕是消防了。在现代消防组织出现以前，天津的消防主要由公益性组织“水会”承担。水会形成于康熙年间，到了20世纪初期，老城区共有水会53家，多数分布在住宅和商店密集的老城里和城外商业区。水会会所一般设在祠堂、庙宇或更房等公共场所，水会成员多数是从事商业运输或做生意者。水会救火的工具主要靠水激子和水筲，救火用水要靠人数众多的会员用水筲从河道、水坑或水井去取，这也是为什么水会成员人数众多的原因。例如，位于海河三岔河口的狮子林一带是居民两千多户的人口密集区，该区水会“上善北局”便备有水筲102副，水激子3台，遇有火灾前往救火者能达到一百三四十人。④
现代消防组织是从20世纪初开始在老城区出现的。1900年底，“都统衙门”开始组建专职消防队，由意大利海军机械师负责机械的维修和技术指导。当时，在都统衙门前和城西北角各竖起旗杆式嘹望杆，有“火捕”(即消防队员)站在杆上监视火情，“以便遇灾施救”⑤。这种监督火情的方式一直到民国以后还存在着。这一时期消防队使用的工具主要仍然是水筲、梯子、挠钩等，但在1902年从上海购置了一台蒸汽消防泵。⑥与此同时，在都统衙门与济安自来水公司订立的协议中，明确规定公司在沿街铺设自来水管时，每隔225米要建造一个储备消防用水的水池。⑦
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在组建巡警的同时也成立了消防队，附属于南段巡警总局，其成员多为原都统衙门消防队的队员。他们开始制订《救火章程》并取缔了水会。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新式消防队无法应对频繁发生的火灾，水会又得以恢复，被要求在消防队的指挥下参与救火。⑧恢复后的水会组织发生了变化，除了按照街区划分组织外，职能分工更加细致，出现了激子会、水筲会、助水会、挠钩会等。尽管新的消防技术和自来水已经出现，但是他们拒绝作任何变革，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组织和救火方式，直到1911年，水会仍然要“安放水缸若干存水”以备救火使用。⑨无论组织形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很保守的水会，显然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城市的需要，每当发生火灾前往救火时，人数众多的水会常常会与消防队发生矛盾，甚至成为消防队救火的障碍。
消防队是完全按照西方城市的模式组建的，他们隶属于警察系统，具有维护城市安全的权力和职责，并积极采用近代消防设备和技术。1903年，消防队增加了新的消防设备“双激管水龙”以及“机器水龙”⑩，开始有了机器动力的救火设备。1908年，巡警总局再次购置了两台救火机器。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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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dpal Cb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06，P．19．
②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d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th Decanber，1910(Tientsin Press，1911)，P．85．
③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22，P．22
④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页。
⑤储仁逊：《闻见录》卷8。
⑥《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第723页。
⑦《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下，第216页。
⑧《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第2105页。
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第2117页。
⑩1903年6月1日《大公报》，第3版。
年，又从法国巴黎专门订购了一辆最新型的汽车消防车，“车上制有各种救火机器，车中能容救火警察十余人”①。
然而，当他们与自来水公司打交道的时候，也时常会发生利害冲突。1906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与济安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公司免费为老城区提供消防用水，“倘天津城厢内外遇有火患，供备应用自来水，该公司情愿免价不取分文”②。但是，仅仅过了几年，当警察厅长杨以德要求济安公司在街道上增设消防栓时，却遭到拒绝。杨无可奈何，只能以日本东京作例子，要求公司更多考虑公共利益，不能只想到在能售水赢利的地方安设水管，“亦应帮助百姓预防火灾，而不能只想到赚钱”③。这些无力的批评当然无法触动商业利益至上的自来水公司，警察厅只能用类似商业谈判的互利方式与自来水公司打交道。如前文所说，1920年警察厅与济安公司订立合同，以同意该公司在西河增设抽水口和帮助购地为条件，换取济安公司沿街安装水龙头并免费增供消防用水。
在英租界，虽然公共用水的供给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早期的消防却相对发展迟缓。直到1902年，英租界救火依然使用水桶，以及插在水桶中靠手上下抽动喷水的喷嘴等简陋的器具。也是在这一年，英、法租界成立了志愿消防队。
到1903年，英租界消防队有了一台小型蒸汽消防泵，1905年增加了一台大型机动消防泵，但是这些设备无法应对大型火灾，尤其是仓库发生的火灾。而且，直至民国初期，自来水水压不足，缺乏运输设备，一直是消防面临的大问题。消防器具要靠人力运往火场，直到1914年才改由畜力车运输消防泵，其他器具仍靠人力运输。④因此，英租界的消防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人们挖苦说如同蜗牛般的消防队赶到火场，常常火已经自行熄灭了。
民国时期，英租界发展很快，到1916年老界和扩展界已经建满了各类建筑。这一年，火灾发生的次数显着增多。与此同时，扩展界所有的水坑已经填平，墙外推广界的水坑也正在逐渐填垫。作为消防用水水源，这些水坑正在逐渐消失。另一方面，随着城区的扩展，更多新开发的街区已经远离河道，无法再直接从河中抽水救火，使得消防用水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自来水。可是，不论是已经很拥挤的街区还是新的建成区，却没有埋设足够的自来水干管和安设消防龙头，自来水的供给不足更使得救火时无法获得足够的水量。⑤
显然，水的供给与消防队的救火能力都已经无法适应租界的发展，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决定改变这种状况。1915年，租界街头安装了20处火灾警报器，设置了火警站，改变了以前由巡捕代报火警的方式。同时，消防员家中也安装了电话报警系统。1917年，英租界消防队有了第一辆装备有水龙带的消防汽车。1920年又增加了一辆涡轮式抽水消防汽车。新式机械动力水泵的抽水量达到每分钟950加仑，在有效高度120英尺的情况下每分钟至少送水600加仑。
1918年，英租界成立了专业消防队，以取代志愿消防队。新组建的消防队除了外国消防队长和负责机械的消防工程师外，从华人巡捕中招募了12名消防队员，并由上海雇用了一名有经验的华人消防队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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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0年4月27日《大公报》，第3版。
②《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与瑞记洋行天津城厢内外自来水公司订立合同》，1906年11月23日，FO678／1623，Tientsin Native City Water Works。
③《天津警务道致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函》(1910年2月22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济安档案第23卷。
④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4，P．54．
⑤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6(Tientsin Press，1917)，P．64．
⑥Report of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of Tientsin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1918(Tientsin Press，1919)，P．131．
1923年工部局接管自来水厂之后，随即开始铺设消防专用供水管道，加大消防供水的水量。至此，租界的消防组织才逐渐适应了租界的发展。
五、余论
现代城市的水供给是以公用事业方式进行的，无论贫富，所有城市居民都可以平等享用符合卫生标准的生活用水。然而在自来水出现的初期，大都经历了一个商业阶段。19世纪的伦敦，独立供水公司多达八家，直至1872年才由市议会通过《都市水法案》将其合并成一家。①伴随着19世纪后半期西方城市的市政改革，欧美城市的水供给纷纷演变为由政府承办的公用事业。中国早期的自来水供给也经历了商业阶段。在最早出现自来水的上海、天津等商埠城市都是如此。而且，水供给受到城市政治区域分割的影响，形成多个供给系统并存的局面。在天津，最初一度为多个租界供水的英租界自来水公司，20年代以后改变为专为本租界供水的公用机构。而建在老城区的济安公司却突破了政治界线，建成覆盖六国租界和老城区的供水网络，除了水厂选址的优势外，更重要的是商业经营的成功。在特殊时期建起的济安公司，依仗外资企业的特权，形成了跨越多个城区的垄断经营的水供给系统。就整个城市而言，水供给真正成为非商业经营的公用行业，两大系统合并形成统一的城市供水网络，是20世纪50年代才最终实现的。
天津租界与老城区自来水的出现时间仅相差几年，但是在进入20世纪的数十年间，自来水供给对两个城区的影响却是完全不同的。到二三十年代，英、法、意等国租界已经建成近代型的城区，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精心规划的街区、先进的生活设施以及安全的公共环境，为居民享受现代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水供给系统以及其他近代基础设施的建成，为这一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本文主要从技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探讨水供给系统对租界发展的影响。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租界的市政制度也为水供给系统的建立和改善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还以英租界为例。天津英租界实行“自治”的市政制度，纳税人会议(早期称租地人会议，后改称纳税人会议，1919年后又改称选举人会议)是租界的最高权力机构。纳税人会议相当于市议会，凡纳税达到一定数额的居民都有权对租界的公共事务参与讨论和投票表决。租界的日常市政管理由纳税人会议选出的董事会实施，其施政行为要对纳税人会议负责。董事会成员大都是在租界中具有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声望，热心公共事务的个人或洋行的代表。“举凡关于租界人民公同生活之事项，莫不在董事会权限之内。”②这种制度保证了租界的发展及其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够体现纳税人的意志，而不是被少数官僚或寡头所左右。就水供给而言，从19世纪自来水公司的建立，到1923年收回改由工部局按公用事业管理，都是纳税人会议的决定。当20年代租界财政已经具备实力后，决定自来水改为公用事业。工部局接管自来水厂后，把供水范围缩小到本租界，并逐步加大投入，将其改造成为技术设备先进、供水量能够满足租界发展需要的水供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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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朱莉·霍兰着，许世鹏译：《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②南开大学政治学会：《天津粗界及特区》，商备印书馆1926年版，第12—13页。
在老城区，从清末新政到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市政府当局都成立了卫生管理机构，清末开始创立的城市警察，也把公共卫生管理作为一项主要职责。然而，虽然城市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和干预逐步加深，但是始终无法像租界那样，使老城区成为一个安全、卫生、有序的城区。对城市水供给的管理，老城区政府面对外资企业的特权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直至1936年，才迫使济安公司改组为以华股为主的合资企业。从清末到民国初期，能够干预水供给的政府部门主要是警察，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消防和街道卫生供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新卫生局加强了对水供给和生活用水安全的监控。但是，由于政府对城市整体的规划建设缺乏有力的作为，水供给的保障更多的是商业公司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一旦市政管理涉及社会生活领域，老城区政府更是表现得手足无措。每届新的政府成立，大都建立管理卫生等公共事务的机构，制定越来越多的法规。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刚刚制定的法规往往形同具文，大打折扣。而且，政府的官僚化，更使其市政管理的能力不断削弱。1947年，市政府制定的预防霍乱流行的卫生措施，对饮水卫生有若干规定，如自来水要彻底消毒，经常检查水质，用水井和饮水井要分别竖立木牌，经常消毒等等。规定表面上更加制度化，用词更加严厉，措施却很不具体，不切实际，官样文章味道十足。①与此同时，市政府甚至只能依靠检验挑水夫水桶大小的方法，制止水供给中的欺诈行为。②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自来水被老城区社会逐步接受的过程，也是科学、卫生等观念以及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逐步传人的过程。这种过程既曲折又复杂，社会不同阶层，对新事物和新生活的接受也大不一样。在二三十年代，老城区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一面是知识阶层在报刊上讨论饮水与细菌微生物传染病之间的关系，一面是市民继续毫无顾忌地向河中倾倒污水、垃圾；一面是接受近代卫生和生活理念，关注生活用水的安全，关注公共卫生环境，另一面则是依然故我，固守着祖辈的生活方式，对卫生观念很少认同，更无视公共道德和公共意识。显然，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
[作者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天津，300191。haiyanliu@hotmail．com]
(特邀责任编辑：史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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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预防霍乱侵袭津城，实行卫生总动员》，1947年7月21日《益世报》，第4版。
②《验桶散记》，《天津市周刊》第4卷第6期，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