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单周尧：《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章氏-单周尧：《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单周尧：《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

谈到《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一般都引述诸祖耿(1899-1989)《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诸氏述章太炎之言曰：
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①
这里说得很清楚，俞樾(1821-1906)对《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是“穿凿”。不过，笔者读《春秋左传读叙录》，却没有很强烈的“穿凿”感觉，例如：
(1)刘逢禄(1776-1829)曰：“夫子《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今所传者，惟公羊氏而已。”章氏（章炳麟）驳之曰：“左氏、公羊氏皆不在七十子中。而左氏亲见素王，则七十子之纲纪。《公羊》末师非其比也。”②
尧案：《春秋·序》孔颖达《疏》引沈文阿曰：“《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③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小序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④赵生群先生《春秋经传研究》，亦认为从《春秋》、《左传》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书作者只能是同时并且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例如《春秋》“不书”之例，内容相当广泛，情况相当复杂，《左传》作者面对时间古今悬隔而又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却能一一指出那些事件是当时曾经发生过而《春秋》作者没有采录的，并能对《春秋》不载的这些历史事件作出补充说明，甚至还能分别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一一揭示《春秋》所以“不书”的原因，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左传》的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手中握有孔子作《春秋》时所用的蓝本，了解《春秋》史料的取舍范围。另外，还必须对《春秋》的体例了如指掌。这两个条件，如果不是与孔子同时并且关系亲密的人，是很难具备的。除此之外，《左传》中有50次提及孔子，其中约有30次引用孔子的话补充、解释经文。孔子的这些言论，都不见于《公羊》、《谷梁》两传，为《左传》所独有，可见《左传》作者与孔子的关系非常密切。⑤综上所述，章太炎谓左氏亲见孔子，非《公羊》末师可比，既有根据，又有道理，绝非穿凿。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刘逢禄曰：“夫子之经，书于竹帛，微言大义不可以书见，则游、夏之徒传之。丘明盖生鲁悼后，徒见夫子之经及史记、《晋乘》之类，而未闻口受微恉。当时口说多异，因具论其事实，不具者阙之。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驳之曰：“名者，实之宾。《左氏》自释《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正如《论语》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是《论语》乃扶卿所名。然则其先虽不曰《论语》，无害其为孔子之语也。正使子骏以前，《左氏》未称为传，亦何害其为传经乎？若《左氏》自为一书，何用比恉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为？寻太史公言：‘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旧有所仍，而敷畅其坿也。且曰：‘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谓口授多讹，故作书以为简别，固明《春秋》之义，非专涂坿其事矣。……至孔子言‘与左同耻’，则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见必后孔子者乃称‘鲁君子’乎？谓生鲁悼后者，以《传》有‘悼之四年’，据《鲁世家》言，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去获麟已五十年耳，然使左氏与曾子年齿相若，则终悼世尚未及八十也。”⑥
尧案：章太炎谓“名者，实之宾。《左氏》自释《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其说甚是。《左氏春秋》与《春秋左氏传》名称之不同，犹《史记·儒林传》之称《谷梁春秋》及《汉书·儒林传》之称《公羊春秋》、《谷梁春秋》，而《汉书·艺文志》则称《公羊传》、《谷梁传》也。据《史》、《汉》《儒林传》之称，则《公》、《谷》亦不传《春秋》矣。⑦故《左氏》自传《春秋》，不在其名“传”与否也。
至于刘逢禄谓“丘明盖生鲁悼后”，章太炎曰：“谓生鲁悼后者，以《传》有悼之四年。”据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一文，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末段云：“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这段文字很可能是后人所加。⑧章太炎则曰：“使左氏与曾子年齿相若，则终悼世尚未及八十也。”综观章氏所言，并非穿凿。
(3)《汉书·艺文志》着录《左氏传》三十卷。⑨刘逢禄曰：“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章氏驳之曰：“所谓传体者如何？惟《谷梁传》、《礼丧服传》、《夏小正传》与《公羊》同体耳。毛公作《诗传》，则训故多而说义少，体稍殊矣；伏生作《尚书大传》，则叙事八而说义二，体更殊矣；《左氏》之为传，正与伏生同体。然诸家说义虽少，而宏远精括，实经所由明，岂必专尚裁辩乃得称传乎？孔子作《十翼》，皆《易》之传也，而《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体亦各不同。一人所述，尚有异端，况《左氏》与《公羊》，宁能同体？”又曰：“且言传者，有传记，有传注，其字皆当作专。《论语》：‘传不习乎？’鲁读传为专。《说文》：‘专，六寸簿也。’（此本手版，引申为簿籍。汉时已有簿责之语。）郑君《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此孔氏《左传正义》所引，与贾氏《仪礼疏》所引不同，此为是）；《论语》，八寸。’案：《春秋》二尺四寸，六经同之。《孝经》、《论语》，愈谦愈短。然则释经之书，宜更短于《论语》八寸。若四寸，则不容书，故降八寸，则不得不为六寸。郑注《尚书》，谓三十字一简；服注《左氏》，谓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盖《尚书》长二尺四寸，《左氏传》六寸，正得四分之一。三十字四分之，则为七字半，半字不可书，故稍促为八字。此传当称专可知。”又曰：“《左传》之为左专，犹郑氏说《诗》称《郑笺》。笺者，表识书也。同此，传名得兼传记、传注二用，亦犹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撰集事实，以见同异，间有论事情之得失，订旧史之韪非，无过百分之一，而解诂文义，千无二三。今因《左氏》多举事实，谓之非传，然则裴松之于《三国志》，亦不得称注邪？且《左氏》释经之文，科条数百，固非专务事实者。而云非传之体，则《尚书大传》又将何说？”⑩
尧案：张高评先生《左传导读》曰：“盖传体之不一，因书而异，岂可强同？传之为字，盖‘专’文之假借，《说文》所谓‘六寸簿’者是也。《左氏春秋》既以六寸简写成，自可称《左专》，亦即左传。凡书之名‘专’（‘传’）者，以‘六寸簿’得名；或论义理、或言训诂、或叙事实，皆传之一体也，无所谓非传也。章氏之说，得其理，不易之论也。”(11)其说是也。
(4)《汉书·刘歆传》曰：“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逢禄曰：“按：《方进传》：‘年十三，失父，随母之长安。读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本治《谷梁》，而好《左氏》，为国师刘歆师。’是方进所见《左氏》，尚非秘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为助耳。《左氏》所载事实，本非从圣门出，犹《周官》未经夫子论定，则游、夏之徒不传也。歆引《左氏》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始具，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证乎？”章太炎驳之曰：“子骏与尹咸共校，则安能私有增损？至谓‘方进名位俱重，假以为助’，夫子骏果以《左氏》谄莽邪，则翟义讨莽败后，莽下诏曰：‘义父故丞相方进险诐阴贼。’又发方进及先祖冡在汝南者，烧其棺柩，而子骏乃假以为重，何与谄莽之意相反乎？若祇在汉时欲藉翟公名位以相诳耀，则《移让博士书》中何以不举方进也？夫在汉时则未见其假以为助，在莽时又不能假以为助，而逢禄辄以意见诬之，其读书而未论世乎？又谓《左氏》所载事实，本非从圣门出，此尤可笑。十二诸侯之事，布在方策，非如覃思空理，以圣门所出为贵。假令事非诚谛，虽游、夏盈千言之，亦安足信？孔子于夏、殷诸礼亦有耳闻，而文献无征，则不敢纂次其事，此所以为史学之宗。若舍王官故府之书，而取决于圣门之一语，则苟率匈臆妄造事状者，皆得托其门户。战国诸子，汉初经师，所举七十子之绪言多矣，其闲敷陈事实，能如《左氏》之豁然暠斯邪？……左氏本是史官（《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大史。’），受学不需师保，《艺文志》所谓‘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者，亲闻圣悄，自能了如。至如游、夏之徒，玩习经文，人人异端，岂以圣门之资望，遂能强人信受？言之不从，断可知矣。《歆传》云‘引《传》解《经》，章句义理备’者，言《传》之凡例，始由子骏发挥，非谓自有所造，亦犹费氏说《易》，引《十翼》以解经，若其自造，何引之有？且杜预《释例》所载子骏说《经》之大义尚数十条，此固出自匈臆，亦或旁采《公羊》，而与《传》例不合。若传例为子骏自造，何不并此数十条入之《传》文，顾留此以遗后人指摘乎？《说文序》言：‘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又言：‘鲁恭王坏壁，得《春秋》。’然则秘府所藏者，张所献、鲁所得也。民间所有者，则北平侯传贾生，以至翟方进诸公者是也。亦犹《古文尚书》已入秘府，而民间又有庸生等传之也。（民间，谓书不立学官者，非谓传者皆不仕也。）然当子骏时，民间亦仅有尹咸、翟方进、胡常数人可从质问受书，其它无有臧《左氏传》者，是以子骏不得见，而先见之于秘府，见已，从尹、翟问义尔。”(12)
尧案：章氏所言，甚为有理。
(5)《汉书·刘歆传》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刘逢禄曰：“但以《春秋》论，则博士所见《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东莱张霸亦见之，是真本也。歆欲立其坿益之本，乃托之秘府旧文，反以为学残文缺，稍离其真耳。经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传，绝无脱简。曰脱简者，盖如《尚书·梓材》经刘向校补，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亦比埘《春秋》年月，改窜《左氏》之故。”章太炎驳之曰：“经或脱简，即谓如《梓材》等，非《春秋经》也。又学官无《左氏传》，则所谓传或间编者，亦非《左氏》。或如《丧服传》辈，今文编次有讹耳。逢禄以此诬污，是不寻文义之过也。刘氏父子校秘书，乃以秘书校常行本，改常行本之字，而不改秘书之字。若子骏改窜秘书之《左氏春秋》以就己意，则自北平献书、共王坏壁以至子骏，百有余年，墨漆新故，势有不符，设博士求观其书，宁不自败？若张、鲁二本，一改一否，以不改者示博士，则所建立者，仍非己所改本，亦何苦劳心而为此也？且《刘歆传》云：‘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云云，如有改窜，又岂能欺其父邪？”(13)
尧案：张高评先生《左传导读》曰：“章氏此言，洵平情之论也。”(14)其言殆是。
由此可见，《春秋左传读叙录》所言，大抵合情合理，不会给读者很强烈的“穿凿”感觉。那么，俞樾为甚么说《春秋左传读叙录》“未免穿凿”呢？笔者怀疑诸祖耿把《春秋左传读》和《春秋左传读叙录》二书混乱了。
与《春秋左传读叙录》不同，《春秋左传读》给笔者很强烈的“穿凿”感觉。笔者尝撰《论章炳麟〈春秋左传读〉时或求诸过深》一文(15)，指出《春秋左传读》的穿凿之处。
(1)例如隐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章氏竟言：“乌乎！吾观《春秋》首书此事于开端建始之时，而知《公羊》家为汉制法之说非无据也。夫京之耦国，犹汉初之莫大诸侯也。段之为母弟，犹汉初之淮南，厉王也。”(16)强藩耦国，无代无之，章氏竟谓“《春秋》开端书此，为汉初垂戒也”，岂非穿凿！
(2)又如隐、庄、闵、僖四公元年《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下，皆无“公即位”三字，隐公元年《左传》释其故曰：“不书即位，摄也”，庄公元年《左传》曰：“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公元年《左传》曰：“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元年《左传》曰：“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是隐、闵元年《左传》作“不书即位”，庄、僖元年《左传》作“不称即位”，章氏曰：“刘子骏注：‘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贾侍中同。……《贾子·道德说》云：‘书者，箸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着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箸者也。’《孝经援神契》云：‘书，如也。’《说文序》云：‘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称字，据《说文》，借为称。《释言》云：‘偁，举也。’《释训》云：‘偁偁、格格，举也。’《说文》云：‘偁，扬也。’‘扬，飞举也。’《晋语》：‘举而从之。’注：‘举，起也。’《齐策》：‘三十日而举燕国。’注：‘举，拔也。’《淮南·道应》：‘举白而进之。’注：‘进酒也。’是书者，实箸此事，文与事相如也。偁者，飞举此事，举有拔起之训，则是文过于其事也。隐以子少摄位无论矣，闵以子弑代立，言‘恩浅可忍’云何？曰：较之庄、僖，则闵子弑，而庄君戕也；闵继一弑，而僖继二弑也。故隐、闵‘恩浅可忍’，庄、僖‘恩深不忍’。可忍者，《春秋》许其即位，但不如其事以着之；不忍者，并罪其即位。虽立，未讨贼，犹不立也。不立而言即位，是谓文过其事，故不称即位也。《传》文义训如此，杜预妄以为一，不知文有散言、析言之异。散言则偁亦书也，故《墨子·经》云：‘举，拟实也。’襄二十七年《传》云：‘仲尼使举，是礼也。’此皆与‘书者，如也’同。至析言则异矣。”(17)
尧案：鲁隐公之父惠公的元妃孟子。(18)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惠公又娶仲子于宋，生桓公。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惠公爱之，有以仲子为夫人之意。故惠公薨，隐公追成父志，以位让桓；但桓年少，隐且摄君位，待其年长，故于岁首不即君位。(19)此章氏所谓“隐以子少摄位”也。“闵以子弑代立”者，子谓子般，庄公子。庄公薨，子般即位。庄公之长弟庆父使圉人荦弑子般，其三弟季友奔陈，立庄公庶子闵公为君，国乱，不得行即位之礼，故《春秋》不书即位。(20)至于章氏谓“庄君戕”者，盖指鲁庄公之父桓公遇害于齐。初，鲁桓公会齐襄公于泺，后相随至齐，桓公夫人淫于襄公，桓公谪之，夫人告襄公。襄公遂设宴享桓公，宴毕，使公子彭生助桓公登车，搚其躯干而杀之。及鲁庄公立，以父弑母出，遂不忍行即位之礼，故《左传》曰：“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21)章氏谓“闵继一弑，僖继二弑”者，指庆父弑子般而闵公继位，庆父再弑闵公而僖公继位也。庆父既弑闵公，季友以僖公适邾，故僖元年《左传》曰：“不称即位，公出故也。”(22)章氏曰：“隐、闵‘恩浅可忍’，庄、僖‘恩深不忍’。可忍者，《春秋》许其即位，但不如其事以着之；不忍者，并罪其即位。虽立，未讨贼，犹不立也。不立而言即位，是谓文过其事，故不称即位也。”考子般遭弑而闵公立，庆父犹在，未尝讨贼也；及闵公遭弑，庆父奔莒，季友立僖公，以赂求庆父于莒，莒人归庆父于鲁，及密，未获赦，庆父乃自缢，是终讨贼也。章氏反谓僖“恩深不忍”，又谓“虽立，未讨贼，犹不立也”，所言适与事实相反，至可异也！“称”本训“铨”，借为“偁”，遂有“偁扬”之意，又引申为“述说”、“记载”。不称即位，犹不载即位，与不书即位固无异，孔疏引《左传》内证，辨之甚详，其言曰：“《传》于隐、闵云‘不书即位’，于庄、僖云‘不称即位’者，《释例》曰：‘丘明于四公发传，以“不书”、“不称”起文，其义一也。’刘、贾、颖为《传》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博据《传》辞，殊多不通。案：杀栾盈则云‘不言大夫’，杀良霄则云‘不称大夫’，君氏卒则云‘不曰薨’、‘不言葬’、‘不书姓’，郑伯克段则云‘称郑伯’，此皆同意而别文之验也。《传》本意在解《经》，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书’、‘不称’义同之意也。”(23)章氏求诸过深，反生穿凿。
(3)又如郑庄公之母武姜爱少子段，为之请京，庄公顺武姜之请，使段居京，谓之京城大叔。其后大叔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已，继而收贰以为己邑，终袭郑。庄公遣兵伐之，京叛大叔段，段入于焉，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24)旧史当云：“郑伯之弟段出奔共。”今隐元年《春秋》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释之曰：“不言出奔，难之也。”杜预注曰：“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章氏《春秋左传读》曰：“郑伯此时虽有杀志，然段实出奔，亦何难言之有？今考《诗·竹竿》：‘佩玉之傩。’传：‘傩，行有节度。’陈氏奂曰：‘《执竞》：“威仪反反。”传：“反反，难也。”’难即傩。然则此难谓行有节度也。盖奔者仓皇逃死，疾行也，难者从容有节，徐行也。两者正相反对。（章氏原注：‘《庭燎》：“哕哕，徐行有节。”是行有节度者必徐。’）圣人以郑伯当缓追逸贼，使段得徐行去国，不至急遽逃死，而郑伯不然，段果出奔，而非徐行矣。故不书出奔，以使段得徐行，此以权在《春秋》，不在郑伯，所以教万世为人君兄者，而非为当时之事实志也。”(25)
尧案：《左传》释《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之全文为：“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皆就郑庄公及叔段立说。孔疏曰：“郑伯志在于杀，心欲其克，难言其奔。故仲尼书‘克’不书‘奔’，如郑伯之志为文，所以恶郑伯也。”其言是也。服虔曰：“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此郑伯之志意也。”(26)亦谓郑庄公志在必杀，难言其奔。章氏谓“难”为“傩”之假借，“难之也”，即“傩之也”，谓孔子以为郑庄公当缓追叔段，使段得从容有节徐行去国，其说未免迂曲无据。
由此可见，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的确有相当明显的“穿凿”问题。如果俞樾看了这本书，摇头说：“虽新奇，未免穿凿。”那就一点也不奇怪。因此，笔者颇怀疑诸祖耿是把《春秋左传读》和《春秋左传读叙录》二书混乱了。事实上，把这两本书掉乱的也不乏其例。熊月之所着《章太炎》，即误以《春秋左传读》为《春秋左传读叙录》，熊氏《章太炎》说：
在诂经精舍里，章太炎还写成了《春秋左传读》一书，五十多万字。他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专门驳斥常州今文经学派刘逢禄等人。书成之后，呈送俞樾过目。老先生阅后，连连摇头，说是“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这说明章太炎这时的学问还不那么成熟。这本书也没有立即刊印。(27)
专门撰述以驳斥刘逢禄的，应该是《春秋左传读叙录》，而不是《春秋左传读》。《章太炎全集（二）·春秋左传读校点说明》云：
《春秋左传读叙录》，原名《后证砭》，为反驳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后证》而作，论证《左氏春秋》“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28)
又云：
《春秋左传读》，撰于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作者承袭干、嘉汉学传统，熟练地运用前人文字音韵学成果，广泛地对《左传》和周、秦、两汉典籍进行比较研究，在考订诠释《春秋左氏传》古字古词、典章名物、微言大义方面，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见解。(29)
两书分别甚明，只要把二书阅览一遍，即可清楚知道。固然，《春秋左传读》对刘逢禄也不是完全没有驳斥，《春秋左传读叙录.序》云：
懿《左氏》、《公羊》之衅，起于邵公。其作《膏肓》，犹以发露短长为趣。及刘逢禄，本《左氏》不传《春秋》之说，谓条例皆子骏所窜入，授受皆子骏所构造，箸《左氏春秋考证》及《箴膏肓评》，自申其说。彼其摘发同异，盗憎主人。诸所驳难，散在《读》中。(30)
尧案：章氏《春秋左传读》驳斥刘逢禄之说，黄翠芬于《章太炎春秋左传学研究》第147-148页，尝加罗列，并云：
纵观《左传读》散见章氏驳刘氏之说，针对公羊家言仅能零散论议，反驳相当有限。真正深切完整的驳辩，有待专篇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因此，完成专文驳刘逢禄之说，还是以《叙录》为主。(31)
黄氏所说甚明。至于俞樾阅罢《春秋左传读叙录》摇头之说，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说得比较清楚。诸氏述章太炎之言曰：
既治《春秋左氏传》，为《叙录》驳常州刘氏。书成，呈曲园先生，先生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32)
章太炎着《春秋左传读叙录》驳刘逢禄是合乎事实。不过，呈交俞樾，俞樾阅后摇首，认为“虽新奇，未免穿凿”的，是不是《春秋左传读叙录》，却不能使人无疑。可能章太炎跟诸祖耿等谈话时，既提到着《春秋左传读叙录》以驳刘逢禄，同时又提到《春秋左传读》书成，呈交俞樾，俞樾摇首曰：“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诸祖耿却把两件事混在一起。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诸祖耿是江苏无锡人，两人语言上可能有些阻隔，诸祖耿对《左传》又无专门研究，听的时候精神稍不集中，便会弄错。《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16日出版之《制言半月刊》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发表时章太炎已逝世，发表前有没有经章太炎过目，则无从得知。(33)
在章太炎生前，《春秋左传读》从未正式梓行。章氏曾多次谈到对此书不甚满意。在1907年出版的《国粹学报》中，章氏发表《与人论国粹学书》，其第二书云：“左氏故言，近欲次录，昔时为此，亦几得五六岁，今仍有不惬意者，要当精心汰淅，始可以质君子，行箧中亦有札记数册，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氐十可得五耳。”32其自定年谱于《左传读》亦云：“……书成，然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删不用，独以‘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行世。”(34)由此可见，章氏认为《春秋左传读》“多穿凿失本意”，其自我评价，很可能是受昔日老师俞樾评语的影响。由于“尚多凌杂”，“中岁以还，悉删不用”，但却以“叙录”行世，可见他认为《春秋左传读叙录》没有问题。《章太炎全集（二）·春秋左传读校点说明》说：
《春秋左传读叙录》……一九○七年发表于《国粹学报》。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初集、浙江图书馆《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章太炎先生所着书》俱收录此书的增订本。(35)
上海右文社《章氏丛书》初集出版于1916年，(36)《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刻本出版于1917-19年，(37)《章太炎先生所着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于1924年。(38)如果章太炎认为《春秋左传读叙录》穿凿，便不会让它一再出版。
沈玉成先生《春秋左传学史稿》也认为《春秋左传读叙录》是一本有价值的书，指出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驳斥伪作说颇能言之成理，后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表》时，其议论也多由此引发。(39)
综上所论，笔者大胆地提出诸祖耿将《春秋左传读》与《春秋左传读叙录》二书混淆，此一怀疑，以就正于方家。
注释：
①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半月刊》，1936年9月第25期。
②参见《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0页。
③《左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景印清嘉庆20年[1815]南昌府学重刊宋本，第11页。沈文阿：《春秋正义·序》作“沈文何”（《左传注疏》第4页），《隋书·经籍志》作“沈文阿”（《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0页），今从《隋书.经籍志》。
④《左传注疏》，第11页。
⑤参见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7页。
⑥《章太炎全集（二）》第810-812页。
⑦参见张高评：《左传导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⑧原载《文史》第十一辑第1-33页，后收入胡氏所着《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参见《中国古代文学论稿》，第5051页。
⑨《汉书》，第1713页。
⑩《章太炎全集（二）》，第821-822页。
(11)张高评：《左传导读》，第107页。
(12)《章太炎全集（二）》，第826-828页。
(13)《章太炎全集（二）》，第834页。
(14)张高评：《左传导读》，第115页。
(15)见拙着《左传学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30页。
(16)《章太炎全集（二）》，第66-68页。
(17)《章太炎全集（二）》，第71-72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页释“孟子”曰：“孟是排行，即老大……子则母家姓。宋国姓子，则孟子乃宋国女。”
(19)参见《左传》隐公元年及注、疏。
(20)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254、256页。
(21)参见桓公十八年及庄公元年《左传》及注、疏。
(22)参见闵公二年及僖公元年《左传》及注、疏。
(23)此为《左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下之孔疏。
(24)参见《左传》隐公元年。
(25)《章太炎全集（二）》，第85页。
(26)《左传注疏》，第37页。
(27)熊月之：《章太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8)《章太炎全集（二）》，第2页。
(29)《章太炎全集（二）》，第1页。
(30)《章太炎全集（二）》，第808-809页。
(31)黄翠芬：《章太炎春秋左传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32)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5期。
(33)《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一文开端曰：“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本师章公寓苏州十全街曲石精卢，为乘六、澐秋、伸荦、希泌诸兄道此，祖耿得从旁记之。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识。”此文大概于1933年8月12日写成，《制言半月刊》第25期于1936年9月16日出版，中间相隔约三年，但发表前有没有经章太炎过目，则无从得知。
(34)《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5页。
(35)《章太炎全集（二）》，第2页。
(36)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3页。
(37)参见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
(38)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788页。案：《章太炎先生所着书》，汤书作《章氏丛书》。
(39)详见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