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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恭忠：《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

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
李恭忠
转自：《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8年4月号，总第73期
近二十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成为国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近来亦开始为汉语学界关注1。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史上的重要表徵，民国时期「国父」符号的塑造，是一个自觉、系统、持续的过程，尤其值得考察2。本文对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面相，并期望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一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国民革命的精神导师和最高领袖孙中山却先行病逝。4月2日，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国民党人随即着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建陵墓。对于中山陵的设计，国民党人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体现「开放的纪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彰显孙中山的「国父」、「革命导师」形象；又要体现平民精神，兼具游览功能，便于游人参观、休憩，富有现代公园气息，表达出时代新气象，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徵。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建筑方案，基本贯彻了这一立意。实际建成以后的中山陵，整体结构简洁，各项建筑从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势构成一个开阔的斜面，显得明朗而宏壮，彷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图案、色彩和文字衬饰，处处体现朴实庄重之感，在在强调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尊崇，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3。真实的孙中山已不复存在，而通过这种物化途径，孙中山的形象庶几得以长存。
着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时，留守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筹款五十万元，在广州修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困窘，但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职员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发动各校学生向全社会劝捐、要求各县县长担任额定募捐任务，等等，千方百计筹措这笔款项4。尽管因为时局和经费原因，中山纪念堂未能如期开工，但广州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这件事，说明它并非寻常建筑可比。
内中深意，《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作出了详细阐述。社论首先指出兴建这类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从来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间往往以一种建筑物，把那种共同生活表徵出来。旧时……对于家族，对于神教，昔人还有一种公共的建筑物，去表现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来，而现在到了国家主义的今日，没有一种东西所以象徵「国」的，岂不是使人民陷于不知所以团结之危险乎？
既然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论作者认为，今日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与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因为，「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徵，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于是作者大声呼吁：「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徵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5
这篇社论可谓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国民党人的政治文化观，即公共符号的文化「表徵」或「象徵」功能，在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国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孙中山的躯体既已不能复生，于是需要实体性的纪念物来表徵其主义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孙中山塑像、一个以其命名的建筑实体，也可以让人们心中的记忆和情思得到寄托、得以外现，从而焕发出异样的热情和力量。从国民党人的举措和言论来看，他们显然非常明白这一点。
二　主义的独尊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一番思想、组织和人事上的动荡和整合。到1928年底，以蒋介石为核心、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旗帜的国民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权威结构，并已取得了全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确立了训政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国民党训政方略中尤其值得注意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独尊。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大通过两项决议：（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根据总理教义，编制过去党之一切法令、规章，以成一贯系统，毋令反动思想再存留于本党法令、规章内，以立共信共守之典范，巩固全党之团结。」（二）「确定总理所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以总理遗教为依归」6。
为何这样做？国民党三大对此解释得非常清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缔造者，其「教义」是「全党建造国家之准绳」，生前即为全党之依归，死后亦当为全党之准则。中华民国完全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缔造，其「教义」从一开始就是全部努力的指南，因而已经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因此，自认为有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赋予「总理遗教」正式的法律效力，使之成为全党全国的「最高根本法」，用它来统一「全党党员的言论行动」，和「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7。
南京国民党当局此举，意在树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有党内政派斗争的复杂背景，以往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仅就一般意义的政治论理而言，此举显示了国民党人在逻辑上的三个特点：一是本本主义，只会搬用孙中山自己的言论，「凡此要义，皆可以总理遗教为之证明」8。二是自欺欺人，大言不惭地说全国人民已经「服从」、「拥护」「总理之遗教」，后者「在国民之意识上已有根基，在社会之群力上已有渊泉，在法理之根据上已有普及全国造成统一之效能」9。三是权威自命，张口闭口就是「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10，俨然「朕即国家」。
这种逻辑，不用说在公共生活领域难以通行，即使就政党政治本身而论，也与二十世纪以降的民主化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难以行通。已有研究表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多个「主义」：戴（季陶）─蒋（介石）记三民主义、汪（精卫）记三民主义、胡（汉民）记三民主义、孙（科）记三民主义，以及邓演达的三民主义等11。党内既已如此，党外自不必提。就在国民党三大刚刚开完不久，自由主义旗手胡适即发表文章，尖锐抨击国民党独尊所谓「总理遗教」的做法：「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现在却是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12。
独尊「总理遗教」的另一个后果，是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纲领变得僵化，妨碍了它随着时势变化而发展。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并不能囊括孙中山思想的全部精华。再者，孙中山的思想固然博大精深，但并非至善至美的现成治国方案。一个「革命之后」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贵在能够不断创新，积极适应时代趋势，努力引领社会变革潮流。国民党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欲以僵化的政治理念来规制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潮流。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创造性已现贫乏迹象。其后果是甚麽？即胡适在1929年指出的13：
现在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乾灯草尽之时。
三　符号的圣化
南京国民党当局独尊「总理遗教」的同时，也着力将「总理」这一符号加以神圣化。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基调，集中体现了这一点14。
早在1929年1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就通过了关于「总理奉安」的宣传方案，具体包括六项子计划：（一）总理安葬日纪念办法；（二）全国举行总理安葬日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三）沿途各地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四）南京迎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五）北平送榇纪念大会宣传计划；（六）迎榇宣传列车计划15。随后，国民党中央制定了统一的宣传要点、宣传大纲、宣传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词曲，以指导、规范各地各处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要点、大纲、标语、口号，都极力将孙中山塑造为融会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大纲，试图为孙中山作出盖棺定论：
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导师、中华民国的创造者、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其一生救国救民之伟大的革命事业，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之伟人中，如总理者诚绝无而仅有也。……总理之肉体虽死，而总理之精神人格与革命主义，将必永远如日月之明，朗照着我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大同幸福之前途。
宣传标语、宣传口号中也有类似表达：「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16
应该说，上述论调并不是国民党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追悼活动中，就出现了许多类似的评价语言。国民党人光明甫挽联云17：
行似伯夷，貌似仲尼，公足当之，惟建树不同，晚季矜管乐才，实于中国仁圣贤人中，独具一格；近如列宁，远如盛顿，世无健者，则先觉谁属，匹夫行汤武事，置之大地革命历史上，各有千秋。
这个评价还算比较客观。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挽联云：「……革命若汤武，揖让若尧舜，悲悯若孔孟，救世舍身若耶佛……」前革命党人杨铨挽联云：「……视仲尼马克思卢梭皆如无物；……合朱元璋华盛顿列宁而为一人。」18这样的评价，就有抬高乃至神化的倾向了。「奉安」期间的宣传话语，正是对此前已有的评价进行有选择的综合与提炼，进而形成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型政治符号。
当然，南京国民党当局着意彰显一个至大、至德、至圣的「总理」符号，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孙中山本人永垂不朽。他们更希望借助这一神圣符号，来凝聚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进新生的「党治」国家权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前述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就明确表达了这一立意。宣传要点和宣传大纲一方面努力彰显孙中山的崇高和伟大，另一方面也极力强调国民党对孙中山开创的「道统」的承接，以及自己在当前和今后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承继总理的遗志、实现总理的主义、完成总理的事业，自应由总理所手创之本党领导民众共同奋斗」，「总理已逝，则确能保障与继续实行总理之一切遗志遗教者，唯有总理所手创所托付之本党，为能担负此大任。……故凡我国民，务须矢勤矢勇，必敬必忠，一致团结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始终坚决的拥护本党、赞助本党。」19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修改党章，党内设总裁，代行「总理」之职权20，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明确提出他「是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的唯一的正统的继承者」21，要求人们「像欧洲殉教徒一样」来「服从总裁」22。问题在于，以「总理」忠实继承者自居，挟「总理」余威而号令国民，如此权威自命的姿态和做法，是否能够收到国民党人预期的效果？显然值得怀疑。
四　仪式的推展
在国民党人的控导下，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准宗教仪式，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被用于加强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的建构。
（一）总理纪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并训令全党，以后每逢开会，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肃听23。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训令全党，重申前述恭读总理遗嘱仪式24。
1925年4月，「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七条「总理纪念周条例」，要求所属各部于每周一上午十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具体程序如下：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默念三分钟，各官兵同时宣读孙中山遗嘱，官兵长演说孙中山的主义及革命历史。「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25上述规定并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粤军总部的纪念周已经举行至第三次，仪式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亲自主持，并请顺道而来的汪精卫发表演讲26。这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的制度化的总理纪念仪式。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如下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凡集会开会之前应宣读总理遗嘱，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7。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由各级党部常务委员或各该地最高长官主持，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仪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党员）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28
这些决议和条例，正式确立了总理纪念周仪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随着国民党逐渐掌握全国政权，这一仪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不仅频繁出现于政治生活领域，还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领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权「行宪」之际，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免读国父遗嘱，不悬挂党旗29。
（二）谒陵纪念
国民党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把中山陵建成一个开放的仪式空间。陵墓图案徵求条例中规定，祭堂前必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30，以便举行祭礼。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开放三天，一时游人如织，途为之塞31。1929年9月，陵园管理当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32。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不完全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者即有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33。1932年谒陵者6.5万人，1933年11.5万人，1934年19.7万人，1935年24.9万人，1936年16.4万人34。
众多谒陵者中，既不乏自发的、零星的游人，更常见的是有组织的谒陵队伍。孙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谒陵，在祭堂行礼35。此后，国民党当局借助组织途径，围绕中山陵持续展开了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每年元旦、国庆日、孙中山忌辰纪念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当局往往在中山陵举行大型纪念典礼，集体参谒陵墓，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任官、在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员都必须出席。特别是孙中山诞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纪念日，全国各地、各机关还要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近乎于宗教仪式。此外，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或者遇上重大的临时事件，中央当局也要组织集体谒陵活动。各级党政军警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组织，往往在其活动计划中安排集体谒陵项目。显然，国民党人想通过持续而大规模的谒陵纪念活动，使国人不断重温「总理」／「国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同。 　
五　实至名归
在国民党当局主导和全方位推动下，到1930年代中期，「国父」形象已经实际建构起来；但「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却要到抗战期间。
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各地的悼念活动中，「国父」称呼即被广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36《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社论中多次称孙中山为「国父」，该报刊登的文章标题中也使用「国父」一词37。1925年4月广州举行追悼大会，国民党当局的祭文称：「……先生死而民国丧其国父，吾党亡其导师，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38各界挽联更是广泛使用「国父」一词。北京《民国周报》挽联云：「国父云亡……」上海华东公学追悼大会挽联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国父……」江苏吴江县震泽税务所所长崔荫芳挽联云：「……未竟全功亡国父……」江苏无锡追悼大会，共产党人秦邦宪挽联亦提及「追悼国父」；江西赣县茅店商界挽联云：「……皇天夺我国父，人群失了导师……」南洋麻厘吧阪中华会馆学校挽联云：「……薄海悲号哭国父……」华侨黄元标挽联云：「伟哉孙公，……惟华盛顿共享英名；呜呼国父，……与俄列宁同芳史册」39。可见国人已明确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相提并论，并誉之为中国「国父」。不过，该词此时尚为民间用语。即如胡汉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国父」，亦不具备正规名称的性质。
1929年孙中山正式安葬期间，国民党当局的正式文书中除了使用「总理」称呼，亦出现了「国父」一词，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标语「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正式祭奠文书中使用得更频繁。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榇从北京西山碧云寺起灵南运，南京当局特派迎榇专员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维国父之弃世兮，忽忽乎逾四……」〈启灵告辞〉云：「……于穆国父，功侔汤武……」。灵榇抵达南京后停灵公祭三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提到「国之父，人之师」，〈国民政府诔文〉云：「……弘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国民政府考试院祭文三次提到「国父」，〈监察院诔文〉云：「……国父殂丧，海咽山崩……」40。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作、发给各地于奉安期间使用的挽歌，歌词中不使用「总理」，而使用了「国父」称呼。可见，孙中山的「国父」头衔已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只是未经正式行文确认而已。
「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是在抗战期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提议：「请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41这一动议的提出背景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国人认同、激励抗战士气的现实考虑，还有汪精卫集团打着「实现国父遗志」旗号另立汉奸政权、混淆视听的特殊形势。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林森等人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议案42。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43：
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兹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至此，孙中山的「国父」名分正式确立，并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开来。 　
六　被亵渎的「国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的汪伪政权，为了显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宗继承者，更加强调「国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强行接收北京协和医院，意外发现一盒孙中山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还有一册临照片。此系1925年该院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手术时暗中留下，孙中山家属、随伺的国民党人均不知情。汪精卫获知此事欣喜异常，1942年3月，专程派「外交部长」褚民谊与侵华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等人交涉，将此标本带回南京中山陵安放44。汪伪当局为此大造声势，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国父遗脏敬谨安放礼」，俨然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决定制定「崇敬国父仪式」的具体办法，比如拜谒中山陵时的严肃礼节、群众集会时「向国父陵寝遥拜」、外宾到达南京时首先赴陵园参拜等，通令「全国」一体执行。此举的理由是45：
中华民国之产生，出于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手，故国人尊之为国父，允宜万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仪式……盖如是可使因崇敬国父之伟大人格而尊重中华民国之国格，服膺国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义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一样，汪伪政权定期组织「国父逝世纪念」、「国父诞辰纪念」活动，而且相关程序更加细致。比如1943年11月的「国父诞辰纪念」，汪伪国民党中央要求「全国」同时举行纪念仪式，「礼节悉依中央祭典，由广播电台传达（唱国歌时全国同时齐唱）」，来不及参加礼者「于规定祭告之时间一律须就所在地肃立致敬」46。这种仪式，与帝制时代的祭祀典礼颇为相似，均为一种对秩序的主观想像。1942年，汪伪当局成立了「孔庙管理委员会」，人员、经费由「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兼任，负责南京朝天宫孔庙的管理。并且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孔典礼，其组织工作、程序安排、具体仪式，均与纪念孙中山诞辰、逝世的活动类似47。当然，如此细致的程序安排，并非真的为了崇仰「孙圣人」、「孔圣人」，而是想通过这种步调一致的仪式行为，将「全国」、全体被统治者纳入高度纪律化的体系之中。
汪精卫甚至亲自为谒陵活动开列具体注意事项。1943年3月12日，汪精卫手令伪国民政府参军处48：
本日在国民革命烈士礼堂行礼后绕行灵座时语音嘈杂，秩序紊乱，殊失肃穆严敬之仪。以后如遇祭孔庙、先哲祠、国父陵寝、先烈祠时，应注意事项如左：……（三）在国父陵寝礼堂行礼后绕行灵榇一周时，必须注意以下数点：（1）一人一列先后相随，不可二人并列，尤不可由后蹿进及由旁闯入；（2）行步时步履宜轻，步武宜迟速维均，（3）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右入绕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左出，立于礼堂原处……
一个政权的最高首领竟然专注于如此琐事，汪精卫及其政权此时的实际状态已可窥见一斑。
综观汪伪时期的「国父」崇拜，虽然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十余年的累积，这种崇拜已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备了惯性的力量，对当下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汪精卫处处突出「国父」这块招牌的原因。「国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沦为汉奸政权的护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国父」孙中山倘若有灵，不知复将作何感想。不过，汪伪政权愈是强调对「国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虚弱的实质。
七　比较分析与思考
对于国民党人主导的孙中山崇拜，还需要借助于更宽泛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领袖崇拜现象，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势和国家认同情况，才能看清其意义和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领袖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指出的，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真实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一种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49。领袖崇拜也可以这样来看，即既存在着自发的领袖崇拜，也存在着「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领袖崇拜灌输。
自发的领袖崇拜，是指存在于社会本身、普通民众之间的对于英雄人物的崇仰，这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和行为，近代美国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崇拜的兴起即为典型。按照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的分析，一方面，刚刚建立的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古老的英雄传说，「亟需一个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50，来充当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的象徵。另一方面，商业头脑对这种社会需求把握得很准确，并积极将民族认同的需要与商业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最早将华盛顿生平事迹加以神化的威姆斯（Mason Locke Weems），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乔治的骨头赚很多钱」51。商业利益与民族认同的结合，催生了华盛顿崇拜并推动其持续进行，在增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美利坚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则是政治集团甚或政治领袖个人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的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反观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其兴起纯为国民党中央的创制、发动，其进行亦基本由「党」、「国」一体的国民党当局所主导、推动，可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的典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统一党员的意志，巩固党的力量。党内一些权势人物，也希望利用「孙中山」这一符号背后的文化资源来加强和巩固现实的政治权威。于是，孙中山崇拜热潮在国民党内部迅速升起。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又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整合民众信仰、塑造「党国」权威，于是将它推向全国，使之成为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正因为此，孙中山崇拜表现为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徵，民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在这里缺席。与其说这是一种大众崇拜，还不如说是国民党中央对其党员和国民的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
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孙中山崇拜，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后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党，需要统一党员的意志，加强政党自身的凝聚力，以实现孙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认同仍处于建构过程中。既然传统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话当中的黄帝，都可以作为这一建构进程的文化资源；作为「倡导共和，肇我中夏」52的开创型伟人，孙中山当时就被认为堪与美国华盛顿、俄国列宁媲美，他的事迹、思想和形象当然是建构新式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确实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但问题在于，倘若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纯为形式化的运作，并且以政党，甚至是党内少数权势人物的自身利益为重，其积极意义便大受限制，甚至适得其反。对此，1928年舆论界的一番警告颇值得玩味53：
……中山在历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关于中山个人者，盖棺论定，不劳赘述，不但吹毛求疵为不可，即歌功颂德亦不虚也。察自国民党取得政权以来，一部分人之于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势。……凡言纪念者，须纪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纪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从公，以中山之精神奋斗，则转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则自在也。是以愿党政军各界，其凛然瞿，其瞿然兴，其勿以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获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虚荣利己之病根，而为人民大群尽公仆责任，庶几为所以纪念中山之道，亦为保持自己个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语重心长，不仅指出了怎样才是对已故领袖的真正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革命之后」的「革命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对于一个以谋求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自由、平等、幸福为标榜的政党而言，这种忠告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此后的事实来看，国民党并没有接受这一忠告，依然将孙中山崇拜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来建构国民对「党国」的认同。可以说，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国民党最终沦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 国内以往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以南开大学刘泽华、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等学者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反思。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政治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等方面，已有研究比较薄弱。汉语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见诸如下论着：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见本期，页88-100。
2 汪利平有所尝试，但仅涉及1920年代末国民党人的部分纪念行为。Liping Wang, "Creating a National Symbol: The Sun Yatsen Memorial in Nanjing", Republican China 21, no. 1 (April 1996): 23-63.
3 参见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溯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4月号。
4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4月2日、4月5日、4月21日。 　
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6、7、8、9、10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页654-56。
11 参见贺渊：《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2、13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10月）。
14 关于孙中山奉安大典过程中体现的孙中山崇拜及其政治文化意蕴，参见注1李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第四、五章。
15、44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328；520-521。
16、19　《中央周报》，第50期（1929年5月20日）。
17、18、39　刘作忠选编：《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页474；477、303；89、155、216、213、352、186、466。
20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页484。
21 林桂圃：〈党义课程应包括总裁言论〉，《中央周刊》，第2卷第15期（1939年10月31日）。
22 转引自李良玉：〈抗战时期的新道统思潮〉，《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23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4日。
24、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116、325、370、371。
2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7日。
26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5日。
28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总理纪念周详解》（杭州，1929），页3。 　
29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页630。
30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3日。
31、35　《申报》，1929年6月2日。
32、33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编：《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南京，1931），法规部分页32、统计部分。
34 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1-247。
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四辑（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页266。
37 〈山口洋追悼国父筹备之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
38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追悼孙中山先生增刊。
40 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总理奉安实录》（1930），页75、76、77。
41 转引自林友华：《林森评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页243。
42 《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14期（1940年4月6日），页13。
43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45号（1940年4月3日），页11。
45 （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致（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2月13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6 （伪）国民政府训令（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10月29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7 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2，「孔庙管理及祀孔」。
48 （伪）国民政府参军处致（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1943年3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藏：1005-2-21。
4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114, 163. 　
50、51　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着，谢延光译：《美国人：建国的经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页530、536。
52 段祺瑞悼词用语，见《晨报》（北京），1925年3月13日。
52 《大公报》（天津），1928年11月12日，社论。
李恭忠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