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大多是为了一己私利，动用各种手段上位的，因此为民是假，谋权是真，真正为民着想的好官员凤毛麟角，因此才收到百姓的爱戴。

过去，人们大多称州县一级的地方官为“父母官”，不过，在那个“十官九贪”的社会，真正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并不多。只有那些公正廉明、贴近百姓的基层官员才配称为“父母官”。因为这一称谓，是从为百姓办事、受百姓拥戴的汉代的“召父(召信臣)”和东汉的“杜母(杜诗)”开始的。 《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末元帝时，南阳郡(今南阳市)太守召信臣，字翁卿，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视民如子”，他遵循“为民兴利，务在富之”的“八字方针”治理南阳，成绩十分突出。他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他还亲自指导农耕，经常出入田间地头，有时住宿于农家，贴近百姓。很快使百姓“民得利，蓄积有余”。他在南阳数年，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召父”之后不足百年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百姓又迎来了一位叫杜诗的太守。《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今河南卫辉市)人，东汉初曾任成皋(今郑州荥阳市)令和汝南(今河南汝南县)都尉，后升任南阳太守。他治南阳，一是提倡节俭，“省爱民役”;二是“造作水排，铸为农器”;三是“修治陂池，广开土田”;四是“诛暴立威”，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豪绅长吏及土匪流氓实行严厉打击，为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其结果是“郡内比室殷足”，使南阳成了“小天府”。

由于南阳百姓深蒙“召父”、“杜母”之福，于是就把召信臣和杜诗二人称为“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并立祠纪念。自此，“父母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遍及华夏大地。这就是“父母官”称谓的来历。